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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沒落和國家主權的未來 “把各個國家組織起來，這在歐洲只是犯罪和資本主義。” ——庫爾特·圖希爾斯基（1927年） “如果企業把全部資金投到了國外，人們就會說這是嚴重的情況。” ——庫爾特·圖希爾斯基（193年） 富裕的馬爾丁變得貧窮了。1996年3月初，250名稅務檢查員在法蘭克福中央商業銀行搜查了國外部和稅務部的能說明有犯罪嫌疑的文件，這使這個德國第四大銀行的頭頭大為惱火。這位總經理認為，他，馬爾丁·科爾蒙森，世界級銀行巨子之一，以及他的銀行，德國經濟中人們趨之若鶩的机构之一，都成了國家組織的陰謀的犧牲品。他在寫給銀行全体同事的報告中認為，這一次搜查是“有目的地針對我們銀行，針對我們的客戶和我們所采取的行動”。他十分傷心地說，董事會成員中沒有一個人“違反規定法律。我們的銀行無可指責”。“我們都被不公正地指責為犯了罪。” 科爾豪森深知此事之底細。在他正式說明情況以安撫銀行公關部的同一天，他的兩個董事會伙伴克勞斯·帕蒂克和諾爾貝克·凱斯貝克給負責這方面事務的法蘭克福第三財政局寫了一封信，他們在信中承認嚴重地違反了稅法，以求避免可能受到的懲罰。這兩個銀行家承認，向稅務机构提出的納稅申報表包含著“木真實的東西”。“本不應該要求駐外机构修改產值以致影響到了納稅。”他們在信中說：銀行多次以國外子公司的虧損抵消德國母公司的盈利。這樣就縮小了國內盈利，從而減輕了稅負。不久之后，《擁鏡》雜志引用檢查員的話報道說，銀行的這种做法太過分了，這种轉移虧損的做法在法律上是不允許的。《擁鏡》雜志報道說，自1984年以來，銀行遞交錯誤的納稅申報表已有10年之久。這樣，商業銀行負責稅務的負責人僅在1988年一年就把它的机构的應納稅的盈利少算37億馬克。几年來，財政總共損失35億馬克收入。 黑森州的稅務檢查員首次以具体的、确實的例證向公眾說明了知情人和財政官員多年前就已經透露的情況：在全球一体化的進程中，各跨國企業在稅法的灰色領域中進行活動，在這一領域中，對收入的征稅額輕而易舉地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財政當局在德國的這一主要銀行城市所進行的大規模的搜查活動，這是兩年多來財政當局對德國公民和公司到國外逃稅活動進行打擊的最大舉措。在非常有名的40多家分行如德累斯頓銀行、巴伐利亞抵押銀行和票据銀行、美國的梅里爾·林奇公司中，財政當局沒收了成千上万的有嫌疑的客戶的存款存根，因為他們為了逃稅而把他們的一部分財產轉移到了盧森堡、利希膛斯泰因等其他地方。有許多觀察者由此認為，財政當局對由銀行組織的有產者的逃稅行為采取不聞不問態度的時代最終已經過去了。甚至赫爾穆特·科爾面對調查報告也露出了他的“苦笑”，他說，一個把逃稅行為只看作無所謂的小事的國家，“就已經失去了它的前途”。 總理對危險的估計是正确的，确實沒有任何理由持樂觀態度。盡管財政當局經常進行艱苦的檢查和調查工作，但是在為征收財產收益稅和企業收益稅而進行的這一場已持續多年的隱蔽斗爭中未必就能取得胜利。因為只有不了解內情的私人或特別莽撞的經理才采取非法的方法逃避財產收益稅和利息收益稅。經營好的康采恩和資產管理机构沒有必要這樣做。在跨國金融市場的叢林中也可以隨心所欲地降低稅負，必要時可降到低于10％。 “你們從我們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 德國的大企業早就用事實表明了這句話的意思。例如德國盈利最高的汽車企業寶馬公司1988年還向德國財政机构交了5．45億馬克。4年之后卻只交了這一數額的6％，即3100万馬克。在隨后的一年中，寶馬公司——盡管總的利潤增加和股息不變——甚至在國內出現了虧損，并從財政机构得到了3200万馬克。寶馬公司的負責金融事務的董事福爾凱·多貝爾弗爾德坦率地說：“我們力圖把要花錢的事放到稅收最高的地方去辦，而這個地方就是在國內”。專家們估計，在1989－1993年期間，康采恩以這种方式向國家少交了5億馬克稅金。 西門子電器電子公司也在稅法允許的范圍內把它的康采恩總部遷到了國外。德國財政從1994－1995年營業年度的21億馬克盈利中得到的甚至還不到1億馬克，而1996年，西門子一文錢也沒有支付。在戴姆勒一奔馳汽車公司1994年度營業報告中也只是簡單地說，收益稅“主要是在國外”產生。甚至商業銀行家科爾豪森在1996年3月末也證明，他的稅務專家在此期間也學會了如何合法地減輕稅負。但是，他在檢查員進入他的机构之后的三周內，拿出了一份收支表，這份收支表簡直就是對普通納稅人的一個嘲弄。按照這份收支表，商業銀行1995年的盈利比去年增加了一倍，達到了14億馬克，而向國家交納的稅金卻減少了一半，還不到1億馬克。 稅收的急劇減少決不是大康采恩所特有的現象。許多中等企業的稅金也急劇減少了。這些企業系統地利用了當時各國稅收体制之間的差別，它們能夠在國際間使自己的稅負達到最优化。在專家的行話中所說的稅收計划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轉移价格”。其基礎是各子公司和分店之間超越國界的聯盟。因為這些公司相互進行前期產品貿易、服務貿易，或者說只是進行許可證貿易，所以它們能夠任意給自己規定成本的多少。因此，在國際間進行經營活動的企業的支出，總是在稅率最高的地方最大。相反，在免稅區或低稅率區從事經營活動的子公司總是能獲得過高的利潤，即使它們在那里只是設立了一個帶有電傳和兩名工作人員的辦事處。 政府机构的檢查人員對于實際生活中的這种情況束手無策。康采恩內部貿易的价格是否過高，往往根本無法證明，因為對于算進价格的各种產品來說几乎不存在可比較的市場价格。只有當康采恩的計划者的欺騙行為太明顯時，征稅人員才會抓住他們的把柄。在高稅率的日本國，許多跨國企業在90年代初就是這樣在納稅上玩弄陰謀詭計，而且在這方面已經走得很遠。1994年秋天，財政部在東京從覦多個企業（其中包括世界級公司如希巴一蓋奇公司和可口可樂公司）補交的稅款得到約合20億馬克，因為這些企業的收支平衡表中包含著過高的轉移价格。德國的赫斯特制藥公司也在其中，官方指責該公司說，在1990－1992年期間，該公司在康采恩其他子公司提供的原料中多算進了1億馬克。 被搞得神經緊張的財政官員所采取的這些小的動作當然不可能中止有組織的逃稅行為。在轉移价格不能充分奏效的地方，人們就會采取其他手段。例如人們就經常使用“雙重租金標准”的辦法。在這种場合，企業充分利用各國對租借設備規定的折舊費的差別，以求同時在兩個國家內在減少稅金的情況下積累起購置机器、汽車或飛机的費用。“荷蘭三明治”這种辦法更為流行。這种方法是把荷蘭的子公司和設在免稅區如荷蘭的安蒂爾或瑞士的企業結合在一起。利用兩地的稅法可以使十分之九的企業利潤只交納5％稅金。 不言而喻，几乎全世界的政府和立法者都力圖改進檢查方法、堵塞法律漏洞，以此對付類似上述的情況。但是這類做法效果通常不佳。一位在世界范圍內都有客戶的稅務律師肯定地說：“最后，人們可以用公司构成的复雜性來掩蓋所有的轉手銷售行為。”聯邦經濟部主要稅務專家約翰納斯·赫弗也認為，在這一領域，“事情就像兔子和刺蝟游戲一樣”。“真正优秀的稅務顧問總是走在國庫前面一步。” 正如波恩的負責財政事務的國務秘書漢斯喬治·豪塞爾所說，經營活動超越國界的企業在過去的10年中几乎使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卷入了“稅收制度競爭”。因為各個國家彼此之間都在為爭取投資而競爭，所以它們在它們的征稅員不得力的情況下只好向低水平看齊。1986年開始出現下降趨勢，當時美國政府把公司的收益稅從46％降到34％，并由此确定了一個新的世界水准。几年后，大多數其他工業國家不得不仿效這一讓步措施。 在此期間，歐洲聯盟范圍內的競爭卻采取了奇怪的形式。從1990年起，比利時向那些至少在四個國家從事經營活動的企業提出建立所謂的協調中心的建議。在那里，各康采恩可以把各种服務如廣告、營銷業務、法律咨詢集中起來，而且首先是把它們的金融業務集中起來，但是它們必須使它們在這里獲得的利潤不交稅金，而只是讓它們的一小部分地方企業支出納稅。人們都爭相仿效這种做法。受惠者的名單包括埃克森跨國石油公司、美半公司、大陸輪胎公司。歐寶公司由于在安特衛普有一個金融中心而節省了稅金，大眾汽車公司向布魯塞爾派遣了自己的海關官員，奔馳公司的免稅店就在察文特的市郊，寶馬公司的同事們駐在博爾納姆。由于比利時的慷慨，駐在歐洲聯盟心髒的金融分支机构都成了盈利最丰的子公司。例如，根据收入支出平衡表，寶馬在比利時的分支机构中獲得的利潤据稱占康采恩總利潤的三分之一，盡管在那里一輛汽車也沒有生產出來。更有意思的是愛爾蘭政府向所有那些讓“總部設在都柏林”的代理處管理自己的金融業務的机构提供逃稅机會。在形式上由駐愛爾蘭的分支机构掙得的每一個馬克利息中，只有10芬尼進了愛爾蘭的國庫。因此，在當時的城市港口四周的豪華建筑物里，將近500家跨國企業在此期間建立了自己的分支机构，德國一愛爾蘭貿易委員會領導人肯定地說，這“是第一批”。除三菱和大通曼哈頓銀行外，所有的德國大銀行和保險公司都有了代理机构，甚至卡塞爾的基督教信用公司在這里也管理著一筆資產。聯邦財政官員估計說，直至1994年，僅聯邦德國的企業在愛爾蘭的小道上隱藏了25億馬克不為德國國庫所知。 無國界的稅收旅游的結果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在政治辯論中人們對此都避而不談：除了貨幣政策、調節利率和匯率外，跨國經濟中的另一個國家主權的核心領域即征稅也逐漸消失了。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的調查表明，与法定的高稅率造成的假象不同，聯邦德國對企業和獨立勞動者的利潤的實際征稅平均從1980年的37％降到了1994年的25o。而這決不是德國特有的現象。在稅收競爭中，企業所占有的份額不僅在個別國家減少了，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減少了。西門子的最高机构在1991年几乎還把利潤的一半繳納給它設有分支机构的180個國家。而在4年時間之內，這一份額卻減少到了20％。 因此，不再是由民主選舉的政府來決定征稅率的高低，而是由資本流和商品流的決策者來決定他們對國家任務的實現應作出的貢獻。1996年4月末，奔馳公司的董事長、德國聯邦議院財政專家尤爾根·施倫普痛苦地承認，有些國際生意人是十分清楚這一點的。施倫普在同議員們共進晚餐時還說，至少到2000年，他在德國的康采恩不會再繳收益稅。他說：“你們從我們這里再也得不到什么。”負責財政事務的董事曼弗雷德·根茨接著談到了同國外以及在東德的投資的利潤結算，他的發言使人民代表們無不感到愕然而又無話可說。 國庫中的黑洞 由于經濟的無國界化而造成的國家財政的空虛不只是在收入方面。新的跨國公司還同時把國家支出的日益增大的部分弄到自己的金庫。一方面為最低繳款而競相努力，另一方面又同時為獲得最丰厚的補貼贈款而互相競賽。此外，無償提供土地，包括一切必要的公路、鐵路和供電、供水設施，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最低標准。在康采恩想建立生產企業的地方，成本核算員還可以指望得到各种補助費。如果南朝鮮的三星跨國公司為在諸爾頓格蘭特投資10億美元建立一個新的電子企業而要求財政部向它支付1億美元，那么這已經是极低的要求了。如果各個國家和地區要求加入梅塞德斯一奔馳网絡，那么它們必須有极大的投資。要在洛林（洛林省）建立一個生產新的小型梅塞特斯車的工厂，歐洲聯盟和法國的納稅人就要直接補貼全部投資的四分之一。如果再加上未來的減免稅，那么國家所占有的沒有表決權的份額總起來就達到了三分之一。這決不是特殊的情況。除了工業集中的地區之外，這一補貼額度与歐洲的平均水平是相一致的。隨著失業和政治上無計可施的狀況的發展，這一情況還在擴大。我們比較∼下：梅塞德斯一奔馳1993年為建立一個新的生產企業而只向貧窮的美國亞拉巴馬州支付了55％的費用；而通用汽車公司從1996年以來在波蘭和泰國所獲得的全部10年的免稅額則微乎其微。 德國東部聯邦政府采取減稅以吸引投資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例如，美國電子康采恩AMD 為在德累斯頓建立一個新的芯片厂而得到了8億馬克或計划投資額的35％的補償。此外，聯邦和薩克森州還提供了整整10億馬克的信用擔保。其余的5億馬克則由銀行財團援助，國有的州銀行也參与了這种援助。因此，康采恩要自籌的資金甚至還不到全部投資的五分之一，几乎全部的市場風險要由納稅人來負擔。在開姆尼茨、摩澤爾河地區和愛森納赫的歐寶公司和大眾汽車公司的情況与此相差無几。在不來梅武爾坎造船厂和那威造船業巨頭克維納爾的監督下進行的東海造船厂的現代化，按計划吃掉了61億馬克。在把一部分補貼放到疲憊不堪的西德企業中的武爾坎造船聯合企業破產之后，另一筆5億補貼估計到期了。盡管以補貼來吸引世界康采恩會導致國庫的黑洞，但科爾政府則只是在東德的布納、洛伊納和別特爾弗爾特一帶的化學工業的失敗中才了解到這一點。總理本人在那里盲目地走進了陷阱。 “猜想一想我們的家庭！” 當赫爾穆特·科爾于1991年5月州日乘直升机到達施科波對，首先這只是一個普通的競選期，像其他許多的競選期一樣。在布納工厂的文化宮中，他試圖爭取人們的信任和“說明希望之所在”。但他同時也切實地了解了受貧窮威脅的居民的失望。有一個工人緊跟在第一道封鎖線之后對他喊道：“猜想一想我們的家庭！”在工厂大廳里，布納厂企業委員會女主席勸告他千万不要推進私有化，以便至少保住18000個工作崗位中還剩下的8000個工作崗位。她懇求他，“幫幫忙，請不要使我們失望”。這顯然感動了德國政治的大象。科爾本人是在巴斯弗公司的總管理處所在的路德維希港長大的，他不能拒絕化學工人的請求。他搬開了手稿，他宣布，他“理所當然地不會辜負她的信任”。他個人保證“要為保住這個工厂而努力”。 這個想法很好，很有人情味，但卻是科爾執政期間付出代价最昂貴的錯誤之一。因為自此之后人們可以對聯邦政府任意施加壓力。德國三個大化學企業的董事會不管科爾的干預，在舊企業處于瓦解的狀態下拒絕破產。美國道化學公司康采恩的若干經理卻由此看到了有机可乘。同伯恩哈德·布呂梅爾這個康采恩海灣地區事務前負責人、為托管局負責前布納聯合企業事務的領導人在一起發布一切必要信息的，還有過去的道化學公司的人。起初，世界第五大化學企業的領導只表示有興趣并作了一些空頭的許諾。在長達一年的馬拉松式談判之后，康采恩的律師依法把托管局的代表拉到了談判桌上。由于總理的話，他們必須取得成果，于是他們在允諾和保證的叢林中越陷越深。1995年6月1日，前布諾化學聯合企業的三個最大的企業最終以乙烯聯合企業的名稱遷到了道化學公司的所在地，公司的律師手中握有一份合同，根据這份合同，公司可以有一筆值六億馬克的無風險的業務。（据此合同，康采恩在預計的40億馬克投資額中自己只要負擔2億馬克，而且這也只是母公司的有息借貸，与此同時，解決合并特殊任務的聯邦机构即托管局的接替机构不得不保證，它將在1999年底以前解決乙烯聯合企業的全部虧空，最高限額為27億馬克。因為公司帳面上的虧損額32億馬克已經得到了認同，所以道化學公司還可以在很長的時間內免稅，即使出現了盈利也是如此。此外，康采恩可以在30年的長時間內靠國家支出來消除所有棘手的土地舊債，而且還得到一條通到羅斯托克遠洋碼頭的輸油管線。對此的回報卻几乎是可笑的。遵化學公司只保證1800個工作崗位。這還只是保證到1999年，而如果將來更少了，那么這對道化學公司的經理人員來說也不是什么問題。每減少一個工作崗位，他們只需付出6万馬克罰金，這同總數相比只是一筆小錢。 糟糕的是聯邦德國要為道化學公司子公司乙烯聯合企業中的每一個工作崗位預計付出500多万馬克的補貼，總數將近100億馬克，這是一筆很荒唐的代价。甚至靠國家支出用貨幣在杜林根的森林中蓋起一座摩天大樓，這也會使更多的人得到工資和面包。如果把資金投到城市的醫療衛生事業。旅游業和大學，那么同一筆資金也許會使東部德國人的生活水平更接近西方水平。只是由于《明鏡》雜志的几個同事花几個月時間苦苦追蹤協議簽訂的過程，公眾才對布納協議的苛刻條件有所耳聞。他們援引BVS即解決合并特殊任務的聯邦机构工作人員的話得出結論說，即使整個企業垮台，道化學公司在不出現風險的情況下也將至少獲得15億馬克利潤。當事情出來之后，几乎沒有人對此提出抗議。但是哪一位主要政治家應該提出异議呢？科爾在布諾公司的經歷很糟糕，而且在此期間几乎所有的負責經濟事務的政治家都有類似的經歷，并且最終所有的行業都有類似的經歷。 所有各國的研究部長都這樣沒有選擇地分配委托給他們的稅金。例如戴姆勒一奔馳公司，它自己在那時不納稅，但從1993年的聯邦研究預算中得到了5億多馬克。這樣，聯部科學促進基金總數的四分之一多為這樣∼個公司所利用，這個公司用補貼的錢生產出成果，并很快能夠在世界的另一极掙到錢，卻沒有為德國人創造一個工作崗位。由于政治對全球經濟競爭的新規則沒有把握，西門子公司也獲得了丰厚的利潤。舊國家工業政策的追隨者，如外交部前計划司司長康拉德·澤茨多年來一直警告要防務日本和美國在制造信息時代的技術原料即微軟芯片方面的日益具有威脅性的壟斷地位。因此，聯邦和歐共体委員會完全無償地在電子康采恩、首先是西門子公司中投入了數十億馬克研究經費。今天，總部設在慕尼黑的這個康采恩正在同想像中的對手國際商用机器公司和東芝公司一起發展下∼代芯片。從1998年起，西門子甚至要同美國技術康采恩摩托羅拉在美國的里希蒙德共同建立一座工厂。在那里將生產出迄今為止效率最高的、在得到歐洲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儲存64兆字節的芯片。 具有破坏作用的、十分荒唐的補貼競賽表明，政治和各國政府陷入了全球經濟的迷津。聯合國貿易組織世界貿發會議一直在研究世界范圍內的補貼情況，它證實，“國際競爭的壓力促使各國政府動用了那些從客觀標准來看無法證明其合理性的刺激金融的方法”。聯合國專家警告說，必須迫切地尋找“避免這類過度行為”的方法。世界市場一体化的政治執行人迫于向他們的選舉人表明反對失業，他們不再去做他們長期來以昂貴的誘餌吸引企業從而只是使他們的國家受到損害的事情。他們為了使國家在世界經濟蛋糕中分得一份而掠奪自己國庫，他們這樣做也就是把導致國民經濟毀滅的企業經濟邏輯強加到自己國家的頭上。即使把典型的補貼部門如農業、礦業、住宅經濟和鐵路不計在內，僅在聯邦德國的經濟補貼在此期間据保守估計一年也已超過1000億馬克。 財產轉移的規模明顯地轉變著國家制度的結构。基爾經濟研究所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先驅當時用生物學中的一個比喻來說明國家的新的作用。基爾經濟研究所的一份學術報告中說，國家對于跨國經濟只是起“店主人”的作用。相反，這意味著跨國企業越來越具有寄生的性質。它們的商品要靠國家投資修建的公路、鐵路來運輸，工作人員要送他們的孩子到國家的學校去上學，經理人員要到國家劇院和歌劇院去看演出。但是，為了維持這些机构，它們的貢獻僅僅是它們的職員和工人的工資、薪金和消費的稅金。由于勞動收入在競爭中有下降的趨勢，而許多工資領取者快要達到國家干預的痛苦邊緣，于是一個國家跟著一個國家陷入了金融危机。國家財政同居民收入一樣迅速減少。但与此同時，在高度組織起來的工業化國家，對國家的要求与其說是減少了，不如說是增加了。新的工藝技術使維持基礎設施的費用更昂貴，對環境的破坏要求采取越來越多的恢复性措施，居民壽命的日益延長要求用于醫療服務和退休金的費用增多了。結果是在許多地方主政的政治家沒有別的選擇，只好在沒有強大的利益集團反對的地方減少國家服務的供給，也就是在社會体系如文化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從游泳池、學校到大學——減少國家服務的供給。國家最終自己成了自下而上再分配的代理人。聯邦政府于1996年夏天開始協商下一年的財政收支時所依据的年稅法生動地体現了這种情況。根据該法，私人預算和公共預算的收入每年減少146億馬克，相反，企業和獨立勞動者則減去同等數額的稅款。 在美國和英國，政府早就主動地開始減少國家的作用，在那里可以看到國家財政為有利于自由經濟而實行的緊縮會導致何种結果。到處都缺乏為了維持或者甚至擴大公共基礎設施所需的經費。按照社會總產品來計算，美國政府的投資額只有日本修建公路、鐵路、學校、大學和醫院所用費用的三分之一。２例如，在華盛頓，多數學校已到了報廢拆除的年限。市長肯定地說，要搞好這些建筑物，需要12億美元。城市警察為了維持其技術和停車場也需要這么大一筆錢。但是國會拒絕支付這筆錢。只有在志愿人員幫忙時，學校才能成其為學校，而警察當局則必須時而自費修理設備，以便工作能照常進行。３在不列顛群島上，在新自由主義的歐洲模范國家里，教育体系和社會体系与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相近。今天，每3個英國孩子中有一個孩子是在貧窮中長大的，16歲以下的150万孩子由于缺乏社會救濟而不得不勞動。在歐洲大陸，所有18歲的人中有五分之四在接受教育，而在美國，這個年齡的年輕人中還在學習的人則不到一半。与此同時，文盲率卻在直線上升。在一次民意測驗中，所有21歲的年輕人中已有五分之一的人不會演算心算題，有七分之一的人不會讀和寫。４ 在相對富裕的德國，其福利迄今為止為廣泛的居民所享有，公民傳統地期待從國家那里得到無所不包的供給，這一過程還只是剛開始。這种不良的意識在德國最富而同時又是負債最高的城市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具有典型的意義。早在1990年，當時的社會民主党的市長福爾克·豪夫宣布：“法蘭克福的財富是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6年以后，綠党的城市財政部門負責人托姆·柯尼施不得不逐漸地收回這∼許諾。盡管有440家銀行分支机构，而且經濟增長率超過20％，城市的主要收入源泉即營業稅所得，今天要比1986年還少，与此同時，迄今為止仍然是法定的公共福利支出將近增加了2倍。46家鄰居關系中心中有30家不得不關閉。12家游泳場有一半的命運不是出售就是關閉。社會自發組織的活動如城市各社區和外籍僑民的聚會缺乏資金，音樂學校、博物館縮小了。戲院演出的旺季每6周一次，歌劇院經理由于補貼減少而威脅要中止演出。還有少數歌劇在上演，但是不妙的預感使柯尼施很痛苦。他抱怨說，“我們正在經歷失去社會平衡能力的危險”。如果這种趨勢繼續下去，那么，“各階段、各個國家之間的和平的共同生活和法蘭克福的生活方式將會炸得粉碎”。 越境犯罪 由于不得不壓縮預算，政治家變成了單純的管理者，他們面對經濟進步的強大實力而又不能對貧窮負責。這种情況葬送了民主國家的基礎。對于政治的沒落來說，長期的金融問題似乎只是許多征候中的一個。除貨幣和稅收的地位外，民族國家的另一個基礎即國家的強大壟斷地位也開始動搖了。正如銀行和康采恩一樣，跨國犯罪集團也從取消經濟的法律限制中獲得了好處。在所有的工業國，警察當局和司法當局都談到了有組織的犯罪的飛速增長。有一個國際警察局官員客觀地說：“凡是對于自由貿易有利的東西，對于犯罪也有利。”由七個最大的經濟強國于1989年組織的專家小組估計，截止到1990年的20年間，國際市場上海洛因的成交量增加了19倍，可卡因的成交量增長了15倍。知道如何類毒品的人也會開發任何另一個非法的市場。而且，免稅香煙、武器、偷來的汽車和非法移民超過了毒品貿易，成為地下經濟的主要收入源泉。一個美國机构估計，中國幫（“三合一”）僅僅靠偷渡移民入境這种奴隸貿易的現代形式，就在美國每年獲利25億美元。 在歐洲，香煙走私貿易的迅速發展說明存在著一個新的強大的非法貿易康采恩。到80年代后期，香煙稅的逃稅已經成了意大利的主要問題。從1990年開始，一些嚴密的組織也打開了歐洲國內市場。兩年之后，在德國的走私香煙已達到3．47億美元，1995年已經達到了7．5億美元。緝私人員估計這個數量占全部交易額的5％。科隆海關警署估計，德國每年流失稅金15億馬克，全歐洲的收入流失60－80億馬克。 走私之風之所以如此猖獗，并非由于警方工作不得力。各种組織及其全部情況都已為人們所熟知，一個重點小組的領導人、大律師漢斯一尤爾根·科爾布報告了奧格斯堡的經濟犯罪情況，他從1992年起就研究經濟犯罪。商品通常來自美國的卷煙厂，這些厂的通常出口到歐洲的商品首先在免稅港鹿特丹或漢堡以及它們在瑞士的相應机构即所謂的保稅庫中中轉停留。在那里訂貨的人除了西歐的合法進口商以外，還有活動基地設在塞浦路斯島、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馬的匿名組織訂購了大量商品出口到東歐或非洲。然后在鉛封的載重卡車中，這些東西踏上了穿越歐洲聯盟領域的旅途，但沒有一定的目的地，而是在每次穿越國境之前換掉偽裝物。當運輸的大量貨物落入緝私人員的視線而駕駛員感到有人監視時，他的雇主會通過衛星電話指引他繼續正常行駛，直至他完全通過國界，擺脫掉跟蹤者。因為每輛載重卡車可以賺到150万馬克利潤，所以犧牲掉一次貨物或者說上一次貨物的稅也是無所謂的事。由于貿易流量巨額增長，警察更是只能檢查運送的全部卷煙的一小部分。就這樣警察也能在許多地方沒收數額惊人的走私貨。但是這并沒有使這种非法勾當有所收斂，因為偵查人員只能在分配貨物和運輸貨物的現場抓住一些雇來的幫工。組織者是一些循規蹈矩的生意人，無把柄可抓。科爾布抱怨說：“我們知道這些人的名字，但是我們沒有辦法對付他們”。列支敦士登或巴拿馬是他們的安全區，那里是國際警方合作的最后的終點。 緝私人員更難辦的是無法沒收那些有罪的康采恩的財產。不管警方和司法當局的工作如何有效，在全球金融市場中那些法律管不著的地區，積累起來的利潤是安全的。國際金融共同体竭力維護逃資地區的銀行秘密，這不僅保護了逃稅者。最重要的無稅收地區分布在毒品貿易的主要路線上，這并非偶然。英國經濟學家蘇珊·斯特倫吉概括沿海開放地區對地下經濟的作用如下；“巴拿馬和巴哈馬是作為可卡因走私的金融清算中心而聞名于世的。香港對于來自南亞的海洛因利潤也具有相同的作用，而直布羅陀和塞浦路斯則保護著近東和土耳其的毒品生意人的利潤。”与此同時，還沒有十分嚴密的反洗錢法來阻止那些非法的投資者滲入合法的部門。曾為亞洲和美洲的商業銀行工作過而今天負責該行柏林分行的銀行家福爾克爾·施特賴特直率地承認：“如果您想洗非法獲得的錢，那么您今天几乎可以在全世界各個地方暢通無阻地去做這件事。” 結果是十分可怕的。由專家參与的有組織的犯罪，在今天是世界范圍內發展最迅速的經濟部門，該部門每年帶來的利潤為5000億美元。在提供給聯邦偵探局的∼份報告中，敏斯特爾大學的科學家預測，到2000年，在德國，人口販賣。非法借貸、窩藏贓車和以保護為名敲詐錢財等犯罪將增加35％。３隨著用于犯罪的資本基本資金的增長；犯罪卡特爾腐蝕或直接收買合法企業或國家机构的力量就越大。國家制度的發展程度越低，這种情況就越具威脅性。在俄國和烏克稅人負擔的陰謀的牢固基礎，現在也失去了作用。在全球化的市場上，如航空、化學或電影及播放權貿易，卡特爾法實際上不再有效。如果漢莎公司、英航和法航同各自的美國伙伴所結成的三個歐美大聯合公司最終擊敗了所有越洋飛行的小競爭者，那么如何能對這三個大聯合公司是否達成協議進行監督呢？誰應該阻止傳媒巨人如列奧·基爾希、魯貝爾·穆爾多赫和三個大公司《警世時報》－CNN、迪斯尼一ABC和貝爾特爾斯曼一CLT在這里或那里達成推動价格的協定和划分勢力范圍呢？ 環境政策也停步不前。為了爭取康采恩的參与，大多數的政府都放棄或延期了所有的生態改革計划。1996年夏天，大多數气候研究人員都指出，中國的洪災和第三次美洲的世紀之旱是由于大气層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而即將到來的气候災難的先兆。但是沒有任何回應，甚至有些環境部長的呼吁也軟弱無力。 國家在世界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前面束手無策的實例几乎可以任意地列舉下去。全世界各國政府逐漸地失去了控制它們國家發展的能力。全球一体化的制度缺陷在所有領域都暴露出來了：商品流和資本流成了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支配的東西，而控制和監督則仍然是各個國家的任務。經濟吞食著政治。 与廣為傳播的看法相反，國家日益軟弱無力的情況并沒有導致國家机器的普遍萎縮，或者如日本觀察家、麥金西公司的前亞洲部主任大前見一所認為的那樣，導致“民族國家的終結”。因為國家及其政府是公民和選民在那里可以追索公平、責任并要求變革的唯一机构。甚至美國新聞雜志《新聞周刊》在一篇重頭文章中所宣稱的觀點，即世界康采恩聯盟本身有可能取代國家職能的觀點，也是一种幻覺。最強有力的康采恩首腦也不會想到對他的企業之外的發展負責。他為此不會得到報酬。康采恩的領導者在事情緊急時首先會要求國家干預。因此，在許多地方不是取消官僚管理机构，而是出現了相反的情況。部長們和官員們沒有能力進行廣泛的改革，于是他們不得不實行另一种政策。例如，德國的環境法目前有8000多條規定。原因并非是德國人總是傾向于把規定搞得詳而又詳。而是因為，負有責任的人必須保護公民的健康不受損害，而同時他們對于反生態的發展的一般趨勢又無能為力。其結果就是無休無止的官僚主義的咬文嚼字。稅法的情況也是如此。因為符合社會利益的稅制改革不能与經濟相左，所以，所有党派的政治家或者對這一集團實行优惠，或者對另一集團實行例外政策，連財政官員也不了解這些政治家的做法。 政治對犯罪威脅所作出的反應也与此相類似，只是所采用的方法具有更大得多的風險性。因為這些方法不會削弱那些被巴伐利亞州內務秘書赫爾曼·雷根斯堡确切地叫做“按市場經濟方式行動的犯罪集團”的基本力量即資本，所以全世界各國負責內務的政治家都試圖擴大警察机构。不管信息保護受托人的堅決抗議，基民盟和社民党大聯盟于1996年6月在波恩一致同意警察在偵查時可以“擴大竊听范圍”并使之合法化。以后，只要偵查人員怀疑公民与有組織的犯罪有牽連，就可以在公民的住宅實行竊听。巴伐利亞州在一年之前就實行了所謂的秘密偵查。從那時起，警察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間實行“偵控，無須有嫌疑，也無須与案件有牽連”并且在僅僅假設有嫌疑的情況下就可以拘捕任何一個公民。從擴太監控范圍這件事情中可以想到事情朝何處發展：如果政治不能頂住來自市場的無政府主義壓力，那么就必須對市場所造成的結果加以限制。有權威的國家將是對政治在經濟面前的無能的回答。 必不可少的相反的戰略恰恰就是國際合作。負責的科學家、環境保護者和政治家早就要求所有國家超越國界進行緊密的政治協調。實際上，在過去的10年間，特別是富裕的工業國家都加強了它們的合作。各國政府之間的接触和超越國界的協定成倍成倍地增加了。歐洲通過協定建立了內部市場，而歐洲聯盟甚至建立了立法的跨國形式。一系列的聯合國組織會議，1992年里約熱內盧環境保護峰會、1995年于開羅舉行的世界人口會議和1996年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聯合國組織城市未來會議，標志著政治的徹底國際化。看起來，某种形式的世界范圍內的政府協作正在形成。聯合國秘書長加利親自召集由各國領導人組成的委員會，他們在1995年提出了一項內容廣泛的以全球統治為优先目標的計划。這一計划的核心是改革安理會并增加“經濟安全理事會”。這將使聯合國組織更民主化并使其具有新的行動能力。与此同時，各种私人發起的政治組織也把它們自己的工作全球化了。綠色和平組織和國際大赦組織把它們保護環境和人權的斗爭几乎擴展到了所有的國家并且在許多地方像可口可樂和MTV那樣為人們所熟知。環境保護者反對殼牌多國石油組織所取得的胜利以及1995年夏天為爭取沉降布倫特·斯巴爾石油平台而努力的美國政府，都意味著出現了一种新的超國家的政治形式，通過全球媒体出現了一种消費者民主。 那么，世界是否在走近全球合作以便拯救社會穩定和生態穩定呢？要實現全球統治，還需要某些推動因素。如果所說的是科學會議和出版物的數量，那么新世紀就已經不遠了。迄今為止所取得的結果确實是令人振奮的。 全球統治：有益的幻想 當1995年3月未來自130個國家的500位外交家聚集在柏林會議中心并准備談判保護地球气候的世界協定時，希望仍是一個希望。環境保護者和代表們在宇宙飛船式的水泥迷宮的通道里激動地跑來跑去，征集各國政府對受淹沒威脅的太平洋、印度洋島國提出的創議的首肯。日本、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都已准備簽署這個責成各工業國把它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四分之一的協定。看來還是有可能避免即將來臨的气候災難。會議參与者中至少有∼個人是一開始就清楚地知道這一點的。他身材瘦小、臉頰松弛，長著一個多棱角的腦袋，褲子顯得過短，穿著一雙舊的健身鞋，看起來他像是一個憨厚的鄉巴佬。但是不能衣帽取人。唐納德·皮爾曼，這位華盛頓的帕頓、波克一勃羅協會的律師是柏林會議的最重要人物。他每天都在全体大會大廳的面前等候代表們，輕聲地向他的同盟者傳授權宜。 在經歷了兩周的馬拉松式談判之后，保護气候的每一項創議又都化為了泡影，對此皮爾曼起了很大的作用。從官方的角度來看，這個臉像叭儿狗的人沒有受到任何委托。不過，根据華盛頓院外活動集團成員手冊中的材料，他的身份是杜邦化學公司和三個石油康采恩即埃克森、德士古公司和殼牌公司的代表。在這些公司的組織有序的反對下，1992年11月選出的克林頓政府上台伊始時表現出來的對環境的熱情受到了挫折。全球監視机构副主席克里斯托弗·弗腊文在柏林報道說，這些公司以“一整套謊話”說服了美國的輿論，說什么气候危險尚未表現出來。 但是，美國是引起全球气候變暖的主要國家，它不能公開反對大多數國家提出的保護气候條約。在國際范圍內人們認為石油工業和煤炭工業應該選擇另外的道路。反對保護气候條約成了皮爾曼的主要工作，他出色地完成了這一工作。他在三年時間內參加了全世界各國的20多次的預備會議，在這些會議上他使各阿拉伯石油國的代表反對保護气候。在他的指導下，這些國家起先只是采取謹慎的態度，后來變得寸步不讓。皮爾曼的主要問題是那些對面臨的危險取得廣泛一致意見的气候專家。因此，在對此負責的、為柏林會議收集各种信息的聯合國專家委員會中，石油國的代表由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科學家來擔任，他們對許多迄今為止沒有爭議的說法提出了問題。荷蘭的气候專家約瑟夫·阿爾卡莫气憤地說，他們有時甚至把皮爾曼的書面指示當作替代建議提出并“進行無休止的挑剔”。阿爾卡莫起草的總結報告最終成了沒有思想的無約束力的文件，皮爾曼取得了胜利，對气候危險“根本沒有達成科學上一致的看法”。于是，在接著舉行的政府談判中，各石油國做到了只是意見一致地起草決議，而最終把有效的聯合國气候條約的通過推到遙遠的未來。1996年日內瓦舉行的會議也以沒有明顯的成果而告終。 气候外交的這种令人沮喪的蝸牛式的速度暴露了全球統治這一美好理想的根本弱點。在世界范圍內取得各國家集團之間的協調的努力，使得院外集團以及某些政府的特殊利益獲得了极其特殊的优先考慮，并使它們實際上獲得了否決權。只要有一個成員木參加，一切就都停止不前。与此同時，由本來具有改革傾向的選民選出的政府都得到了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說服選民，使選民原諒政府的無所作為。 這并不是說，世界范圍內的合作必然徹底失敗。全球統治的迄今為止的歷史也取得了某些明顯的成果。例如，世界社會對1985年南极上空發現臭氧洞∼事作出了較快的和較為有效的反應。在兩年時間內，各工業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過談判達成了聯合國組織條約，1987年簽署了蒙特利爾備忘錄以及兩個補充文件。這個聯合國組織條約以及備忘錄、補充文件規定所有成員國都有義務在1996年以前停止生產破坏臭氧層的化學制品。 各主要工業國的貨幣發行銀行通過國際清算銀行建立起了某种應急的保護金融市場的世界制度。在那里，各國政府為金融界的國際商人就黃金最低儲備量達成了一致意義。從1992年起，所有重要金融場所的貨幣營業點都必須至少保持占它們自己貸出款項8％的自有資本，否則它們就會失去營業執照，不得入网。這种自有資本會減輕銀行体系中新的債務危机的風險，80年代初，這种債務危机曾首先把美國的大銀行推到了崩潰的邊緣。盡管在個別場合有各种各樣的反彈現象，反對核武器擴散條約還是證明了世界各國之間還是可以很好地合作下去。与任何犯罪相比，受到最強有力的壓制的是經營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的技術和原料的貿易。 當然，所有這些情況都有一個共同之點：有關協定只有在美國政府操縱下才能真正實現。但是，僅僅有美國政府的主動性還不能保證成功。俄國、西歐和南方的主要國家也能阻止事情的進程。但是所有國家的共同點是都在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指望美國的善意，而它們這樣做僅僅是由于美國市場的意義。因此，迄今為止，在全球統治方面，美國固然并不是一切，但是一切如果沒有美國也就不會存在。 美國，你走在前面？ 全球化被看作是世界市場力量的解放，從經濟上使國家失去權力，這种全球化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是一個被迫的過程，這是它們無法擺脫的一個過程。對于美國來說，這卻是它的經濟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識推動并維持的過程。僅僅美國就能促使日本政府對進口商品開放國內市場。只有華盛頓政府才能迫使中國政府關閉30個生產Video和CD的工厂，這些工厂靠侵犯著作權和盜版產品掙到了數十億元錢。最后，也只有克林頓政府才能做到讓俄國人同意對波斯尼亞地區進行軍事干預，從而結束了巴爾干半島的屠殺。得到的回報是1996年夏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時地為葉里欽的競選活動提供了上百億美元的貸款。 這樣，唯一剩下的超級大國美國也就成了最后一個能像以前一樣保持高度國家主權的國家。在經濟政策、貿易政策。社會政策、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方面，最終是華盛頓的政治家及其顧問們在為全球一体化制訂規則，盡管他們自己往往也對此不甚了了。美國之所以能在全球复雜的混亂局面中成為最終秩序因素，并不是由于它追求殖民統治，也不是由于它的軍事优勢，而只是由于美國經濟的強大。因此最終完全有可能的事情是，第一個能從全球化餡餅中逃脫出來的也是美國政府。今天，完全從屬于市場的美國模式，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在美國本身那樣受到如此嚴厲的批評。如果加利福尼亞和新罕布什爾州之間有足夠的人得出結論認為，國家的退縮會毀滅他們的國家，那么他們可能在明天就會引起方向的突然改變。最后，現在正在如行星運行似的經濟机器的齒輪中被碾碎的福利國家，也是首先在美國建立起來的。當世界經濟的最后∼次全球化推動在本世紀叨年代以災難而告終時，富蘭克林·羅斯福政府為了克服困難而實行了新政。因此并不能排除，眾所周知的美國實用主義會像它在1980年迅速地把市場激進派的信條變成教條一樣，同樣迅速地在几年之內拋棄這些信條。 “美國，你走在前面！”如果涉及人類未來的大問題，那么這句話往往只是并未宣布的歐洲政策的主導思想。但是，為了消除無國界的市場所造成的社會緊張狀況，歐洲目前几乎不能指望美國的領導。迄今為止，每一屆美國政府都反對放慢經濟一体化速度并重新建立各個國家的控制的一切建議。因此，全球政府合作的唯一重要的机构，西方七個主要工業國的會議，變成了毫無結果的爭吵。但是，1996年6月末在里昂舉行七國政府首腦峰會期間，法國總統希拉克仍然主張“有控制的全球化”。他和聯邦德國總理及其財政部長在一起堅決主張結束具有毀滅性的逃稅競賽并更嚴格地控制世界金融市場。但是，由于美國和英國的反對，最終結果又只是一個不痛不痒的公報，七國首腦只是在該公報中委托經濟發展和合作組織机构在下一年提出一個建議。 美國國會和克林頓政府迄今為止也同樣反對一切提高聯合國机构的地位，以便在這些机构的幫助下控制各個市場和國家的融合過程的努力。美國的政治家往往毫無顧忌地把聯合國說成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放高利貸的、無用的官僚机构。這樣，他們就不僅是不公正地對待約9000名聯合國工作人員中的大多數人，這些工作人員從很少的每年24億美元預算中拿出70％多用于人道主義目的和維持聯合國維和部隊。他們的這种指責也把原因和結果顛倒了。一方面，美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的代表就藍盔使命和救援行動一直在行使著表決權，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卻不履行國際法規定它應履行的義務，木繳納聯合國會費，現在它已欠會費13億美元。聯合國机构總是處于無支付能力的邊緣，因此聯合國机构的工作不得不日益惡化。 因此，現在不能指望美國的以民眾主義和蠱惑性宣傳為特點的世界政策能指出一條擺脫全球化餡餅的出路。但是，這种情況帶來的不只是坏處。因為美國的拒絕給歐洲各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机遇：歐洲聯盟能夠成為現實，而且歐洲聯盟的領導人又可以把左右世界經濟政策的舵操在自己手里。 歐洲的机遇 如果我們把歐洲聯盟15國的部長、國務秘書及其他負責的政治官員的活動日程比較一下，那么我們就可以看到令人吃惊的結果：除了周末和假期，他們在一年中几乎沒有一天不在布魯塞爾舉行規模達到15人的碰頭會，以便推進歐洲法計划，這种會議一天至少一次，但大多數情況下一天達到10次或20次。從食品控制到建筑業工人的最低工資，從移民政策到反毒品犯罪的斗爭，在歐洲政治中沒有布魯塞爾几乎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超國家的立法一体化在歐洲聯盟各國早就達到了前20年還被認為是木可能達到的水平。歐洲各國之間關系日益緊密，各成員國不得不几乎在一切社會生活領域中進行日益緊密的合作。 盡管有种种阻力，這一過程在今天已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為此歐洲主要應感謝1982年就職的聯邦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的最大功績不是實現德國的統一，而是他毫不猶豫地追求本國政治的歐洲化：科爾是如何嚴肅地對待這件事的，他只是在1991年12月，在荷蘭的馬斯特里赫特簽署協定時才表現出來，按照這個協定，歐洲共同体要變成一個聯盟。不管聯邦銀行、他的党和很大一部分保守党精英的強有力的反對，他當時同法國結成聯盟把共同貨幣這一舊夢提到了歐洲議事日程上。科爾和他當時的伙伴密特朗在他們的選民以及多數顧問之前就強烈地感覺到了這一步的意義：共同貨幣有可能成為解決大陸政治聯盟的關鍵并導致美國統治的結束。因為貨幣聯盟，即使它也許只能在2001年才生效，將使歐洲有可能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領域重新贏得國家主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屆時，歐洲的利率和匯率將遠比今天更少地取決于美國市場。 這樣，就在歐洲政治統一的地基上放下了一塊最重要的基石。如果歐洲聯盟各國能夠追求共同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那么世界力量舞台上的角色分配就會繼續發生變化。一個以4億多消費者的市場為依托的政治統一的歐洲，其份量將不會低于美國。一個無愧于這個稱號的歐洲聯盟有可能成功地使稅收綠洲不再成為綠洲，成功地要求遵守最低社會標准和生態標准或者說對資本交易和外匯交易征收營業稅。如果說有可能從政治和社會方面使不受束縛的世界經濟有所控制，那么這种可能性就是走這一條道路。 但是，盡管科爾及其伙伴從技術和組織上如此迅速地推進了統一事業，但是他們迄今為止卻一直理直气壯地拒絕真正地把歐洲聯盟變成有行動能力的政治統一体。歐洲聯盟机构及其征集意見和作出決議的方法，仍然保留在純粹是國与國之間的外交關系的范圍內。大多數公民理所當然地把歐洲聯盟計划看作是不民主的技術官僚怪物，而不是看作在未來取代他們的民族國家的東西。 我們用一個簡單的類比來說明歐洲國家聯盟的奇特情況：我們假定，在聯邦德國，不是聯邦議會，而是聯邦議院，也就是各州政府和各部的代表決定一切法律。但是，這些代表既不需要听從各自的州議會的指令，也沒有義務向它們作出解釋。此外，一切協商都是在不公開的情況下進行的，各州代表甚至可以對如何達成一致意見的過程保密。議員也不能對法律的起草產生任何影響。法律草案是由有12000人的龐大的中央机构起草的，該中央机构不受議會的任何監督，但卻要向一大批工業界的院外活動家咨詢。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會說這种制度是民主的。但是，歐洲的立法在布魯塞爾每周都在這樣進行著。 在舒曼圓形廣場上的一幢帶有用大理石、玻璃制作的單位標記的辦公樓里，几乎每天都有歐洲聯盟各國的部長級負責官員聚集在一起，按照各自的職權范圍分組集會。同時還往往召開許多委員會會議。當部長、國務秘書、大使或他們的低一級的代表走進這座辦公樓時，他們就合法地取得了第二重身份：由管理官員變成了歐洲最重要的立法机构即內閣的全權代表。他們改變或者通過中央机构即歐洲聯盟委員會的建議。于是，這個集体所發布的“方針”或“命令”在所有15個成員國中都是有約束力的法律，不受各國議會意愿的左右。各國的議會只是舉手通過使之變成本國法律的机构。歐盟各國就是這樣在不公開的情況下并且以越來越大的規模為自己制定著法律。在過去的10年中，聯邦德國的法律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按這一原則制定的。 實際上取消分權制以有利于布魯塞爾的咨詢制，是公民不喜歡歐洲統一的根源。在斯特拉斯堡舉行的所謂議會的選舉就是對統治者的又一次蔑視。無論選民投哪一個党派的票，任何強者都不會在此之后讓出自己在布魯塞爾內閣中的主要位置。社會利益集團被完全排除在歐洲聯盟層次的決策范圍之外。面對國際級的產業集團及其約5000名領報酬的院外活動家，工會、環境保護者和消費者保護者在布魯塞爾甚至連輿論都不能指望。不好的新聞報道對于歐洲官僚來說無論如何就像坏天气一樣令人不快。 用技術官僚手段來維持民主也許對參与決策的各政府机构是方便的，官員們可以省去由公開辯論所引起的麻煩。但是，這种維持民主的辦法作為統治形式卻越來越深地使歐洲陷入了無所作為的死胡同。歐盟管理者的長處恰是他們最大的弱點：由于缺乏合理的民主制度，在重要問題上不可能作出任何多數決策。因此，歐洲聯盟体制的缺點与全球統治的缺點相同：當各國政府彼此間不能達成一致意見時就總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任何人都不可能迫使15個國家同時行動。因此，迄今為止，沒有得到跨國產業集團支持的任何改革計划都失敗了。在歐洲范圍內也不再存在真正有意義的環境政策、社會政策和稅收政策。但与此同時，各國議會也不再能夠与破坏穩定的市場力量相抗衡。人們用國際競爭這一理由把各國單獨行動的任何企圖扼殺在萌芽狀態之中。因此，經濟一体化迄今為止所引起的結果恰恰不是歐洲的聯合國，而只是沒有國家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中，政治越來越削弱自己的力量并且引起越來越多的、它無法解決的矛盾。 沒有國家的市場 這种体制必然失敗。無須預言，現在就可以看到，由于內閣大臣的咨詢原則，改革阻力在几年之內會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德國和其他地方的社會關系越是緊張，各國政府在歐盟不能給它們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的情況下就越是被迫尋找解決本國問題的辦法。歐洲各國政府的弱點為所有那些答應自己的選民要使政治重新合理化的民眾主義者打開了方便之門。即使民族复興的預言家如讓一麥利·勒彭、尤爾克·海德爾或讓一弗朗哥·弗尼沒有占有議會多數，他們也對統治的政党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被歐盟的上層官員戲稱為“民族反思”的反對他們統治的阻力越來越難于控制，盡管脫离歐盟也許是不明智的，在經濟上是荒唐的。 至遲是隨著貨幣聯盟的成立在歐盟各國之間出現了沖突，這些沖突在聯盟目前的狀態和聯盟秘密立法的情況下是無法消除的。如果一個參与國在爭取提高生產率的競爭中不能跟上，那么它的經濟就會立即陷入危机。在此之前，有些貨幣發行銀行還可以靠貶低自己貨幣的幣值來阻止這類發展，至少可以以此支持其出口業。但是，隨著貨幣聯盟的成立，現在這一緩沖器不起作用了。現在必須用平衡支付來取而代之，這是發達國家保護貧窮地區的手段。在各個國家之間，這种財政平衡早就是常見的事情。但是，各國內閣如何在歐洲范圍內做這件事情呢？從稅金中拿出來的這种資金調撥，在較富裕的國家在沒有合理的民主制度和居民廣泛認同的情況下，從來沒有得到實現。但是，要出現這种情況，只有布魯塞爾的內閣決策被迫公諸于眾，并且選民确實認識到，他們的選票能夠影響這些決策。于是，各國內閣中的自以為是的立法者就必須向他們的選民說明，例如在德國就必須向選民說明，為什么他們不能對希腊人的福利無動于衷。迄今為止，建立一個共同的警察机构的嘗試也由于同一障礙而失敗了。盡管迫切需要一個“歐洲的聯邦調查局”（赫爾穆特·科爾語），但在今天的歐洲聯盟体制范圍內無法想像能建立一支可以在全歐范圍內進行偵查并有執行權的警察部隊。沒有獨立的法院的監督和議會的監督，這樣的部隊本身的組織結构只能像黑手党一樣。 因此，歐洲聯盟的領導者不久就必須給自己提出如下問題：他們策划的歐洲聯盟應如何運作，如何使歐洲聯盟民主化？但是，對于歐洲公民來說，歐洲開放關鍵完全不在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從理論上說，626名歐洲議員今天已經擁有把迄今為止的辯論會變成真正民主的監督机构和立法机构所需要的一切權利。如果他們取得多數，那么他們立即就可以取消歐洲聯盟委員會。如果議會中止財政預算和國際協定的簽署，那么它也就能迫使內閣實現任何要求。如果歐洲議員認真要求有一個民主的歐洲，那么他們也就能立即把為此所需的權限完全抓在自己手里。他們只要下去走一走，就會迫使內閣會議把開會的內容逐日公之于眾。任何∼個大臣都不敢靠警察來赶走達到50万選票才選出的議員。但是，斯特拉斯堡的議員的民主熱情并沒有如此之高，因為他們所屬的大約100個党派對待歐洲的民主問題也不是那么嚴肅認真的。因而斯特拉斯堡的多數總是在各國政府的監護之下，在發生沖突的時候，各國政府就會對表決作出明确的指示。 斯特拉斯堡議會會議由于不起作用而正走向終結，歐洲對于大陸民主來說還不成熟。議會主席克勞斯·亨施為歐洲議員要听命于各國政府領導人辯護說，聯盟最終不是國家，政治方針主要由各國确定，他這樣說當然也是為他的大多數同事辯護。聯邦憲法法院在它對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裁定中也說，歐洲聯盟只是一個“國家聯盟”，在這個聯盟中不存在“歐洲的國家民族”。因此，“首先是各成員國的國家民族必須通過各國的議會證明歐盟的決策是民主的”。憲法法院法官迪特爾·格列姆說，僅僅由于缺乏共同的語言，“在很長時期內不可能在歐洲范圍內進行廣泛的公眾討論”。他說，由于缺乏真正的歐洲政治交流，每一次歐洲議會總只是“各國的議會湊合在一起”，而同上一世紀“建立德意志帝國的根本區別”或者同聯合國建立的根本區別也在于此。因此，他認為唯一的出路是：“制止權力從各民族國家向歐盟的加速轉移”，各個國家的議會要對各國政府在歐洲內閣中所采取的立場產生更強的影響。 這話說得有道理，但是卻沒有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不管是語言多樣性還是沒有形成歐洲的國家民族，市場和力量在西歐早就不可分割地交織在一起了。真正的歐洲革命是形成一种把各參与國結成生死与共聯系的開放市場。貨幣聯盟又一次加深了相互的依賴性。如果赫爾穆特·科爾及其伙伴想使他們的聯盟有行動能力，那么剩下來要他們做的事情無非是自己邁出第一步。兩种變化足以使歐洲聯盟的整個決策過程正立過來：實行咨詢制的內閣在將來必須以合法的多數作出決策，而迄今為止這只是在具体問題上才允許這樣做。一旦民主潮流在全歐洲范圍內形成，雖然會出現混亂和矛盾，但這股潮流卻再也不可阻擋。突然，德國人也會為西班牙青年的貧窮是不是他們自己的問題而展開辯論。到那時，荷蘭人也就會知道，荷蘭政府維護本國的貨物運輸承包商把無數損害環境的40吨大卡車送上鄰國的高速公路的權利，這是多么狹隘。而且所有的人都將知道，企業和有產者几乎不上稅的責任應由哪一位財政部長來負。不久之后，政治同盟者將不再以國界而是以利益狀況作為決策依据，而且歐洲議會上升成為歐洲政治的力量中心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歐洲聯盟的公民們在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簽字以后也認識到，在全歐洲范圍內的民主進程也是可能的。因為法國和丹麥的選民例外地可以共同參与決策，所以在兩次全民選舉之前就已經插進了一場真正的全歐洲范圍內的辯論，這場辯論一直延續到今天。從政治上思考問題的不同國籍的歐盟公民們不管在何處相遇，他們從那時以來都有一個共同的話題，他們可以對這一話題的內容表示贊成或反對，因為他們的執掌政府的政治家也不得不公開為他們的計划辯護。 當然，早在歐盟的民主改革之前，就必須對歐盟的另一個根本性的未來問題作出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英國的成員身份問題。在迄今為止的歐洲一体化歷史上，美國政府起到了极其不好的作用。它阻止了環保方面的任何進步，特別是阻止了在全歐洲范圍內對能源消費征收生態稅。由于英國的反對，使各成員國的社會政策相互接近的一切嘗試都失敗了。英國反對歐盟的共同外交政策，也反對保護雇員利益的貿易制度。有倫敦商業中心區的這一批專業管理人員，控制金融市場就完全是一個幻影。1996年6月，英國在歐洲的破坏活動達到了高峰，當時梅杰首相中止了一切歐盟決議的執行，以此報复歐盟禁止英國出口其染有瘋牛病毒的牛肉，而這一措施使整個歐盟這架机器癱瘓了。英國人23年來就是這樣違反歐盟協定第五條的，這一條規定任何一個成員國“不得采取”一切“有修于實現這一協定的目標的措施”。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大多數英國反歐主義者對歐盟一体化所持的反對態度，出自于根深蒂固的民主意識。梅杰首相說，“民主在我們這里很普遍”，他的這句話說到了他的那些只想服從本國多數人的意志但与所有歐盟國家的多數人意志相左的老鄉們感到不快的根子。与此同時，這個島上的歐洲批評家并不知道，甚至他們孜孜不倦維護的他們的民族主權也不复存在了。盡管如此，大多數英國人及其政治家對歐洲統一所持的根本不信任的態度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雖然這种態度有時也在對大陸上鄰國的沙文主義的無理指責中表現出來。 但是，反過來，其他國家很快就會使英國的選民及其政府面臨如下選擇，或者采取合作態度，或者放棄國家聯盟。面臨這种計划所帶來的風險，英國的歐洲問題辯論也許能被引上合理的軌道。最后，正如尤尼萊佛康采恩的頭頭和英國產業聯盟歐洲發言人尼亞爾·費茨蓋哈德警告他的老鄉時所說的，英國脫离歐盟對英國經濟來說也許是一個“惡夢”。同大陸脫開以后，在競爭中的最后一張英國王牌，對于歐盟內部市場所扮演的不受工會保護的低工資區角色，就會迅速失去其价值。但是，如果在政治上不能納入歐盟，而且有許多事實說明這一點，那么，歐洲就只有在沒有英國的情況下繼續前進。如果英國剎住了車，那么，所有其他的歐盟國家在將來也都將放棄對經濟領域的任何干預。但是，結果很奇怪，大陸适應了英國模式——這是一种不值得追求的發展模式。歐盟國家中的任何另一個大國都沒有像英國那樣的低工資、衰敗的教育制度和如此普遍的貧富分化。這种情況說明，這個國家更适合于充當美國的第51個聯邦州，而不适于作為歐盟的成員，因為在歐盟，多數選民和政治家至少仍然在尋求社會均衡。 顯而易見，人們是把一個為新歐洲主權奠定基礎并共同著手控制市場破坏力量的民主聯盟這一目標看作烏托邦的幻想而加以摒棄的。但是，如果舊大陸各國不走這條路，那么會發生什么情況呢？与康采恩、卡特爾和犯罪作斗爭，需要國家的力量，因為國家的力量可以得到大多數公民意志的支持。但是，在無國界的市場中，每一個歐洲國家都不能單獨去做這件事情。歐洲選擇具有英美色彩的自由資本主義這一計划或者可以在一個具有合理民主制度的聯盟中實現，或者根本不是這樣。赫爾穆特·科爾正确地警告說，歐洲統一具有生存意義，它決定著21世紀的戰爭与和平。但是，當他說不可能“倒退到各國實行強權政治的狀況，也不可能倒退到過去的均衡思想”時，他是犯了錯誤。在全歐洲范圍內，早就出現了重新國有化的辯護者，而且，在收入、工作崗位穩定性和社會平穩的全球化下降漩渦中，每一次新的下降都會把數百万追隨者推到重新國有化的辯護者這一邊。或者是成功地把歐洲聯盟推進到它能夠重新建立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平衡的地步，或者是歐洲聯盟將遲早解体。在這兩條路之間作出抉擇所剩的時間不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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