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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下午七點四十三分。丹尼爾剛做完禱告，實際上，整個做禱告的過程中他的心都未能平靜下來，他一直在考慮著施姆茨和達奧得所竊取的資料。 他整理了一下思緒，開始為晚上將召開的全体會議准備材料。這時，電話鈴響了，接線員告訴他一個名叫万·杰爾德的先生想和他通話。 從來沒听說過這個名字，估計是個外國人。 “他說過是關于什么事嗎？” “沒有。” 可能是個外國記者。不顧總部對有關屠夫案件消息的嚴密封鎖，這些記者仍試圖打听出一鱗半爪的消息來。“記下他的電話號碼，告訴他我過一會儿給他回電話。” 丹尼爾挂斷了電話，把電話机往開推了推，但就在這時電話鈴又響了。他打算就讓它響下去，不予理睬，但他最終還是抓起了話筒。 “探長嗎？”同一個接線員，“還是那個万·杰爾德，他說自己是個警察，是在荷蘭給你打電話，并說你肯定想和他通話，時間只能是現在——他今晚就要前往英國去度假了。” 荷蘭警察？ “讓他通話。” “好的。” 他焦急地等待著，擔心那人會因不耐煩而拂袖而去。話筒里“嗡嗡”之聲不斷，接線員還在操作。從施姆茨和達奧得從凱瑟琳醫院獲得的資料來看，歐洲方面可能正在縮小調查范圍。 “嗡嗡”聲消失了，接下來是一片寂靜，緊接著听筒里傳來一個男子雄渾、悅耳的聲音，操著一口流利的英語。 “丹尼爾探長嗎？我是阿姆斯特丹警察局的朱伯·万·杰爾德。” “你好……怎么稱呼你的職務？” “警監。”万·杰爾德說道，“和探長相似。” 丹尼爾很清楚，警監的級別比探長要高。朱伯·万·杰爾德不好表現自己，本能地，丹尼爾不禁對數干英里之外的他產生了好感。 “你好，警監。感謝你打來電話，接通電話耽擱了你的時間，真是抱歉。” “其實是我的問題，”万·杰爾德說道，聲音中仍充滿了喜悅之情，“我忘了提及我的警察身份，我的印象是你們在國際刑警組織的人已把我的名字告訴你們了。” “不，很抱歉，警監，他沒有。” “沒關系。我們應該談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不是嗎？今天早上，你的人給我們送了一些謀殺案的資料，其中有一些和我們這里一樁懸而未決的謀殺案很巧合，所以我覺得應該和你們聯系一下。我現在在休假，馬上就要啟程前往英國了，我夫人不允許再作任何的拖延，但我覺得應設法和你們取得聯系，在我离開前應當把我們這里的情況告訴你。” 丹尼爾又一次道謝，充滿了感激之情：“你們那樁謀殺案發生在什么時間，警監？”“十五個月以前。” 十五個月以前。弗里德曼正好在國際刑警組織的電腦上查閱有關情況。 “不堪啟齒，”万·杰爾德說道，“顯然是一樁桃色謀殺。我們對這個案子一直無從下手。我們的心理顧問專家說從眾多的情況來看，這只不過是凶手一系列的謀殺案中的一件。但我們不能肯定——這种情況我們以前沒有見過。” “我們也是。” “但既然沒有發生第二起謀殺案，我們就有兩种考慮：要么心理專家錯了，要么凶手只不過是途經阿姆斯特丹，他到別處去繼續他那殘酷的娛樂去了。” “一個旅行凶手。”丹尼爾說道，告訴了他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的有關情況。 “可怕。”万·杰爾德說道，“我曾試圖要求美國人進行合作，這些人官僚作風十足，對我們的請求不予理睬，而心理顧問專家所預測的第二起相似的謀殺案又沒有發生，這就使得我們的工作……”說到這里，這個荷蘭人沒有繼續說下去，似有很深的負疚感。 丹尼爾不便說什么，便保持沉默。 “我們可以檢查裝有炸彈的手提箱，”万·杰爾德說道，“但這种恐怖活動我們卻很難對付，不是嗎？”“不錯，”丹尼爾說道，“凶手可以隨處買到殺人的凶器，即使同一件凶器反复使用，你也很難予以查證。” “凶手可能是個醫生？” “這是我們的猜測。” “也是我們的猜測，探長，有一段時間我們對這种猜測抱有很大的希望。在國際刑警委員會的其他成員國的備案記錄中，我們沒有發現類似的案件。但是在1973年的9月，在薩姆伯克——印度尼西亞南部的一個很小的島嶼上卻發生過一起几乎完全一樣的凶殺案。你知道，印尼曾是荷蘭的殖民地。我們曾向許多舊殖民地的地方警察局咨詢過——他們每兩年將其資料送我們審閱一次。我們的一個下手就是在篩選這些資料的時候碰到這個案件的。這個案件還是懸而末結，被害者是個年僅十六歲的姑娘。” “起初我們猜想這可能是因為兩人都是同一民族的緣故——在阿姆斯特丹受害的女子也是個印度尼西亞人——准确點說，半個印度尼西亞人。是個妓女，名叫安簡尼特·蓋肯娜。凶手殺死她，可能是緣于某种原式的儀式或是复仇的沖動。但她的宗族和薩姆伯克并無任何關系。她的母親是印尼北方人，父親是個荷蘭人，在印尼服役期間邂逅她的母親，兩人結為連理，并在十八年前返回了阿姆斯特丹。” “當我讀到在那里居然發生了一起桃色謀殺案時，我真的感到很困惑，探長。薩姆伯克确實是個很不起眼的小地方，只有沙灘和叢林，還有极少的橡膠种植園，以及几片木薯地，也根本沒有人到那里去旅游，惟一的例外就是那里曾經設立過一所名叫圣伊哥納提屋斯的醫學院。這個學校与天主教會毫無關系，它充其量也就是一所四流的學校，未被社會廣泛接受，教學設施簡陋，但收費卻极高——完全是所賺錢的學校，是一個很不謹慎的美國商人創辦的，因為稅收問題曾和當局發生過糾紛。印尼政府在1979年關閉了這所學校，但在1978年的時候它還在正常運轉之中，學生有四百多人——絕大多數是外國人，因為其它地方拒絕接受他們，他們才到這樣一所破學校來，實際上也只有他們才能繳出那么高的學費。 我設法弄到了一份七二級老師和學生的名單，然后和蓋肯娜遇害那段時間里我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做了一下核對，但遺憾的是我們沒有發現相同的名字。” 在万·杰爾德談話的時候，丹尼爾掏出了從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資料庫中查詢到的那份受害者名單：1971年3月，洛杉礬；1973年7月，新奧爾良；薩姆伯克案正好落在這兩個時間的中間。 “那份名錄就在你身邊嗎，警監？” “就在我手頭上。” “我給你念一些名字，看你的名錄上有沒有相同的。” “好的。” 丹尼爾從頭念到尾。 “沒有，一個也沒有。”万·杰爾德說道，“太簡單化了，肯定沒這么簡單，我的探長。” “不錯。但不管怎樣我還是想親自研究一下這份名錄。” “今天我電傳給你，怎么樣？” “謝謝，再告訴我一些有關你們遇害者的情況，警監。” 万·杰爾德對發生在阿姻斯特丹的凶殺案做了一番描述：安簡尼特·蓋肯娜尸体是在一個洗魚棚內發現的，洗魚棚在該市東北郊區的一個船塢附近。 “這個地方根偏僻，”警監說道，“就在著名的紅燈區往北一點——你到過阿姆斯特丹嗎，探長？”“僅僅一次，就在去年，是暫時停留。我所見的阿姆斯特丹很美麗，但我沒有机會游覽這座城市。不過，紅燈區我确實見過。 “每個人都見過這里的紅燈區，”万·杰爾德說道，語气有點悲哀，“但是，蓋肯娜的尸体被發現的那個船塢可不是我們的旅游景點。晚上這里很荒涼，除了那些夜游者，那些醉漢，几乎投人到那里去。這個棚子沒有上鎖——里面除了啃剩的骨頭和一張折疊式的桌子外什么也沒有。她的尸体就放在這張桌子上，桌上舖著一塊白色的床單。身上的傷口与你們第一個受害者完全一樣。我們的法醫說她被注射過海洛因，凶手至少使用過三把刀，鋒利得和外科醫生的手術刀一樣，令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尸体被擦洗得出奇得干淨——上面甚至找到擦洗過的印痕，沒有精液，也沒有血跡。擦洗尸体的肥皂是當地產的，這种品牌在我們這里是极普通的，許多旅館就賣這种品牌的肥皂，這里每年都有數十万的旅館被轉讓、出售——所以罪犯留下的這惟一的一點線索几乎毫無价值。我們曾試圖追查出床單的買主，但失敗了。” “她是在現場被殺害的嗎？” “不太清楚。但是她确實是在那里被擦洗和放血的。這棚子里有一個大水槽，是供養魚和洗魚用的，很大，足夠容納蓋肯娜的尸体。廢水流到了海里，我們對水管進行了檢查，結果我們發現了帶有人血的魚的內髒。” 描述得十分精确、徹底，丹尼爾想，但沒什么作用。 “我們曾對收押在審的性犯罪者和持刀行凶者進行了審查，也曾找過平時經常光顧這女孩的膘客談過，也曾問過紅燈區里的每一個妓女和皮條客，問他們是否記得那天晚上她和誰出去的。 絕大多數人都說不知道，有几個透露過一些情況，但經查證也純屬胡編亂造。如果我們知道凶手是個旅行殺手，就沒必要花這么大的功夫去做這些無用功了，是嗎探長？”這個荷蘭人的聲音失去了先前的悅耳，突然間顯得很凝重，“現在你們已獲得了有關他的不少信息，我的朋友，希望我們能通力合作，逮住這魔鬼。” “當然，我念給你听的那些名宇，”丹尼爾說道，“任意一個在你們的出入境簽證記錄上出現了，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們都是重點怀疑對象嗎？”荷蘭人問道。 “不錯，應給予高度重視。”丹尼爾知道万·杰爾德希望自己能多提供一些這樣的重點怀疑對象的名字，但他目前掌握的就這些，“如果你能發現這些人中任何一個人的任何一點消息，都將是非常有用的。” “既然對于出入境簽證記錄的檢查這么有用，我們很樂意對旅館、航空公司、公共汽車售票員，還有那些商店老板進行調查，或許能發現一些情況。如果發現這些人中的任何一個在蓋肯娜被害的那段日子里曾到過阿姆斯特丹，我們將給你們提供有關他的活動的最詳細的資料。我將前往英格蘭度假一周，在我离開的時候，負責和你聯系的是彼特·比吉·德斯特德。”万·杰爾德將他名字的拼音又念了一遍，說道：“他也是個探長，一個責任心很強的人，如果有情況，他會馬上和你聯系的。” 万·杰爾德念了遍彼特·比吉·德斯特德的直撥電話號碼，然后說道：“不管怎樣，我得去瞧一瞧白金漢宮花園的變化了！”丹尼爾不禁笑了起來：“謝謝你，警監，你給了我极大的幫助。” “這是我的工作，”万·杰爾德說道，他停頓了一下，“你知道，我們荷蘭人為自己杰出的忍耐力而感到驕傲，不幸的是，這种忍耐有時被誤解為消极和懦弱。”又停頓了一下，“讓我們捉住這個魔鬼，我的朋友，讓他明白我們對于他所犯的累累罪行是絕不容忍的。” ------------------ 瘋馬 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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