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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碧的聲音從机場的擴音器里傳來，催促我赶快登机。我拖著一個巨大無比的行李箱，在机場的空橋上動彈不得。在我后面的旅客已很不耐煩，但是沒有人過來幫我的忙。我看見凱蒂站在頭等艙旅客的行列中，正往我這儿看，身上穿著她高中畢業典禮時所穿的黃綠色絲質洋裝。她后來告訴我說她不喜歡這件衣服，有點后悔選擇穿它。她為什么又穿這件洋裝？她應該穿她最喜歡的那件碎花圖案的洋裝才對。還有，為什么戈碧會在机場工作，而不是在大學教書？她的聲音透過擴音器，越來越大聲，越來越刺耳。 我坐起來。現在是星期一上午7點30分。窗外光線正亮著，但受到窗帘阻擋，透進來的卻很少。 戈碧的聲音仍持續著。“……我待會可能沒時間打給你，所以想看看人起來了沒有。反正，我要問你關于……” “喂！”我拿起電話，盡量不讓自己的聲音太虛弱。對方說到一半的話被我打斷了。 “唐普？是你嗎？” 我點點頭。 “我吵醒你了嗎？” “沒錯。”我頭腦還有點昏沉，無法机智答她的問題。 “抱歉。要我晚點再打嗎？” “不、不，我醒了。”我堅持說下去，省得待會又接一次電話。 “你也該醒了，寶貝，早起的鳥儿有虫吃。對了，關于晚上的事，我們能不能……”一陣高頻刺耳的尖鳴聲打斷她的話。 “稍待一下，我得先把答錄机關掉。”我放下話筒，走到客廳，答錄机上的紅燈正在閃耀著。我關掉答錄机，拿起客廳里的無線電話，回到臥房把里面的電話挂上。 “好了。”現在我已經完全醒了，而且极想喝咖啡。于是我便逕往廚房走去。 “我打電話來是要問你晚上的事。”她的聲音有點冷淡。這不能怪她。她快等了五分鐘了，就是無法好好把話講完。 “戈碧，很對不起。我整個周末都在看學生的報告，結果太晚睡了。我睡得太熟，連電話聲都沒有听見。”我終于完全清醒了。“你剛才要說什么事？” “是晚上的事。我們不是約好7點嗎？我想改成7點半好不好？這些研究計划讓我雞飛狗跳，可能要忙一整天。” “沒問題，改晚一點對我也比較方便。”我用脖子把電話夾在肩上，伸手打開櫥柜，拿出咖啡豆罐，舀了三湯匙到研磨机里。 “要我去載你嗎？”她問。 “隨你高興，我也可以自己開車去。問題是，我們要去哪里？”我本來想打開研磨机，但是戈碧的聲音已經夠不清楚了，再打開机器伯什么也听不見了。 話筒那端一陣沉默。我能想見她現在正摸著鼻環，思考要去哪里玩的樣子。也許她今天挂的是飾釘，而不是鼻環。在她剛穿好鼻洞挂上鼻環時，我一直無法好好專心和她說話，注意力老是放在她的鼻環上，想像這樣做得承受多少痛苦。不過，后來我就習以為常了。 “今晚一定要好好玩一下，”她說：“我們找個地方吃露天大餐如何？到亞瑟王餐廳或圣旦尼斯餐廳？” “很好，”我說：“我想，沒有理由要你來載我。晚上7點30分我會准時出現。不過，你能不能再想想別的餐廳，最好帶點异國風味的。” 這樣直截了當地對話听來很刺耳，然而這卻是我們兩人習慣的對話方式。這個城市她比我熟，選擇餐廳的任務當然是交給她處理。 “好吧，那就晚上見了。”她用法語說。 “晚上見。”我跟著她把這句法文說了一遍。她說完便把電話挂了，這使我有點惊訝，又有點松了口气。每次她打來都會講個不停，我經常得想一些借口來結束談話。但是這次卻不用了。 在我和戈碧之間，電話一直是我們用來聯系的熱線。除了她之外，我從來不會和別人講這么久的電話。這种模式很早就已經開始。在研究所時期，和她聊天總能讓我松弛緊繃的心情；在我女儿凱蒂出生后，無論是喂奶、洗澡或在嬰儿床里睡覺，都能讓我在電話里興奮地和戈碧講上几個小時。有時我們也會分享新發現的好書，討論目前所教的課業、學校里的教授、學生。我們几乎無所不談，彼此都把這當成日常嚴肅生活中的一個小小調劑。 最近十年來，這個模式已有一點點改變，最近我們已比較少用電話聊天。不管是聚在一起或分离，我們都會為彼此的狀況憂愁或快樂。是戈碧幫助我走過那段酗酒的日子，讓我不再靠酒精的力量來為生命添加色彩。是我幫助戈碧走過那段情感波折的歲月，讓她無論是在熱戀、吵架或分手時，有一個能夠傾訴的對象。 咖啡煮好后，我把它端到餐廳的玻璃桌上，腦海里仍不斷出現戈碧的影像。每次一想到她，我便不自覺微笑起來。在學校里的戈碧、在難過時的戈碧、在惡作劇時的戈碧。她很早以前就自認自己不是美女，因此從不刻意減肥或把膚色晒黑。她不刮腿毛，也不刮腋毛。戈碧就是戈碧；來自魁北克托羅斯河畔的戈碧；母親是法國人，父親是英國人，全名是戈碧爾蕾·馬庫利的戈碧。 在研究所時代，我們就已經很要好。她痛恨自然人類學，而那正是我的專長；我討厭人种學，而那卻是她的最愛。當我們离開西北大學后，我前往北卡羅來納州，而她則回魁北克。那些年來，我們見面的次數不多，全是靠電話維系情感。由于戈碧的緣故，我才得以在1990年在麥卡基爾大學獲得客座教授職務。在我開始兼職擔任驗尸工作，并且繼續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工作時，每隔六周便來回兩地跑。去年我才正式結束北卡羅來納州大學的教職工作，回到蒙特婁擔任全職工作。我很想念戈碧，并且享受這全新的友誼關系。 答錄机上閃爍的紅燈吸引了我的注意。在戈碧之前，好像還有別人打來過。我把答錄机設定為鈴響四聲后自動錄音，沒想到四聲的鈴響和留言居然叫不醒我。我按下答錄机上的播放鍵，錄音帶自動回轉，然后開始放音。答錄机沉默了一會儿，接著發出嘩一短聲后，便放出戈碧錄了一半的留言。還好，只有一通電話。我把簽錄机倒回最前面，然后換裝出門上班。 法醫研究所坐落在魁北克省警察局大樓內，和司法科學研究所共用第15層樓的辦公室。司法科學研究所專門研究犯罪行為，和我們一樣是司法部最高的科學技術單位。在這棟大樓從4樓以上的3層樓都是一間間像監獄一樣的小房間。一些等待被解剖化驗的尸体，就全都存放這里。至于省警局則占用了剩下的八個樓層。 這樣的安排有其好處，相關的部門全都在一起。如果我需要像化驗報告或泥土化驗資料，只要走過几個回廊和樓梯便可輕易取得。然而，坏處就是大家都离得太近，很容易就被人找到。承辦案件的刑警們若需要什么測試報告，都能馬上到辦公室來找我們。 當我一踏進辦公室，克勞得爾已在那里等著我了。他帶來一個棕色的公文封，手掌輕輕在上面拍打著。 “我拿到牙齒齒模的資料了。”他語帶興奮地說，開始動手拆開信封，樣子就像要揭曉諾貝爾獎的得主。 “我自己來拆。” 他念出公文封外的簽名。“納格元醫生。他在羅斯蒙開業。我本來可以更早來的，但是他的秘書卻笨手笨腳；—拖了我的時間。” “要喝咖啡嗎？”我問。我雖然沒見過納格元醫生的秘書，但是我相當同情她。才一大早就被克勞得爾警官騷扰。 他嘴巴微張，不知道是想或不想喝咖啡。在這時候，馬克·柏格諾從轉角處走來，似乎沒注意到我4們兩個己在這里，他大步走過一間間辦公室的深黑色房門，然后停在离我們不遠的地方，弓著腿，把公事包放在大腿上。他的動作讓我聯想到空手道蹲馬步的招式。他保持這個姿勢，把公事包打開，翻著里面的物品，而后取出一把鑰匙。 “馬克？”我喊道。 他大吃一惊，猛然把公事包關上，整個人跳了起來。 “高級動作哦。”我說，忍著不笑出來。 “好說。”他看著我和克勞得爾，左手提著公事包，右手則拿著鑰匙。 馬克·柏格諾這個人，全身上下都很特別，總能讓人一眼便認出來。在他十五六歲的時候，他的脊椎開始前屈，背部微駝。他的頭發微卷，腦袋中央部分的頭發已完全脫落，光滑的頭皮在日光燈照射下閃耀著白光。他的眼鏡永遠是髒今今地，鏡片上還有一點一點的污漬。他總是眯著眼看人，然而在看到鈔票時卻張大眼睛。這個家伙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卡通人物，而不是法定的牙科專家。 “克勞得爾先生帶來了伊莉莎白的牙齒記錄。”我指著眼前的這位警官說。克勞得爾舉起公文封，證明我所言不虛。 伯格諾一點反應也沒有，他的小眼睛隔著模糊的鏡片，正茫然地望著我們。他看起來就像一枝蒲公英，盡管長得很高，但軀干卻十分細小，頭上還有根根白毛。我發現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案子。 伯格諾是法醫辦公室所聘雇的兼職顧問，在這里，每個領域都有特聘的專家，有神經生理學專家、放射線醫學專家、微生物學專家，還有牙醫學專家。他通常一個星期只來辦公室一次，其余時間都在一間私人診所執業。他上個星期剛好沒來，所以不知道這個案子。 我向他簡述案情。“上星期有工人在圣米內大教堂附近發現一具尸骨。皮爾·拉蒙斯原本以為是古人的喪葬遺跡，所以叫我去勘驗，結果它不是。” 他把公事包放下，听我繼續說下去。 “我發現一具無名尸，是被肢解后棄尸的，命案發生時間可能在好几個月前。被害人是女性，白人，年紀大約20出頭。” 克勞得爾手拍公文封的速度加快了，而后又停下來看了一下手表。他清了清喉嚨，表現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伯格諾看了他一眼，然后又望向我。我繼續說下去。 “克勞得爾先生和我已把最有可能是死者的人找出來了，個人資料吻合，失蹤的時間也近似。他已經跑去把這個人的牙齒治療記錄調出來了，她的牙齒是羅斯蒙的納格元醫生主治的，你認識這個人嗎？” 伯格諾搖搖頭，伸出他又長又細的手。“很好，”他說：“把資料給我吧，我待會就來比對。但尼斯把x光片拍好了嗎？” “我請丹尼爾做的，”我說：“應該都放在你桌上了。” 他打開辦公室的門鎖，克勞得爾跟在他后面進去。我從外頭看到他桌上已擺著一個棕色的公文封。伯格諾拿起公文封，核對案件編號。我站在那儿，看見克勞得爾在伯格諾的辦公室里東張西望，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克勞得爾先生，你一個小時后再打電話來問結果就行了，現在請你出去。”伯格諾毫不客气地說。 克勞得爾警官正站在辦公室中央，正想開口說話。他抿起嘴唇，硬生生把話吞回去，然后整理一下領帶，把腰上的手銬扶正，便調頭离開了。我看在眼里，差點就笑了出來。伯格諾在工作的時候，是絕對不容許任何警官在旁窺探的。這是他的習慣，而克勞得爾今天算是得到教訓了。 伯格諾把頭探出辦公室。“要進來坐嗎？”他問我。 “好呀，”我說：“你要喝咖啡嗎？”今天進辦公室后還沒喝到咖啡。我們經常為對方煮咖啡，輪流走到位于辦公室另一側的廚房去端咖啡。 “好哇。”他把馬克杯遞給我。“我先弄這些東西。” 我回辦公室拿了自己的馬克杯，便沿著長廊往廚房走去。他邀請我進他辦公室坐坐，讓我覺得十分高興。我們經常合作，一些像分尸、焚尸、木乃伊化或僅剩白骨的尸体，只要是用一般方法不能查驗出死者身分的，就會交由我們處理。我一直覺得和他共事很愉快，顯然他也是這么想。 當我把咖啡端回來時，他已經把兩張x光片挂在看片燈座上。這兩張x光片各顯示一部分顎部結构，牙齒的部分是白的，其余則是一片漆黑的空洞。我想起第一次在樹林里看到這剔牙齒的情景，這剔牙齒的形狀完整無理，和周遭已爛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臉形成极強烈的對比。不過，現在透過x光片，看起來感覺好多了。這是處理過后的成果。兩排牙齒整整齊齊排列著，已准備好接受調查。 伯格諾把從牙科醫師那里拿回來的X光片放在右邊，把從尸体上拍下來的片子放在左邊。他用細長骨瘦的手指在兩張x光片上輕輕點著，一個地方接著一個地方，而后調整X光片的位置角度，使這兩張并排在一起的x光片朝同一個方向擺著。 他仔細比較這兩張x光片，看來各方面均十分雷同。兩張x光片都有缺牙齒，齒根發育皆已完成。從牙槽的輪廓弧度看來，左右兩張x光片几乎一模一樣。但最值得注意的，就是x光片上透出的白色光點，這是補過牙齒的痕跡。無論怎么比較，這兩張x光片就像是翻拍出來的一樣。 經過冗長的比對檢視后，伯格諾從右邊的x光片選了一小塊區域，与從尸体拍下來的x光片重疊在一起。他標示出的是臼齒部分，兩張x光片几乎是完美地重疊在一起。他轉身看著我。 “沒錯，是同一個人。”他用法文說，身子往前傾，一只手肘支在桌上。“當然，正式報告還得等我看完病歷紀錄后才會出來。”他伸手拿起咖啡。他除了徹底比對x光片外，還會把疑似被害人的病歷資料仔細看過。不過，他現在就已經相當肯定了。死者就是伊莉莎白·康諾。 還好，我不必去面對死者的父母、丈夫、愛人或孩子。我曾參加過這种會議，看過他們的表情。他們總流露出哀求的眼神：一定是你們搞錯了，是一場惡夢，是有人開玩笑，根本不是事實……最后，當他們不得不接受事實時，他們的世界也在那接受事實的千分之一秒開始整個改變了。 “馬克，謝謝你馬上幫我檢驗。”我說。 “要是每個案子都那么容易比對就好了。”他小吸一口咖啡，一臉痛苦地搖搖頭。 “你要我去把克勞得爾搞定嗎？”我盡量不在話里露出厭惡的口吻，但顯然沒有成功。他對我會心一笑。 “我知道你一定能把克勞得爾搞定。” “好吧，”我說：“反正，他正需要一位馴獸師。” 他大笑起來。直到我走回辦公室，仍能听見他的笑聲。 我祖母總是說，不管是誰，每個人身上都有优點。“只要用心看，你就會發現，每個人都有好的一面。”她老是以柔細的腔調說。奶奶，你要是遇到克勞得爾，就不會這樣說了。 克勞得爾的优點就是行動快速。才15分鐘不到，他就回來了。 他闖進伯格諾的辦公室，我隔著牆壁听見他們兩人在大呼小叫，還好几次提起我的名字。伯格諾叫克勞得爾來找我，然而克勞得爾卻覺得太費事。他只想知道結果，而現在卻又得來找我。因此，當几秒后克勞得爾出現在我辦公室門口時，果然鐵青著一張臉。 這次我們兩人都不打招呼了。他就在門邊站著。 “沒錯，”我說：“就是伊莉莎白。” 他皺了皺眉，但我看見他眼神透露出的興奮。他有被害人的身分了，可以馬上展開調查。我想，他對死者一點感覺也沒有，或說，對他而言，這就像一場游戲。找出坏鬼，解開謎題。我曾听過警探對尸体的挖苦、評論和開玩笑。對有些警探而言，這是轉移壓力的一种方法，是一种自我保護的系統，好坏他們能面對凶殘的屠殺場面，算是黑色笑話的一种。但是有少數警探，就對死者极漠視，更別提尊重這兩個字了。我想，克勞得爾警官就是屬于后者。 我瞪了他几秒鐘，直到外頭一陣電話鈴聲響起。雖然我真的不喜歡他，但又很在意他對于我的看法。我希望他能肯定我，希望他喜歡我，我希望大家都能接受我，視我為群体中的一份子。 此時，過去教我心理學的蘭蒂教授所說過的話，又閃過我的腦海。 “唐普，”她這樣說：“由于你小時候父親老是酗酒，從來就不關心你，因此你很渴望得到父愛；等你長大后，這种對父愛的渴望轉移到他人身上，所以你會有想討好所有人的性格。” 她精确地找出了我的問題，卻無法幫我糾正，我必須自己改善。偶爾我也會糾正過，使得一些人一見到我就頭痛。現在我和克勞得爾的關系尚未惡化，我知道自己正避免任何沖突。 我深吸呼一下，盡可能小心說話，以免激怒了他。 “克勞得爾先生，你有沒有覺得這件謀殺案和兩年前的一個案子很像？” 他仍站在門口，緊抿著嘴唇，脖子開始漸漸漲紅，慢慢擴散至整個臉部。 “什么案子？”他冷冷地說，盡力保持平靜。 “茜儿·托提爾的命案啊，”我說道：“她在1993年10月遇害，尸体被肢解、斬斷頭部、取出內髒。”我直盯著他說：“而且她的遺骸也是被裝在塑膠垃圾袋里。” 他舉起雙手，在嘴唇前交握，十指相疊，緊托住嘴唇。從他制服里，手銬互撞發出清脆響聲。他瞪大眼睛看著我。 “布蘭納小姐，”他刻意把英文講得字正腔圓：“你應該專注自己的專業領域才對，我們自己會找出轄區里所有犯罪的線索。這兩件案子根本就不一樣。” 我不理他輕視的態度，繼續說道：“被害人都是女性，都是在最近一年內遭殺害。尸体都是殘缺不全，并且……” 他再也克制不住情緒了，脾气終于爆發，破口對我吼道。 “神經病！”他用法文罵道。“你太……” 他緊縮嘴唇，把快到嘴邊的髒話吞了回去。很明顯地，他正再度努力控制自己，恢复冷靜的態度。 “你大概反應過度了吧？” “你自己想想吧。”我不屑地說。我起身把辦公室的門關上，整個人因憤怒而顫抖起來。 ------------------ 文學殿堂 瘋馬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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