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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回到這個戰場的穿藍制服的人是亨利·諾爾蘭上尉率領的第七騎兵團。他們是于1877年夏天從新建在舌頭灣和黃石河交界處的基厄菲堡出發的。緊隨他們的是載著松木箱的牛拉貨車隊，他們去收撿卡斯特和15名軍官的遺骸。河谷的容貌已發生了變化，1876年時，那里還是厚厚的黃土地，有些地方的塵土深達几英寸，而僅一年的時間”，這里已長滿了齊馬蹬高的荒草。車隊中有人記述道，卡斯特殉難的那座小山包上遍布著慘白的馬骨架，但并沒有一絲尸体腐爛的跡象，滿山遍野盛開著繽紛的野蓮花。散發著芬芳的清香。
　　諾爾蘭的特遣隊把士兵們的尸骨收集起來，倒在靠近山岭脊頂的一個坑里，然后又疊起一個圓錐形的石堆，石堆頂擺了個野牛的頭蓋骨。
　　由于有16名軍官陣亡，12名在戰斗結束后不久就被辨出身份，所以，諾爾蘭按理應至少帶了12具棺木。但出于某些理由，只帶了10具也可能不超過7具。軍士約翰·庫里坦的家人要求就把他埋在戰場上，人們就這樣做了。之后，11個軍官的遺骨便被安放在帶去的棺木中。諾爾蘭把它們帶至小比格奧河口，它們又在那儿被裝上“弗萊徹”號船。卡斯特的副官加納迪安w·W·庫克的遺骨被運到波士頓，卡斯特的則于1877年夏天挖出，在利達父親的指定下埋在密執安的門羅。
　　庫里坦中尉得到了一具棺木，這可能是真的，至少他的家人這么認為。但在1932年政府下令把他尸骨移出公墓時才發現，他腐爛的尸骨就埋在离地面三英尺的地下，沒有任何棺木的跡象。
　　軍士M·C坎德爾也隨諾爾蘭特遣隊一同去了該戰場。他那時本隸屬基厄菲的連隊，但很快被派去守衛粉河兵站。雖然他可能對這种羞辱性工作產生過不滿情緒，但卻救了他的命。他說，當他和諾爾蘭抵達那儿時，第七騎兵團陣亡將士的尸骨隨處可見。湯姆·李福吉為諾爾蘭當向導，他曾多次來過這個戰場。“我看見地面上到處是毗牙咧嘴的頭顱骨，肋骨，或分离的軀干……”
　　歷史學家弗蘭克·林德爾曼向“漂亮的希爾德”詢問卡斯特的士兵是否被埋葬了。她回答說：“我不認識那個‘打手勢的談話人’，但我知道這場戰斗之后，這個村子里整個夏天都是死人味，我們也正是因為不能忍受而搬离了此處。”
　　這一陳述同卑斯麥《論壇》號外大相徑庭，因為它向公眾保證：“所有尸体都得到了体面的埋葬。”
　　盡管所做的与人們所想象的差得很遠，但也許每具尸体都被用土蓋上了，但風，雨，霜凍連連侵襲了這些墓地。禿鷲、郊狼、狼和其它食腐尸的動物也多次來吞嚼它們的食物，一些識別標志可能被拉扯尸体的動物撞倒，可能被雨水順斜坡沖走，也可能被風從一個尸堆吹到另一個尸堆上。諾爾蘭的工作人員碰到的是一些棘手的工作。
　　當將軍的尸骨被裝進箱子后，有人發現他風化的衣服里邊有一個下士的姓名，于是便用附近的另一具尸骨將它取代。坎德爾軍士認為，這次裝進去的才真正是卡斯特將軍的骨骸。李福吉說，諾爾蘭的手下顯然感到無可奈何，因為他們找不到明顯又具体的東西，常常只是：一塊股骨，陷入胸廊中的一個顱骨。“除此之外，能被連接起來、并可被運走的遺体還不夠裝滿我的帽子。”偵察員喬治·赫汀爾說，在卡斯特的墓穴中只有很少一點遺骨——“兩捧”，他認為這位將軍的尸骨早被狼撕散了。
　　另一個未給出姓名的見證人說：“當我們發現連將軍的尸骨都不能盡如人意地辨認出來時，大家都十分困窘……”
　　7月28日，約瑟夫·蒂爾弗德上校在林肯堡給伊麗莎白寫信說，他已遵照謝立丹將軍之命把她丈夫的尸骨經由美國快運公司運往西點軍校。蒂爾弗德在信中附了一綹卡斯特的頭發，并說明自己也冒昧地留了一些。尸骨散落在荒野的傳聞曾使伊麗莎白心緒煩亂，死去的騎兵的遺孀和親友們也都曾有過同樣的心情。据說，在收到蒂爾弗德寄去的一綹頭發后，她才打消了疑慮，并把它看作是有力的、确定無疑的明證。
　　約翰·雷恩軍士在戰斗后曾負責一個埋葬卡斯特將軍的三人小組。約翰也剪去了將軍的一綹頭發。同樣，亨利·波特醫生也設法收集了每個陣亡的軍官的頭發。
　　當時，人的頭發具有一种當今所沒有的文化意義。當把各种顏色的頭發組合在一起就能制作出精妙的圖畫。男人們挂用頭發編織的表鏈，女人們相互交換用頭發制作的禮物。伊麗莎白13歲生日的禮物就是用她母親的頭發制的手鐲（交接處有她父親的頭發），以及用她姑媽頭發打成的心結。
　　1863年12月23日，她給新婚的丈夫寫信說：“我的金卷發人儿，別把它們毀在理發師手里。在我老了時，我要用它們給自己編一個假發。”卡斯特便開始保存修剪下的頭發，她也便有了用它做成的假發——盡管她還沒等到老。她至少在林肯堡的化妝舞會上戴過一次，在業余戲劇演出時也戴過几次。不久的一個寒冷的夜晚，伊麗莎白被煙囪里呼呼作響的聲音惊醒：“女人們總是善于聞出煙味，并在深更半夜打發男人去做不必要的調查，而我力圖想再等等看。”但沒等多久。不祥的聲音越來越大了。她推醒丈夫，卡斯特猛沖上樓，發現他們上面的房間已經起火，她听到一陣猛烈的倒塌聲，不禁擔心他已被壓死了。一些浸透了煤油的絕緣紙產生了一种爆炸性气体：“……煙囪被炸裂了，整個房間被炸飛，他被泥灰埋住，周圍是倒塌的磚頭。”衛兵喚醒了兵站，人們從各處跑來，但已太晚了，房子燒完了。他們的大部分財物都在滾滾濃煙和呼呼叭叭的火焰中消失殆盡。而她最惋惜的則是載有自己丈夫文章的報紙剪輯和她的假發——珍貴的假發。
　　卡斯特也為伊麗莎白蓄起了胡子。1864年春，他把胡子刮下來給妻子寄去，這也是她給自己父母信中所提及的一件事。在同一封信中，她講述了一個南方聯邦官員的故事。那人送給一個姑娘一綹頭發，讓她把頭發轉交給林肯先生，說他將在10天后与總統先生共進晚餐。這不過是件軼事，伊麗莎白知道自己的雙親能夠理解。如今這其中的含義就不十分清楚。那軍官顯然是在夸海口，就是威嚇，可是為什么要在信中夾寄一綹頭發呢？
　　同當今一樣，當時的許多習俗看上去好像在給人增加一种恐怖感。一個女子大概會花上半天時間清洗、梳理、不停地擺弄她那引以為榮的頭發，而一個男子，要是他也過分仔細而精心地梳頭的話，會令人側目的。為了不引起他人的關注，阿姆斯特朗
　　卡斯特留意起自己的頭發來。他的頭發似乎使他本人受到誘惑和困窘。當年被西點軍校錄取時，就因那粉白的皮膚和圍著臉龐的金色卷發而使他享有“范妮”的綽號。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膚色，但為了盡量減少帶女人气質的外貌，他把頭發剪短。然后又買了假發。不久他又因使用一种香味發油獲得“桂皮”的美名。畢業那天，他卻成了“卷毛儿”——這是他所有的綽號中永遠也丟不掉的一個。
　　要是他的皮膚是銅色而不是誘人的粉紅色，他也就不會贏得這個滑稽的外號了，但印第安人從不認為男子專注于他的頭發是荒謬可笑的。恰恰相反，他們對頭發很看重，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十分喜歡、關注自己的頭發。19世紀一個叫亨利·波拉的商人曾提到他見過的三個古斯·万特里的花花公子。他們“穿著打扮時髦絕頂：前額兩側的頭發都用一串串沾有鮮紅羽絨的殼束緊，還戴著用紅白粘土點綴的假發……”他還描述了他們的“四熊”首領，說他是一個身材高大、有貴族气質的男子，漆黑的頭發几乎拖及地面，“簡直成了無法用价格來衡量的裝飾的附肢了”——他的一些斗士的頭發長達10—15英尺。弗克蘭·林德曼曾記述了由休·斯科特將軍和蒙大拿代理人斯科特·利維特研究過的一束著名的“烏鴉”人的頭發。他援引了利維特1932年6月10日就國會駐軍問題給他去的一封信。“在拆開這束頭發時，我們把它一圈圈纏繞在手上，一直到它被完全展開。麥克斯·比格曼用雙手測量了一下，得出結論：頭發全長為76掌，而他的掌寬為一指長，這說明它不止25英尺……”
　　不管怎么說，伊麗莎白的疑慮被蒂爾福德寄去的一綹頭發。打消。她确信這是從她丈夫的頭頂上取下來的，而且看來她也沒有搞錯。所以，將軍的遺骨可能确實是在政府指定的安放處安息。本廷滿含醋意地寫道：“接下來的許多年，來到西點的軍校學員們都將在卡斯特的骨灰匣前畢恭畢敬地鞠躬了……”
　　坎德爾和李福吉有關尸骨在戰場上裸露的陳述很快被察探那儿的其他人證實了。當年夏天，一隊前去觀光的士兵把11具遺骨收集起來，埋在紀念碑附近的一個大坑里。被派出做偵察工作的號兵S·F·墨爾福特把偵察工作終止在這個戰場上，在那儿，他清理了埋有18具遺体的6個土堆。墨爾福特說，每堆尸骨旁豎著一根長長的棚屋杆、其中一根上挂著一頂白色寬邊帽，上面有兩個彈眼和一條顯然是斧子砍過的裂縫。不遠處，他看見一把斧子，斧刃上沾有一塊黑色的污物。他還看到四具人和馬的遺，骨，“其中一匹是卡斯特的坐騎”——這是一件引人注意的事，但他并未講明是怎樣辨認出這一犧牲者的。
　　他的一幫人馬在被廢棄的村庄里扎下營，天气使人煩躁不安，尋找尸骨軟骨碎片的群狼的嚎叫聲使他們似睡非睡。黑暗中，有人感到什么東西從臉下緩緩爬過，于是軍營里響起一片“蛇！”的惊叫聲。那是條綠色晰剔。蜥蜴很多，士兵們借助營火四處奔跑著，用短劍刺砍它們。當最后一只被分尸后，人們又試圖進入夢鄉。然而，那些生物又爬了回來，簡直像戈雅畫筆下的一場惡夢。
　　報紙報道說，特理的士兵們把印第安人丟下的一切都燒光了，包括屬于印第安人的每一件以及不管什么時候可能被紅种人擁有或触及的一切，哪怕是一只鹿皮鞋。按照墨爾福特的說法，事實并非如此，棚屋杆依舊如同白楊樹般密密麻麻地矗立著，地面上舖著皮子，袍子以及各种各樣的用具。他看見有大量的綁腿，就此推斷那些印第安人必定喜歡從卡斯特士兵身上拽下來的短襪和褲子，而扔掉了綁腿。
　　特里將軍确實把印第安人營地點著了，它象征性地預示了接下來几百年美國白人的決心，對精銳的第七騎兵團的這一打擊之后，帶給美國白人的憤怒還未能檢驗呢。過去受到殘忍對待的印第安人應受到更嚴厲的懲罰，管他們是否騷扰殘殺過白人。那些從未偷過一匹騾子或向開拓區居民射過一支箭的人當然能感覺到政府的憤怒。直至1890年，當霍泰克凱斯的槍机對准“傷膝”開了火，當23名騎兵獲得了榮譽勳章；當禮儀般的奠祭之后，盎格魯撒克遜的激情才逐漸減弱。
　　繼墨爾福特的察看兩年之后，又一支士兵特遣隊在喬治·桑遜上尉指揮下拆除了那個圓錐形石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尖塔形空圓木架，里面塞滿了馬的尸骨。1881年，政府開始公認這場戰斗的重大意義。戰場也被清理了。人們的遺骸被收集起來，倒進一個深坑，上面豎起一塊18吨重的花崗岩紀念碑，碑上刻著死難者的姓名。刻寫的名字中有几處錯誤，在那种情況下自然難免會有些差錯，但其中一兩處則令人吃惊。卡斯特的侄子阿姆斯特朗艾蒂·里德被命名為亞瑟·里德，而艾塞亞的姓也被漏掉了——可能因為他是黑人。
　　紀念碑下方一個斜坡上矗立著一座小小的整洁的博物館，陳列有照片、油畫、复制的名畫以及這塊血染的土地的地圖。那儿還有一家書店，一個設在地下室未公開的圖書館，還有盛裝在玻璃箱中的各种軍事用品——紅种人的和白种人的。
　　伯克上慰提到過在玫瑰花苞戰役中蘇人斗士使用的一种武器：“一种帶有8英尺長斧把的戰斧”，雷恩軍士說它是裝有6把屠刀的斧子。博物館中看不到這种奇形怪狀的武器，但陳列著一把蘇人帶有三角鐵牙的刀杖，它使人想到16世紀阿茲台克人的征服者們使用的黑峻岩利刃。此外還有一根恐怖而奏效的戰棒——用生牛皮包纏的拳頭大的橢圓形石頭。
　　和蘇人這些凶惡可怕的武器相比，夏安就雅致精巧多了。夏安人的勇士們對8英尺長的戰斧，刀杖，或更新式的戰棒不感興趣，也不喜歡各部落使用的弓箭，他們使用長把矛槍及小斧頭，這些東西用起來倒更得心應手。
　　一個男子喜歡用自己合身的箭，長度為他伸開兩臂后雙手指尖間的距离。根据箭上染的顏色來區分。從前，每個夏安人的箭支都是藍色的，這是出于對黑山里某個藍色湖水的敬重。直到19世紀晚期，才放棄了這一傳統方式。1876年，區分夏安人箭支的標志是箭鋒到羽毛間的三种波浪形飄線，因為人們通過波浪而不是直線和統帥取得聯系。然而，最能引起盎格撒魯克遜人注意的是。戰爭用箭与打獵用箭极為不同。用于打獵的箭的前角窄，以便從動物死尸上拔下后再用；而用于擊人的箭支則短而寬，前角帶鉤，很難取出。
　　名叫“大河狸”的一個夏安人曾与第七騎兵團做戰，這場戰斗結束50年后的一張像片中的他很像留辮子的林登·約翰遜總統。他獨特的裝飾有四個彩色點的刀鞘被展出：綠點表明他刺過一個“烏鴉”人的尸体，黃點意味著在另一場戰斗中刺過蘇斯霍人，因為沒有蘇斯霍人和卡斯特在一起；另兩個紅點則表示他了襲擊了兩個白人。
　　蘇人和阿拉帕霍人允許對一個敵人記四次功，夏安人允許三次。第一個襲擊敵人的人可以用灰或野牛血把自己的臉抹黑——死亡之色；第二個襲擊者雖不能把臉抹黑，但可以把自己的辮子解開。隨后的襲擊者則由于危險性變小，而功績變小。据說，一個夏安人由把一個繩索逐漸放下，直至触碰到懸崖底下的敵人的尸体來計數戰功。要是對該給誰記戰功有爭議的話，斗士們便用在現場的眼窩里塞滿了草的野牛頭骨來做公正的裁斷。
　　英裔歐洲人的勳章——星章，鷹徽，株樹葉，雙杠、單杠。N字型章都標志著英雄行為的各個等級。它們都類似于印第安人的象征符號。蘇人斗士們告訴哈薩里克，最先触及敵人的人將佩上豎立的金鷹羽毛；第二個人將得到向左傾斜的鷹羽；第三個則是呈水平方向的羽毛；第四個可能是一根斜線形的鵜鶘羽毛。一個救了朋友的斗士可能會在衣服上標個“十”，要是騎馬援救了某人，則要別上雙“十”字樣。徒手殺死一個敵人的胜利者可以在衣服或馬身上染一只紅手。里腿上的垂直條則象征襲擊敵人的次數；一條V字形羽毛意味著一匹受傷的馬。
　　“大河狸”的刀鞘旁有一條于癟的狗魚，裝在一個皮袋子里，袋上裝飾著明亮的藍色珠子這是确保擁有者逃生的符咒，因為無論是箭支還是子彈無法截擊狗魚的突然起飛。白人也帶符咒，通常是些宗教標志，也不十分吸引人。白人很少有時間花費在審美上。白人士兵的裝備，無論屬于個人還是政府的，主要是保留其功能作用。一面旗幟可裝有流蘇，士兵的褲子上可能有彩條，但斯普林菲爾德來复槍，科爾特左輪手槍，劍，子彈袋，馬鞍褡褳，等等則必須注重其實用性。大多數有吸引力的美國士兵的遺物都是金屬餅干盒蓋，它粘著近一個世紀的薄薄的銅銹，還刻有更雅致的年代与華麗的字跡：芝加哥·C·L伍德曼公司。但無論是印第安人還是安哥拉人，沒有一件遺物能比得上一個筆記本，它記述了這場殘酷的戰斗。這是一本裝在圖什·麥金托什胸部口袋里的筆記本，封皮上有一個小小的光滑的子彈孔。
　　卡爾洪存放在粉河兵站的短劍懸挂在博物館的一個玻璃箱中，除刀刃上有几個缺口外，仍舊很新。他的遺物几乎再沒有什么了。他的弟弟是普拉特河分部的一名士兵，几年后得知一些印第安人有塊白人的手表，當他發現那是卡爾洪的表后，就把它買回，寄給瑪吉。能找到這塊手表著實令人吃惊，因為當這些神奇的玩藝不再發出嘀噠聲后，印第安人就把它們拆開，用它明亮的彈簧，螺釘，指針，鋸齒狀的輪子作為自己項鏈上的裝飾品。
　　兩枚榮譽勳章并排懸挂著一黃色的緞帶已破舊褪色。它們的授与者早已為人所遺忘，依舊銘記他們的不過是他們的后代和小比格奧的學生了。溫澤爾菲和皮姆的名字听上去是神奇年代的人，但仍是同一世紀的人。查爾斯·溫澤爾菲死于1950年，享年98歲，他是最后一位白人士兵幸存者。他是只雪鳥，從第二步兵團逃走后，加入第七騎兵團，更名為查爾斯·富蘭格爾。當被揭穿后，他再次發誓，當然，用的是真名。
　　几名當時的印第安參戰者比溫澤爾菲還長壽，最后的幸存者是“坐牛”的聾啞儿子約翰（死于1955年）和“手槍胡子”，有時也被叫作“鐵雹子”（死于1955年11月）。最后的見證人（不是參加者）可能是一個夏安人“查理斯·坐人”，活到1961年。然而時至今日，小比格奧已像射在三角葉楊樹上的燧石箭般牢牢地載入我們民族的史冊了。
　　1904年，居魯士·布雷迪收到雷奧M連的列兵威廉·莫里斯的信。在對布雷迪一本歷史性文章的細節發了一通牢騷后，莫里斯補充說，他對溫澤爾菲獲得勳章一事感到可笑。“我記得他是‘H’連隊的裁縫。我還清晰地回憶起他走入戰地醫院時的情景：他彎著腰，身子几乎雙折，他要求得到治療，看樣子是受了致命傷。可當外科醫生讓他脫下褲子為他檢查時，卻發現，他不過是受了點燒傷，醫生就命令他回到前線去，到一個狂叫著的劊子手那儿去……”
　　列兵吉·姆皮姆則不同，戰斗結束几年后，有人在邁爾斯市拔槍頂住他，他反身奪下槍，扔在一邊，并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几腳之后，警告那人赶快滾出邁爾斯。
　　所以，既有膽小的懦夫，也有英勇無畏的勇士，既有像庫克副官那樣雷厲風行的指揮官，也有如圖什·麥金托什那樣懶散遲鈍的首領；既有一些像龍尼薩姆·查利那樣沒空費一彈的人，也有一些在掩蔽處開火的射擊者。
　　第七騎兵團褪色的隊旗貼在博物館的南牆上，由于那時它被麥克多爾的車輛縱隊馱載著，所以僥幸沒有變成印第安人棚屋的門帘。旗徽是一只雄鷹，它的爪子緊緊抓住一簇刺繡的金色箭簇。那箭頭比雷電還明亮，可能象征著第七騎兵團雷厲風行的指揮官。過道正對面正對著那面懸挂的隊旗的一個柜子里挂著一套卡斯特漂亮的白色鹿皮套裝。如同戴了頂揉皺了的便帽、叨著苞米芯煙斗的麥克阿瑟和頭戴錚亮的鋼盔的巴頓一樣，卡斯特也給人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威廉·路德朗上尉在西點時就認識了卡斯特。他評論道，卡斯特從未學會怎樣拼讀“失敗”這個詞。他所知道的只有兩個字：成功。他喜好參加各种活動，但他并不是個深謀遠慮的思考者，也不是個精深的研究者。卡斯特年輕的弟弟內文不同意這种看法，內文在一次采訪中說起了他們在校的時日。他說，湯姆愛捅‘漏子。“他總是挨揍。和大多數男生一樣，他嚼煙草。這當然是學校不允許的。但湯姆又沒法戒掉。·于是在教室的地板上鑽了個洞，作為防備吐煙草的地方，并時常試圖用腳把洞蓋上……”和湯姆不同，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從不惹亂子。學期開始，學生們都指望他們的老師——老福斯特款待大家一頓，可那老家伙太吝嗇，學生們便把他鎖在門外。當他想從窗戶爬進來時，迎接他的卻是一把燒紅的煤鏟。“我想我們都為此而挨了揍，只有喬治除外。喬治沒有參与此事，他在家里學習，他總是學習……”
　　每個了解他的人都認為他是個精力旺盛的人，他好像具有天生的免除疲勞的能力。在黑山旅行中，路德朗常見他手拿斧子，和士兵們并肩工作著。而當軍營里的人都躺下睡覺后，他還在燈光下研讀軍事報告，或防備郊狼。路德朗說，卡斯特傾向于夸大事實，而不是歪曲或顛倒事實，他常用超越一切的眼光看待它們。他還具有非凡的記憶力：“他可以按特有的順序回憶起任何事件的每一個細節，不管他所參与的那些活動已發生了多久”。
　　這是個意料之外的評論。听起來這与他那激烈魯莽的名聲毫不一致。
　　“我并不是魯莽草率、易于沖動的人”，卡斯特顯然很气惱地反駁過。“我痛恨這种人。我所作的每件事都是經過仔細思索的，都是在我對任何可能發生的軍事情況作了設想后作出的。當我投身于戰斗或戰役中時，當我開始處理一件不測之事時，我所研究過或閱讀過的一切便都歷歷在目地出現在腦海中，仿佛各种情況都被放大鏡放大、顯示出來，我也就即刻做出了決斷。我确實能做出迅速反應和決斷，但它們都是根据具体情況而加以思考后得出的結果。”
　　有一名軍士扛卡斯特的私人戰旗，現存記錄中并沒有對它做精确的描述，而且因為它已經在戰斗中遺失了，所以我們也不清楚它的實際尺寸、材料，不清楚它是否鑲有流蘇。那是面燕尾式旗，上下二种顏色：上面是紅色；下面為藍色；還有兩把白色的成十字交叉狀的馬刀。
　　卡斯特的怀表上也有兩個十字交叉的馬刀標志，這塊精致的表在西部各州間流失好一段時間。是哪個印第安人把這塊表從卡斯特的衣袋里掏走的無人知曉。但在1906年，蒙大拿一家沙龍的主人從一個不知姓名的蘇人那儿得到了它；后來又在一次擲骰子賭博時把它輸給了一個四處兜售生意的推銷員，此人把它展示了好些年。后它便消聲匿跡了，直到又再次出現在加利費尼亞古董商溫得·里費·比爾手中。几經周折后，這塊表被賣給蒙大拿比斯林的約翰‘富特夫婦手中，視為他們自己收藏的“西部寶藏”中的珍品。
　　最后，富特夫婦提出要把那些西部物件都送給比林斯市，但比林斯市有經濟頭腦和遠見卓識的長者們卻以他們不想分擔保險費用為理由拒收這些贈品。現在，這些收藏品都不見了，“鐵屁股”的那塊表和其他紀念品也都再次失蹤。表殼的后蓋上刻有一雙十字交叉的馬刀的圖案，還刻有銘文：

　　　　　　　　　　卡斯特將軍惠存
　　　　　　　　　　密執安旅贈
　　　　　　　　　　“密執安人仰仗你’

　　怎樣火焰色的紅花！怎樣不可一世的人物！令人難以忍受的人物！他曾有過怎樣的感触。他必定認為自己是流芳百世的英雄。至少，當他蓄起長發時，他自視自己就是貝奧伍夫１，齊格菲２或哈洛爾德·格里斯哈特。

　　１貝奧伍夫，約創作于公元11世紀的英國史詩的主人公。
　　２齊格菲，德國13世紀初民間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的英雄。
　　顯然，他認為自己的祖先是英國人。1876年春，他給伊麗莎白寫信說，他收到一個同姓紳士的來信。此人住在奧克尼斯，他相信自己和卡斯特是同族人，并從卡西特，卡西德，卡塞特一直追溯到1647年。
　　賽勒斯·布拉德陳述道（無資料證明），美國曾有一家之父是個雇佣兵軍官，于1777年在薩拉托加被捕。假釋后，決定留在美國。而此人的祖宗是保羅·卡斯特，于1630年出生在德國黑森林。
　　勿庸置疑，他沿用的父姓是日爾曼人的姓。一個旁系子孫邁洛·卡斯特說這一父名有各种形式：卡斯特、考斯特、庫斯特。這是許多荷蘭人、德國人家庭的通用姓。最早有記載的使用該姓的是勞倫斯·庫斯特，即“荷蘭哈勒姆著名的印刷術發明者”。勞倫斯·庫斯特的出生年月不詳，但死于1440年，所以，他和谷登堡１是同時代的人。

　　１谷登堡（1400∼1468），德國印刷者，在歐洲最早使用活版印刷。
　　首先使用該姓的個人或家庭可能在中世紀的荷蘭或德國天主教界供職。因為它的英語意義是“教堂司事”。邁洛·卡斯特記述道，在1535年一次宗教法庭審判中，皮爾·卡斯特（一個Mennonite傳教士，此人原為荷蘭Oost Zaandam羅馬天主教的教堂司事）“因其宗教信仰問題，被羅馬天主教當局宣判死刑，并在阿姆斯特丹執行。”
　　這一家族中首先抵達美國的成員是個農民兼泥瓦匠，他來自萊茵蘭的卡爾丹基爾奇，叫保羅·卡斯特。1684年，他和妻子格特魯德及四個孩子离開克里菲德村。他們和其余28個移民家庭安居下來，自然而然地選中了賓西法尼亞的杰曼敦。這樣，一個半世紀之后，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便在俄亥俄的新羅姆利降生。
　　所以，卡斯特源于藍眼睛，長鼻子，精力旺盛的民族，該民族的血管里流動著北海的水，曾經傲慢地穿過陰冷的黑森林。正因如此，當他叱吒風云地急馳在美國大草原上，草莓色的卷發在風中飄拂之際，他必定覺察到了人們投注在他身上的眼光。既便是他的武器——帶八角槍管的萊明頓運動來复槍，兩把帶把的自動擊鐵式Webley Bulldog手槍，一把刀鞘上鑲有珠子的獵刀——所有這些東西都使他如虎添翼，威風倍加。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將軍！考斯特！庫斯特！他的名字就像一把鏗鏘作響的馬刀似地在曠野中回蕩著。
　　當他還是個孩子時，父親伊曼紐爾給他穿了身絲絨服裝，帶他去參加軍事訓練。在那儿，他手握一杆玩具步槍，學習操演斯科特的教范兵器。當時，美國与墨西哥的戰爭即將爆發，大多數國民贊同這場戰爭，少數人有些惊愕。一天，老伊曼紐爾听見這小男孩重复教義問答手冊中的一句話：“我為戰爭吶喊1”
　　正如墨爾斯·基厄菲的父親對儿子重新投入軍事生涯一點不吃惊那樣，卡斯特的父親在讀他1863年從弗吉尼亞的來信時也沒有感到意外——既然有童年的志向与抱負：“哦，你僅能看到那些發起的沖鋒！在想象這些沖鋒時，我僅能呼喊，‘為光榮的戰爭’！我下達‘前進’！的命令。我從未期待去看一個更壯麗的景觀。我常常在坐騎上回頭，去瞧那些閃閃發光的戰刀……”
　　浮雕寶石般的裝飾，滿怀的激情，發自于19世紀美國狂烈的浪漫主義者肺腑的激昂陳辭，都是他時代的純洁無暇的產物。在幫助埋葬一名心髒被擊中而死的佛蒙特士兵時，卡斯特對他的遺孀充滿了同情。他沒有遲鈍地把手伸進死者的口袋，而是把它們割下來，交給死者的一個同鄉，那人答應把它們轉交給士兵的妻子。他躺在那里時，我不由想起了一首詩：‘讓我為他媽媽吻吻他吧，……我多么希望他母親能在這儿撫平他的頭發。”
　　當今，一般是把被殺害的士兵的口袋倒空，把里面的物品交給他最親近的家屬；而把死者的口袋割下來，不解開衣扣掏取東西卻是19世紀的一种風尚。在那赶時髦的歲月里，卡斯特將軍曾阻止手下人拆開被擊敗的敵人——南方聯邦軍官芒福德將軍的信件。雖然這些信中很可能有十分重要的軍事机密，他甚至沒有掃它們一眼，只是把它們捆在包裹。“我不但自己沒有讀它們，也不允許其他人拆閱。”
　　私人信件會使他熱淚盈眶，而一個血染的戰場卻可能使他毫不動容。1863年10月，他在奔牛一棵雄偉的大像樹下享受了一頓晚餐，樹身經過戰斗的洗禮而變得彈痕累累。樹的四周是一座座墳堆，在雨水的沖刷下，許多墳墓露出慘白的頭蓋骨和髓髏……大樹左邊曾發生過一場惡戰。”
　　每次探親和家人告別之時，卡斯特都會失去感情的控制。伊麗莎白總是以惊恐之情期待著淚水盈盈的別离。她注視著丈夫一步不拉地緊跟在他母親身邊，在她耳邊低語著，想盡各种辦法安慰她；在他要啟程時，她便緊緊地抓住他，直到最后因過分悲痛而几乎失去知覺，被領回自己的房間，卡斯特這才嗚咽著离家而去。
　　人們該怎樣來評說這樣一個矛盾的人物呢？
　　布萊恩·迪潘評論說，期待從這些英勇陣亡的騎兵与光榮的獵手中發現出一個人來：“但几乎所有有關卡斯特爭論的文章都繼續給人投撒著陰暗的影子。

　　“生命的全盛時期就要結束，此刻，看哪！天公正保護著他，可這生命的護符失效了，因為卡斯特倒下了。一顆子彈穿入他的肋骨，就在他踉蹌之中，另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胸膛。如同一株強壯的橡樹遭到霹靂的襲擊，巨大的樹干震顫著，纏結著的樹枝也被打彎在地，卡斯特就這樣倒下去了。但就像重新彈起的樹枝，他又緩緩地站了起來，像受了致命傷的巨人般擊倒了五個或更多的印第安人……”這就是J·W·比爾先生筆下气壯山河的悲壯結局。比爾先生1881年撰寫的《大平原英雄傳》為文學界大增光彩。玫瑰色奇觀狀景曾是當時的時尚，而今則可能是所謂的有偏見的黃色，但這也沒什么關系，因為沒有誰能确切地知道所發生的一切。比爾先生關于卡斯特生命的最后一瞬的想象盡善盡美。
　　任何筆墨的描述或繪制都不可确信，因為雷奧的手，誰也沒能目睹那場戰役，而那些親眼看見卡斯特倒下的印第安人又不知道他是誰。至少，當時不可能有人認識他。后來，當印第安人知道他的身份和姓名后，便講述了各种各樣的故事。
　　最后看見卡斯特的可能是“頭鵝”、“多毛鹿皮鞋”和“白人追他”。攝影師愛德華·柯蒂斯顯然是根据他們的回憶作了記述。他說，戰斗打響后，卡斯特和米切·鮑耶并肩坐著，朝沖來的敵人進行遠距离射擊。鮑耶對向自己爬近的“白人追他”叫道：
　　“你們已把我們帶到了蘇人的營地，完成了你們的使命。現在到后邊找車輛縱隊，活著回去吧！”
　　几個偵察員認為這是個好主意。他們騎馬离開時遭到蘇人的射擊，但當跑出危險區后，他們便放慢速度，回頭觀望，當時卡斯特還騎在馬上，除此之外。他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白人追他”說，他們确實按命令回到車輛縱隊，同雷奧的部隊一起作戰，直至太陽落山。然后，他們便趁夜色悄悄溜走了。
　　确切的一點事實是，在离開卡斯特后，這三個“烏鴉”人便向北走了，他們在當日夜里或次日清晨過了比格奧河，一路還不時回頭看看有沒有蘇人追兵。過河后，他們便停下來，仔細觀瞧几個正在河東岸檢查他們遺棄的裝備和矮种馬的騎手。他們是蘇人還是特里部隊的人？那些人用毯子向他們發出了友好的信號，但他們不太相信，討論了一會儿后，便生起一堆火，用煙作信號進行聯絡，最后走近河岸。在那儿，他們認出了自己的兄弟和布拉德利中尉。他們并不介意過河去交談，但他們看見了太多的蘇人，不想再回到戰場去了、于是他們便繼續西行，很可能要回家去。他們的离去影響了其他“烏鴉”人，縱隊后頭的士兵看見布拉德利所有的土著偵察員都策馬朝西馳去。
　　經過大概是這樣，而且“白人追他”還說他們見到了特里將軍，并將災難也告訴了他。特理將軍十分狂怒。這几個“烏鴉”人說他們的矮种馬的蹄子磨破了，得回家去換新馬，特里的回答說：“好的，你們可以回去，但還得回來。我要到上游去看看那些陣亡的將士。”“白人追他”回憶道，隨后，他們几個“烏鴉”人便回了自己的居留地。
　　要是他們曾在該戰場的邊緣滯留，要是他們再耽擱上20分鐘，我們就會有三個目擊者了。而現在，我們只能靠作家和藝術家們來發揮想象力，而且，眾所周知，他們是靠不住的。
　　更多的畫家和作家把筆墨都傾注在小比格奧戰役而不是葛底斯堡戰役，這倒令人費解。就像雞尾酒會上專家學者們博識地辯解与爭論。比如羅伯特·塔夫特說，卡斯特進了英烈祠，“把一出戲劇和突發事件留給了震惊的民族。”這种說法是事實但還不夠准确。1628年夏的一天下午，剛剛舉行完命名儀式的“Vasa”號瑞曲大軍艦，如同幽靈一般突然消逝在斯德歌爾摩港，它當著數千名市民吃惊的眼睛，頭朝下不見了。然而一個世紀，可能不是一個世紀，這場悲劇，甚至它的名字都被遺忘了。看來，不管一件事多么具有戲劇性，不管它是多么的令人震惊，終究會被人遺忘。那么，為什么第七騎兵團的覆沒像它1876年被擊垮時一樣，至今依舊強烈地牽動著人們的心弦呢？沒有人能給出一個使人信服的答案。我們只知道，只要這個民族存在，這一事件就不會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小比格奧用一塊史前紅种人刻在岩石上的印章，為美國打上了有力的印記。
　　有人認為原因是印第安人取得了最大的一次胜利。但這种說法也不确切。1791年，“小海龜”率領的邁阿密人殲滅了亞瑟·圣，克萊爾將軍的632名士兵——比卡斯特的陣亡人數多二倍。
　　因為我們被這些戰斗惊呆了——全軍覆沒，如同溫泉關１戰役，塞斯列斯２瓦戰役，喀土穆，戴維·庫拉凱特的阿拉莫小兵站等等的戰役。

　　１溫泉關，希腊東奧伊塔山絕壁和拉米亞灣間的山道。
　　２尤塞斯號列斯，西班牙北部納瓦拉省的比利牛山脈靠近法國邊界的峽谷村。
　　因為這是兩支力量极其懸殊的軍隊的強烈對照：涂抹著各种顏色的紅种人野蠻而赫然地圍困了一支紀律嚴明、身著藍色制服的白人部隊。
　　因為它演示了持三叉朝和网的角斗士与現代士兵之間的潛意識戰斗。
　　因為它重新編撰了一部犧牲在异鄉荒野中的英雄神話劇。
　　因為它是一出古典道德劇。
　　因為它孕育著這個民族的根。羅薩伯里教授認為，卡斯特在小比格奧陣亡，在某种程度上震撼了美國人民的靈魂，也震撼了曾激勵過我們的許多無名先輩。
　　也許，就像內德·幫特爾替巴弗羅·比爾美言那樣，由于弗雷德里克·惠特克頌揚了卡斯特將軍。有人認為有必要頌揚這位英雄。比如說，沒有博斯韋爾１，誰能記住約翰·史密斯？沒有朗菲羅的夜曲２“Clippity－Clop”詩行，保羅·里維爾只不過被人們看作一個銀匠而已３，詹姆斯·范尼莫爾·庫珀為凡爾·波恩盡其所能；帕森斯·威姆斯為喬治·華盛頓粉飾。

　　１博斯韋爾（1740∼1795），美國蘇格蘭傳記作家。
　　２朗菲羅，美國詩人。
　　３保羅·里維爾（1735∼1818），美國銀匠。愛國者。因1775年4月13日夜飛馬報告英軍進擊馬薩諸塞而出名。
　　著名的亞伯拉翰·林肯例外。然而他擔任總統期間适逢一場創傷性戰爭的爆發。要是他再年輕或年長20歲，他就會同不引人注目的布莰南１一樣，政績平平了。

　　１布莰南（1761∼1878），美國第15任總統。
　　惠特克著成了《卡斯特將軍的一生》，并在烏鴉与狼群撕吞被殘殺的人們的尸骨之際，使之于1876年l·2月出版發行。他塑造了一位身著洁白無暇的甲胄的將軍和一個面露殺气、令人不寒而栗的惡棍“臉上雨”。而刻毒的政客和善忌妒的副官們在書中點綴著情節。
　　伊麗莎白也助了一臂之力。《馬鞍与靴子》為美國揭示了一個超等騎手和運動家。文中還回響著出劈啪的射擊聲，塑造了充滿柔情蜜意的丈夫。她筆下的丈夫并非不真實，但也不全真實。卡斯特很愛鳥。一次，他告誡該團的行進隊列不要去惊動野云雀窩。在從南部向達科特地區遷移時，他還帶了一只模仿鳥（產于美國南部，善于模仿別种鳥的叫聲——譯注）。這只鳥儿婉轉的啼鳴聲給他帶來了不少樂趣。而有時，他又會興致勃勃地擊落空中飛行的鳥。在黑山，為了量出一只白鶴翅膀的長度，而把它擊落。
　　伊麗莎白把他看作藝術家的主顧。在林肯堡有個會演奏齊特拉琴的瑞士騎兵，卡斯特把他請到家中，讓他演奏悅耳的蒂羅爾人樂曲，自己則坐在熊皮地毯上哈哈地笑著。
　　她把丈夫看作是個嚴肅的讀者。卡斯特最后一次离開林肯堡時，已把亞歷山德夫人的三卷小說《她最可愛的敵人》讀了一半。這本書給人留下的印象還不如他對它所作的評論：“我相信自己的好運，我相信自己能把它讀完。”
　　于是，他成了轟動一時的人物，一個美國的齊格菲，Siegfried，一個純洁、無敵的勇士。
　　沃爾特·惠特曼顯然也被他深深地迷住了；至少，筆触如同惠特克那樣快。在听到噩耗的當天，他就給紐約《論壇》寄去了《遙遠的達科特峽谷》。紐約《論壇》于7月10號將它發表：

　　　　那遙遠的達科特峽谷，
　　　　荒蕪的峽谷，憂郁的蘇人，
　　　　孤獨的曠野，一片死寂，
　　　　今天的一場悲哀的慟哭，或許
　　　　是為英雄們吹響的號角……

　　這些詩行隱約反映出惠特曼的詩韻。同大多數因卡斯特之死而激發的詩相比，惠特曼的這首詩還不錯；但同他的其它作品相比，就遜色了。如果他不是即興慷慨陳詞，而是像其他詩人那樣在心情平靜之后仔細推敲的話，這首詩或許會更雅致一些。但那樣一來，情況會更糟。因為最重要的并非在于惠特曼的頌詞的文采，而在于表達發生在曠野中事件的急迫之情，這同那些從德斯·莫尼斯到斯圖加特的畫家用插圖表達這一震惊事件的急迫之情一樣。
　　假如當初羅伯特·E·李將軍同他陣守在蔥榮茂密的南方山頭的南部邦聯同盟者們能堅守到最后光榮陣亡的話，他的光輝形象有可能會深印在美國人民心間，那么卡斯特至多也不過是一個蒼白的人物了。至今，我們都在為這位李將軍惋惜，他的信任狀是毫無暇疵的，他是位杰出的人物。人所共知，我們能夠把他看作美國人民的英雄楷模。然而，他投降了，連格蘭特將軍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接受李將軍的那把受降劍，示意他把劍放在一邊。戰爭是在雙方被拖得疲憊不堪的情況下結束的，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這場革命——我們歷史上最壯觀的事件——沒有能夠盡情占据它的歷史舞台。那個時代的軍事巨人們已消聲匿跡了；除那么一兩個人外，很難追尋出誰曾經是這些軍事天驕？也許，由于美國人不太思考他們民族的歷史，他們只追想未來而未來常常是神秘難測的。如同卡斯特注定會使自己成為特殊主角那樣，這片恐怖而荒遠的西部土地，也就注定成為這些如明星般燦爛的英雄人物傳奇事跡的發源地。所以，卡斯特成為被崇拜的人物——西格弗里德，羅蘭，加拉哈德。他成為一位有雙碧藍眼睛，一頭閃亮的金黃色頭發的英雄，而不是一個冷酷的人。一點不假，為迎合19世紀人們的胃口，一個被人崇拜的人物，自然要有點取舍的。于是，《內海》記者威廉·埃爾羅·柯蒂斯，從林肯堡發出了他的評述：

　　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當今世界最崇高的卡斯特將軍，如同大多數不了解他的人會產生一种錯覺那樣，我來到這儿是想找一位身材魁梧長著大把絡腮胡子的人，他必定是一個慷慨激昂、粗獷，喝得醉醺醺的騎兵。但我找到的卻是一位纖弱、瘦削、十分有教養的人。他有一張如同姑娘那樣十分俊秀的面龐，舉止言談如同傳說中的王子那樣文雅而彬彬有禮……他坐在桌旁的一張矮凳上，手中捧著一本讀物；前邊坐著兩個小姑娘，一個白人姑娘，一個黑人姑娘，這是他佣人的孩子，他在為她們提供由于缺乏學校而被否定了的必須品……我了解到，這是他堅持好几年做的一件事了，所有他家佣人的小孩們學會的寫字看書都是他親手教的。

　　柯蒂斯難以找出足夠的贊揚詞語來，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更謙恭、禮貌的主人，一個更慷慨大度的款待者，一個更溫文爾雅的健談者。這位將軍不抽煙：“你可以從他那光洁明亮的膚色，一口如珍珠般光亮洁白整齊的牙齒，得出這一結論。”他是一位最杰出的運動家，最优秀的神槍手。
　　這位記者反問道，他的惡習是什么？
　　“他的士兵們會告訴你，他沒有……
　　他是一個良好的楷模。這是怎樣一個奇妙的對襯啊！戰場上叱吒風云的騎士，卻又是面龐如女子般秀气的有知識的家庭先生。教佣人孩子讀書寫字的慈祥老師。
　　惠特克給《銀火》雜志撰稿，他認真推敲，使用了恰如其分的典型形像描述，歷史如同午夜的星空，庄嚴的恒星不多，行星則更寥寥無几，可是不時有流星從群星中划過，它們如同突然出現那樣迅速逝去，但卻在身后留下一道傳奇的光痕。“難道不是拉斐爾·戴維37歲便結束了生命，一生中沒有留下一點污點卻留下一部壯麗完美的歷史？”而令人欽佩的克賴頓１，早期獲得成功的化身，37歲便終止了生命。馬其頓的亞歷山大·亨利15世，泰特斯，布賴恩，雪萊和美國著名的Josepho Rodman·Drake，盡管他們全部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但他們的光輝業績卻永存人間。惠特克反思，這樣的人的結局可能是悲慘的，但他的獻身卻為全人類換取來不可估量的自由，他死得其所。“沒有任何人的生命如同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這么圓滿，完美，充實。這位幸運的寵儿，最時髦的騎士……對卡斯特來說，他的一生是完滿而成功的，是羅曼蒂克与英雄獻身主義的完美結合。他的軍隊業績，應當是如同Austerltz与陽泉關那樣光輝顯赫，他的沖鋒陷陣如同米拉元帥那樣頑強勇猛，而他的死亦如奧尼達那樣气吞山河。”

　　１克賴頓，英國學者，語言學家，冒險家。
　　惠特克僅僅是加點溫罷了，但听起來會使麥克萊蘭為他在Antietam戰斗中沒有擋住一粒小小的彈頭感到惱火。要是他麥克萊蘭也在那儿死去的話，“……他不朽的功勳又當何論？”
　　30年之后，卡斯特這顆晨星依舊在天空急速划過。十分了解卡斯特的法官理查德·沃爾赫斯，未征得惠特克的同意，原封不動地整段摘抄他發表在《銀河》上的文章，几乎成為Austerlitz与溫泉關戰役的再現。沃爾赫斯法官不但沒有遺忘令人欽佩的克賴頓，還補充了滑鐵盧的馬歇儿·內。
　　迷戀卡斯特的傳記作家們特別喜歡吹捧卡斯特的槍法，他們給公眾描述了一個神槍手，說他在300碼內能射穿一只蚊子的心髒，雖然“血刀”（一個不禮貌的川常常譏諷卡斯特是在帳篷內卻射不中帳篷的人。對了，1876年3月，理查德·安德森·羅伯茨來到林肯堡，給卡斯特當“文職秘書”。接著，特理負責指揮這支遠征隊，卡斯特就不再能享有私人秘書了，可羅伯茨執拗地要和卡斯特呆在一起，因此，他便找了個放牧工作。一次在离小比格奧70多英里處，卡斯特的矮种馬絆倒了，但他卻幸免了悲慘的喪生。羅伯茨是這次事故的唯一目睹者。許多所謂的卡斯特的見證人根本就不了解這位將軍，許多人從來就沒有在數英里內和他在一起。羅伯茨确實了解他，他有許多机會看見卡斯特握著一支槍。依羅伯茨的看法，卡斯特“是現役騎兵團中最优秀的克里德莫爾步槍射手。我真不知道其它兵團里是否也有能同他匹敵的人。”
　　卡斯特在林肯堡外進行野外打靶訓練射擊，羅伯茨常常看他射擊：“他總在射手最大可能遇到的不測情況下進行訓練，比如霧蒙蒙的天气，強烈的陽光下，除了這些，他那雙未戴手套的手上，還覆蓋著一層黑色的東西——密密麻麻的蚊子正在貪婪地吸吮他這雙手上的血，來填滿自己的肚皮。他的毅力這么頑強，又這么全神貫注，從未把手縮回去……”在此种情況下，羅伯茨看見他的靶盤命中率在500碼內是百發百中，在750碼處是80％，1000碼是70％。倘若這些屬實，晨星之子可以在詹姆斯·范奈莫爾騎兵的納蒂·伯姆普身上鑽孔了。
　　卡斯特也曾謙虛地聲稱自己有一雙鷹一樣敏銳的眼睛。在俄克拉荷馬巡邏時，他同色旦他20歲的儿子舉行友誼射擊比賽，色旦他的儿子是基奧瓦人最优秀的射手，然而，卡斯特說：“也許我幸運些吧，我取得了更好的成績……”
　　喬治·伯德·格里奈爾卻對這些證言做了反駁，講述了發生在黑山中的一件事。偵察員路德·奧西，卡斯特和格里奈爾來到一個池子邊，几只黑棕色的鴨子正搖搖擺地在池子里游著。卡斯特下了馬，說他可以敲掉它們的頭。格里奈爾不吱聲地示意奧西坐在卡斯特后面的地上。這位將軍便瞄准目標開火，但未擊中，奧西去掉一只鴨子的頭。卡斯特再次射擊，又沒射中，奧西立即擊落另一只鴨子的頭。卡斯特看了奧西一會儿，又試了一次，還是沒擊中，奧西則敲掉第三只鴨子的頭。其時，一名軍官騎馬跑來說，他們的子彈越過水面落到附近騎兵們呆的地方。“我們只好停止射擊了。”卡斯特說完便上了馬。奧西以3：0獲胜——這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如果這樣下去，格里奈爾知道其結果是怎樣的。
　　除了未能敲掉鴨子的頭外，卡斯特必定是一位絕好的优秀射手，他具有超等的官能共濟作用。他熱愛武器，堅持不斷地使用它們，他在西點進行過射擊訓練。除龍尼薩姆·查利或奧西這些專職獵手外，不用怀疑，他的射擊技術比他們大多數都好。
　　反常的神槍手應當部分地歸咎于潘塞步槍，奧西說，你從來也說不准它們是直射呢，還是拐個彎。在玫瑰花苞灣戰斗中，庫魯克將軍的軍隊發射了25000發子彈，然而卻僅僅殺死25名蘇人，盡管那時的槍聲震耳欲聾。這些愚蠢的齊射，使得庫魯克贏得了“玫瑰花苞喬治”的綽號。原因是，現代化的武器又偏偏掌握在那些未經過充分訓練的新入伍的士兵手里。奧西說，沒有几個士兵知道怎樣瞄准、怎樣扣動扳机。他看見有六七只羚羊從一個連面前跑過，但一只也沒有被擊中。
　　卡斯特可能從來沒有沉察出在鴨子池塘旁組織那場羞辱性演示的人。兩年之后，他邀請格里奈爾參加第七騎兵團的蒙大拿之行。格里奈爾正被博迪·修穆姆雇用，便以大量工作纏身為由，遺憾地謝絕了這個邀請。要是他原本心里無愧的話，他是會和他的好朋友查利·雷諾爾茲騎馬同行的。
　　不管怎么說，大眾喜愛讀有關卡斯特的文章。喚起千百万冷漠的民眾去關注他的傳奇与流浪冒險生涯的動因，也必定導致了無數新聞報導者和藝術家們對他的記述与描繪。确實，“最后的抵抗“如此頻繁地再現，使得卡斯特將軍在同“乞丐”１競爭了。細想一下，第七騎兵團的覆沒慘狀有多少次在散文、詩歌与油畫中重現？試想一下，經過多少代之后，又會有多少被刻畫塑造出來的成千上万的模范騎兵和印第安人！我們可以這樣給以評斷，老練的“鐵屁股”在小比格奧的慘敗，必定是可以和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的等同事件，也是与漢尼拔越過阿爾卑斯山、以及“輕騎旅”的襲擊事件相等同的。

　　１源于基督教《圣經》中的拉撒路乞丐与窮人。
　　脫夫塔在《古老的西部的藝術家与插圖畫家》中指出，所有描述這支被擊潰的軍團的繪畫都是蹩腳的。做為一位唯美主義者他是否确實降尊纖貴地對這些作品作了仔細思索，“斯文地嗅嗅被污染的空气……，自然因為它們是虛构的這位歷史學家就沒有對這些作家們的藝術作品花費時間。同樣，這位偏見的愛管閒事的人也不會對它產生多大的興趣，即便它們是些值得評价的東西。
　　一些畫像几乎与吉爾伯特·斯圖爾特繪制的華盛頓畫像同樣舉足輕重了，它們竟被搬上了日歷、名信片、啤酒杯——所有可以售賣的物品上。极少數畫像甚至相當逼真。那時，大多數人已經知道卡斯特的頭發理得很短，可一次又一次，畫中的他依舊是一綹飄拂的金黃色長發。他的士兵也沒穿藍制服，這一點不假，在寒冷的天气他們是穿藍制服，但在炎熱的夏天，在這驕陽似火的6月25日，騎兵們都脫下制服并把它們牢牢地捆在馬鞍上。在他的外衣下，他應當穿一件灰色的粗劣的套頭衫——雖然，有些人依舊穿南北戰爭時流行的白襯衫，另一些人則穿后來流行的深藍色的襯衫，還有人穿的是自己買的花格子襯衫。這支軍隊并非像他們現時這樣正規。那時，有經驗的參戰人員時常穿舊衣服。帽子則比任何衣物更能反映個人的情趣：草帽，法國軍帽，市民氈帽——盡各人所好。所以，在1876年，卡斯特的蒙大拿軍團确實不大像那些瀟洒的身著帆布裝的騎兵們。
　　形象地說吧，第七兵團是由一支具有英一愛爾蘭一德國异族特征的雜牌美國軍隊，一支由有時按當今標准應當從戰場退役、或不能委任的軍管領導的軍隊。例如：奧利夫·霍華達將軍僅有一只胳膊。吉本和近視眼特理兩人都由于南北戰爭致殘而跛“蝗虫”吉姆·布里斯班患風濕病，常常得靠拐杖走路，也上不了馬。卡斯特難以對付的對頭戴維·斯坦利將軍，不管在黃石河岸，還是在其它地方，都是臭名昭著的醉漢。雷奧、本廷以及其他人也都是見了長頸瓶就不要命的人。你會得出這樣一個印象——半數白人士兵指揮官，不是殘跛，就是酗酒者。他們奇怪的神經病態与固執的窘困狀態，難以言說。例如卡斯特在血腥的南北戰爭中不停地洗手。人們情不自禁地會想象到，這些軍官在近代吵鬧混亂的場所義務地為他們敵人的死尸加貼標簽呢！什么也改變不了，蛇精可能死了，但另一窩卵又已在孵化。
　　除這些高級軍官是這种狀況外，許多年輕士官也不是身体強壯的得力人手。那時，戈弗雷是一名中尉，但聾得一塌糊涂。從第20步兵團調來的約翰：庫里蒂坦德中尉是獨眼，他同卡爾洪一起死于山岭。阿爾杰農·史密斯中尉在南北戰爭中受過重傷，左臂舉不到肩頭高，穿軍大衣還得別人幫忙。
　　藝術家們在為第七騎兵團這樣的19世紀美國軍隊塑造形象時自然遇到了難題。一名頭發剪得短短的將軍，指揮著一幫可能被看作是喝醉的、東倒西歪的無生气的民工，這樣的組合當然是不盡人意的。人民大眾有權期望他們心中的將軍威風凜凜地押舞著馬刀，飄揚著亞麻色頭發；有權希望他的騎兵是精神抖擻、身著整洁藍色制服的人，他們狂烈、勇猛，然而卻絕望地陷入了古銅色皮膚、肌肉發達的野蠻人的重重包圍中，而這些野蠻人戴著插有羽飾的無檐戰帽，手中揮舞著戰斧。詹姆斯B·弗賴伊將軍描述一名典型的夏安斗士時，使用了一個正确的比喻：“他們古銅色皮膚下的肌肉，如同擰紋的一股股粗繩”，遺憾的是在格里內爾筆下則是：“印第安人的著名特征是古銅色的皮膚下，窄小對稱的胸骨，丰滿而光滑的肌肉。”利比·卡斯特也不總是一個最敏銳的觀察家，她在林肯堡也發表了類似的評述，她以那些給人印象不深的二頭肌評述了蘇人的斗士，說由于他們老是懶散地四處游蕩，而把所有的活計都扔給他們的女人，他們的肌肉自然就難以發達。
　　亞當斯，貝克爾，埃伯，埃爾德，霍斯肯斯，利木万尼，帕克森，拉爾斯頓，魯斯維吉等美國与大多數歐洲的藝術家，都把印第安人光滑、結實的体格看作是挑戰性的有吸引力的題目。
　　一位叫威廉·卡里的插畫家獨占鰲頭，他的《小比格奧河戰役——卡斯特將軍的拼搏》獨占了1876年7月19日紐約《每日畫刊》的整版。完全壓縮之后，還是超版了。在奮不顧身的猛烈沖殺中，卡斯特立在中間勇猛地劈殺著，他如璜的眼圓瞪，一只靴子插在一只死去的馬的屁股下。他左手中一支手槍不停地發射著槍彈，右手掄著一把大刀。确實，這位英雄被置于最理想的境界中，其畫線從他的肚臍斜切——卡里先生畢竟不是一位自學的業余畫家。
　　盡管為了照顧讀者的意愿，在這位將軍的正前方沒有安置那些急馳的紅魔，但在勇士的周圍各處，圈有無數狂奔急馳的紅魔。几名印第安人舉著可能被誤認為是牧羊人的彎柄杖的東西，顯然它象征著一种戰棒。蒙大拿的群山已被雷管引爆——這是一幅奇特的畫面，易于變得荒謬可笑——這位藝術家無意識地把一出戲劇改編為情節劇了。与此同時，雖然他并沒有受過商業營利主義思想的熏陶，但他的繪畫卻被持續觀展了一個多世紀。只要小比格奧在人們心中不會泯滅，它也將隨之永存，他創造了樣板。
　　這樣說來，卡里曾經是一位深沉的直觀藝術家了，但僅可以說，他的創新設計源于事實。他的作品是最先同大眾見面的作品，除此之外，還能用怎樣的筆触處理這些感人的場面呢？許多畫家雖然嘗試用各种透視畫法表達其意愿，但都未能展示出新穎的獨創性。例如，倘若一個人打算描繪一只火雞——好了，他也就畫一只火雞得啦。
　　布賴恩·迪皮評述道，19世紀的羅曼蒂克主義者是不注重現實的，所以，縱使現代現實主義者注重事實，可他們仍然會以19世紀的浪漫主義精神潮流探研這一題目。其結果必定會產生些時代性錯誤的東西來，微小的精調旋紐，會使較大的誤差得以調整。
　　卡斯特的最后抵抗，留下了一個純洁的神話，他那些穿藍色外衣的勇士們，如同西洋景里的玩具士兵牢牢地粘在那座山岭上。惠特曼喜歡約翰·穆爾万尼的著作：

　　我在這幅畫前坐了一個多小時，完全沉浸在第一觀感中。我可以說它是一幅12×22英尺的的巨幅油畫。畫幅全被占滿，但還沒占滿……一窩窩蜂擁而至的野蠻的蘇人，頭戴無檐戰帽，如同一股凶猛的颶風，狂怒地騎著矮种馬，穿過滾滾煙塵，從畫面背景處席卷而來。奇特的眾多的肖像！整個西部美國土著人邊疆地區獨一無二的典型性，無与倫比的英雄史詩，任何書中都找不到如此壯觀的情景——荷馬的沒有，莎士比亞的沒有。所有土著。人，所有我們自己，沒有比這更崇高的形象！可怖的場景中，大群肌肉發達，古銅臉色的人們，嗷嗷狂叫著，追赶著。死神已控制了這些。然而卻無人惊恐，他們英勇無畏，沒有人喪失理智，人人都迎著死神頑強地拼搏。……兩名死去的印第安人，似赫丘利般緊緊地抓著槍躺在前邊，十分典型化！士兵的臉，他們的姿態，一杆杆卡賓槍，寬檐帽，那冒著濃煙的草地；一匹匹圓國雙瞪的死馬，臉上浮出猶如人類般痛苦的表情；還有那畫面背景中頭戴戰帽的密密麻麻的蘇人，卡斯特与庫魯克的手下，确實，整個場面，無法形容，森嚴恐怖，然而，它卻以奇妙的誘惑力永存……

　　惠特曼繼續說，如同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那樣，這幅油畫必定表達了一定的倫理道德准則。所以，他建議穆爾万尼把它送巴黎展出，他确信法國人能夠欣賞它。他似乎同蒙薩爾·克拉皮亞等藝術家做了爭論，也可能被克拉皮亞的美學評价触怒，因為他曾十分傷痛地補充說：“我愿意讓蒙薩爾·克拉皮亞看看，美國人同樣可以做他人能做的事！”
　　穆爾万尼的巨幅油畫在美國巡回展出了10至15年，也許确實在法國展出過，但我們不知道克拉皮亞先生是否屈尊地觀看了。1900年后，該畫被匹茲堡的蒙薩爾·H·K·塞內茲買走，并使畫家本人贏得了大量應得的評价。一般來說，這一巨大成就會變成一張定期保險單應贏得紅利——也為未來作品的成功奠定基礎，然而約翰’穆爾万尼繼續做畫的理想突然破滅了。他的境遇十分困苦，于是他拼命飲酒，卻身無分文；1901年5月22日，他跳入東河。紐約《時報》報道說，他淪為衣著襤褸的乞丐，自然是“白天為飽肚皮乞食，夜晚為一席藏身之地乞討”。
　　基于卡西利·亞當斯的作品，奧托·貝克爾于1895年所創作的一幅平版畫，比穆爾万尼的作品更成為珍貴，高高懸挂在成千上万個接待廳里。除了斯圖爾特·華盛頓的畫像外恐怕再沒有誰的畫像能在美國如此頻繁地复制：成百万的校童們咬著嘴唇呆呆地凝望著華盛頓的畫像，而無數父輩又如痴如醉地仰望著另一幅喬治·卡斯特和一大群蘇人的搏斗畫面。
　　盡管貝克爾的作品基于卡西利·亞當斯的作品，但作品完成之后，大部分還是他自己的創作。亞當斯与貝爾克都為卡斯特設計了一把戰刀。在亞當斯的油畫中，卡斯特在用大刀刺殺，而在貝克爾的改型中，卡斯特卻站在死者中，如同揮舞連枷那樣，舞著這把戰刀。貝克爾刪去了兩幅過分感傷的結尾畫面——如同中世紀三幅鉸鏈畫——組成完整的情節。一幅題為：《未成之事，先有兆朕》表達了卡斯特在孩提時代自封為一名戰士。另一幅題意含蓄深沉：《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畫面上，太陽正向一個鄉村小鎮沉落，他倒在了無特色的大草原上。
　　這兩幅畫失蹤了，無人知道其下落。直到亞利桑那先驅者歷史協會与蒙大拿的牡蠣俱樂部一同舉辦舊時沙龍藝術展覽時，它才再次露面。自然還有貝克爾的那幅版畫。當報紙登載這個展覽會時，該協會想起了放在地下室的兩幅對折裂碎的棕色油畫。嗨，你瞧！一幅是一個扮演士兵的男孩，一幅是倒在大草原上死去的一個男子。
　　相繼的探察，揭示了這幅油畫板上的畫是怎樣抵達亞利桑那的。這幅連軸畫的第一個落腳處是第八兵團和橄欖樹的圣·路易斯沙龍。兩家合辦的沙龍于1890年關門。安赫尤斯爾·布什先生獨自承擔了本應由他人共同承擔的責任。由于亞當斯的巨幅畫是最重要的財產，安赫尤斯爾·布什先生便把它查封了，但隨后又慷慨地把它送給了第七騎兵團。1898年法國西班牙戰爭期間，該軍團從賴利堡轉到亞利桑那坎普格蘭特，不久亞當斯的三幅連軸畫被取下，無人知曉其原因。1825年，畫在一個帳篷頂上的中間一幅圖被從德克薩斯布利斯堡補給站的頂樓卷起。接著，不見了。9年之后，它又魔術般地出現在坎普·格蘭特堡。該堡廢棄后，它又在布利斯堡被發現，在那儿，它被挂在軍官俱樂部。直至1946年6月13日被燒毀。
　　兩幅油畫被坎晉·格蘭特堡的看管人卡爾斯·岡格找到，岡格把它存放在牧場。1944年。他把畫交給圖森先驅者協會，該協會成員不知其意義，地下室就成了它的存放地。在1967年得克薩斯沙龍展覽會前，它就一直靜靜地躺在那儿。
　　貝克爾做出的最果斷決定是刪去傷感的畫面，并改換了背景。他用十分精确的小比格奧山取代了亞當斯創作的一座巍峨的山。
　　貝克爾在表達印第安人時所用的藝術手法則不夠精确。很難說出他的构想，顯然，他不了解這些人。他筆下的几位斗士的衣著如同阿普契人，還有一兩個看上去像是扛著祖魯人盾牌的阿茲台克人。然而，無論其藝術處理正确于否，貝克爾在畫面前景提供了一個絕對令人恐怖的揭頭皮技藝：一個黝黑凶殘的斗士，口中噙著一把利刀，跪在一名騎兵的背后剝頭皮，使他的容貌——一張英國人的臉變成了沒有棱角的東方人。
　　沃納中尉看了這幅畫后，責備畫中的戰帽太多了。他還說，在炎熱的天气里，無人會戴臂鎧，在6月25舊那天，它們被塞人馬鞍褡褳里了。但對揭頭皮的畫面沒有譴責，這說明貝克爾的可怕的改型必定是精确的。
　　堪薩斯的賴利堡是該軍團的第一個家，所以他們便把這幅恐怖而杰出的畫送給該市的埃德蒙·英里爾市長，這位市長又把它轉給堪薩斯州的歷史協會。啤酒厂商的名字也出現在畫幅的下面，但這沒有給堪薩斯的歷史學家帶來多少麻煩，他們讓卡斯特將軍和阿茲台克人一同登台亮相。
　　可是，出現了一位卡麗·奈森的追隨者布蘭奇·博愛斯。
　　1904年1月9日，她在斗篷下藏了一把普通劈柴斧，走進了議會大樓。急匆匆上了11層樓后，她來到這幅有啤酒廣告的畫前，盡了她的本份。該歷史協會的秘書喬治·馬丁被叮當叮當的敲擊聲和碎裂的玻璃的嘩啦聲嚇蒙了，他沖出辦公室把卡麗抓住。据說馬丁喊叫道：“你這樣的瘋子應當送進瘋人院！”接著，他叫一個看門人去報警。
　　把布蘭奇押送到警察站之后，她站在一個名叫肯尼的值勤軍士面前，他認識她，但僅知道她是該州一位最有聲譽的禁酒主義者。1903年，由于她認為該市的托皮卡市長沒有加強反對飲酒的法律設施，就用馬鞭抽打了他。
　　進行登記后，肯尼軍士問及她的年齡。
　　布蘭奇爽快地回答道：“滿21歲了。”
　　肯尼在年齡表格里真寫了22歲，并指控她犯有蓄謀破坏財產罪。
　　在被同情者保釋之后，布蘭奇打印了一份聲明，宣稱這個啤酒宣傳廣告构成了反抗戒酒的犯罪行為，而卡斯特和蘇人搏斗的畫面卻沒有引起她的极大關注。“我決意砍掉Secseh商號名字，對畫面的其余部分并無惡意。”
　　她從監獄釋放兩天之后，一個姓名不詳的人再次破坏了這幅畫，人們依然怀疑此事系布蘭奇所為，据說他們看見過一個外貌和她相像的女子，曾在這座大樓前鬼鬼崇崇地徘徊。
　　1月19日，布蘭奇被帶到法官札克，里曾的面前，對她類似的犯罪行為做了适時的宣判，但這些懲罰也將無濟一事。某些被激怒了的當權者建議懲罰她极端愚蠢的行為，大概是遵照馬丁秘書的訓諭。但WCTC把她放了，并要她發誓改變她的行為才對她假釋，她勉強答應了。
　　但她未堅持自己的承諾，沒儿個月，她又把威奇托市一家雜貨店的櫥窗砸了。顯然，陳列的商品冒犯了她。這樣，她以一名假釋的侵犯者，被轉送到托皮卡。据托皮卡“都會”報道：“她回到這個城鎮監獄的老住處了。”
　　她對這幅畫的第二次破坏要比第一次成功得多，盡管她聲稱，她沒有注意畫面的每一個符號。然而，她卻把畫版砍去了一個大楔型塊，包括穿皮毛鹿皮服的將軍。安赫尤斯爾·布什愿為恢复這幅畫做貢獻，但馬丁秘書對此十分厭惡，說是它帶來的麻煩已夠多的了。后來某個時候，該協會接受了一幅复新畫，但這些成員受過恫嚇，所以在展出之前，把這名釀酒商的名字刪去了。
　　這位后來成為堪薩斯第二號女打手的情況再未見報道。
　　糜·埃伯几乎不可能被看做是有更多日爾曼血緣的人，除了教名与一般信仰外，他是個半血統的印第安人。他的母親被認為是名叫“小麋”的蘇人，她親眼目睹了這場戰斗，參与了巴弗羅，比利的巡回展出，在歐洲做了旅行。在那儿，她結識了雷德里克·威廉·埃伯——然而，她婚前的名字是埃森爾。麋·埃伯的父親是哈達特的葡萄酒商，藝術家就是于1892年4月18日在那儿出生的。在一個不确切的日期，為了強調他的半血統觀，年輕的威廉·埃森爾把他的雙重日爾曼名字改為“麋”。然而，他的心中卻保留了日爾曼人的精神气魄。在繪制卡斯特將軍的油畫不久，他變成了一名納粹分子，并把自己奉獻于Deutschland Uber Alles。這位純然的雅利安后裔（矮個子白膚金發碧眼的人）因其沙文主義態度而受到人們仇恨。當時，一個人可能為种歧視的無聊話而咬著自己的拇指，确實，這可能是一個強制性的工作，但是，從藝術家的角度來看，糜·埃伯對小比格奧做了大量值得敬重的工作。愛德華·魯斯上尉曾在第七兵團服役三年，他是該戰場的第一位主管人，他認為埃伯的“Letzte Schlacht”是最有權威性的代表作品。
　　埃德加·潘克遜6×10英尺的回轉畫，用了20年才完成。單顏料就用了近半吨，也必定做了最徹底的調研。潘克遜使用了手勢語言，也會講几种印第安土語。許多生還的斗士帶他觀看了戰場各處。据他的孫子說，“苦膽”、“雙月”、“駝背”、“烏鴉王”、“白公牛”、“狂馬”都曾為他擺過姿勢。由于想到“狂馬”拒絕拍照的固執，終于能讓他擺好姿勢照像，還是出人預料。不管怎么說，潘克遜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力圖追求作品的完善，完全沉埋在作畫中。如同名師大家那樣，他勤奮地工作，嚴格、周密地反复審視琢磨他的杰作，通過了細膩的表現手法，精剖細研，使他的作品自始至終一絲不苟。
　　印第安藝術家們的杰作，給人以超然的感觀印象。
　　据一位不知名的蘇人或夏安人所撰寫的象形文字記錄，這個藝術家從极高處俯瞰，勇敢地四處攀爬，簡直如同急促奔忙的螞蟻。他完全立意于神圣的觀念，根本沒有人种偏見，這在后人中實屬少見。
　　作畫的另一個特征是給出了超出該戰場的巨大空間。他描繪了兩場戰斗：陷入困境的雷奧与本廷，還有在遠處陷入重重圍困的卡斯特。但他也繪制了這條有許多深谷的小比格奧河川，印第安人的棚屋，四周廣闊杳無人煙的白色空地，而大地仿佛被白色的積雪覆蓋著。畫中看不到色彩，沒有一滴血，沒有色澤艷麗的羽毛，也沒有藍色軍大衣。
　　首領“紅馬”給它添補了41張象形文字的紙條，標明雷奧的軍隊隊形，每個騎兵懸挂著一把戰刀。這是遵照白人的邏輯作的假想。這些白人士兵誰也沒有發怒，誰也沒有悲傷，甚至如同習慣于這樣表露情感的白人那樣，顯得在關注什么人似的，好似在納悶為什么他們被箭支穿身，或為什么他們要被剁掉雙腳。男人們的殘肢碎体遍及各處，到處是長著胡須的人頭。一頂帽子旁邊是几只被切斷的手。大多數赤裸的被肢解的尸体正如泉水般噴涌著鮮血，被肢解處則是黑色的凝聚物。然而，被切下的頭顱呈現著笑意。英歐人是不可能用這种觀點來表達藝術的。受過專科學院培訓的白人藝術家們也在再現卡斯特的部隊，描述他們所遭受的野蠻的殺戮，他們那被擊碎的腦袋，被揭去的頭皮，然而，這些油畫地道地表明了人們在死亡時所遭受的痛苦的表情：怀疑，恐懼，憤怒，忍受的苦痛与絕望。他們好似下意識地慶祝他們被擊敗時的极度痛苦。畫家們絕對不會描繪出一個微笑著的犧牲者。
　　站岩代理處的迪科斯特·史密斯同印第安人畫家在一個畫室工作，他可能理解這些土著人的觀點，也理解白人所持的觀點。他說，北部平原的一個印第安人更專注于他們眼見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所了解的東西。“紅馬”的畫中出現了本來不存在的戰刀，原因就在于此。如眾所周知的那樣，他們知道，白人士兵确實在某個時候佩戴過戰帽，所以就這樣描繪。
　　早些時候，在他們沒有机會研究卡斯林，博德梅爾，以及其他美國現代畫家時，印第安人畫的騎馬者是雙腿同在一側，仿佛一個兩腿同在一側的側身騎馬的人。這看起來是錯誤的，但人畢竟長兩條腿啊！許多類似的藝術觀，會使一個印第安畫家畫的側面像成了一只眼的人，從而也會使他甚至不喜歡歐洲式的明暗襯比法（不注重所存在的細節）。史密斯抱怨說，當他畫一個印第安人的3／4的面部時，他常常被那張死死盯著的他的客体挫敗。
　　如同一個歐洲藝術家表達射擊那樣，在印第安人畫家的筆下，子彈呈扇形從搶管飛出（看不見槍的射擊除外），并繪出槍是在某時、某地射出的。同樣，盡管持槍棒或鞭子的人离敵人很遠，但非要把它們繪制成触及到敵人身上，表明它确實鞭打了這些敵人。
　　他們沒有透視畫法原理，也几乎從未嘗試使用這一畫法來縮短畫面，并且由于認為不管遠處、近處，馬蹄印都一樣大，而無近大遠小的觀念。
　　相繼的這些邏輯，使白人士兵認為印第安人的圖畫如同報紙L的連環畫，极其不同的是印第安人的表達不無意義。同各個時代各個民族名副其實的藝術家一樣，他們突出地保留了所要表達的內容。我們應當感謝史密斯先生所說的：“他沒有使用‘重擊’，‘打擊”，等這樣的表達，也沒有在犧牲者的頭上安置星花与歎號，以表示這個部位受到了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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