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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1972年2月，美國對北越轟炸開始升級，愛爾蘭共和軍在倫敦德里的血腥的星期天，打死七人、傷十六人；那時，克里弗德·歐文臨危不懼；歌星尼娜·范特蘭特在圣·瑞基斯簽了演唱合同；尼克松總統訪問大陸中國，并簽署立法結束西部沿海船埠的罷工；這時納特·鮑姆在爭論，勸說，哄騙，懇求，高談闊論，威脅和引誘。
　　開始巴巴拉對他的每一步都抵抗著。
　　“如果你的婚姻是如此可怕，你為什么不在你遇到我之前早些离婚呢？”
　　“沒有理由要那樣做。”納特說。
　　“你告訴我你婚姻已經死亡，這理由還不充足嗎？”
　　“還需要替喬伊考慮一下，那時她年齡很小，那樣對她不公平。”
　　“你認為一個孩子在分离的家庭中成長起來好嗎？我不這樣認為，看看我的孩子，他們都适應了，如果狄克和我只是為了他們而硬撮合在一起，那樣會更糟。”
　　“我不那樣看，至少喬伊有母親和父親，喬伊挺好，你還不知道你的孩子們正在起變化。”
　　納特關于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的話触到了巴巴拉的痛處，她改變了話題。
　　“我不想成為破坏你們婚姻的禍根，我不想對任何別人的生活負責。”
　　“不要自私自利，我并不是因為你才离婚，我离婚是因為我的婚姻已名存實亡了。你与這件事一點關系也沒有。”
　　“那你為什么不在很早以前就离婚？”——他們又回到了原來的問題了，始終圍繞同樣的觀點無休止地爭吵，而毫無結果。
　　納特對巴巴拉非常關心，并送給她大量禮物，他每天給她打几次電話，他們每天見一次面，有時二次，給她一磅波斯魚子醬，一對香水瓶——“世界上最昂貴的香水”，給了他貴重的本尼。古德曼的唱片，溫檸樹枝，几束黃水仙和一塊刻著“永遠”字樣的金手表。
　　納特的努力奏效了。他使巴巴拉失去了鎮靜：一會儿進攻，一會儿指責；接著是他求愛的誓言和手勢使她感到窒息。在某個問題上她停止了反駁，開始回避。她沒有意識到這种微妙的變化——但納特已看到了，為什么重視這种變化：這是進步。
　　“我所要知道的是，”他問，“你為什么不作許諾。”
　　“你的意思是說我在心理上有毛病？”
　　“我只是說你為什么不作許諾。”
　　“我可以作許諾。”
　　“那么你為什么不嫁給我？”
　　她沒有回答。他改變了他的方式，變成了她的同盟者：“你怕什么？”
　　“我不害怕。”
　　“不，你怕，如果你不怕，那么就嫁給我。”
　　“我不害怕，什么也不怕，我只是不相信婚姻。…
　　“你在說謊，”他以輕柔、理解的語气說。“你害怕，告訴我你怕什么？”
　　她用了很長時間才說出這句話。
　　“我怕你离開我。”
　　她崩潰了，他在后面扶著她。
　　“你真的害怕我离開你嗎，”他競能如此溫柔。既然她已說出了這些話，傷痛已經過去了，他已解除了她的最可怕的恐懼。
　　“我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她承認道。
　　“好吧，我不會离開你。”他說。
　　“你答應了？”語調非常強烈，這語調本身就使她感到害怕。她原想使事情輕松些，并保持一定的距离，她清楚，過于接近會影響她的判斷。
　　“如果你有圣經，我將對圣經起誓。”他舉起了右手。
　　巴巴拉笑了。“這話對我就足夠了。”
　　他有所緩和，過了一天后，他又提起了這個話題：“為什么這個問題使你如此害怕？”他非常同情，巴巴拉認為這种同情的方式只有一流的分析家才能有，他想要幫助她理解她的恐懼，以便克服它們。
　　“我的婚姻欺騙了我，我已對結婚喪失了信心。”巴巴拉說。
　　“但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他指出。“你總不能讓一次失敗毀掉你今后的生活呀，你說呢？”
　　“那就是私通，我已有了多次的災難，大多了，男人拒絕我，我也拒色男人，我已麻木了。”
　　“不，你沒有，你只是心灰意冷罷了。”
　　巴巴拉思考著他的話語，當然他是對的，她确實是失敗者，不敢再試一次了。
　　“我想我應該反擊。”
　　“不是反擊，”納特說。他知道爭斗使巴巴拉煩惱，她已承認她缺乏女子气概。“但要敢于去生活，要勇敢，勇敢并不是缺乏女子气概。”
　　他又對了。真奇怪，他了解她竟比她自己了解得更清楚。他對她心底的感情有著准确無誤的直覺，她感到她可以完全依靠他，這种想法使她得到無限的安慰。
　　“你一直讓恐懼主宰著你。”
　　“我猜想你是對的。”
　　“你不是猜想我是對的，而是你知道我是正确的。”
　　“我懂。”
　　巴巴拉順從地承認他是對的；承認他比她自己更了解她，對她總是不對已厭煩了，她對同時兩面開戰己膩了：一個是反對納特·鮑姆，另一個在反對她自己。這使她感到疲憊不堪，与他相斗使她厭倦了，与自己相斗也使她厭倦。
　　納特·鮑姆具有她在男人身上所需要的一切：敏感，知識淵博，幽默，富于情感。她想，她若是繼續使他遠离自己，她一定會瘋的。她還要什么呢？還期望什么呢？
　　事實上她愛他，要嫁給他。結束他們倆痛苦的時刻已經到了。
　　納特在閏年二月最后一天二十九日晚上到來時，巴巴拉一打開門就投入他的怀抱：她擁抱著他說：“你贏了。”
　　他抱著她如同捧著易散而又難以處理的水銀一樣。
　　“你也贏了，”他說。“我并不是個坏家伙。”
　　第二天納特來時，帶來了一個蒂法尼文具店的購物包。
　　“我為你買了點東西。”他說著把包交給她，巴巴拉打開里面的淺藍色的盒予；里面裝有鉛板印刷的信紙：“納柵·鮑姆太太”的字樣，用大寫字母印在每頁米黃色信紙的上部，印在每個信封背面的上蓋上。
　　“一旦我們決定在哪里住，他們說他們可以把地址后加上。”納特說。
　　“你知道我能同意！”
　　巴巴拉所想的是制作這些信紙至少需要六個星期的時間，這就是說納特從去年十二月份就開始考慮与她結婚的事了。也就是說很久以前，他就去了蒂法尼文具店并定作了信紙，選擇了信紙的格式和紙本身的光澤度。這一切似乎他早已提出過，而她也早已接受了。他的自信心沒有受到內心深處的疑慮和突然出現的不穩定情緒的影響，巴巴拉很希望她也能那樣做，也許她与他一起生活時間久了，她也能夠獲得這樣的自信心，也許這能象風疹一樣，能夠傳染。
　　“我想我有了一個爭論的机會。”納特取笑著她說。
　　“假如我說過‘不’呢？你知道一開始我一直沒有答應。”他的禮物，蘊含著永恒的意義和他那种認為占有她是理所當然的和藹態度，這使她又興奮又惱火。她需要堅持自己的權利，她不想被他所征服。“我也可以拒絕你，那么你還將怎么辦呢？”
　　“那我就只有等待。”
　　“你真那樣想要我嗎？”
　　“不是想要，是需要。”
　　“我愛你。”
　　“我也愛你。”
　　那天晚上，納特和巴巴拉沉浸在對未來無限的憧憬之中。她為他們將舉行的宴會准備了萊譜；她与他選擇他們准備去訪問的美麗又浪漫的地方；与他商量了房間的家俱，甚至問到了如把艾妮特和克里斯蒂安合法過繼過來，會有何种感覺。
　　他告訴她，晚宴上人員不超過八個人，這個數字進行談話是最佳的；他們將去土耳其和馬拉卡茲；他們的公寓將是當代電器和古董混為一体的建筑，如果她需要孩子們，狄克·羅斯不反對的話，他很愿意過繼她的孩子。
　　巴巴拉感到她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女人，她年輕，富有，自由，而且最主要的是她有一個她所愛的男人。
　　現在她倒很高興以前結過婚，她將從以前的錯誤中吸取教訓，過去她所做錯的一切事情，將來都要從頭做起。現在她有能力建立一個情感、性欲和理智都滿意的婚姻，然而，使入不可思議、令人不可置信的是，他的真正需要的全部滿足都是他們之間的相互需求。
　　過去的六個月里，由于巴巴拉越來越迷戀納特·鮑姆，從職業她也越來越迷戀于他。他給了她行動上的自主權，事實上她正在管理艾爾法·鮑姆的廣告部。從賣方到用戶，所有的發行份數，圖片，每條廣告，每件郵件都是由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巴巴拉力、公室安排的，她對艾爾法的一切都辦得井井有條，所以，納特并不需要察看工作的進展，因為他非常相信她的判斷力。
　　她取笑他的自由勞動，并告訴他，他應把她安放在艾爾法的財務處。如果可能，會使她更加接近納特。她感到雙方分享越多，他們的關系就愈密切，就愈加融洽，回想起以前婚姻的失敗，她感到她和狄克職業生活的分离是失敗的主要原因。每天晚上他們聚到一起時，不知道對方在一天之中作了些什么；以至于每晚他們都要相互印證一下他們的婚姻。現在就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了。她和丈夫將相互分享職業生活及個人的生活，其結果必定會增進他們目標、問題和興趣的一致性。實際上，她和納特不止一次地討論過她是否應离開斯伯林公司到艾爾法全日工作。
　　巴巴拉是幸運者之一：她有第二個机會——而這是納特·鮑姆給她的。
　　那天清晨兩點，納特剛剛离開，巴巴拉坐下來，用在蒂法尼文具店訂制的信紙給他寫了第一封情書，巴巴拉認為這是他們真正婚姻開始的象征。
　　她對寫上艾爾法唱片公司的地址并注明“私人”信件一點也不感到奇怪。
　　“迷人的現實。”三個星期后，巴巴拉說。“我明天告訴他們。”這是三月的第二個星期五；過去的几個星期是一次蜜月。在她的生活之中，再也沒有比愛納特·鮑姆更加徹底真誠的了。他給她回信問，他一直要等到五十歲才遇到一生中的愛情是不是太不幸了，巴巴拉回答說，晚要比永遠得不到愛好得多。然后他們又回到了他們用幸福作成的茧中。
　　幸福是不完整的，巴巴拉關于她的婚事遲遲沒有告訴孩子，現在她感到不能，也不應該再拖延下去了，而且她也急于想讓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見她們的新父親。“星期日晚上給我打電話好嗎？”他問納特，堅持要求他再次确切地答复。
　　“你知道我會的，你不要再問了。”他說。
　　巴巴拉對于不能給他打電話感到的煩惱，已超出了她所能容忍的程度，他仍与妻子住在一起。納特已找到了一位离婚津師，律師告訴他，他沒有任何理由先搬出來，這在离婚裁決中對他的權利是有利的，否則將為伊芙琳起訴他要遺棄她而舖平道路，那樣在經濟談判和探望孩子方面他將失去特權。法律也真怪，人們本來不想在一起，而它卻強迫他們在一起生活，巴巴拉認為這似乎太不人道了。
　　“你什么時候能搬出來？”
　　“等我們找到地方時，我不想讓伊芙琳用喬伊來要挾我。”
　　“她不會那樣做的，是嗎？”納特很喜歡他的女儿，而伊芙琳可能會不讓他見喬伊，這對巴巴拉來說真是不可想象。
　　納特聳聳肩，“我不知道。”他說，并搖搖頭。他的臉上浮現出极其痛苦的表情，巴巴拉緊緊地抱著他，直到痛苦的表情消失。
　　納特告訴她，和伊芙琳一起生活的痛苦几乎到了不可忍受的程度，他變得神經過敏，并開始酗酒。有時巴巴拉在五點遇到他時，發現他已喝了許多酒，當她給他指出來時，他變得很急躁，并告訴她，他已開始喜歡喝酒，并打算將來繼續喝下去。嘮嘮叨叨不是巴巴拉的天性，所以她不再提起這個話題。這只是暫時的問題，一旦納特搬出來，這個問題就會迎刃而解，同時，他更需要理解，而不是爭吵。
　　“星期日我給你打電話，”他說。“如果我能出來，我會來的，我愛你。”
　　“我也愛你。”巴巴拉說。她惱恨經常的分离，她無法等到她和納特團聚在一起這一天的到來，她理解他的急躁，園為她自己也感覺到了。不斷相會和分离就象理亂麻一樣，那天晚上他剛离開她的公寓，她就開始期待著星期日的晚上，再見到他。這种生活方式是可怕的，而已巴拉感到奇怪的是，為什么從沒有人談過愛情的痛苦。這也許是美國保持得最好的秘密之一吧：愛情也會令人傷心。
　　第二天，在普林，巴巴拉告訴克里斯蒂安和艾妮特關于他們的新爸爸的事，他們的反映表現出了他們性格的不同。
　　艾妮特現在快十四歲了，對大衛·凱西迪已厭煩；并在大街上用象征的手勢，把她收集的一百三十張大衛·凱西迪的照片送給了一個十歲的小姑娘。她已長大，并夢想成為一個芭蕾舞演員与奴列耶夫一起跳舞，并野心勃勃地想与戴維·佛羅斯特結婚，因為她喜歡他那奇特的口音。艾妮特現在所希望的是象珍·佛恩達一樣。艾妮特說，珍·弗恩達是個理想的女人，思想解放而又有獻身精神。她也想發表反對戰爭的演說，雖然這意味著她可能會被捕。
　　克里斯蒂安，快十三歲了，他的守舊就象他姐姐的現代開放一樣。他喜歡運動，具有男子气概。巴巴拉想，也許是住在女人們的家里使他比一般人更強烈地堅持男人的特權。艾妮特罵他是大男子主義的走狗，而巴巴拉傾向于同意艾妮特的看法。他的一切跡象都表明了這一點，他對巴巴拉的決定大發雷霆。
　　“一個家庭中有一個男人就足夠了，”他說。“此外，我已有爸爸，我不需要另外一個爸爸。”
　　他的憤怒使巴巴拉震惊，過了一會儿她覺得也許他僅僅是害怕競爭。
　　“你不認為有一個可以談話的男人更好嗎？他會站在你的一邊。”她指出。
　　克里斯蒂安想了想。“他不能使用我的椅子。”他宣布。吃飯時，克里斯蒂安坐在桌子的橫頭，也就是伊万吉蘭·杜登所聲稱的“爸爸的椅子”的位置，克里斯蒂安并不想把它放棄。
　　“他不會要你的椅子的。”巴巴拉說。“他愿意做你的朋友，你不喜歡新朋友嗎？”
　　克里斯蒂安感覺到他使他的母親處于守勢，而且在本周未的余下時間里，他拒絕与她談話。巴巴拉責罵著自己，這是她自己的錯，巴巴拉承認克里斯蒂安已被他姥姥、被他自己的溺愛和他姐姐的輕浮給慣坏了，他的庄園領主的傲慢正是她自己的翻版。
　　艾妮特的反應是自相矛盾的，關于納特，她首先問他是干么的，當巴巴拉告訴她后，她說：“商人，啊，我恨商人，他們所考慮的只是錢。”
　　“是什么使你這樣認為？”巴巴拉想知道艾妮特從哪儿得出這樣的結論。
　　“所有的商人都是資本家，資本家都是膨脹的豬。”艾妮特說。“安吉拉·戴維斯這樣說的。”
　　巴巴拉什么也沒說。她究竟怎樣來對付一個十三歲的共產主義者呢？她立即決定對一些問題還是避開好些。
　　巴巴拉已對她的母親談了納特。好的方面是他知識淵博，誠實，敏感，熱情。不利的是他已結婚，現在正在离婚；他雖然是猶太人，但從不去猶太人教堂，當然不會相信猶太教的話，最后，最擔心的是他几乎比她大二十歲。
　　“會有許多問題的，”伊万吉蘭·杜登說。
　　“我知道，”巴巴拉說，“但是我們的相愛足以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你堅信……”她母親說。她的母親不是沒有慈悲心怀，但巴巴拉希望她會更加熱心些。她認為她太老了，不應期望母親給予支持。畢竟她也是位母親，擔心自己的孩子們，和他們將來的憂患，嚴重的憂患。
　　“不管怎么說，”巴巴拉說。“你會喜歡納特的，我知道你會的。”
　　伊万吉蘭·杜登點點頭，她祝愿女儿幸福，并打算不作出決定。
　　星期日晚上巴巴拉离開時，艾妮特把她拉到一旁。
　　“我們什么時候能見到納特？”
　　“不久，很快。”
　　“啊，我想要知道……”艾妮特開始猶豫他說，因為她要背叛珍·弗恩達。“我想知道的是我應穿什么衣服。”
　　巴巴拉本周來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你想知道什么？我愛你，你長大了！”
　　“我也愛你，媽媽。”艾妮特說。然后她嚴肅起來”你是說珍·弗恩達也注重衣著嗎？”
　　“我堅信是這樣。”巴巴拉說。
　　雖然她和艾妮特的最后談話使這個周未有些甜蜜感，而事實上很令人沮喪，在巴巴拉開車回曼哈頓的路上，她已屈服了。她母親明了的觀點使她困扰。克里斯蒂安對繼父的敵對態度使她煩亂，在一個月內的异常幸福后，她第一次怀疑起她做出的決定是否正确。巴巴拉感到痛苦難忍，使她突然產生沖動要把車開到北方佛蒙特，一個沒有人能夠找到她的地方。但是這种沖動只持續了一會；這是心理安全閥，回想著与納特在一起所做的一切，她知道她是正确的。任何痛苦都是值得的，只要与納特在一起，任何事情她都能應付。
　　當她在車庫下了汽車回到公寓時，她的心境异常的好。剛剛七點，一會儿她就能接到納特的電話，他和她能夠在一起度過几個小時的時間。她打開收音机，調到搖滾樂以适合她那复蘇的心情，并做了點蝦沙拉。她把白酒放進冰箱，拿出一些乳酪，切了黃瓜絲，把水芥放在冰水里使其爽脆，她知道電話鈴隨時都會響的。
　　八點了，納特還未來電話，到八點半時，巴巴拉開始考慮應打電話給他。若是伊芙琳接電話該怎么辦呢？
　　巴巴拉早就記住了納特的電話號碼，雖然她一次電話都未給他打過。在与他第二次約會之后，她便在曼哈頓的電話簿上查到了他的電話號碼，并認為這意味著他就住在八十一和第五大街，同她只隔几幢樓。她抓起電話，听到電話的嗡嗡聲，剛要開始撥號。如果是伊芙琳接電話，就挂斷，這是故技重演；如果是個男人接電話……
　　那就不是很有趣的了。
　　巴巴拉放回電話，正想著為什么納特還不來電話。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了他，使他不能打電話。她決心不再猜測。她翻了翻星期日的《泰晤士報》周未板，瀏覽斯伯林出版公司的廣告，看了看本公司的書；瀏覽一下市內園藝的書目；她想倒一杯白酒，馬上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她有些緊張而又分心，她的腦子里一片空白。她回憶著以往的這种周未；她一直在想是什么把納特拖住了。這是一种折磨，她什么也不能做。她無能為力了。
　　終于在九點半，電話鈴響了。是納特，他喝了許多酒，精神沮喪。
　　“我不能忍受了，”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著。“象這樣生活我受不了。”
　　他是在第三大街的一個酒館里打的電話，他把巴巴拉的心撕碎了，她盡力想安慰他，但是他已超出了安慰的范圍。
　　“我很痛苦，我不能忍受与你分离。我受不了。”他繼續說。她可以听到酒館里的吵鬧聲，談話聲，笑聲，碰杯聲，襯托著他那痛苦的聲音。
　　“你需要我去接你嗎？”巴巴拉對他很擔心。擔心他在這种失態的情況下會被偷或被打，擔心他會卷入肮髒的毆斗之中，擔心會發生可怕的事情。她要保護他。
　　“你一定恨我，我醉了，我令人作嘔。”巴巴拉告訴他不是這樣，她不恨他。但她感到被遺棄了，他喝得大多了，她沒法与他說明這一點，也沒法得到他的安慰的話語，所以她不再想了。她想知道那個周未發生了什么事情，想知道他和他妻子之間發生了什么。不管是什么，一定是坏消息。伊芙琳。鮑姆說了什么——或作了什么呢？伊芙琳第一次開始存在了。一個真正的控制著她的生活和幸福的人；巴巴拉必須知道，所以她問了她所害怕問的問題。
　　“是伊芙琳出事了嗎？事情很糟糕嗎？”
　　“我恨自己，讓我無法忍受。”納特含糊不清他說，由于吵鬧聲很大，很難听清他的話。“我愛你，我崇拜你。”他說。
　　“我也愛你。”她說。這正是打電話的原因。巴巴拉從未見到過他醉到如此程度，她害怕他會在酒館呆到閉店的時間——凌晨三點？四點？——喝得越來越醉。她想要個出租車接他回來，把他送到他家樓前。但她決定不這樣做。她不要把他象小孩一樣對待。她不想做他的守護人，她要做他的女主人，做他的妻子。
　　她把痛苦埋在他的痛苦里，她上床了，卻不能人唾。克里斯蒂安，她母親，甚至伊芙琳·鮑姆——巴巴拉不斷想著。她明白睡不著只能使事情更糟。她終于在兩點三十分起來了，從瓶里倒了一大杯蘇格蘭酒，把西柯納爾鎮靜劑吞下。她知道這樣做是很愚蠢的，但是只這一次，并使她在六小時之內忘記一切。
　　明天她將把她周未的事告訴納特，并了解一下他發生了什么事，如果有事，那么伊芙琳說了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關于頭天晚上夜里的事情她覺得鎮靜劑藥力還未過去。巴巴拉口干、頭庸。在她穿衣去工作時，喝了兩杯礦泉水，一杯桔子汁，一瓶冰鎮可樂。她臉色灰暗，因此她吹了風，多噴了些萊迪以使她裝扮起來。她到辦公室時，喝了一杯濃咖啡，吃了半片烤麥餅，瀏覽一下郵件，給上星期五留下的電話回話，向藝術董事口述了重新修改室內園藝一書的備忘錄，現在她才感到自己仍是個人。她在要吃午飯時給納特掃了電話，他們決走晚上去她那里一起吃晚飯，他們誰也不提頭天晚上的事，他們決定面對面地談一談。這樣會容易些，文明些。
　　納特帶來了從麥迪遜大街的帕里斯·伍德沃斯花店買的一籃郁金香花。
　　“我該說什么呢？如何向你道歉？”他問。看起來他好象怕她打他——或把他扔出去似的。他脆弱的表現，巴巴拉一下子感覺到了。
　　“你不要這樣，記住：我愛你。”
　　他們決定不出去了，訂了中國式飯菜。今晚他們要單獨在一起，不受飯館的吵鬧，點菜，訂飯，侍者的問話和其他就餐人談話的干扰。巴巴拉把周未的情況告訴了納特：她擔心母親的保留態度及克里斯蒂安公開的敵對態度。
　　“我原想他們不會如此……持反對意見。”她說。“我認為不會如此困難。”
　　“會有辦法的。”納特說。
　　“你這樣想嗎？”巴巴拉認為自己是能自由、獨立做決定的，但有時也需要幫助。感謝上帝：納特總是在提供幫助。
　　“我明白。”他說。“這只是時間問題，每個人都會習慣于繼父和繼子的字眼的。”
　　這樣做似乎是有道理的，當然事情會解決的，生活之中事情總是這樣的，不是嗎？
　　“我很敬重你；你總是解決一切事情，不是嗎？”巴巴拉問。“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無論何時作錯了事，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問問納特。納特是解決問題的人。”
　　他的笑容和話語中表現出一种諷刺。“我倒想作一個這樣的人。”
　　“你是的，”巴巴拉說。“對我，你就是這樣的人。”
　　他們吃著蒸包，中國蔬菜大蝦和四川式牛肉。他們誰也沒有喝酒，只從巴巴拉的冰箱里喝了可樂。
　　“今天上午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覺。”巴巴拉不知道如何把談話引向昨晚的事情，引向納特喝醉酒的憤怒、對他的失約的怨恨、和她所嘗到的被遺棄感的話題上來。她實際比自己能意識到的還要憤怒得多，所以她開始以責備自己及輕松而又不傷害別人的語气開始講話。”我睡不著覺，所以，我真愚蠢，喝了點西柯納爾鎮靜劑和一些蘇格酒。”
　　“對此有個名字叫作——”納特說，“自殺。”
　　“我只服了一片西柯納爾。”巴巴拉說。她不想告訴他用了几乎六盎司的蘇格蘭酒才喝下它。
　　“向我保證一件事：你以后再也不要混著酒吃藥了。”
　　“我保證，”她說，她非常溫順他說，她更喜歡他那嚴肅的聲調。這也是以她的憤怒來懲罰他的一种方式，用不著承認它。這是令人滿意的。
　　“喝點酒睡覺，”他說，“或者吃一片西柯納爾。但是不要同時用兩种，否則你會死的。真的，你知道人們都是這佯做的。”
　　“我知道。”他的關心感動了她，把她包在溫暖的保護層。“我發誓我睡不著才那樣做的，我實在睡不著。”她說。然后，又猶豫他說：“我為你擔心。”
　　“我是頭蠢驢，是個白痴。我模糊記得給你打過電話，是吧？記不起來了，真感到羞恥，”
　　巴巴拉很吃惊，她沒有意識到他真正醉到了何种程度。
　　“是的，我們談了話，你是說你什么也記不得了嗎？”
　　“我是否說了……什么？”
　　她的神經本能地發出了信號，但她不理睬他。
　　“說了什么事？”她小心地問，把糕點屑倒掉。
　　“噢，”他說。“任何事。·你知道，都是愚蠢的。”
　　“當然沒有。”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怎么能說那些愚蠢的話呢？你是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不蠢的人。”
　　納特聳聳肩。“我猜我是個偏執狂。”
　　“難道別人不是嗎？”巴巴拉笑了，她的神經放松下來。警報解除了。他們又是情人了，什么也未改變。干扰已被排除，一切都恢复了正常。
　　“你喝得那么多，讓我很不安，”巴巴拉說，“我覺得被遺棄了，再也得不到你了。”
　　“喝得那樣我也討厭，”納特說。“雖然你得承認我并不經常喝得那樣。”
　　“是的，昨晚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他說，“講一講頭腦還記得的東西吧……”他把手放在頭上。“今天早上我仍頭痛，看不清楚，好象……真怕。”
　　“是啊，至少我們是一起在遭罪。”
　　“也許我們應停止責備我們自己了。”
　　“你說的完全正确。”
　　現在她再次感到他可愛。因為她和納特之間的一切如同以前一樣溫暖，嬌柔，相愛，甚至更多。一同穿過地獄的人會更加親密，這是毫無疑問的。
　　那天晚上，他們的作愛极為成功，用他們的身体寫成了細膩柔情的詩篇。
　　伊芙琳·鮑姆的名字再也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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