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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智力生活


　　【大學

　　鑒于美國是個如此年輕的國家，根本沒有一個世襲的等級和封爵制度，也不存在王室加封榮譽的傳統，甚至連一條眾人皆知的可以往上爬的社會階梯也沒有。因而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人更加依賴自己的大學体系，指望這個机构培養人們的勢利觀念，建立社會等級机制。在別的國家，人們不僅僅依賴大學來實現社會地位，還有其他的傳統途徑。而在美國，尤其本世紀以來，只有高等院校這樣的組織，可以成為實現所有最高榮譽的來源。或者說，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實現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徑。
　　我曾听說過一個人，在名校獲得一個學士學位、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就是為的日后人們簡單的一句話：“他可是一路從那魯學出來的啊！”毫無疑問，在美國，這句話的确能使人推崇倍至。不管怎么說，被授予社會地位這件事，并非基于什么令人討厭的差別標准，而是千百年來人類社會流傳下來的碩果。
　　只要想想汽車后窗的大學標貼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如我們經常看到的那樣，即便是不那么知名的學校居然也值得向人炫耀，仿佛這樣一來就可以給他們的身份增添神圣感似的。這樣做的結果是，由于每個人都以自己受過教育的高等學校為榮，大學的聲望早已高過教會了。比如沒有人會在他的后車窗貼上“密歇根州波特休倫市圣名慈善會”，或者“埃爾米拉市第一浸禮教會”之類的標貼。一想到所有的人都在仿效這個做法，不用說，你就可以計算出當今高等院校和學術机构享有的榮譽了。
　　不過這樣一來，當哪個机构一心想要牟利，或是想通過歪門邪道和欺世盜名來拔高自己的社會地位時，無不把自己裝扮成一所學術机构。《紐約時報》每天不僅刊登高尚的教學方法之類的東西，而且還有它的“每周新聞有獎問答”，就好像它真的是在從事教育事業似的。其他的報紙也會一本正經地刊登以下內容，比如在《時代周刊》1982年11月2日版面上可以讀到：“有一篇文章……星期六錯誤地報道了魔方的全部可能性的答案。而事實上，魔方全部可能性的正确數字是：43252003274489856000。”
　　同出一轍的是那些經紀人、掮客和房地產商，他們也舉辦所謂的“研討會”。連華盛頓那些最為露骨的院外游說集團，盡管眾所周知是在從事賄賂和施加壓力的各种活動，也喜歡稱他們自己是研究所，仿佛它們是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科學研究所，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當代藝術研究所似的。不言而喻，我們在這個國家的首都華盛頓還會發現諸如煙草研究所、酒精飲料研究所、松脂油与食用油研究所等等，不一而足。有些所謂的“研究所”甚至還堂而皇之地設有“講座教席”和“教授”職位，由于某個資助者在一份雜志上的聲明，我們偶爾得知，一個不學無術的家伙競擁有“美國企業研究所德怀特·華萊士傳播學講座教授”的職務。
　　隨處可見的是，為了提高社會地位，所有的階層都把自己緊貼在大學、學術團体、“科學”等事物上。諸如此類的什么都可以，但絕不能是商業。制造業和“市場”。有例為證，摩根圖書館為了招徠項目資助者，便授予他們“研究員”(Fellows)的稱號，而不是捐資者（Donors）或資助者(Benefactors)。而且還根据捐錢的多少分成各种等級，最高的級別是“終身研究員”（意思似乎是說你可以享受大學教授終身制的地位，或者能在當地的墓園里受到永久關怀）；下一個級別是“榮譽研究員”；再下一個是“常年研究員”；最后才是普通的“研究員”。
　　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享有的榮譽如此之高，以致它們容不得任何批評和忽視，至少從四十年代以來便是如此。因為有GI法案，它們被作為戰后公共福利制度中的最高智力部分販賣給了大眾。這些年來，除了很少的人比如像五十年代的參議員麥卡錫和六七十年代的激進學生以外，沒有人敢于大膽地指出大學的种种弊端和妄自尊大。其結果是，對大學的這种极為荒謬的偏愛非但沒有受到責備，反而大行其道，因為誰也不愿意冒被指責為“反知識主義”的風險。這么說仿佛意味著，知識僅僅是一种和其他物品差不多的普通商品，它不應該只被少數几個高等學府所擁有。如果有人試圖積极地把大學分為三六九等，必然激起一种特殊的懼怕和憤怒。指向美國大學里的等級制度，對許多人來說，就像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等級制度一樣令人惱火。
　　有意思的是，人們對愛德華·B·費斯克1982年所著的《1982－83年度紐約時報美國大學選擇指南》的反應。美國全國自稱是四年制教育和可以授予學士學位的學校大約有二千多所（這是作者1984年再版此書時的數字。据統計，目前美國共有可授予學位的大學三千余所。一譯者注），就費斯克估計，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會想到這個數字水分不少，其中像它們自己說的那么好的學校怕是不多。在一個“研究机构”失去了其意義的世界里，“學院”也會失去意義，這顯然是個合乎邏輯的推斷。費斯克因此著手划分“最好的和最有价值的”美國大學，并得出總共只有265個的結論。為了對這些學院的教育質量進行評估，費斯克根据學術質量、社會影響和“生活素質”等方面的要求提出了一套從五星到一星的評級標准。
　　根据這個標准，他把五星級評給了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斯但福大學、史密斯學院，以及其他一些在學術質量上大体与評定烹飪等級的《美食林指南》最高級的三星標准相當的學校，這些學校在教育上的質量相當于在烹飪上達到“法國國家最佳烹飪”水平。緊接著，他把四星級授予了貝爾羅伊學院，伯都因學院、衣阿華大學、文德比爾特大學、和其他一些大致与《美食林指南》由于“出色的餐桌”獲得二星烹好級別相似的學校。他授予三星的有米爾斯學院、科爾比學院，新罕布什爾大學和康涅狄格學院，以及其他一些相當于《美食林指南》由于“規范餐桌”而定為一星水平餐食的學校。
　　當他用比較的方式無所畏懼地剖析整個美國高校景觀時，費斯克無法忽視的是，某些學校在學術質量上比三星級的學校還要差。像任何一個誠實的評論家一樣，他只好從其他方面來進行評判，比如藏書量，或是學校劇院的水准，甚至校區里餐館的質量，他按照這些方面的評判給出了級別。一些二星的學院包括新奧爾良的塞維埃爾大學(Xavier)、圖斯基奇大學(Tuskegee)、坦普大學(Temple)、塞頓·哈爾大學（Seton Hall）、圣路易斯大學、羅得島大學，以及俄亥俄韋斯萊安大學。還有些大學，如果從其學術質量上評估，費斯克發現只能給它們一星，比如像圖爾薩大學（Tulsa），俄克拉荷馬大學、內布拉斯加大學。不管怎樣，這些大學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夠發現一些值得夸獎的地方。但是我們發現費斯克在以下的所有州里：內華達，南北達科它（這兩個州加在一起共有20所大學）、怀俄明、西弗吉尼亞（這個州有17個學校候選），連一個在學術質量上值得一提的學校也沒有發現。同樣，理查德·尼克松獲得优异成績的加州怀蒂埃爾學院（Whittier College）和羅納德·里根的母校伊利諾斯州的尤里卡學院（Eureka College），也同樣不值一提。
　　任何對大學哪怕是中肯的評价，也會引起憤怒的軒然大波。我們可以設想內華達，怀俄明、南北達科他和西弗吉尼亞諸州的州長們會下令對費斯克的惡毒誹謗群起而攻之，大聲譴責這個偏執的、有眼無珠的、假充內行的、維護東岸即定權力的費斯克（他是《紐約時報》教育版的編輯），存心蔑視西部，而且性格上的相應缺陷使他根本不适合呆在報社的批評部門里，在他們的領地內發動宣傳攻勢推廣他們的州，是州長們長期以來的重要任務之一。看到州長們拼命維護其領地的教育榮譽，我們大可不必感到吃惊。但是，我們想不到一個執教于某個級別較低的學校的教授，會對費斯克發動攻擊。因為我們假設一個教授還是懂得批評性質的，知道批評构成觀點，而且觀點越多。越激烈，越活躍越好。由于你的大學被某家報紙的雇員判低了等級而卷進公開論戰，說明你干的是公共關系而不是和知識有關的事情。更要不得的是，這簡直是在暗示，你對自己執教的學校的社會地位也沒有多大信心。
　　我這里指的是大衛·H·貝內特先生，他是錫拉丘茲大學(syracuse Univereity)的歷史學教授。無疑他希望自己執教的大學在學術質量上被評為五星或至少是四星，可是他卻發現，費斯克竟然只給了錫拉丘茲大學二星，這使他大惊失色。得出這個級別的原因，一部分是由于學生們填寫的調查問卷，另一部分基于對學生們的個人訪談。根据學生們提供的信息，費斯克寫道：“文理學院的文科和理科課程……混亂不清”，“授課班大而無當”，“注冊登記一團糟”，“圖書館……資料不足”，“錄取標准看上去并不嚴格”，以及“大學体育隊异常龐大”。同時，費斯克還發現，大多數教學工作是由研究生助教擔當的。受訪的學生們几乎沒什么道德感，他們告訴費斯克，“甭管是誰，只要付學費都可以進來。”面對這么糟糕的調查結果，費斯克于是給了這所大學二星。然而，貝內特教授的反應不是去糾正這些不足，例如整頓注冊混亂，或是改革助教的課程安排（這是全美普遍存在的不光彩現象），而是去責怪費斯克對學校弊病的揭露，并對這個在他看來不過是坏消息傳播者的人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寫了一封信給“坏消息傳播者”的老板，《紐約時報》出版商業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信中抱怨“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一份報紙在社會和文化上的權威”被費斯克“值得怀疑的野心”濫加利用了。他在寫給索爾斯伯格的信中繼續說：“……如果不是挂了貴報的名字，《紐約時報大學選擇指南》就會被當作一個可惡的玩笑給丟棄了。”
　　對于這一事關錫拉丘茲大學名譽的事件，同時還牽扯了愛德華·費斯克通過調查得出的使大學蒙受傷害的級別這樣的重大問題，亞瑟·奧徹斯·索爾斯伯格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忙不迭地向貝內特教授保證，費斯克的書已經被修改，修改內容馬上會在最新的版本上反映出來。不過，在他的回复中，索爾斯怕格接著稱贊了費斯克和他的助手們，要人們注意這個体現了大量職業查詢的公正和真實的報告，他最后還是指出，盡管如此，他還是做出了費斯克的書“將來重印和再版”時，不會再用紐約時報的名字作書名的決定。我猜想，索爾斯伯格聲明將來會讓報紙和書名脫勾，無疑是在向人表明，從職業上講，一個“高級”文化机构不大可能去批評另外一個“高級”文化机构。
　　整個這件事，使人了解到學術机构已經獲得了多么巨大的榮譽和地位，使人明白了它們對輕視或批評的敏感，以及它們對榮譽的近乎嫉妒的渴求，對地位降低的极端敏感，正說明了大學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替代了過去騎士甚至紳士的階層。費斯克真正令人惱火的地方是他用的“選擇”一詞，本是溫文爾雅的事情，他卻嘲弄說，好像隨便一個什么東西說它自己是一所學院或是一所大學，它就真的是了。他招惹的麻煩說明，“他可是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話很多年前也許有相當的份量，但是今天几乎沒什么意義了。其實在五十年代情況就已經變了。人們為了謀求社會地位而蜂擁沖進大學去讀書，結果這一現象壓倒了“金錢”概念。“金錢”這個詞沒什么變化，而現實已經极大地改變了。
　　有种假設被深裸織人了美國神話，那就是：“有一張大學文憑”就意味著某种成功，而不間是從哪一所學校得到的。這种神話很難破滅，甚至在与美國高等教育的复雜的等級制度發生沖突時，也不會消失。舉例說，已經到了1959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社會地位的追求者》一書中仍然相信這樣的觀點：“一張大學文憑”這一說法的意義，足以体現出某人屬于“文憑精英”的階層。其實大謬不然。你如果想更准确地表述這一事物，就必須設計一個“精英的文憑精英”階層，因為持有一個阿姆赫斯特學院、威廉斯學院。哈佛大學、或是那魯大學的文憑，無論如何也不能混同于一個得自東肯塔基大學。夏威夷太平洋學院，阿肯色州立大學、或伯比·瓊斯學院的學位。當帕卡德說：“一個上過大學的姑娘同一個沒上過大學的姑娘相比，嫁給上過大學的丈夫的概率高六倍。”他顯然混淆了事實，因為這种說法的致命錯誤在于，它忽視了這樣的現實：某個畢業于達特茅思學院（常青藤大學之一。一譯者注）的家伙几乎不可能娶一個從佛羅里達勞德代爾堡的諾瓦學院畢業的姑娘。甚至到了1972年，帕卡德還在大談特談他為之陶醉的平等觀點，可他犯的還是同樣的錯誤。在《陌生人的國家》中，他喜滋滋他說：“1940年，大約有百分之十三的适齡青年進了大學；到了1970年，進大學的人已經達到适齡青年的百分之四十三。”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上大學的人的比例還是百分之十三左右，另外百分之三十的人所上的不過是叫法上被稱為大學的地方罷了。這些可怜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一直在上演永恒不變的美國式的追求，不過他們追求的不是知識，而是尊敬和社會地位。愛德華·費斯克提出的“選擇”信息，恰恰表明了，真正進了大學的年輕人的數目，將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二左右，其他的人是在追求更高社會地位。
　　當我們將自己置身于美國高等教育的環境中，馬上就會發現，万斯·帕卡德不是唯一的被欺騙性語義蒙騙了的人；被愚弄的人到處都是。在約翰·布魯克斯的著作《美國的炫耀》中，他也贊成那种較比令人舒服的說法。他划分出“兩种基本的美國人階層：上過大學的和沒上過大學的。”可是在今天的高等教育領域里，只有區別大學畢業還是所謂的“大學”畢業才是有意義的。理查德·伯那和大衛·薩瓦喬在他們卓有見地的《1981年各地評級年鑒》里評价一所中學時說：“高中畢業班的大多數學生都能上大學，這沒有什么值得關注的。關鍵問題是：他們被哪些學校接受了？是一流的大學和學院呢？還是那些入學要求很低的學校廣今天，處境最糟糕的社會階層中的一支，就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拼命“迸大學”的那百分之三十。盡管他們認為自己已經進了大學，卻發現他們社會地位低下的狀況并沒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不僅在知識上、藝術上或社會上，而且在經濟收入上也是如此。在《美國的社會立場》一書中，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發現，進一所好大學，或者照我的說法是真正的大學，可以便一個人的收入增加百分之五十二，而進一所像費斯克選出的五星級貨真价實的大學，收入可以在那上面再增加百分之三十二。但是他們發現，如果你畢業于一所“不可選擇”的大學，也就是費斯克禮貌地沒有提到的那剩下的1782所學校中的一所，那么你獲得的就是“無收入优勢”。全無收入优勢可言。
　　某些時候，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都看穿了學院的騙木(原諒我這么說)，可惜常常太晚了。我認識一個女人，她畢業于一所學術要求不高的大學，而且成績中等偏上。當她開始在紐約這個競爭激烈的地方工作時，受到的只是同事們“不當回事”的粗暴對待。她鼓起勇气（我稱之為蠻勇），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大學校長，就她所遭受的不公正狠狠地抱怨了一通。不過，人們就是明白了“大學与社會地位”這一偉大的騙局，也通常不說出來。這是一种埋藏在內心深處的疼痛，覺得什么地方出了錯，卻不知道錯在哪里，而當事人通常會因此受到很深的傷害。正如一個人告訴科爾曼和萊因沃特的，進入某個不入流的學校證明了如下事實：“本來進大學是為了受到尊敬，”而在那里待了四年以后他發現自己全然沒有受到更多的尊敬，因為他上的是一所沒名沒气的大學。盡管進大學的門是敞開的，但是，正像保羅·布盧姆伯格觀察到的，真相是“現存的教育体制已經成功地取得了上層階級的好感，因此變成一個再造等級結构和不平等的工具。”一個原因是，上層階級的孩子上大學的比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他們上的一定是好大學。比如他們上斯沃茲摩爾學院（swarth-more，美國著名四年制學院。－譯者注），而貧民階層的孩子上匹茲堡的卡爾羅學院。其結果是，對中上層階級司空見慣的事，卻會使中產階級和貧民階層膛目結舌。“那些剛來的、精力充沛不斷追求上進的人，”列昂納德·魏斯曼寫道，“在攀登社會階梯的戰斗中已經汗流夾背了，突然吃惊地發現，通向被上層社會完全承認和接受的門仍然是關著的。”當然，玩世不恭的人會說，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向所有人開放高等教育的美麗幌子下，穩定階級之間的嚴酷界限。
　　一個如此明目張膽的社會等級騙局是如何完成的？它是蓄意的還是偶然的？這件事基本上是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發生的。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我們所說的欺騙正是在歡呼“開放教育机會”的幌子下大行其道的。如果某件商品供應充足，通過簡單地付錢就可以買到的話，這個計划就會成功。可遺憾的是，知識、學習和求知欲比想象的要稀罕得多，你不能只是宣稱說“你正在和我交流”，就能輕而易舉使一個人真正同你交流。“教育机會”的開放依靠的是一個語言膨脹過程，一個“升級”的辦法，也就是把數不清的普通學校、師范學院、地方神學院。貿易學校。商業學校、文秘學校的名稱和地位提高到“大學”，授予它們一個身份，而實際上它們根本不具備辦大學的條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辦。這個過程和高中畢業生最終被一股腦塞進大學沒什么兩樣。此兩种辦法可以統稱為“自然提升法”。
　　60年代所發生的一切，簡單講就是一個在這個國家司空見慣的變本加厲過程，膨脹，浮夸，狂妄自大。這一點清楚地在一個公民70年代喜出望外的表達中体現出來：“英國有兩所大學，法國有四所，普魯士有十所，而俄亥俄一個州就有三十七所。”這里每一所學院都想成為一個大學，就像每一個雇員都想成為“管理者”，而每一個管理者又都想當上副總裁一樣，簡直就像大經地義的事。
　　結果呢？全國的州立學院和師范學校一下子都命名為大學了，而且它們怀著甩掉貧困的世上最良好的動机放手干起來。南伊利諾斯州大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它地處伊利諾斯州的卡本代爾，是一個既沒有學術影響、又沒有文化傳統的窮鄉僻壤，以前只不過是一所師范學院，但是現在竟招收了二万六千名學生，而且還有自己的“大學出版社”。而真實情況是，絕大多數獲得南伊利諾斯州立大學頒發的學士學位文憑的學生，還在從事“教育”領域里的工作，這是一個再明确不過的曾經是師范學校的標志。同樣的情況也适用于几百個其他地方，像貝爾州立大學、肯特州立大學，怀特州立大學（在俄亥俄州的代頓城）和北依阿華大學。觀看過最近一場全國籃球錦標賽的許多電視觀眾一定像我一樣，對与北卡羅來納大學比賽的“詹姆斯·邁狄遜大學”的身份疑惑重重。這所學校位于弗吉尼亞州的哈里遜伯格，不久前還是邁狄遜學院，一所平庸的師范學校，現在它听上去似乎被提高到了一個可以和英國牛津大學和法國索伯恩大學（巴黎大學各分校中最好的一所學校。一譯者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可它的專業還是集中在小學教育方面，而它的新生在學術能力考試中的語言能力分數，位于大學入學平均分數線之下，男生455分，女生463分。查一查全國籃球大賽上沒有參賽的大學，也許可以順便（并非完全不可信）得出一個學術質量高的學校指南。起碼，也許可以通過追蹤那些總是出現在大賽中的球隊得出相反的結論，比如代頓大學、德保羅大學、弗吉尼亞理工學院、怀俄明大學（還記得費斯克對怀俄明大學的調查發現嗎？）、塞頓·荷爾大學，還有布萊德利大學。体育節目評論員稱這些大學為“學校”（他們會說“某某是個籃球极棒的學校”），這种對此類机构的稱呼一般比各州政府來的准确得多（正是各州政府賦予了它們大學的地位）。至于在私立學校里，我們有新澤西州的費爾萊·迪金森大學。四十年代以前它是一所兩年制學院，實行GI法案以后，退伍軍人的錢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發展。再者，西雅圖一所商業學校從學院到取得大學地位，中間只用了短短九年。這所創建于1972年的“城市學院”，1982年時宣布已經成長為大學。可悲的是，世上有許多無辜的人會真的相信這家學校是一所大學。
　　有時，這些學校的誕生和被人認可，是通過下面這樣的推理實現的：如果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學都是根据其所在地進行命名的，像牛津和劍橋，如果存在著像巴黎大學和倫敦大學這樣的机构，為什么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學校也標在地圖上？發明出諸如薩斯維爾大學、達拉斯大學、休斯頓大學，或者路易斯維爾大學之類的學府，并且神气地授予它們同樣的地位呢？一個地方沒有學習精神有什么關系？人們不知道求知欲和鑽研有什么關系？如果知識分子的嚴肅精神和高深思想只能引起別人的緊張不安，要它們有什么用呢？
　　把“學院”提高到“大學”，這种做法和美國人長期形成的習慣頗為一致，即人們習慣用增加詞的音節的辦法來“抬高”對一件事物的描述。例如，學院（college）只有兩個音節，神學院（seminary）也只有四個音節。可是大學（univereity）有五個音節，再加上以示區別的名字，就有了下面的：
　　阿拉巴馬蒙特瓦羅大學（University of Montevallo，Alabama）
　　阿拉巴馬薩姆弗德大學（Samford University，Alabama）
　　加利福尼亞西海岸大學（West coast University，Carlifornia）
　　加利福尼亞伍德伯雷大學（Woodbury University，carlifornia)
　　上依阿華大學（Uppor lowa University）
　　肯塔基特蘭西爾維尼亞大學（Transylvania University，kentucky）
　　北卡羅萊納舍奧大學（shaw University，North Carolina）
　　俄克拉荷馬卡梅隆大學（Cameron University，Oklahoma）
　　俄克拉荷馬非利普斯大學（Phillips University，sity，Oklahom）
　　得克薩斯中西大學（Midwesiem University，Texas）
　　得克薩斯泛美大學（Pan American University，Texas）
　　以上這些例子不過是僅僅擦著了一點皮毛而已。這些學校中的許多，是從福音布道者名字命名的小教會學校開始起家的，然后再把自己提升為一個神學校，接著再授其名為“大學”。當然，這些學校遠不是最糟的，還存在大量比這种學校地位還低的東西，它們才是真正的底層。那里人們听也沒听說過大學，只知道明目張膽地欺騙，用錢買一紙偽造的“博士”文憑和“個人簡歷”，由于在這個國家辦一所大學如此容易，顧客必須始終保持高度警惕才成。甚至在首都華盛頓特區，就有一所叫做馬哈里施國際大學自然法學院的學校。事實上有錢人和窮人一樣容易上當受騙。最近看到一所學術上根本沒听說過的東北部大學。它的學費每年（1980年）為7100美金，名列美國最昂貴學校前十位之中，真讓人震惊，居然与那魯。麻省理工學院、斯但福、普林斯頓和哈佛等學校并駕齊驅。
　　想弄清楚這些名不見經傳的學校如何落地生根，如何又變得名聲遠揚的并不太難。在我住的地方不遠處，有一大塊地，不知怎么逃脫了在上面建造大片“花園公寓”的命運，除了中間有几棟建筑外，到目前為止還有很多地空著。多年以前，路邊有塊牌子，標明那些建筑屬于“康索拉塔神父”所有。過了几年，一座帶拱頂的大磚建筑開始拔地而起，与毗鄰的一棟建筑連在一起，看上去很像一個“學生宿舍區”。現在牌子上寫的是“康索拉塔傳教會”。人們擔心很快又要有大動作。我這樣預見下面將要發生什么事，而且會很快：又有几棟建筑將要竣工，而且一座气派的大門就要出現，上面將大書：“康索拉塔學院”。几年之后，有了更多的建筑，招牌將在一夜之間更名為“康索拉塔大學”。現在，這個机构可以證明它的稱號名副其實了，因為它有了自己著名的橄欖球隊，鼓樂隊、團体操隊。以及隨處可見的輪椅坡道和為殘疾人設立的特別課程。接著將會有花樣繁多的海外課程：康索拉塔帕勒莫分校，康索拉塔庫撒迪西分校，康索拉塔海德里巴德分校。然后，在你還沒有听說過它之前，就會在《紐約書評》上看到了康索拉塔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書籍，有著《結构主義与喬治·艾略特的悖論》、和《薩纓爾·瓊森寫作中缺少的馬克思主義維度》一類的書名。然后，康索拉塔大學將一本正經得像其他大學一樣，因而再不會有人把它當作曇花一現的笑談了。
　　由于形跡可疑的低等大學正在不斷增加，這使得少數頂尖學校作為學術机构的等級標准更顯必要和有价值。它們在大學的總体中是少數，課程設置遵守學術自由原則，因而比較令人放心，學術標准也更有保障。正因為它們頑固的不妥協特點，因此才能經得起比較。這點可以從你在新英格蘭和東部各州人們常說的一句話得到佐證：“他上的學校可不是常青藤的。”（常青藤聯會是由美國東北部八所名牌大學組成，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布朗、康奈爾、賓夕法尼亞和達特茅思，后成為美國名牌大學的代稱。－譯者注）不過頂層階級大体上是在大學之外的，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枚等級徽章。我們可以說，他們對子女的期望就像道格拉斯·薩瑟蘭所說的英國紳士，他們的子女“被指望在一切方面都循規蹈矩，學業优异通常不被看作是一個區別于常人的標准。此种態度完全和這個階層從來不去賺錢的清高相輔相成，他們只喜歡以業余身份做事情。”從事任何職業性的工作都是丟人現眼的。因此，薩瑟蘭說，“一個紳士絕不在汽車里朝他的儀表盤下面看，因為他對引擎一無所知。”由于數不清的理由，看不見的頂層和上層階級經常把他們的孩子送進形跡可疑的學院，部分是出于心甘情愿的元知，部分是以守為攻，知道他們的孩子進不了好學校，再就是出于沾沾自喜的怪僻和固執。科尼利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再次證實了這個例子。他的女儿和她的朋友們上的不是瓦薩學院(Vassar College，位于紐約上州的著名女校。一譯者注)或者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位于波士頓附近的著名女校。一譯者注），甚至也不是東北大學或惠頓學院，而是佛羅里達的伯卡·拉頓學院(Boca Raton college)。而他并不覺得這有什么反常，他還故意說他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歡去艾姆布里一里德爾航空大學轉悠。“去年12月份我在那里取得了榮譽博士學位，”他接著報告說，在那里吃午飯的時候，“人們把我們介紹給其他人時都稱惠特尼博士和惠特尼博士，這后一個是說我夫人瑪麗，她已經被瑞士雷辛的美國大學（Ainerican UniVersity）授予了人文博士學位。”
　　另外一方面，歷史悠久的好學校，像普林斯頓和那魯，常被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美國著名小說家。一譯者注）和約翰·奧哈拉（美國小說家。一譯者注）這樣典型的中上層階級和中產階級的美國人，用來作為社會地位的標志和證明。他們倆誰也沒能從他們選擇的頂尖大學畢業，奧哈拉甚至都沒去上他本可以去上的那魯大學，他終生都在翻閱1924級的學校年鑒夢魂牽繞這件事。這二位都把他們的大學提到了神圣的位置，或者把大學看作一個可以通過歸屬感救贖自己的神圣會社，而且肯定都會把他們最崇尚的學校標志貼在他們的汽車后窗上。像大多數中產階級成員一樣，他們倆都是“team player”(意為有合作精神并依賴于團隊的人。一譯者注），除非歸屬于某一團体，否則他們很難想象自己的身份。
　　好學校所包含的社會影響力，在菲利普·羅思的《再見，哥倫布》（1959）中有很好的記述。書中的主人公在回憶時，對比了貧困的紐沃克的街道和中上階層聚居的紹特黑爾的街道，后者都是根据名校的名字命名的，像阿姆赫斯特。貝都因、康奈爾，達特茅斯，哈佛等等。《社會名流紀事》雜志發現，由于如此經常地提到同樣的那些學院，為了方便工作，以致不得不使用一張縮寫字母表。常青藤聯會的學校當然都在上面，不過也有霍巴爾德學院。里亥大學，紐約市立學院，蘭斯里爾綜合技術學院，以及拉特格斯大學。可以确信，如果不是中上層和中產階級的頑強記憶，常青藤學校的榮譽早就在普通大眾中銷聲匿跡了。如果今天有兩條船來往于舊金山和洛杉磯之間，經營它們的公司不太可能像半個世紀以前那樣，用耶魯或哈佛來為船命名以便使它們更上檔次。
　　可是，常青藤學校對中上層階級依然發揮著一种不可抗拒的號召力，如果你沒能去讀它們，最好是“遠离”它們，而且要有相當的距离，除非你碰巧就住在坎布里奇（哈佛大學所在地。－譯者注）、紐黑文（耶魯大學所在地。－譯者注）、普林斯頓、普羅維登斯（布朗大學所在地。一譯者注）、漢諾維爾（達特茅思學院所在地。一譯者注）一類的地方就另當別論了。但是那些推遲了上常青藤學校雄心壯志的人，正是居于更上層的階級。正如里特·米爾觀察到的情況，“去讀哈佛或那魯或普林斯頓已經不算什么了，只有去讀那些排外的寄宿制預科學校才真正算數……”除非一個人上過哈奇基斯、戈羅頓、黑爾、圣馬可、安多維爾、伊克塞特，或者米爾頓（均為美國以收費昂貴著稱的預科寄宿學校。－譯者注）等預科學校，不然整個拼命往常青藤學校里鑽的做法從社會角度講都像是一种浪費，因為他們還是取得不了上等人的地位。獨具慧眼的《大學預科生手冊》知道，上一所好的預科學校有多么重要，特別是一所有實力把學生“喂”進常青藤的預科學校。選擇正确的學校是關鍵，因為“你打算……盡可能上最好的（學校），那樣，你就可以在揮動手帕告別或拍打著胸膛唱某首歌的最后一節之后一勞永逸了。”“僅有成功還不夠，”戈爾·維達爾說，“還必須有人失敗。”光有一個威廉姆斯學院還不夠，還必須有一個南密西西比大學來襯托前者的价值，這樣，雙方才能在偉大的美國高校等級体系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很猾稽是不是？無可置疑，美國人為了令人厭倦的地位競爭目的，必須依賴高等教育体系。同樣滑稽的是，為了維護這一目的，必須有像貝內特教授之流的人跳出來保衛中上層階級的尊嚴和榮譽，使其免遭揭露和低毀。如果這類事還帶有喜劇性，那么還有其他一些事情一點也不滑稽。由于這些大學在分配社會榮譽上擁有不同凡響的力量，為了獲得社會地位而進行的曠日持久的廝殺，給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為了社會地位而碰得頭破血流希望破滅的人，在高校校園里比比皆是，可能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多得多。不光是那些有進取心的學生，也包括那些本來計划要進哥倫比亞大學，到頭來卻被俄亥俄韋斯萊安錄取了的孩子們。
　　甚至教授們也是如此。我雖然從來沒听說過有哪個教授，由于沒能在“最优選擇”的大學執教而被迫去了一個“高优選擇”或僅僅是“值得選擇”的學校，因而為失去社會地位而自殺或殺人的。但我卻知道有許多大學教師，被羞愧和對自己無能的負咎所摧垮，并且從那時起，怀著苦澀的心情把他們的一生傾注到對社會地位的忌恨上，而不是用在培養智慧和做學問上。無論對于學生還是老師，美國的大學和學院就是貴族沙龍、王室接見會、封建朝廷的現代翻版。任何不明白這一點的人，都應該更努力地研究研究這一現象。實際情況是，盡管根据憲法這個國家沒有哪一個机构有權授予貴族頭銜，但大學似乎是個例外。或者它們干的很像這類事。

　　【讀物

　　無論你進的是一所好學院還是坏學院，是一所好的還是坏的預科學校或高中，你讀的几乎就是一塊階級招牌。“那些讀書和寫書的人与那些不讀不寫的人之間的區別本身，”湯姆·沃爾夫說，“承擔著一個偉大的社會分層意義。”而且不管你是不是讀完了都無所謂。上等階層讀書的興趣很快就會過去的。C·里特·米爾是對的，他觀察到，雖然他們有時也會攤開書，但是他們根本不打算認真讀，除非是關于“管理方面的書，或是引人入胜的神話和偵探小說，過完痛就忘了。”他們愛讀的雜志准确地說，就是約翰·莫羅依所談到的那些擺放在公司等候室里的專門傳達中上層階級品味的《時代》，《新聞周刊》和《美國新聞与世界報道》；或者再加上《財富》、《福布斯》、《商業周刊》。如果你是個作家，送一本自己的書給一個上層階級的成員，你千万不要指望這家伙會讀它。
　　貧民階層的讀書趣味不會耽誤我們大多時間。這里受歡迎的產品是上層貧民喜聞樂見的《讀者文摘》（發行量一千七百八十七万份）、《電視指南》（一千七百六十七万份），連同像《紐約每日新聞》那一類的日報，還有中下層貧民喜歡的像《國民探察者》、《每周世界新聞》、《明星周刊》和《環球周刊》這些你在超級市場伸手可得的讀物。這一類東西里充斥著中世紀奇跡、魔法、似是而非的科學神侃（如來自外空間的生命、体外“旅行”、心靈獲胜等）。第一眼看上去，所有這些低級趣味似乎說明了公立中等教育的全面失敗，但是再仔細看一看就會發現，這些讀物的編輯們常常极為老練地在事實和虛妄之間來回游戲，騙取讀者的興趣。請看這類內容：“希特勒，現年93歲，在幕后策動阿根廷對福克蘭群島的入侵，”或是“高級科學家与死人對話。”每星期這類刊物上大量無害的奇談，取代了從前的婚姻預測和家庭顧問，而且還不會造成什么危害。貧民階層的期刊只是為了滿足讀者的窺視欲望，還大量提供有關名流私生活的流言蜚語。關鍵是，就像在酒吧里對体育比賽大加議論，這類內容給貧民階層的人們一种權力的假象，使他感覺到，正是他在掌握著那些大人物，或者他起碼可以決定誰會成功誰會失敗。但是，盡管這些貧民讀物充滿了奇跡和丑聞，我們發現，沒有任何一本期刊試圖刺激貧民階層的人們起來鬧事，它們的基本功能是安撫和慰藉：

　　咖啡和酒精可以幫助你減肥

　　万歲，美國（生活在美國變得越來越好，而且，將來還會更好。）
　　為了討好貧民階級的感情，他們用這种方法：先提出一個觀點，然后再宣稱它就是事實。有的時候，他們用勇敢的、崇高的或者關于“不朽”的好消息來取悅年老的、卑微的和懦弱的人，比如：

　　我沒有能在72歲翻山越岭，但我駕船橫渡了大西洋，而且獨自一人。
　　農業季節工和他的老婆，供他們的12個孩子上大學。
　　絕大多數國會議員相信死后复生。

　　最后，想著這些事情，我們忍不住會產生一种沒多少根据的优越感。但是別忘了，不光是貧民階層的期刊胡說八道、無中生有，這里有一則刊登在《新共和》雜志上的廣告，像這份難得的期刊的其他內容一樣，應該是針對富于理性的人，自由派人士，“大學畢業生”。和其他有識之士的：

　　耶穌是虛构人物！确鑿證据表明，弗拉維烏斯。
　　約瑟弗斯創造了耶穌，還寫了福音書。簡裝本。
　　三美元。
　　在同一期上還有：
　　世界末日已經臨近。欲購從速。隨寄1美元。
　　作為讀者，貧民階層的人很老實，對高雅的東西決不試圖裝模作樣或附庸風雅。只有在中產階級里，閱讀品味才是一個令研究者感興趣的話題。在這些人里，假裝斯文、蒙騙、歪曲得以大行其道。上層階級才不在乎你對他們讀的書怎么想呢，貧民階層也不在乎。沒多少錢又焦慮的中產階級是那种想讓你相信他讀的是“最优秀的文學”的人，“破爛”、“垃圾”這种譴責經常挂在他們的嘴邊上。他們是那些讓人讀不下去的。裝腔作勢的二流書的天然讀者，如詹姆斯·古爾德·科岑斯、約翰·斯但貝克、賽珍珠、勞倫斯·杜雷爾的《亞歷山大四重奏》，以及赫爾曼·沃克、約翰·赫爾塞、歐文·肖的大雜燴傾銷，還有杜蘭特的哲學史。中產階級最為推崇的經典是《老人与海》，而實際上海明威簡直是不得不寫了這本書，因為索爾頓·維爾德停止了創作，因此留下了空白讓人填補。中產階級對迪蘭·托馬斯恨之入骨（吉米·卡特把他放在自己最喜歡的詩人的位置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朗誦詩的唱片有一种把詩歌降等的嫌疑，使詩歌變成了立体聲音樂。正是在中產階級家里，你會看到54卷本的《世界經典名著》，還有2卷本准學術的《和諧》，因為中產階級相信權威，他們是指導類書籍最大的讀者群，也是百科全書的傳統推銷市場，在楓木壁柜里，陳列的一定是《每月一書俱樂部》的最新推荐，和個人收集品擺在一起。（如果你上的是一所不怎么樣的學院，書架上就會是《文學指南》圖書俱樂部的推荐書；如果你什么大學都沒上過，書架上准是許多卷的《讀者文摘》合訂本。）
　　當然了，中產階級只熱衷于讀非意識形態性的期刊，比較好的像《國家地理》、《史密森學會會刊》(史密森學會，因其創辦人史密森得名，既美國國立博物館。一譯者注)和《房屋与園藝》。《國家地理》還在封底廣告上，向中上層階級推銷昂貴的軍校和紀律嚴明的訓練營，好讓他們把不听話和吸上大麻的儿子送去受罪。這些廣告對沒能力這么做的中產階級能提供大量的想象。《今日心理學》給中產階級一种錯覺，仿佛它能緊跟日新月异的科學發展，而《紐約人》使中產階級相信，它關心文化和优雅精致的事物，比如施陶本玻璃器皿。如果貧民階層閱讀《大眾技術》，上過大學的中產階級就會看《科學文摘》。一個在自我想象上越自由的中產階級人士，你就越有可能在他家里的某個地方看到《消費者指南》。郵購商品目錄的設計者們已經了解到，他們的顧客都愿意被人想象為只讀屬于自己階層讀物的人，因此取悅他們的辦法，就是讓他們在不知不覺中提高等級。比如一份典型的中產階級郵購目錄，推銷一种花里胡哨的門墊，目標顧客是讀“新布朗斯維克住宅信息報”的人，但卻在墊于上印著《紐約時報》的字樣。同樣這份郵購目錄，還呼吁人們“請把廢報紙保留整齊以備回收”，而旁邊的圖片上是一個鑄鐵的報紙架，上邊整整齊齊地摞著一疊報紙。你猜猜最上面的一份是什么報？《奧瑪哈先驅論壇報》？錯了，是《華爾街日報》。根据同樣的道理，一份對象是上層貧民的郵購目錄里，推銷西式古董家具复制品的廣告圖片，在一把椅子旁邊的雜志架上擺放的不是《家庭圈》和《田野与河流》一類我們能想到的這一階層會讀的刊物，而是《大西洋月刊》、《紐約人》和《史密森學會會刊》等雜志。
　　在我們放下中產階級閱讀趣味這個話題前，不能不注意到他們的讀書品味對美國行文風格的沖擊。對意識形態、見解和尖銳思想的懼怕（我們以前在他們對現代藝術的抗拒上早已領教過），是導致婉轉語、文雅談吐、行話術語、玩弄詞藻等現象盛行的主要原因。中產階級對“爭議性”的憂慮，使《紐約人》雜志几乎從來不刊登讀者不歡迎的書評，例如會令讀者難堪的、文字尖酸刻薄的、過于有針對性的文章。最好是語言溫和討好，然后通過輕描淡寫、意義不明和逃避等方式躲開一切麻煩。中產階級需要的文風，本質上是大机构宣傳品的風格，由一些最狡猾的大公司模仿《紐約人》雜志的“話說本城”欄目的故作天真腔調制造出來。莫比爾石油公司最擅此道，它裝著但白自己的無知(莫比爾公司會說：“我們也不知道……”)，說著最平庸的話，以此安慰別人，仿佛不這么做就會招來精英分子的譴責。“世界不會像有些人懼怕的那樣，在1982年3月10日星期三這一天走到盡頭。”一個星期之后，它在一條廣告里這樣寫道：

　　真實情況是，那一天所有的星球都排成朔望（syzygy）形式，意思就是說，它們都在太陽的一側。（我們也不知道syzygy這個詞的意思，所以我們查了字典……）如果世界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毀滅，那我們為什么不把她變成一個更适于居住的地方呢？

　　后面這一段話提醒了我們，要想讓中產階級能夠理解。陳詞濫調和老生常談是多么不可或缺。幸運地受過較多教育的人閱讀是為了獲得惊喜，而中產階級閱讀是為了使自己的觀點被肯定。偏离習慣的語言規則，會把中產階級搞得困窘和心煩意亂。

　　【圣經

　　中產階級是無數《圣經》“新譯版”(“重寫版”的說法似乎更貼切）占壓倒多數的讀者。不消說，這些“新譯”使我們的時代同以前相比蒙受恥辱。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謂教育全球化普及之前，這些新版本根本不會被認為有必要存在。受了如此不幸的教育的人們，不光對歷史觀點毫無知識，而且連行文風格和習語也所知甚少，除了現代英語之外，其他任何時代的英語都會難住他們，于是中產階級甚至要求神性也要用“容易懂的語言”來表達。假如，就像奧登所說，
　　時間……
　　崇拜語言，而且
　　原諒每一個
　　它賴以延續的人，那么，中產階級則痛恨和害怕語言。實際上，這個階級堅持應該根据下面的例子做一個等級區分。那些喜歡“你前往何地，我亦前往。”（《圣經：路德記》1章16節）《圣經》版本的人，應該和喜歡這种版本的人區別開；當然中產階級毫不猶豫地鐘愛后一种。因此，由于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期望和不同的心理環境，各個階層不僅閱讀不同的東西，而且，作為這种閱讀的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不同的東西。正是這种和其他方面的差异一樣多的不同，塑造了美國，一如理查德·波倫貝格的《一個可分割的國家》（1980）一書所定義的國家。

　　【觀念

　　兩個高高在上的階層，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沒有多少觀點和看法。其中很少的几個他們喜歡常說的觀點之一就是：首都一定不能被“侵犯”。還有一個觀點是：西裝革履絕不能被忽略。除這兩條之外，他們就沒什么成型的信念了。他們甚至像中上層階級那樣，不相信文化。或者假如他們相信文化，也只喜歡有其他貨色伴隨的文化。科尼利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喜歡薩拉托加溫泉城，因為他發現那里“有藝術和美國最棒的賽馬活動。”科羅拉多的阿斯彭是上層階級的文化麥加，不僅僅因為去那里花費不菲，還因為在那里你可以同時享受到文化、“景色”和有閒階級的体育運動（阿斯彭是全美著名的滑雪盛地，風景獨特，每年舉辦的夏季音樂會极富盛名。一譯者注）。
　　另外一方面，中產階級相信許多東西。例如，它相信便秘，認為如果你沒有“每天大便一次，”就會遇到大麻煩，必須馬上吃通便藥，而且最好選用電視廣告推銷過的种類。這有點像把廚房打掃得一塵不染來避免指責一樣，中產階級也希望把他們的大腸弄得干干淨淨的，別讓人感覺出丟人現眼的污漬。“我正在學習腸胃治療，”一位年輕女于告訴斯塔茲·塔克爾，“我們的消化系統并不干淨。”中產階級還堅信，一個人應該不顧一切代价成為專業人士，因為一個牙醫或獸醫都要比當一個拿工資的雇員來得有地位。他們相信穿什么也不如穿皮的，相信從你的旅行箱可以判斷你的為人，相信你應該旅行時穿戴整齊。他們相信彼得·沙菲爾是個思想深刻的劇作家，大概赶得上莎士比亞（就像杜雷爾赶得上普魯斯特一樣）。而且，在觀看話劇《馬》時，他們一定會在听完心理分析醫生的演說后站起來鼓掌。他們還抱有某种建筑學眼光，認為林肯中心的大都會歌劇院很漂亮，包括那些金色和雞血紅色的裝飾，還有所有挂著小燈泡的東西。（可以進行一項簡單的測驗：一個人若在听到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里的布谷鳥叫聲時感情達到最高潮，他或她准是個中產階級J他們還相信“登机坪”在等級上高于長途汽車站，以及，由于對效率和進步的迷戀，他們相信一台家庭或個人電腦就可以解決生活里的所有問題。（這是貧民階層相信“債務調整”的中產階級版本。）中產階級相信電器化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這一觀念在一則電視廣告中大獲成功：一個父親，在他女儿的婚禮上宣布，他將送給她一台電腦作為結婚禮物。這條廣告擊中了觀眾（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心，可謂机靈到了家。
　　貧民階層相信的東西，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比中產階級更有意思。比方說，一個中產階級會相信夢見的東西有意義而且可以從《解夢書》中得到證實嗎？他們相信銅手鍋能醫治風濕症嗎？相信在跑馬場下賭注贏一大筆錢的机會很大嗎？相信官方在軍人的食物中摻人澳化物來減低士兵的性欲嗎？相信萊厄特里爾將制服癌症嗎？相信“創造性科學”這個概念沒有矛盾嗎？相信只要“發明”了某种東西（像“反重力皮帶之類的東西”）就可以公開殺人嗎？或像一個据說曼哈頓的旅店服務生曾經說過的那樣，相信瘸子和畸形人是因為上輩子于了坏事，今生令其“投胎”受罪作為懲罰？相信世界語是解決世界上所有誤會的一個辦法嗎？相信只要和麋鹿、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或古代愛爾蘭秩序聯系起來時，設立“婦女援助組織”就不荒唐了嗎？相信把一個网球錦標賽叫做“康格魯姆經典賽”一點不滑稽、不古怪嗎？這一切都是貧民階層樂于相信的東西。比起中產階級，他們顯然更有趣。
　　當看到一則Tiffany的丑陋珠寶廣告時，中產階級會砰然心動，而看到某廣告聲稱可以減輕直腸發痒、或吹噓一本關于扑克的書可以給購買者掙到“終身收入”時，貧民階層同樣會感到激動不已和滿怀希望。
　　貧民階級与中產階級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對迷信的謙恭態度。正是大多數貧民階層人士相信建筑物不能有13層，賽車時不會用13編號。的确，恰如大數字（前面總帶著美元符號）深深植根在上層和中上層階級的頭腦里，貧民階層也喜歡數字，比如体育比賽的計分對他們常常具有重大意義，還有幸運數字和樂透獎彩票號碼等等。不久前，我在一個机場的報亭排隊，我前面是一個貧民人士，他的老婆站在旁邊不遠的地方。他花了2．65美元買了一份雜志和口香糖，然后沖著他妻子大喊，簡直是要所有的人都听見，好讓人知道他是個蠻棒的運動員：“記住！65是咱的（彩券）號碼！”貧民貪婪地閱讀占星術，經常接受星相建議。他們相信贏和輸存在“運道”，是不可改變的，也相信賭博。由于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幫助你找到丟失的東西，他們在報紙的分類廣告欄里刊登對圣安東尼的幫助的鳴謝。他們相信老天爺。他們對下面這樣的直郵廣告給予答复：

　　你需要幫助嗎？你需要祈禱嗎？你遇到麻煩了嗎？你孤獨嗎？你需要源源不斷的錢財祝福嗎？……我要給你寄去“財富的金十字架”。如我所囑，不要寄任何錢來。

　　托克維爾曾得出結論：“宗教的瘋狂在美國是非常普遍的。”盡管跟隨他的結論走下去也許會樂趣無窮，但這對本書來說題目過大了，而且也不應該在宗教信仰的角度上討論等級問題。不過，到最后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各個階層的殯葬行為里包含的社會分層意義。也許，最重要的上層和下層區別（不論把它們界定為什么階層）在于，冬天給人下葬時，貧民階層的家庭會把一條花毯子蓋在棺材上，好讓死者暖和一點，而上層階級壓根就不會想到這件事。另一條分界線是，上層階級舉行場面壯觀的葬禮，并在報紙的訃告欄里刊登動人的廣告，而下層家庭則不這么做。吉里·庫伯摘錄（或創作）了一段名言：
　　上帝帶爹爹去了天堂，
　　那是他老人家的愿望。
　　但為什么會是這樣，
　　我們依舊整日在想。
　　怀著最深摯的愛。永遠想念您的：
　　多蕾絲、沙倫、艾德娜嬸嬸和小泰瑞。
　　不過最好對這類事情不要探究得太深。我們應該接受一個中西部上高中的孩子的警告，對這類話題躲遠一點儿。他在回答一個正在做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時說：“沒錯，我們在哪儿都吸大麻。在車里，在課前四處瞎逛的時候，甭管什么時候。可是，這并不等于說，我們不相信上帝，或者我們會允許什么人去推倒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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