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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絕境 “只有在國際技術統治所偏愛的領域即經濟科學領域對國際技術統治提出挑戰，并同國際技術統治所利用的支离破碎的知識針鋒相對地提出一种更為重視這些技術統治所面對的人和現實的知識，我們才能有效地克服國際技術統治。” ——法蘭西學院教授皮埃爾·博迪 1995年12月12日在巴黎里昂火車站對罷工者的講話 民主能承受多少市場？几年前，追問這一問題還顯得是多余的。終究是在西方的民主社會中，市場經濟明顯地使更多的人過上了沒有太大的物質憂慮的生活。市場加民主，這是胜利者的公式，它最終迫使東方的政党專制不得不就范。 但共產主義制度的終結并不標志著歷史的終結，而是標志著社會變革的惊人的加速發展。從此，足足有十億的人又納入了世界市場經濟的范圍，而各國國民經濟才真正地開始交織在一起。二戰后福利國家的創始人從痛苦的經驗中所學到的東西現在愈加清晰地顯露出來：市場經濟与民主決不是和睦一致地向所有的人提供福利的不可分离的孿生兄弟。相反，西方古老的工業國家的這兩重核心理想始終都是相互矛盾的。 只有當選民們感受到与了解到，每一個人的權利与利益都算數，而不僅是有經濟地位的人的權利和利益才算數時，以民主為宗旨的社會才是穩定的。因此，民主派的政治家們必須謀求社會均衡，為共同福利而限制個人自由。但与此同時，市場經濟要取得繁榮，就無論如何都需要有企業界的自由。只有考慮到個人的利益，才能釋放出人們的力量，使他們通過創新与投資創造出新的財富。正因如此，企業家与股東們向來都是在試圖貫徹（資本上的）強者的權利的。西方在二戰后的政策所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就在于它在這兩极之間成功地找到了恰當的均衡。社會市場經濟的觀念無非就是如此，這种社會市場經濟保障了西德人享有了40年之久的穩定与和平。 但這种均衡現在已不复存在。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控制能力的喪失使天平愈來愈傾向于強者。新的全球經濟的設計師們以令人惊訝的盲目無知拋棄了全球經濟的成就的奠基人的觀點。不斷地降低工資、延長勞動時間、削減社會福利費用，在美國甚至完全放棄了社會保障体系，据說這樣能讓人們“精神抖擻地”迎接全球性競爭。對于大多數康采恩領導人与自由派經濟決策人來說，任何反對這項計划的作法純屬維持現狀的無益之舉。他們說，全球化進程是不可阻擋的，只有工業革命才可与之相匹配。誰要想抵制這一進程，最終就會像19世紀英國那些搗毀机器的人一樣自行滅亡的。 是走入30年代嗎？ 可能發生的最大災難是全球化推行者的這种類比成為現實。向工業時代的過渡，是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時期。當舊的封建立同新生資本家聯合起來，借政府的暴力清除了古老的价值規范、手工業者的行會制度、維持農村居民過貧窮的但卻是穩定的苟延殘喘的生活的習慣法時，他們造成的不僅是几百万人的深重苦難。同時，他們還在自己的國家中喚起了無法駕馭的反對派運動，這些運動的破坏性力量最初導致尚在萌芽狀態的國際自由貿易体系分崩离析，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和共產党人在東歐奪取政權。 出生于維也納并流亡美國的社會歷史學家卡爾·波蘭依在其1944年出版的論述“大轉折”的輝煌巨著中詳盡地闡明了，用于人類勞動力的市場法則的實施以及古老社會結构的解体，是如何迫使歐洲國家越來越深地陷入非理性的防御措施的。波蘭依說，建立自由的市場，“決不會取消控制与干預，相反要大大地加強控制与干預”。不受約束的市場經濟伴隨著景气危机越是造成破產風波与針對貧困的暴亂，統治者就越是感到有必要限制人們自由地施展力量。最初，統治者只是鎮壓工人的各种反抗運動，后來，他們則關閉市場，以對付過多的競爭，尤其是對國外關閉市場，而國外馬上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政府的日常論題不再是自由貿易，而是貿易保護主義，它的詞意即“保護政治”，這最晚起自世紀之交，而在20年代蔚然成風。最終，他們情不由衷地借越演越烈的貿易戰和貨幣戰將當時已充分地交織在一起的世界經濟推入了30年代初的大蕭條之中。 波蘭依描述的這种對于釋放市場力量的反作用模式肯定不能生搬硬套到當今全球化的高科技經濟中。他的結論也是這樣。在19世紀占主導地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以為，可以用國際性的、自我調節的市場体系來塑造他們的社會。波蘭依將這稱為危險的‘烏托邦”，它必將自行失敗，因為這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始終會侵害社會穩定。 今天，所有那些主張修剪福利的國家、無條件地進行重新調整的人們重又沉湎于有關自我調節的市場這類烏托邦。但他們“以市場為本位的思想不過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式文盲”，社會學家烏爾里希·倍克就是這樣形容那些固守供求法則的所謂革新人士不顧歷史的熱情的。依靠社會的經濟的基本權利來改善資本主義，決不是一种因其少而又少人們就可以放棄的恩惠性善舉。不如說，這是對20年代歐洲深重的社會沖突与民主之失落的反應。倍克說：“只有擁有住房、穩定的工作崗位以及由此而來的物質前途的人，才是享有民主和賦予民主以生机的公民。有一條朴素的真理講的是：沒有物質保障，就沒有政治自由。這就是說，沒有民主，就是新舊极權制度和意識形態對所有人的威脅。” 正是出于這一理由，即使是在90年代，市場与民主的矛盾也具有了令人苦惱的緊迫性。誰要想認識的話，早就認識到這种傾向了。歐洲和美國居民當中持久的排外浪潮就是一個确鑿的標志，而政治對此早有考慮了。几乎在歐洲的所有國家和美國，難民和移民的人權由于越來越嚴格的移民法和越來越嚴厲的監視手段而明顯地受到了限制。 最近的排外運動是針對社會上經濟實力弱的人群的：領取社會救濟金的人、失業者、殘疾人和未受培訓的年輕人越來越体會到，那些再一次發跡的人是如何不再同自己同舟共濟的。就連平和的中產階級市民也由于受到敗落的威脅而轉變成為富裕的沙文主義者，不再愿意為世界市場上的賭博中的輸家支付錢財。新右翼党團的政治家們——在德國主要集中在自由民主党中——將公眾對社會寄生者所抱有的不滿心理表述為這樣一個論點，即必須把養老、疾病和失業的預備措施重新交給個人負責。在美國，有一半的公民，尤其是社會底層的公民，已不再參加選舉了，而新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甚至在議會中獲得了多數，他們仿照巴西的榜樣，將自己的民族分成三六九等。 下面將在邏輯上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婦女。德國基督教民主党制定家庭政策的人土決定，以扣除工資來懲罰開病假條的怀孕婦女，這就讓人預料到，婦女的境況將會怎樣。單身養育子女的母親們指望著社會救濟，她們本來就在天天為生存而掙扎了。至于還要如何排斥婦女，自由派的《金融時代》作了一番典范性的論證。一位男性評論員尖銳地分析說，隨著不平等狀況的日益加劇而出現的最危險的問題就是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他們由于缺乏就業机會而容易從事暴力与犯罪。他們主要是要同婦女就業者進行競爭，這些婦女已經占据了國內不熟練勞動崗位的近三分之二。因此，最好的做法莫過于“限制婦女（就業）之路，她們不會馬上就成為危險的犯罪分子的”。未來的經濟政策准則必須這樣講：“給小伙子更多的工作。” 這樣，迄今的各個福利國家充滿了日益突出的沖突，而各個福利國家及其政府很快就再也不能夠緩解這些沖突了。如果不能及時地采取相應措施，就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波蘭依所講的意義上的社會性自我防衛效應。可以預見，這种效應會重又帶上貿易保護主義的、以本國為本位的特征。 在康采恩領導人与經濟學家當中，那些頭腦較為清醒的人士早就看到這層危險了。不僅是資深的BDI董事長蒂爾·耐克在憂慮地說，“全球化導致的結构轉變速度，有越來越多的人适應不了。我們如何才能控制這一過程，做到既保持市場開放，但又能駕馭各种變化？”在多個國家擁有1000所子公司的机械設備制造公司老板皮爾斯·巴爾耐維克甚至警告說：“如果各個企業都不能應付來自貧困和失業的挑戰，則擁有財產的人与窮人之間的緊張關系將導致明顯上升的暴力和恐怖活動。”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創立者兼領導人克勞斯·施瓦普——作為這樣一個人物，他無疑具有各种社會空想色彩——清楚地看到這些征兆。“人們為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施瓦普警告說，已達到“這樣一個水准，它使得全部民主式社會結构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驗”。蔓延開來的“無助与恐懼气氛”是一場突發的与無法控制的倒退的前兆，這是一場“無論如何都應當嚴肅對待的”倒退。施瓦普講：“政治与經濟的領導人需要說明，新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如何運行，才能給多數人（群眾）帶來利益，而不僅是給康采恩的經營者与投資者帶來利益。 但一味信任市場的人是不會做出這种證明的。他們隨時都在論證，擴大著的國際分工如何有助于促進世界經濟的繁榮。世界市場一体化在經濟上效益很高，但在分配以這种方式創造出來的財富時，全球性經濟這架机器則由于缺乏國家的干預，而運轉得遠不是那么高效了。被遺棄的人數遠遠超出了獲益的人數。 正因如此，迄今推行的全球一体化政策是沒有前途的。而沒有社會与國家的保障，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則維持不下去。當然，波恩不是魏瑪，除了由前南斯拉夫產生的几個國家外，今天的歐洲各國無論對內對外都比70年前無法比擬地平靜得多了。沒有旨在推翻現政權的共產主義運動，歐洲也沒有哪個將軍或軍火工業家想到去發兵占領鄰國。但今天由于跨國市場無序發展而來的危險，是同當初完全一樣的。在電腦聯网的世界金融市場上進行炒作的億万富翁們最清楚，又有一場世界范圍的交易所騷亂正在醞釀之中。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各民主党派都在垂死掙扎，因為它們不知道，自己如何以及在哪里下手才能控制局面。但是，如果政府只是全力以赴地要求民眾為取得某項進步而做出犧牲，而這項進步僅僅對少數人有益，那么政府就必須做好落選的打算。每增加一定比例的失業率，或每降低一定比例的工資，隨之就增加一分風險：束手無策的政治家們會采用貿易保護主義這种急剎車的辦法，重新挑起貿易戰、貨幣貶值戰，從而導致所有各國的經濟混亂和福利損失。為此，根本無需讓民族主義者或另外別的什么派別贏得選舉。不，就連迄今執政的主張自由貿易的政治家們如果想贏得足夠的選票，也會日漸轉向貿易保護主義。 事情可以是這樣的，但不一定是這樣的。今天，我們終究可從歷史經驗中吸取寶貴教益，即一個國家是無法自行其事地擺脫世界市場的不景气狀況的。因此，我們必須探索和嘗試其他出路。誰要想阻止向經濟民族主義的倒退，就必須堅持借助于某种經過更新的福利國家体制來控制無限的市場，使得所有公民都可分沾這巨大的效益与盈利。只有這樣，人們才會像迄今為止那樣，依舊普遍地認可向世界開放的市場体制。 但是，僅靠選舉出恰當的政党，借助他們政治上的意志行為在德國、法國或任何其他歐洲國家重建經濟和社會穩定，是希望渺茫的。60年代和70年代初那∼段時光已不可恢复，那時，各國政府相對獨立地通過稅收來确保本國适度的公平分配，并通過國家的投資計划來抑制景气的危机周期。為此，經濟网絡化走得太遠了。在爭奪世界市場這塊蛋糕的份額的全球性角逐中，各國都駛上了多車道高速路，直至發生大的碰撞為止，各國才會在自身面臨危險時掉轉車頭。 掉頭的做法是根本不值得寄予厚望的。世界范圍的經濟一体化畢竟蘊藏著無數的机遇。生產力超乎想像的增長同樣可用來讓越來越多的人免于貧困，并在迄今的福利國家對耗費資源的經濟進行生態性改造。因此，問題似乎取決于如何將世界市場上迄今的自殺牲角逐納入社會和民主都能承受的軌道上來，并將不合理的全球化進程轉變為全球性的均衡發展。 如何抑制這种向1：5的社會（即前文所提到的20；80的社會。——譯者注）發展的趨勢，各种方案与戰略部是現成的。而首要步驟在于，限制金融市場上的當事人的政治權力。在對外匯貿易与國外貸款進行征收營業稅方面，發行貨幣的銀行与西方七國政府沒有必要再對貨幣交易人所提出的過分的要求作出讓步。它們無需不斷地靠過高的利息來遏制投資，無需同無傷大局的通貨膨脹作斗爭，而可以攜手靠低息銀行貸款來拓展企業界的自由，以此促進更多的增長与就業。 必須堅持不懈地將這些同某种生態稅改革配套進行，這种生態稅改革要大大地提高資源消費費用，并通過降低社會公共福利繳款來提高勞動力的价值。只有這樣，才能阻止人們繼續浪費一切經濟活動的生態基礎，阻止人們去剝奪未來的人的机遇。 此外人們目前普遍認為有必要改善教育体制的作用与效益。如果說工業社會的确要讓位于信息社會，那么，由于各家康采恩和富有的人拒絕納稅使國庫空虛，歐洲和美國有越來越多的青年人沒有机會受教育，各所大學也荒廢下來，這就是一件古往今來聞所未聞的丑事。 為了能讓更多的人受教育，也是為了通過國家的干預而在例如像有利于環境的交通网絡中創造更多的工作崗位，必須為國庫開辟新的收入來源。僅此而言，那么財產所有人的利息收入就不能再免稅。同樣，對奢侈品征收高額增值稅就是從更多地考慮到納稅方面的公正性出發的。 危險的世界警察 所有這些設想都建立在一個目前尚不存在的共同前提上，這個前提就是：既要有有能力的政府用這些改革措施來應付這种新的全球化情況，又不致遭受資本流失的打擊。唯一尚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出這一轉變之舉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個超級經濟与軍事大國。但是在目前，指望美國積极主動地對市場力量進行社會控制以有利于各國人民，這几乎就是望梅止渴。相反，可以預料的是，未來的美國政府會更多地采用貿易保護主義這种表面上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并以犧牲其他國家的貿易利益為代价來做到這一點。 這与美國的傳統并不抵触。還從未有過一個無私的美國來幫助其他國家解決它們的問題。美國政府無論打什么旗號，謀求的向來只是它所認定的本國利益。只要還必須同東方的惡魔之國相抗爭，就要有一個繁榮、穩定的西歐，它可以用來向共產主義炫耀資本主義美好的一面。而如今，華盛頓再不會因這一目的而需要歐洲了。當需要為了設在美國本土上的自己企業的利潤而把外國產品与服務從美國市場或其他重要市場排擠出去時，美國政府在這种利益驅動下會毫不遲疑地通過政治來彌補市場力量的不足。1995年美元危机時，克林頓政府已經讓人們嘗到了未來的大西洋沿岸沖突的最初滋味。1996年8月，打擊接踵而至。美國總統借口同恐怖主義作斗爭簽署了一項法令，要將所有同利比亞和伊朗做生意的歐洲和日本的企業赶出尤其是石油和建筑工業的美國市場。歐共体各國均隨即意識到自己必須回敬以相應的報复措施。正是由于美國式的福利國家已然不行了，它的人民無須承受來自世界市場的危机性沖擊，所以可以預料，這种針對全球化的“逆流”恰恰會來自于把對市場的絕對服從推廣到全世．界的那個國家。這位北美巨人不僅作為軍事上的世界警察越來越令人無法指望，作為自由的世界貿易的保護者，它也不行。 歐洲的選擇 面對這种危險，歐洲各國能夠也必須攜手并進。但出路并不在于建起一座歐洲的壁壘來對付北美的未來壁壘。歐洲的优勢之一，就在于它了解各國之間的相互經濟封鎖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不要建立歐洲壁壘，而是要作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充滿力量的歐洲式選擇來代替那种具有破坏性的、盎格魯一薩克森式的市場激進主義。借共同的幣制、多災多難但已成過去的共同歷史組成一個政治聯盟，會在世界政治力量角逐中毫不遜色于美國与未來的強國中國和印度。經濟上的強大是世界市場上唯一重要的力量因素，多年以來，美國的貿易戰略已然證明了這一點。有約4億消費者的市場作依靠，一個統一起來的歐洲同樣可以發揮出力量，首先在歐洲內部，其后在歐洲以外形成一條新的經濟政策，它奉行的將是約翰·邁納德·凱恩斯与路德維希·艾哈德的原則，而不是米爾頓·弗里德曼与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的原則。只有統一的歐洲才能在沒有任何束縛的全球資本主義中貫徹社會均衡的原則与生態改造的原則。 更為糟糕的是，從里斯本到赫爾辛基的政府樞紐中，許多有此信念的歐洲人迄今僅僅是在技術統治之路上推進了歐洲的一体化，他們將選民們排斥在對歐洲未來的籌划之外。其結果便形成了康采恩的歐洲，在這個歐洲，那些官員們——無所謂是誰——有無處不在的工業界的据客作顧問，他們按照美國的樣式，把導致社會分化的市場計划注入歐盟法規，而沒有讓公民們哪怕只是認真地了解一下這种法規的优缺點。隨著國內市場已開發完畢，歐洲各國都變得無法進行改革了。由于彼此依賴，它們都不能單獨行事了。而這些國家都缺乏多數決策所需要的民主傳統。因此，一個有生命力的歐洲聯盟所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對自己的決策過程認真地進行民主化。只有當內閣閉門造車式的立法被公諸于眾，只有當歐共体的每一項立法都在各國議會中，并在有外國發言人參与的條件下，得到了討論，歐洲的選擇才有真正的机遇。只有既動員起歐洲的力量，又民主式地策划這場變革，才可恢复改革的能力。 這決不意味著要建立起再度泛濫成災的官僚式國家体制，來管理所有的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情況有可能完全相反。在歐洲重新确立政治對經濟的优先地位，就會拆除官僚主義這條九頭蛇迄今賴以不斷長出頭來的溫床。如果歐洲范圍內的稅收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基本路線是通過政治途徑，而非經官僚們磋商而制定出來，在所有歐共体國家當中越來越亂成一團的納稅制度就失去了基礎，而正是國際上納稅制度的漏洞使國家財政每年損失几千億元。瘋狂地膨脹起來的分發各种津貼的國家机构也是如此，之所以無法對它進行監督，是因為歐洲聯盟無決策能力，它不能在各國財政之間保持簡單的財政平衡。 誰說歐盟的公民還沒有認可一個統一的歐洲，就是在顛倒黑白。民主不是一個狀態，而是一個過程。可以肯定的是，選民們對技術統治式的歐盟并不怎么滿意，他們是有道理的，但多年來，他們搞垮了各個國家的國內民主，使之變得可笑了。可以肯定的還有，絕大多數的歐洲人并非情愿走美國和英國式的社會自我分裂之路。如果說民主化的歐盟是維系社會穩定、生態的未來与國家主權的唯一可行之路，那么至少在法國、南歐國家和斯堪的納維亞，這項規划會得到大多數人的政治支持。 但果真有一种將歐盟從官僚主義的死胡同中解救出來的政治力量嗎？可能還沒有，也可能已經有了。成千上万的歐洲公民都在工作崗位上、在鄰里交往中、在無數的社會活動与生態活動中，以各种各樣的形式致力于有關世界市場迷夢的選擇，致力于社會合作。無論是在綠色和平組織、社區中心或婦女之家，在工會或教堂，還是在救助老弱病殘的活動、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活動、或救助流亡者的組織中，每天都有許多人士在各處為作為公民參与有益于公共福利的活動而作出巨大的犧牲。這一公民群体比它的許多志愿者們所意識到的要強大得多。組織起來的工人們肯定不會听信別人說，他們反抗勞動貶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只是在阻撓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已。正義不是市場問題，而是權力問題。因此，在法國、比利時和西班牙，群眾性罷工都打出了恰當的旗號。即使這些罷工部分地有利于維護有特權的國家公務人員的利益，它們作為抗議自下而上的再分配的行動也是合法的，而這些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公民也是這樣看的。否則群眾的公開性支持不會如此廣泛。在倫敦、波恩和羅馬的大規模工會示威同樣是一個遍及歐洲的力量的標志，而各國政府再也無法忽視它的存在了。 有許多大的基督教會的積极活動家与代表人物都在為這些同樣的目的而做著努力，雖然那些態度消极的成員們脫离了教會，但教會為熱心的青年人提供了更多的從事自己的社會活動的空間。如今又有許多人參与德國基督教教會大會了，這標志著在高效率的社會中，人們普遍需要引導与互助。 這期間，歐洲經濟与政治界的精英人物們未雨綢緞。許多人一想到這片古老的大陸將進一步美國化就感到深深的不安，即使他們沒有明言。有一些有勇气的人已開始公開地另辟蹊徑了。例如，億万富翁、歐洲工業保險業董事長羅爾夫·格爾林就同他那財大气粗的行業的其他代表人物一道，致力于對工業國家作生態改造。“我們的世界完全變了”，格爾林這樣說道，他預言會有一次“類似于從中世紀到近代那樣的”划時代變革。他想用自己的一部分資本促成企業創造出的的确确适應于未來的產品。与德國相比，羅馬語族國家的有影響力的工業界人士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對自己國家目前的路線抱怀疑態度。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要求，必須將全球化進程塑造成“可控制的”，這反映出法國企業的領導人的日益不滿，他們根本就不想降低工資檔u減工作崗位。在意大利，前菲亞特首腦烏姆伯托·阿格耐力也警告說：“如果為适應世界市場而付出的社會代价是無法承受的”，那么許多國家就會重新滋長出“閉關鎖國的傾向”。 几乎在所有的西歐國家，都有足夠的社會力量在支持民主改革，反抗市場的專制，反對分裂傾向与新右翼。迄今為止，在歐洲還未形成某种改造社會的政治力量。但這种情況會保持不變嗎？歐洲的選擇所帶有的弱點，并不在于它缺乏選民的支持，而在于它的創造性力量分散為國家性的或地區性的。但在跨國經濟的時代，局限在一國邊界內的改革觀點已不复存在了。為什么不能夠將于百万熱心的公民團結成一個可靠的同盟，給他們帶來一种超越國界的、歐洲性的觀點呢？歐盟是屬于我們大家的，不僅是屬于官僚和專家治國論者。 至于是否還來得及赶在各國公民重新分散到各國的小圈子里夫之前建立一個聯盟，對此，德國關于全球化進程的討論的結局是不無影響的。在各個党派當中，都有足夠多的政治家感覺到，目前的世界市場路線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赫爾穆特·科爾与其社會民主党對頭奧斯卡·拉封丹至少達成了一點共識，即歐盟為恢复各國的運作能力提供了唯∼的机會。各政党是否會突破國家的樊籠，并以民主的生活來充實前人的歐洲觀點，雖然木是僅僅由他們說了算，但也取決于他們。如果他們伙同自己的國外政治盟友真正致力于歐盟的民主化，那么他們所迫切盼望的泛歐洲市民社會或許就有了一線希望。只是還必須爭取自由派人士的支持，至少要爭取那些以公民權的衛士自居的人的支持。如果在沒有國家的歐洲市場這塊溫床上進一步滋生出有組織的犯罪，他們是無法拿出強有力的論据，反對建立警察監控机构這一要求的。 同樣受到損害的是歐洲最大的綠色革新政党的核心要求：對工業社會進行生態改造。這肯定要富裕國家為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一部分福利”，綠党負責稅收政策的奧斯瓦爾德·麥茨格就是這樣表述自己政党的宗旨的。迄今已習慣于奢侈浪費的大眾消費之風的北方各國不可避免地要發生深刻的變化，而我們不得不為此做出巨大的犧牲。只有用服務經濟和節能經濟來克服用過就扔的經濟，用便于行人的市政取代便于机動車的市政，從而減少交通擁堵，才有可能給南方國家創造生態空間，而這是它們為著自身的發展所需要的。但有利于資本雄厚的人的全球化再分配并未將這目標帶近一步，反而把它推得更遠了。削減工人与職員的工資消u減社會轉移支付并未給發展中國家帶來好處，只是有利于富有的、高技能的那五分之一社會成員，其他人的收入減少了多少，這五分之一的人的利息收入与薪水就增加了多少。如果大多數選民都活得惶惶不安，擔心自己不久就要倒霉，那么生態式的改革規划就再沒有机會在政治上獲得多數的支持，即使人們只是由此而感到要放棄一些消費品罷了。地位穩定的開明中產階級市民也許還會放棄自己的汽車，而福利沙文主義者則決不會這樣的。 如果歐盟各國能爭取多數的政治改革家們為了社會合作而認真對待自己的綱領中的目標，他們就必定會當真去應付國際化經濟帶來的挑戰。因此問題僅在于以歐洲的方式發展起各种机构与机制，使得重塑歐洲的政策變得可行。赫爾穆特·科爾式的歐洲會將解決歐洲問題的鑰匙即貨幣聯盟免費送上門來。貨幣聯盟使得在全球化的關鍵之處，即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推行那些促進社會福利的規則成為可能。同時，它又將歐盟國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使得這些國家要么就制定出民主形式的共同法制，要么就徹底失敗。如何利用這种机遇，關鍵取決于迄今尚屬一國的政策是否能及時從歐洲的冬眠中蘇醒過來，將任何改革之夢所及的疆域都拓展得超出各國國界之外。 有一位美國經濟分析專家、華盛頓對外關系委員會負責人埃坦·卡普斯泰因說出了事情的真相。卡普斯泰因于1996年5月寫道：“世界正無情地接近這樣一個悲劇性的時刻，未來的歷史學家會問，為何當時沒有及時地采取措施。難道經濟界与政治界的精英們沒有發覺，經濟与技術上的轉變都帶來了怎樣的深刻變化嗎？到底是什么阻止了他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避免全球性社會危机的呢？” 對于這片古老的大陸上的公民來說，這就意味著他們要選擇出，要由這兩條歐洲遺產的主流中的哪一條來塑造未來：是由可追溯到1789年的巴黎的民主潮流，還是由1933年在柏林得勢的极權主義潮流來塑造未來。結局是由我們這些選民和迄今尚多數具有民主意識的公民來決定的。市場烏托邦主義者為新右翼開辟了道路，如我們不再听憑他們來決定行動的准則，就會顯示出：歐洲會做得更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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