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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蘇人日記或《冬日記數》把1876年記為他們殺死“長頭發”的日期。 理查德·道奇在19世紀末記述道，他認為僅有一本日歷現存，從1799年—1800年第一場雪開始記述。用逐漸擴展的螺旋式雕刻文字，把相繼歲月的每件大事描繪出來： 1．“烏鴉”印第安人殺了30名蘇人。 2．蘇人傳染了天花。 3．蘇人偷盜了大量釘鐵掌的馬——他們第一次看見這种馬。 4．蘇人從“烏鴉”人那里偷盜了一些“有蓬松鬃毛的馬”。 5．蘇人舉辦了一個重大的“煙袋舞會”，接著前去參加戰斗。 6．“烏鴉”人殺了8名蘇人。 7．一名阿利卡列人在射鷹時，被一名蘇人殺死。 一場場戰爭，一個個盜馬賊．一次又一次突然降臨的災禍，殺死李人的蘇人自己又被李人殺死。他們的1870年就是在這些單調的記事中結束的。 道奇獲悉，1877年，史密森納發表了一本有《冬日記數》譯文的小冊子。為了得到點什么新東西，他索取了一本，但使他惱火的是小冊于就是那本記數日歷。后來，他听說一個蘇人首領曾經許諾為一位美國醫生复制一份《冬日記數》，于是，道奇給這位醫生去了信，醫生送了他本，但還是那份相同的老記事。他不止一次地听說了《冬日記數》，并為索取它而精疲力竭。盡管它是同一份圖表，他認為，這份記事必定奇特：“……這獨一無二的精心杰作，成為這些平原印第安人從未作過的年歷。”他痛苦地說，也許就是這樣吧，因為他所遇到的印第安人中，沒有一個能弄懂它。他未能找出一個能譯出雕刻文字意義的印第安人來。确實，他們無人听說過他這個“年歷”。盡管他做了仔細解釋。但無人能理解。他認定，這份螺旋式雕刻文記事由极少數人制作，并謹慎地保護了它，它必定有特殊意義，而對其余印第安人來說，《冬日記數》只不過是個無意義的符號集。 很難理解。所問及的這些印第安人可能一直佯裝糊涂，而實際上确實有另外的“年歷”，也可能被解釋，少數和印第安人交往的白人必定知道這一事實。 這樣的記事必定是非常寶貴的。布魯斯·納爾遜記述道：“如我們所知，這些土著人擁有任何有歷史价值的觀念，但可以說，他們的歷史觀念是淺薄的，從他們那些繪制在古代野牛皮上褪了色的記事中可以看出，他們除記述一些歷史上發生過的趣事外，便再也引申不出什么有意義的史實來了。他引用了1796年美尼考尼焦族人的記事：在一次玩鐵圈与棍子的游戲中，一個名叫“雞巴”的表演者被殺。他怎么會叫這個名字，無法從該記事中推斷出，他就叫“雞巴”，而且是在表演箍圈与棍子的游戲中被殺。他先襲擊了另兩名游戲者，他們便把他殺了，在此之后，游戲繼續進行，并把他的尸体做為后邊的障礙物。從那時起，美尼考尼焦人把1796年确定為：滾圈人反對“雞巴”年。 很難推測出究竟有多少《冬日記數》。一种設想認為，大量的記事被隱密地收藏，被博物館保管，一些則可能隨同他們的保管人一同被埋掉。但從他們想使他們的部落永存這一唯一目的來看，被埋掉的推測似乎不合邏輯。亞克西斯·普魯斯在他的一個有關安克帕帕人記事（克蘭布魯克科學學會所有）中，談及了十多則記事。 約瑟夫·怀特·布爾在同年邁而記憶力頑強的美尼考尼焦人商議之后，歸納了一個部落從1781年至1932年的歷史。1781年被記述是因為那是值得記憶的一年——許多野牛被凍死或淹死，斗士們游過塞滿冰塊的密蘇里河，去收集那些漂浮的野牛死尸。接下來的一年，一個英國人來到他們部落，看見美尼考尼焦人使用石刀，他走開了，過了一會，他又返回，帶來了几把鋼刀。 1804年，一名“粗”人被殺，“粗一人對任何事都是逆反著做。他們的行為是盡一切可能變得愚蠢可笑。1804年，一名“粗”人對一個未特別講明的敵軍進行攻擊，他徑直把一支箭射向空中，然后站住轉過身，開始朝他自己部落人射箭：先朝他們頭的上部射，然后徑直朝他的親人、朋友們射擊。這支敵軍把他殺了。 。1807年，某些白人雇佣了一名印第安人，要他把一本書帶給其它貿易站的另一些白人。一位名叫“紅狗”的奧格拉拉人把這本書帶了好遠的路程。無人知道這本書的內容。 1817年，一名可怜的孤儿沒有帶弓箭和本部落斗士一起去追赶敵人。有兩名敵人回過身來和這些蘇人搏斗，這些蘇人便不敢朝前沖了。可這名孤儿撿起一根棍子，勇猛地朝前沖去，掄棍猛打這兩個敵人。据“白公牛”說，這個男孩十分勇敢，他所在的部落便被叫做“無弓”部落。“白公牛”的有關安克帕帕兩性人建議把弓箭放在一座山頂上的故事与原記載的不相符，但年代這么長久，誰知道真實情況怎樣呢？ 這些歷史學家并非只記述了這些极為平凡的瑣事，也還是有例外的，那是1832年11月12日，這一天，一顆明亮的流星，從天空划過，那時，世界各地都注意到了這一現象，每個印第安部落記事簿都稱它為“冬日墜落的星星”，并簡單地用星星做了描述。 1837年，白人的“圣彼得號”輪船駛來。但也帶來了船上的致命貨物——天花。克蘭布魯克人的記事用一身穿帶點袍子的印第安人記述了這件事。兩年之后，出現了可悲的兩性人事件——他或她殺死了他或她自己，盡管，据認為，這個不幸的人可能是位异裝癖者。無論哪种情況，克蘭布魯克人的記表上示意他或她是上吊自殺的。 可能如料想的那樣，對卡斯特慘敗的這一年，不是用一場戰斗來記述；相反，畫面是用“坐牛”和一個穿軍服的人的握手來表示的。這可能記述了他從小比格奧离開后，進入了加拿大，被一名身穿紅夾克的加拿大西北騎警接待的情況。雕刻圖中還有一幅猛刺的圖，可能象征胜利。 好似大多數印第安人對被他們在蒙大拿徹底擊敗的穿藍制服的人的領導并不熟悉。一個真實情況是，記事中至少有一則提到了卡斯特——但沒有提及其他軍官。大多數印第安人都認為是三星庫魯克又返回來了，只是在后來，可能由名叫“長里腿”的受過教育的混血儿之口，他們才知道同自己交戰的是第七騎兵團。起初他們沒有在意這件事，沒有多少蘇人与北方夏安人知道有關卡斯特的任何情況。 白人把“長里腿”稱為約翰·布魯吉爾（或布魯奇爾）。他的父親西奧菲列·布魯吉爾，是一個法國与加拿大血統商人，有兩個塞蒂人的妻子：“黎明”与“光輝”。她們是姐妹，是首領“戰鷹”的小女儿。倆姐妹使布魯吉爾一間棚屋里擠滿了13個孩子，約翰為“黎明”所生。据說，他是個大膽大無畏的青年男子，有一張漂亮的臉蛋，身材魁梧而粗壯，皮膚十分黝黑。由于他在“圣·路易斯”基督修士學院注冊，他必定是個非同尋常的人。從學院畢業之后，他給父親干活。1875年11月14日，他在站岩卷入了一場斗毆，用棍子打了威廉·麥克吉，麥克吉于第二天早晨死了。麥克吉被說成是個文靜、勤勉的人，也許是這樣，然而，林肯堡的一位商人說，他是個齷齪的醉鬼。顯然，由于約翰的气惱，使這場爭吵如同小步舞似的一步步升級，他自己也可能在1898年6月13日這一天被活扳于打死，這算是一個意外事件吧，因為邊疆的犧牲者常常死于槍彈与刀矛。 無論如何，据悉，麥克吉受了致命傷，約翰·布魯吉爾走了，他去了何處不得而知，也許進了黑山，然后去了更遠的地方——大比格奧城。他是否确實給蘇人講述了有關卡斯特的事，要看他抵達“坐牛”棚屋的時間了。約翰·格雷博士可能是這段歷史最有權威的人了，他認為約翰·布魯吉爾直到這年秋末才同蘇人匯合在一起。 不管約翰什么時間抵達那儿，“長里腿”知道來到這個營地時應當怎樣做：他徑直騎馬來到“坐牛”的棚屋，呈上他的馬与槍，井把這位“巫人”稱做“大哥”。也許應當歸究于他的天主教教育。如若他不是按所准備的這套做的話，大概會被殺掉的，因為大量攜帶武器的蘇人尾隨跟蹤了他。這些敏感的人，十分怀疑這名穿白人士兵衣服的外來人，他們為了撩開棚屋檐，已把几根棚屋杆拔起。后來，約翰告知他的侄儿，當時他已准備好隨時嘗嘗箭或子彈的滋味了。 “坐牛”那時也是一邊考慮了他棚屋的景況，一邊思量著怎樣對待這位半白人的不速之客。或者把他干掉，或者給他些飯食接待他。但最后還是決定收留他。由于他抵達時穿著牛仔褲，他們就叫他“長里腿”。當他不止一次地注意到這些蘇人從小比格奧俘獲的裝備上印的“7”字時，他告訴他們，他們擊敗的白人是第七騎兵團。 夏安人“木腿”說，他的人民是從奧格拉拉蘇人那儿獲知他們擊敗了第七騎兵團的，但他沒有說這名奧格拉拉人是怎樣發現的。 戰斗結束兩天之后，這幫印第安人在現時的“草地棚屋”附近扎營，“木腿”被派到一坐小山上擔任警戒。一名塞蒂人騎馬跑來，當問明他是一個夏安人之后，來人便掏出所帶的煙葉，同他聊起來。他對“木腿”說：“我認為我們殺的這位大頭目是‘長頭發’，我們的一個人殺了他。這個人認識‘長頭發’好几年了，并認定就是他，大概是由那人長長的卷曲的金黃色頭發判定的。” “木腿”從未听說過卡斯特，所以，這個消息好似對他并不重要，他也沒有去大惊小怪地打攪其他夏安人。他自己至少看見了三個長著金黃色長頭發的士兵尸体，其中有一名他認為在裝死，便補了一槍，因為他看見這具尸体上沒有傷，于是讓一顆子彈從尸体的腦袋上穿過。 然而，沒過多久，這一消息好像變得极為重要，許多印第安人都聲稱他們立了殺死“長頭發”的大功，為他們部落人爭了大面子，而這些聲稱者卻遭到其余印第安人的奚落。“木腿”說，這些斷言几乎是夸張炫耀式的，在戰斗剛結束之后，并沒有人這樣聲稱。他堅持說，原先認識卡斯特的几名南方夏安人和蘇人也是在數周之后才知道“長頭發”被殺這一消息的。他說，在小比格奧，大多數印第安人甚至不知道還有“長頭發”這個人。 在民間傳說中，被提及最多的殺死卡斯特的人是“鷹”，“勇敢熊”，“平屁股”，“斑點牛”，“雙月”，“厲害馬”，一個不知名的15歲男孩，“坐牛”的侄儿“約瑟·坐牛”。 可以肯定地說，這些人們中，“白公牛”是位令人惊恐的斗士。如同現代殲擊机領航員那樣，斗士得用模型信號來標注他所參加的戰場情況，斗士們還得對戰斗中的功績做討論分析。在小比格奧戰斗中，除了“白公牛”的馬倒下，他的一個關節挨了一顆子彈外，這個美尼考尼焦人殺死了兩名白人，襲擊了7個人，逮了12匹美國戰馬。他宣稱，在戰斗中，他与一名身体強壯，長著金黃色頭發的士兵搏斗，那位士兵几乎砍掉了他的鼻子。“白公牛”最后說，他設法用自己的卡賓槍朝這個敵人射擊，他至少畫了四幅壯麗的搏斗圖。許多歷學家史還嚴肅地看待了“白公牛”的這些聲稱，可另一些人則說，“白公牛”的話散發著值得怀疑的气味。 一個名叫“水人”的阿拉帕霍人提供了一則不引人注意的描述。“水人”身著如同白人所料想的那樣一身戰斗裝束：犢鼻褲，帶珠子綁腿，羽絨無檐戰帽。他的臉染成紅色与黃色，脖子上挂著一個小鹿皮袋子，里邊裝著“一种植物根”。打扮完后，他便急速跑入戰場，看見卡斯特跪爬在那座山岭上。“他的肋部被子彈擊中，嘴里噴吐著鮮血，好似注視著周圍移動的印第安人，四名士兵在他身旁……”听起來好似符合情理，盡管19世紀的美國人民難以接受這一事實。很難解釋清楚為什么某些歷史事件的記述只能被后一代人接受，而不能被同一代人接受。然而，到了20世紀，人們好似認為“水人”的講述比“白公牛”的講述更合乎情理。 在這些重要的爭功陳述中，“烏鴉”人偵察員“卷毛”說，就在他神奇般地逃出之前，看見卡斯特的胸部被擊中，蜷著身子坐著，接著，他又被一粒子彈擊中，身体向后倒下。這听起來也能令人信服，可“卷毛”也說，他逃到戰場東側，他是在那儿看見卡斯特死去的。這么遠的距离，他是不可能看見卡斯特的肋部受傷的。 許多印第安人堅持說卡斯特是最后一個倒下的，說他的頭部被馬刀砍傷，并被“臉上雨”開槍擊中。卡斯特可能是最后倒下的，但他的頭部并未被砍傷。“臉上雨”可能參加了戰斗，并擊中了卡斯特，但沒有證實卡斯特是否被打死。無疑，卡斯特的受傷處成了一件被關注的主要事情。 白人士兵，尤其是來自東部的白人士兵執意要查出究竟是怎樣的紅种人殺死了他們的英雄。他們沒完沒了地追根尋底，這令印第安人感到十分厭煩，于是，在1909年的商議會上，他們決定了結這件事。由于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殺了他，便選擇了南部夏安人首領“勇敢熊”作了這一侯選人。因為，在華什他，“勇敢熊”曾同“黑水壺”在一起，當某人給這位將軍靴子上倒煙灰時，他在場，他也參加了小比格奧戰役，所以，他是最好的人選。 那些趨向社會主義精神的部落成員還有另一個理由同意這樣做，費城的百万富翁魯道姆曼·沃納梅克為這件事提供了金條。這筆錢是提供給1909年的議事會的成員們的，這一年，許多印第安人遭受了饑餓的折磨，所以，他們推測，要是他們能弄到一個殺人者，他們就會得到一筆錢，為那些挨餓的人購買糧食。 据說，“勇敢熊”并沒有急于想成為這個英雄，他認為沃納梅克先生要謀殺他。可后來，他還是鼓足勇气，代表他的人民站了出來，這件神秘的事就這樣結束了。 沃納梅克先生自然十分滿意，印第安人也高興了，當“勇敢熊”意識到這些白人士兵只是想要凝視他時，也高興了。 可是，早在30年前，卑斯麥《論壇》報道說，一個商人從首領“苦膽”——“最坏的印第安人”那儿買了一個奇特的小火柴匣狀有指針的哨子，這是卡斯特口袋里的東西。這位算是最惡劣的印第安人是怎樣得到它的呢？“苦膽”不可能是叫卡斯特死亡的天使，一方面由于“苦膽”是用一把短柄小斧參加的戰斗，而卡斯特卻是實實在在中彈倒下，頭部還有另一處彈傷。此外，甚至沒有确定這位复仇的天使是蘇人還是夏安人，或者可能是前來走訪營地的阿拉帕霍人。卡斯特所帶的這個五連隊襲擊的是村頭的夏安人，所以，很有可能是夏安人把他擊中的，這就給“苦膽”怎樣從卡斯特口袋中取走這個哨子帶來了疑問。 弗納爾蒂曾多次見過這位首領，他十分率直地把“苦膽”說成是一個不安分的流氓，說他長得像個盜馬的吉卜塞人，并以“雙料貨”，“偷偷摸摸的惡棍”而著稱。 后來成為將軍的戈弗雷。尉不同意這种看法，他發現，作為一個极不尋常的人，“苦膽”具有天賦才能，熟知很多常識。他是一名身材魁偉、体格健壯的首領，他的外貌使人能聯想到丹尼爾·韋伯斯特。 代理人麥克勞林對“苦膽”十分了解，他不但把“苦膽”看作是一名有策划能力的斗士，也把他看作是有說服力的顧問，是和“紅云”、“斑尾”有同等能力的人，他的确是麥克勞林從未見過的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伊麗莎白除表明對“苦膽”的恐怖的情感外，也做了几乎相同的評价：“事實上，對我說來，看一張長得棱角分明有生气的印第安人的臉是十分痛苦的，我一生中從未想象過，在所有這些部落中，會有如同‘苦膽’這樣一位出色的斗士。” 大多數安克帕帕人（至少同白人交談過的人們），都認為“苦膽”是個息事宁人的人，沒有脾气。但自從那個星期天雷奧的士兵開槍打死他的兩個妻子与三個孩子之后，他便喪失了溫和的脾性。一苦膽”認為她們是被李偵察員殺害的，他絕對不會更改這一判斷。不管是誰殺害了她們，都极大地傷害了他，就像數年之后，他向一名記者吐露的那樣——于是他騎馬在士兵中狂奔，用他的短柄斧劈砍了他們的腦袋。他說：“我砍死了許多人。” 他的名字被字面譯為“皮扎”，是由母親在臨產前，嘗了一只死動物的膽汁后給他取的這個名字。他也被叫做“紅行者”，因為有一次，父親給他全身纏綁了朱紅色裝飾帶，給他打扮一番之后，讓他在客人面前夸示地走過。這次夸耀之后不久，他就成了“在中間行走的人’了。他的這個名字的由來不太清楚，但他對這個名字很自豪，說不定還是在戰斗中贏得的。 他不是一位世襲的首領。他的家族也好像只是一般的家族，由于他父親去世早，与其說大家對他敬重還不如說是對他的同情。所以，他像是并非由世襲繼承了首領，而是由于他感覺出自己苗裔的重要性。 他大約于1840年出生在南達科他的莫羅河沿岸，据說，可能与“血刀”同年，并同生在一個村子里，死于1893年。是服用了一劑特殊的藥或受了刺刀傷，或從一輛貨車上跌下來而死的。盡管死亡的原因沒有什么意義，但他死亡的日子剛好是卡斯特的出生日——12月5日。要是這位將軍當初謹慎的話，這一年他該有54歲了。 即使到了矮胖的中年期，“苦膽”依舊是一個有爆發力的人，他簡直能夠使攝影師照像机的鏡頭玻璃裂化。每一張底片都給出了一個領導人的惊人体魄。那些如同蹲坐的全身像，一副酒桶般粗壯的軀干，配著兩條彎曲的短腿。戰爭12年之后，他站到磅稱上，發現体重增達260磅。在小比格奧戰斗中，他的胳膊上涂染了一條條白色的道子，厚墩墩的手中握了一把短柄斧，他必定如同一只在羊群中沖闖的狼，在卡斯特絕望的騎兵中狂跑。 麥克勞林說，在站岩，當“苦膽”不再是一名青年男子時，他戀愛了。而且十分狂烈，并羞怯地向居留地的一名代理人承認了這一事實。這听起來似乎有些荒謬。然而麥克勞林說，了解印第安的人會對此做出确實的評价的。那名蘇人的首領，“一張被太陽晒成棕色的臉j那在冬天為防止凍裂要涂染，在夏天也為防止被太陽晒黑涂染的臉，而今卻如同白膚色姑娘因害羞而飛紅了。” 然而，事態以不幸而終結，使這位偉大的安克帕帕人陷入深淵（并非常常這樣），因為他所迷戀的人是另一個人的妻子。麥克勞林同“苦膽”討論了這件事，至少，勸說他應克制自己的感情。 “苦膽”回答道：“我已答應要向白人那樣生活，我信守我的諾言。但我沒有答應，在另一個女人來到我心中時，我的內心是否還會再感到歡樂。我將要如同白人那樣付出我的人生代价。” 然后，他們握手道別，“苦膽”走了。 比利·亞當斯在萊頓的喬丹赫達爾奇經商，時常為布西爾德堡的戰犯送啤酒。在那儿，他認識了“烏鴉王”、“賤狗”、“坐牛”、“臉上雨”、“苦膽”以及其他著名的蘇人。他對“坐牛”沒多少好感，認為“坐牛”是一個一味追求肉体的可鄙人物。他有一雙弓形腿，一張多疑不誠實的臉。比利說，他那雙毒蛇般陰險的眼睛對每個人都充滿了怀疑。“坐牛”拒絕先動口喝咖啡或吃東西。在另一名印第安人嘗了之后，他才動口。在說及首領“苦膽”時，比利卻充滿了敬意。他說，“苦膽”是位杰出的首領，他烏黑閃亮的眼睛揭示了荒遠的邊疆人的那种敵意。你要是不被他看做是有風采、有魄力且有知識的人的話，你就休想同他接近。 “苦膽”訪問了華盛頓，在那儿，給他提供了任他想要花費的金錢。后來，當問及他在華盛頓的見聞与感触時，他回答說：“我走訪了你們這座偉大的城市各處，看到了許多人，他們有些穿著十分華麗的衣服，佩戴著鑽石；而另一些人卻赤著腳，衣襯襤褸，亦無錢買食品。他們是貧窮的乞丐，他們比印第安人更需要你們的幫助。我把你們給我的錢給了他們，所有人都是与印第安人相似的人，我們供養我們的窮人。” 后來，据說當“苦膽”的容貌變得溫和之時，他不再像丹尼爾一韋伯斯特，倒像亨利·沃德·比切爾了。 不管白人怎樣評价他合乎道德的本質，你不可能不贊歎他強壯的体魄。1865年冬天，在布爾西爾德堡附近，一支特遣隊士兵試圖捕捉他。對他的指控令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不合理，可當這些士兵們抵達他的棚屋時（也許進到里邊），他把棚屋的后邊割開，蹓了出去。然而，他沒有想到他們早已防范到他會這樣逃跑，一名安置在他棚屋后邊的穿藍制服的士兵，用刺刀刺穿了他。他就這樣捕獲，并被釘在地上，直至他昏暈過去。士兵們离開，到司令匯報說“苦膽”已死。于是，又派了一部分人去取他的尸体。然而，据說，對他的死亡的匯報顯然是言過其實了。在這些士兵返回來之前，“苦膽”已蘇醒過來，爬入森林，藏在里邊，直至對他的搜索停止。 也許事實并非完全這樣。有人說，由“血刀”給這些士兵帶路，試圖逮住“苦膽”。“血刀”用刺刀連插了他几刀后，又在槍里裝上大型鉛彈，想做致命的一擊，但負責軍官巴塞特中尉把他的槍打在一邊。一陣猛烈的爆炸在离“苦膽”頭部几英寸的地面上穿了個煙洞，巴塞特認為他早已被打死，或者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沒什么理由再去毀滅一具尸体。所以他們把他丟在血泊中，騎馬走了。“苦膽”的人接著為他包扎了傷口，并立刻把他放在一輛馬拉雪橇上，拉到一個安克帕帕人的村庄。在那儿，他复愈了。很久之后，他給德·斯梅特神父看了自己的傷疤，并吹噓說，那次布爾西爾德堡對他的款待，使几個白人喪了命。 韋斯塔爾說，一個名叫朗·曼鄧的“雙水壺”的蘇人為這些士兵帶路，“苦膽”被刺刀穿透之后，這名士兵不得不用一只腳踩在“苦膽”身上，才把刺刀拔出。他們連捅他几刀，踢他，踩他，“苦膽”卻佯裝死去。蘇人自己也認為他死了，他們不愿碰及他的尸体，就把他的棚屋拆掉，逃走了，“苦膽”接著搖搖晃晃地穿過落雪，走了21英里，來到他的一個叫“毛下巴”的朋友的棚屋，是他救了“苦膽”的命。一年之后，一處深傷還在化膿。那時，“毛下巴”的一個儿子“烏鴉鬼”15歲，他回憶說，“苦膽”抵達他家時，衣服上沾滿了鮮血，嘴里還在淚淚地往外涌血，肯定是刺刀刺傷了他的肺。另一名印第安人說，他的脖頸也被刺刀刺傷。 有兩种關于“苦膽”被子彈擊中的說法。劉易斯·克勞福德說，朗·曼鄧偷偷地离開，來到斯蒂文森堡，告訴堡里的指揮官德·特羅布里恩德上校，說“苦膽”在布爾西爾德堡。德·特羅布里恩德上校派了100名士兵，于清晨兩點鐘抵達布爾西爾德堡。那晚，必定明月當空。因為該堡的一名辦事員被吵鬧聲惊醒，他用望遠鏡觀看，看見“苦膽”的棚屋被包圍，并听見一名翻譯喊道：“我們要捉‘走在中間的人’。”“苦膽”便出現在棚屋門口，遭到手槍的射擊。 這种講法值得怀疑，夜晚的槍聲會把每個印第安人惊醒的，士兵們肯定不會這樣做。 約瑟夫·亨利·泰勒認識一些參与那場的捕捉人員，他說，那時“苦膽”高枕無憂，在布爾西爾德堡南邊扎營，他走出棚屋迎接這些來訪者時，被射倒在地，然后，他被一把刺刀穿透胸部扎在地上，血從他的傷口，他的嘴巴，他的鼻孔中涌出，“流了近一加侖”。救他命的不是“毛下巴”，而是一位不知名的老太太。 也有傳說，他是在某處被一名潘達革利卡部落的巫人救助的。 無論是他自己的生命力頑強不死，還是多虧了巴塞特擋住了“血刀”裝添在槍管中的大鉛彈，都令人生疑。而德·特羅布里恩德繪聲繪影描述的事態進展，更像當年“血刀”差點殺死“坐牛”的情況：“血刀”飛馬跑來，就要舉刀砍斷“坐牛”的喉頭，突然听到命令，要他刀下留人。听起來，好似“血刀”兩次被阻止殺死一名印第安人的首領，這是极不可能的事。其中之一可能是真事，但究竟是哪一次？ 這件陳舊的瑣事，還有另一种說法，但同樣太模糊，令人難以相信。1886年7月18日，事件發生20年之后，圣保羅的《先驅報》報道說，蘇利堡的藍制服們追捕并制服了“苦膽”。他身中六七彈，又被用刺刀捅了六七刀。一個名字不詳的下士還想給他致命的一擊，“中尉先生，讓我也出口气吧。”但中尉說不行，他們便騎馬走開了。于是，“這位狡猾的紅种人，爬走了……” 一個冬天的夜晚“苦膽”在布爾西爾德堡附近被刺刀刺傷，但卻從一個普通人早已會送命的重傷中頑強地幸存下來，這一傳聞仿佛成了至今仍爭論不休的熱點。他也可能遭受槍擊，但這种傳說無人能确信，事實真像太失真了。不管怎么說，依照韋斯特爾的講述，自打那時起，他對白人充滿了刻骨的仇恨。在他居住在居留地那些日子里，白人的任何討好行為都未能解除那种殘忍的侮辱所刻留在他心間的憤恨。“有人說，他死于服用了過量的減肥劑，另有人說，他是從貨車上掉下來摔死的。但事實是，他的舊傷毀了他。他的死，歸咎于他對白人的半心半意的友誼。” 至于減肥，一點也不假，居留地的食品使“苦膽”變成了個矮胖子。對此，他十分憂慮，并听從一個朋友的建議，以服用某种滋補飲料當食品。他接處方喝了一周之后，發現并沒有什么變化，于是，便把整瓶都喝了，以致出現虛脫。据說是這樣。果真如此，倒好像契河夫的諷刺故事了。 1907年，J·M·T·帕特羅上校給攝影師巴里寫信時，也講述了有關這位惊人的斗士的一些荒謬的事。這位上校問巴里是否還記得布爾西爾德堡的克利福德上尉，那時，克利福德負責看管印第安犯人：“我常常用克利福德的鋼琴，為‘苦膽’演奏門德爾松的婚禮進行曲。他常常要我為他演奏這首特殊曲子……” 韋斯德爾認為，“苦膽”死于他同白人的友誼。也許是這樣，也許不是這樣。在加利福尼亞南部的西南博物館（至少离該戰場有一干英里），有一幅繪制在平紋布上的大型水彩畫。是由首領‘踢熊’于1898年繪制的，這幅畫也是對“苦膽”的一個評价。該畫是由弗霍德里克·雷明頓委托繪制的，但雷明頓一直未把它取走，所以，這位藝術家就把它賣給了一個印第安代理人。 在這副精致的細紋布戰場圖上，“踢熊”如同一只蒼鷹，從高處凝視著小比格奧，卡斯特罹難的士兵們看上去如同一只只死去的棕色麻雀，畫面上到處可見未著色的人的輪廓，暗示著一個個逝去的靈魂。卡斯特身著鹿皮服，那頂白色寬檐帽已經丟失，露出了他長長的頭發，從技術角度著眼，畫家沒有表達真實情況。畫中，可以看出大量的吸引人的戰馬——黃色、粉紅色，綠色。但畫中央最引人注目的是站立的四名重要蘇人：“坐牛”、“狂馬”、“臉上雨”和藝術家自己，“踢熊”首領沒有把“苦膽”畫入畫中。在“苦膽”應當站的地方是一塊黑色空間，表朋在這些杰出的人們中，只有“苦膽”一個人向他的敵人妥協了。 ------------------ 公益圖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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