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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翌日，天气和煦如同前日，若是以往，這必然讓我心情愉快。我一向很容易受天气影響，天气好，心情就好；天气不好，心情也跟著低落。但這一天，我的情緒已無關乎天气好坏：早上不到九點，我已經在第四號驗尸間里工作。這間驗尸間是所里最小的一間，但是通風卻异常良好。我常在這里工作，因為我接的尸体多數保存不善。不過，再好的通風設備也沒用，抽風机和消毒藥水根本無法掩蓋腐尸的气味。
　　在圣米內大教堂附近發現的尸体，又是分到第四號驗尸間。前一晚，我匆匆吃完晚餐，便又回到發現尸体的地方，直到9點30分，才總算將尸体送進停尸間。現在，這尸骸就裝在袋子里，擺放在我右側這具編號2670號的尸体，在早上會議中決定依循一般程序，由所里五名法醫中選派一名，到實驗室里進行解剖。我之所以被選上，實則因為這尸体几乎只剩骨頭，而僅剽的細微組織部分又腐爛得差不多，已超過一般驗尸程序，因此才需要用到我的專業技術。
　　今天實在很不巧，剛好有一名法醫生病請假，使得所里人手不足。到了晚上簡直是忙翻天：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自殺，一對老夫婦陳尸寓所，以及一具在轎車里被燒得難以辨認的尸体。四具尸体，而我得獨力完成驗尸。
　　我穿著一身綠色的手術袍、塑膠眼鏡及手套，接著抬出昨天那具尸体。目前，尸体的頭部己完成清理及照相的步驟。今天早上照過x光之后，便讓它泡過沸水，去除頭部的腐肉及腦組織，如此我也才能對頭蓋骨做更詳盡的檢視。
　　我仔細檢查這尸骸的頭發，想從中找到一些纖維或蛛絲馬跡。就在我撥開這堆腐爛的發絲時，我忍不住想像：這位死者最后一次梳頭發時，心情是喜悅、是沮喪，或是沒感覺；是過了快樂的一天，糟糕的一天，還是麻木不仁的一天？
　　我強壓住不胡思亂想，把采下來的樣本用塑膠袋裝好，准備送去做更詳盡的生物顯微分析。至于那根通條和裝尸体的塑膠袋，已經送到司法科學研究所去采集指紋和体液，搜尋所有和被害人有關的細微證物。
　　昨天在發現尸体后，警方花了3個小時的時間把命案現場地毯式搜尋了一遍。翻遍了所有的石頭和枯樹干，結果一無所獲，搜索工作一直進行到晚上才收工，但只是徒然浪費時間：沒有衣物、沒有鞋子、沒有珠寶戒指、沒有任何個人物品。警方的現場重建小組今天會再回去現場，但我很怀疑他們能有什么新發現。我所面臨的情況也一樣，這個死尸身上沒有任何商標品牌，沒有拉鏈、扣子，沒有珠寶項鏈，沒有任何能證明死者身分的東西。這個尸体不但全棵，而且支离破碎，所有和死者有關的東西都被剝除了。
　　我把尸袋打開，取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尸塊，淮備做初步的勘驗。我得先把死者的四肢和軀干清理干淨，才能進行骨骼的分析。凶手雖把整個頭都砍下，但至少頭骨是完整的，這使得勘驗工作容易得多。凶手把頭、手、腳和軀干分開裝袋，整整齊齊分成四包，輕松地就像丟垃圾一樣。我忍住胸中憤怒的情緒，強逼自己專心勘驗。
　　我把這些被肢解的尸塊搬到解剖室中央的不銹鋼解剖柜上，按照解剖學上的順序排好。首先，我把軀干擺在解剖柜正中央，胸部朝上。裝死者軀干的塑膠袋并沒有封得很緊，因此腐爛的情況很嚴重，骨頭上几乎僅剩關節韌帶。我注意到這軀干的上脊柱部分不見了，希望待會能發現連接在頭顱上。死者軀干里的內髒都爛光了，只剩一點點痕跡。
　　接下來，我把手臂和雙腳都擺上解剖台。死者的四肢并未暴露在陽光下，因此不像軀干那樣干燥，還保留相當多腐肉。當我把死者的四肢拿出尸袋后，一些依附在四肢上的淺黃色蛆便開始四處逃竄。蛆只要一見光，就會放棄尸体逃离；它們滾下解剖台，像雨點一樣紛紛掉落地面，在我腳邊扭曲滾動。我小心躲開，害怕腳踩到它們，這么多年來，我還是無法習慣這些蛆，只能強迫自己不要在意它們。
　　我抓起寫字板，開始填寫表格。姓名：不詳。驗尸日期：1994年6月3日。調察員：路克·克勞得爾、麥可·查博紐，蒙特婁市警局凶案組。
　　我填上警方筆錄編號、太平間編號和解剖室編號，此時，心中又升起一股不平之气，因這不合情理的制度而气憤。被害人的尸体毫無隱私可言，法律制度毫不留情地奪走死者的尊嚴，正如凶手奪走死者的生命一樣。尸体經過處理、細察、拍照，每個步驟都會填上一連串的數字編號。被害人的尸体成為證物之一，也成為一种展示品，毫無掩飾地展示在警察、病理學家、檢察官、律師，甚至是新聞記者眼前。編號、拍照、采樣、在腳趾上挂上標簽。從我一進這行開始，就一直無法接受這种完全不人道的制度。至少，我會給被害人取個名字，而不用編號。
　　我換了一張表格，繼續開始例行的勘驗工作。我不想馬上把頭顱拿出來，因為目前警方只想知道几件事：死者的性別、年齡和人种。
　　人种是最容易辨認的。死者的頭發是紅的，皮膚看起來相當白。不過，這也有可能是腐爛造成的結果。雖然我待會才要勘驗頭顱，但到目前為止，死者是白种人的可能性較高。
　　我先前就猜死者是女性。這點可由死者柔和的臉部線條和纖細的軀干加以判斷。至于死者的長頭發，則對判斷性別一點幫助也沒有。
　　我檢視死者的骨盆，把軀干側翻起來檢視胯骨，死者的胯骨既寬又淺。我把軀干放回原位，檢查骨盆最前方的恥骨。恥骨弓起的角度很大，柔和地隆起在骨盆的前端，与胯骨形成明顯的三角形。這是典型的女性骨骼。雖然待會我還是得用電腦來做性別分析，但現在就可斷言死者是女性。
　　我拿起一條濕毛巾蓋住死者的恥骨，此時，電話響了。突如其來的電話聲把我嚇了一跳，才讓我發覺原來解剖室競如此安靜；或說，原來我是如此緊張。我在滿地的蛆之間以之字形的路線向辦公桌走去，就像小孩玩跳格子一樣。
　　“我是布蘭納。”我接起電話，把手術眼鏡推到頭頂上，然后坐下。辦公桌上爬上來一只蛆，我用筆把它撥彈開。
　　“我是克勞得爾。”電話那端的聲音說。他是重案組承辦這件案子的警官之一。我看著牆上的時鐘，現在時刻是10點40分。在我想起他是誰之前，他一直閉口不語，可能以為光是報上名字就夠了。
　　“我現在正在勘驗中，”我一說出，電話那端馬上傳來愉悅的笑聲。“我想……”
　　“是女的嗎？”他打斷我的話。
　　“沒錯。”我看著另一只蛆在桌上爬著，它先把身子弓成新月狀，然而完全伸展拉長身体，慢慢朝与我相反的方向爬去。很乖。
　　“是白人嗎？”
　　“是的。”
　　“年齡多大？”
　　“這點我大概得再一個小時后才能告訴你。”
　　我猜他現在一定馬上舉起手表看。
　　“沒問題。午餐后我過去找你。”他的言詞簡明，一直都不像請示，而像是命令。顯然他根本不管我下午有沒有空。
　　我挂下電話，回到解剖台前，拿起寫字板翻至下一頁。年齡：目前只知道她是成人。先前我檢查過她的牙齒，智齒已全都長出來了。
　　我檢視死者的雙臂。肱骨的形狀很完整，看不到被砍斷的痕跡。至于手臂的另一端就沒有什么用了，手掌自腕部以下的位置都被斬斷了。我再檢視死者的腿部，左右兩根大腿骨的頂端也都相當完整。
　　這四肢的關節讓人有點迷惑。感覺不太像正常腐爛后的樣子，而是像生了病，有點模糊。當我把死者的左腳放回解剖台上時，我的心中一片冰冷，那個在樹林里的恐怖感覺又回來了。我揮開情緒，勉強讓自己專注眼前的問題——年齡。驗出死者的年齡。年齡必須大致正确，才能查出死者的身分。如果死者的身分查不出，那么案子也不用辦下去了。
　　我拿起手術刀，從死者膝蓋和手肘的關節上刮下一些肌肉組織。剝离的過程很順利。死者的骨骼看來已經相當成熟，就算用x光測定，也只能證明骨頭已完全發育而已。我仔細查看關節組織，并沒有看到任何關節炎之類的病變。由此可知，死者是成人，而且一定很年輕。這點和牙齒生長的情況吻合。
　　但是，這樣還是不夠精确。克勞得爾要的是更精准的年齡。我繼續檢查鎖骨，鎖骨在喉部下方与胸骨相連。雖然右邊那根鎖骨仍相連，但關節表面已變得十分硬，軟骨和韌帶都已干掉了。我用剪刀盡可能把皮革化的組織剪下，再用濕布覆蓋，然后便倒回頭檢視骨盆。
　　我把恥骨上的濕布移開，用手術刀開始慢慢切開連接兩條恥骨之間的軟骨組織。剛才用濕布覆蓋己使它變軟，比較好切，但是我仍然花了很長而又無聊的時間才將它切下。當兩根恥骨終于分開后，我從骨盆下方刮下一些己干掉的肌肉組織，拿到水槽，把這些恥骨組織浸在水盆里。
　　接著，我把覆蓋在鎖骨上的濕布移開，再次努力切割下一些組織。我把一個已裝了水的塑膠標本罐放在肋骨旁，然后把鎖骨的一端插進罐內。
　　我瞄了牆上的時鐘一眼——12點25分，然后走回辦公桌前，脫掉手套，緩緩伸展了一下身子，頓時感到背部一陣疼痛。我把手插在臀部上，做弓身、后仰、旋扭腰部的動作。這些運動雖然不能減輕痛楚，但至少也無大礙。最近我的脊椎已有點受傷，而剛才埋首在解剖台上三個小時，讓傷勢更加惡化。我拒絕承認這是上了年紀的緣故，就連最近看書報需要戴老花眼鏡、体重無端從115磅加到120磅也和年紀完全無關。一點關系也沒有。
　　我一轉身，發現丹尼爾技師正從外面的辦公室看進來。他的臉突然一陣痙攣，上嘴唇吊起，眼睛也皺成一團。他急忙把身体重量全放在一只腳上，另一只腳翹起，整個人的樣子看來就像在沙灘上等待潮水的磯鷸。
　　“你什么時候要我做x光攝影？”他問。他的眼鏡低低地架在鼻梁上，看人的目光似乎是從鏡架上方越過，而非透過鏡片。
　　“我三點以前要做完。”我說著，一邊把手套剝下來丟進資源回收桶。我突然感到十分饑餓，這才想起我忘了吃早餐，泡好的咖啡也忘在桌子上，早已冷掉變味了。
　　“沒問題。”他往后跳了一步，以一只腳轉身，走下樓去了。
　　我把手術眼鏡摘下丟在桌子上，從抽屜里抽出一張白紙，展開蓋在尸体上。然后洗了手，換上外出服裝，便离開這間位于第十五樓的辦公室，出外去吃午餐。我中午很少出去吃飯，但是今天的情況不一樣。我需要一點陽光。

　　克勞得爾果然言出必行。當我在1點30分回到辦公室時，他已經在那里等著了。他坐在我辦公桌對面，目光全落在我桌上那個拼湊到一半的頭骨。一听到我的聲音，他便轉過身來，但卻一語不發。我把外套脫下吊在門后，走過他身旁，在我的座位上坐下。
　　“你好，克勞得爾先生。”我微笑著說。
　　“好。”很明顯地，他完全不領情。沒關系，等著瞧。要耍酷我也不會輸給你。
　　在他面前放了一個檔案夾。他伸出一只手放在檔案夾上，然后看著我。他的相貌不禁令人聯想到鸚鵡。他的臉頰削瘦，鼻子尖得像鳥嘴，從鼻子以下，他的下巴、他的嘴唇、以及鼻翼都自成一連串的V字型。尤其在他偶爾笑起來的時候，嘴唇整個縮進嘴里，使得嘴型的V字更是尖銳。
　　他歎了口气，看似已對我付出相當大的耐心。我過去不曾和他共事過，但是早已听過這個人的風評。他是那种自認為自己异常聰明的家伙。
　　“這里有一些疑似被害人的資料，”他說：“每個都有可能，她們全是在最近六個月內失蹤的。”
　　在案發后，我們已討論過被害人的死亡時間。早上的勘驗后，并沒有改變當初我對死者死亡時間的推想。我斷定她死亡的時間是在三個月內，因此命案發生的時間應該是在今年3月以后。魁北克的冬天很冷，對生物來說很嚴酷，但卻對死者有利，因為尸体會被自然冰凍起來而不會腐爛，也不會招致虫子。如果死者是在去年秋天、在冬天來臨前就被棄置在那，袋里的昆虫一定會有受過冬害的跡象。由尸体上的那些昆虫看來，死者在去年遇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今年的春天特別暖和，由尸体腐爛程度和其上數量龐大的蛆來看，死者應是在三個月之內遇害的。由尸体上的結締組織、內髒和大腦的腐爛程度研判，可把死亡時間假定在晚冬到初春之時。
　　我靠著椅背后仰而坐，看著他，等他繼續說下去。要比沉默我也行。他把檔案夾打開，用手指一個個點著檔案里的名單，而我則在一旁耐心地等著。
　　他從檔案夾里挑出一張表格，念出人名：“米雅·威德。”他停了一下，往下查閱表格上的資料。“1994年4月4日失蹤。”他又稍停頓。“女性，白人。”這會停得更久了。“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我們同時在心里換算這個人的年齡——45歲。
　　“在可能。”我說，以手勢要他繼續看下一個。
　　他把這張表格放在桌上一旁，接著念下一張。“蘇蘭·雷格。是她丈夫報案說她失蹤。”他略作停頓，一口气念出這個人的資料。“1994年5月2日失蹤，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48年8月17日。”
　　“不可能。”我搖搖頭。“太老了。”
　　他把這張表格壓在檔案夾底下，然后繼續看下一張。“伊莉莎白·康諾，1994年4月1日失蹤，女性，白人，出生日期：197I年1月15日。”
　　“23歲，沒錯。”我輕輕點個頭。“有可能。”他把這張表放在桌上。
　　“蘇珊娜·圣皮爾，女性，1994年3月后失蹤。”當他念資料的時候，嘴唇不停地嘔動著。“從學校回家的路上失蹤。”他又停住了，自己計算這個人的年齡。“16歲！老天！”
　　我又搖搖頭。“太年輕了，死者又不是小孩。”
　　他皺著眉頭，抽出最后一張表格。“伊娃蓮·封丹，女性，33歲，今年3月28日失蹤。哩，她是因努伊特人。”
　　“應該不可能。”我說。我想那具尸体不會是印第安人。
　　“就這些了。”他說。擺在桌子上的只有兩張表格。米雅·威德，45歲；伊莉莎白·康諾，23歲。這兩個人之中也許有一個人正躺在樓下的第四號解剖室。克勞得爾看著我，揚起的眉毛向中央聚集，形成另一個V字，但是這個V字是倒過來的。
　　“她到底多大年紀？”他有點不耐煩地問。
　　“我們到樓下去看。”我想，也該讓他嘗嘗与尸体共舞的滋味。
　　這對他似乎很殘忍，但我就是忍不住想這么做。我知道克勞得爾一向最怕進解剖室，我就是要讓他不舒服。一時之間，他的表情像掉進陷阱似的。我暗自發笑，抓起吊在門后的綠色手術服裝，逕自往電梯走去。他跟著進了電梯，然而在電梯下降的過程中，他卻一語不發，看起來就像是要進醫院檢查攝護腺。克勞得爾很少進這個電梯，因為這電梯只通往停尸間。

　　這具尸体仍保持和我离開時一樣的狀態。我戴上手套，掀開蓋在尸体上的白紙。從眼角余光中，我看見克勞得爾正僵在門口。他只踏進來一小步，勉強可說他已站在解剖室內。他的目光看向解剖室里的柜子，看著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看著各式各樣的解剖工具，但他就是不敢直視尸体。我看過尸体的照片，從照片上看來一點也不恐怖。距离太遠了，血液和血塊都看不清楚。對刑警來說，要破解命案之謎就像考試一樣。刑警的專長便是尋找線索、抽絲剝茧、解開謎題。然而，要直接面對解剖台上的尸体，卻完全是另一回事。盡管現在克勞得爾心里害怕得要命，在我面前卻得努力做出冷靜的樣子。
　　我把浸在水中的恥骨撈起來，輕輕將它分開，然后用探針探弄覆蓋住右恥骨表面的膠狀物質。膠狀物質剝离后，底下的骨頭便露出几道平行的凹痕。這根堅硬而細長的骨頭形成骨盆的最外緣，和左邊的恥骨以膠質物相連。
　　克勞得爾仍站在門邊。我把從尸体身上刮下的骨盆組織拿到燈光下，拉出燈臂對著自己，然后按下開關，把熒光燈打在骨頭上。透過放大鏡，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細節都出現了。我看著那塊彎曲的胯骨，發現了我想要的答案。
　　“克勞得爾先生，”我頭也不回地說：“過來看這個。”
　　他走到我身后，我讓開了些，不要擋住他的視線。我指著胯骨上部邊緣的不規則狀部分給他看。
　　我放下骨盆，他雖仍盯著它看，但不敢動它。我回到解剖台前，繼續檢查鎖骨，驗證我剛才的發現是否正确。我把泡在水中的鎖骨抽出來，開始切開組織。當我能看到關節部分時，我以手勢示意克勞得爾過來幫忙。我一言不發指著鎖骨的另一端，它的表面相當粗糙，像恥骨表面一樣。一個小小的椎間盤附在中央，它的邊緣明顯而沒有毀損。
　　“如何？”克勞得爾問。他的前額已冒出汗珠，看得出他是在強忍緊張，裝出英雄气概。
　　“她很年輕，大概20歲出頭。”
　　我可以解釋這些骨頭如何透露年齡的訊息，但是他一定不會想听，所以我也懶得提。我的手套上黏上一小團軟骨，我把它拍掉，攤平手掌，像個乞丐一樣。克勞得爾和我保持相當遠的距离，好像我染上伊波拉病毒似的。他雖然注視著我，但眼神卻透露他現在正在心里暗自回想，尋找和尸体年齡吻合的人選。
　　“伊莉莎白！”他肯定地說，一點也沒有詢問我的意思。
　　我點點頭。唯一可能的就是伊莉莎白·康諾。今年23歲。
　　“我想要一份死者的齒模報告。”他說。
　　我又點點頭。
　　“死亡原因呢？”他問。
　　“目前還不得而知，”我說：“我得看過x光照片，或把骨頭清理干淨再檢查，之后才能知道。”
　　我把話說完，他便离開了，連一句再見也沒說。我也不指望他說，他能离開我就很高興了。
　　我剝下手套丟掉，走出解剖室。我一面脫下手術服，一面對丹尼爾說話。我告訴他今天的工作已經結束，他可以把尸体送去拍x光照片了，正面側面都要拍，尤其是頭蓋骨部分。在上樓時，我在組織學研究室前停下，告訴里面的技師長但尼斯可以把尸体拿去清洗了。我還特別請他小心，因為這次是件分尸案。其實，提醒也是多余的，這里沒有人比但尼斯更會照料尸体。兩天后我就可以看到干淨完整的頭蓋骨了。

　　我利用下午的空閒時光，繼續拼湊桌上的頭蓋骨。雖然殘缺不全，但是己足夠用來辨識死者的身分了。這個家伙再也不能開裝滿丙烷的油罐車了。
　　回到家后，先前在陳尸處出現的那個不祥預感又回來了。一整天下來，我都不去想它，刻意把這個憂慮封鎖起來，讓自己專心一意，好能進行被害者尸体的查驗工作和拼湊那個卡車司机的頭蓋骨。現在我已完全自由了，可以開始思想，開始憂慮。我一把車子開進車庫，關掉收音机，這些煩心的事情便開始涌現。音樂一停，憂慮便竄了上來。現在不行！我對自己說。晚點才發作，至少也得吃完晚餐再說。
　　我走進公寓，听見安全系統的警示聲，讓人心安不少。我把公事包先放在一進門的地方，隨即關上大門，走向街角處的黎巴嫩餐廳，點了一份我最愛的烤羊肉大餐外帶。這是我喜歡住在城里的原因，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一個街區，就可以吃到世界各國名菜。至于我的体重……哎，就先別提了。
　　在收銀台左側的架子上放了許多瓶紅酒。我的酒癮又犯了，每當我看到這些酒，就會有千百個沖動想嘗滋味。我記得紅酒的口感、香气、甘美和微酸的感覺。我記得紅酒在体內燃起的暖意，由內至外，徐徐發散。酒能讓我手舞足蹈，在黑暗中燃起希望的火炬。酒能讓我充滿活力，讓我無所畏懼。沒錯，以現在的情況，正是需要酒的時候……我在開什么玩笑？我不能停在這里，這是誰擺的陷阱？我赶緊离開酒架前，不讓紅酒進入我的視線。不行，酒的愉悅只是一時的，付出的代价卻相當昂貴。我已經戒酒6年了，絕對不可以前功盡棄。
　　我提著食物回家，与我一起共進晚餐的，只有我的貓儿博蒂和蒙特婁的景色。貓儿睡了，蜷縮在我的腿上，發出咕嚕嚕舒服的聲音。當我洗完長長的一個熱水澡，躺在床上時已經10點30分了。在黑暗寂靜中，我已無法再壓抑思緒。就像細胞一個個都發了狂似的，雜亂的思緒如排山倒海而來，逼迫我的意識非得正視這些問題，堅持要我思考。我想起另一起謀殺案，同樣是年輕女孩被殘忍分尸。我清清楚楚地一寸寸看過她的尸体，心中仍存在那時勘驗她尸骨時的感覺。她的名字叫茜儿·托提爾，年紀只有16歲。她被人勒死、痛毆、頭被砍斷，身体也被肢解裝在塑膠袋內，過了一年才被人發現。
　　時間己晚了，但是我的腦子仍不肯休息。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好不容易才得以入睡。整個周末晚上，那些尸体的數字編號不停在我腦海里跳躍，像幽靈一樣，緊緊糾纏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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