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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我們站在陽光斑駁的路邊，貝思·彭羅斯的黑色警車就停在旁邊。時間已近六點，我說：“一起喝杯雞尾酒怎么樣？”她答道：“你知道瑪格麗特·威利家在哪儿嗎？”
　　“可能吧。她賣雞尾酒嗎？”
　　“我們可以問問。上車！”我上了車。她發動引擎，汽車向北經過拿騷角，穿過堤道，駛上了大陸北福克。
　　“走哪條路？”貝思問。
　　“向北。”
　　她來了個急轉彎，我說：“開慢點。”
　　車子慢下來。
　　車窗開著，看著落日余暉，呼吸著清新的空气，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遠离了港灣地區，我們現在來到了布滿農場和葡萄園的鄉村。我說：“我小的時候有兩种農場，一种是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移居美國的波蘭人和德國人開的，還有一种是本地人擁有的果蔬農場。有的農場在同一個家族手里傳了三百五十年，真不可思議。”
　　她沉默了一會儿才說：“我們家的農場有一百年了。”
　　“真的？你父親把它賣了？”
　　“不得不賣。我出生的時候，我們家的農場就被城郊包圍了。人們覺得我們古怪，在學校里我被人嘲笑，只因為是農場主的女儿。”她笑著說，“可我父親笑在最后笑得最好，土地賣了一百万美元，這在當時可是一大筆錢。”
　　“現在還是一大筆錢。你繼承了這筆錢嗎？”我問道。
　　“還沒有，但我有一筆信托基金。”
　　“太棒了！你愿意嫁給我嗎？”我逗她。
　　“不，但我可以讓你開我的寶馬車。”
　　“開慢點，向左拐。”
　　車拐彎，汽車又向北駛去。貝思看了我一眼，說：“我以為你已經結婚了。”
　　“离婚了。”
　　“手續全都辦好了？”
　　“我想是的。”實際上，我不記得我已拿到最后的离婚證書。
　　“我想起電視上的一則新聞……你負傷之后，有一位漂亮迷人的太太和市長，警察局長一起到醫院看你……還記得嗎？”
　　“不太記得，听人說過。”我說，“向右拐再向左。”
　　汽車駛上了燈塔路，我說：“開慢點，我們好看著門牌號。”
　　這條小路通往一英里外的霍頓角燈塔，兩邊散布著小房子，房子四周葡萄園環繞。
　　我們來到一座漂亮的磚結构小屋前，屋前信箱上寫著“威利”。
　　貝思把車停在草坪邊上說：“我猜這里就是了。”
　　“可能吧，電話簿上全是姓威利的，可能都是當地的早期移民。”
　　我們下了車，走上通往威利家前門的石子路。門上沒有門鈴，于是我們敲門，在門口等著。屋旁的大橡樹下停著一輛汽車，我們便從屋子邊上繞到背后。
　　一位穿著花色夏裙的約七十多歲的纖瘦婦人正在菜園里忙活著，我沖她喊道：“是威利太太嗎？”
　　她抬起頭，隨后向我們走來，我們在屋子和菜園之間的一塊草坪上碰面。我說：“我是約翰·柯里警探，我昨晚給你打過電話。這是我的搭檔，貝思·彭羅斯警探。”
　　威利太太盯著我的短褲，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褲子拉鏈沒拉上。
　　貝思向她出示了警徽，她對貝思表示滿意，可是對我還是不大相信。
　　我對威利太太笑笑。她有一雙明亮的灰眼睛，灰色頭發，臉長得很有趣，有著半透明的皮膚，這張臉讓我想起一張舊畫，不是某一張特定的畫，也沒有一定的藝術家或風格，總之是一張舊畫而已。
　　她看著我說：“你打電話時很晚了。”
　　“這件謀殺案讓我睡不著，對不起，威利太太。”
　　“不必道歉。我能幫什么忙？”
　　“這樣，我們對你賣給戈登夫婦的那塊地挺感興趣。”我說。
　　“知道的我都已經說了。”
　　“是的，太太，大概你都說了，我們只想再問几個問題。”
　　“請這儿坐。”她把我們帶到楊柳樹下，樹下有一套綠椅子，我們都坐下了。
　　這些椅子在我小的時候流行過，現在又開始時髦了，到處都可以見到。我猜威利太太的這些椅子可能一直就放在這儿，不會是赶時髦重新搬回來的。這幢房子，這個院子，這個穿著棉質長裙的婦人，這棵楊柳樹，那套生銹的秋千，還有橡樹上用繩子接著的舊輪胎——一切都有一种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的味道，仿佛是一張上了色的舊照片。在這儿時間過得真慢，有個說法是曼哈頓的現代感特別強烈，現代淹沒了歷史，而這儿歷史蓋過了現在。
　　我能聞到海水的味道，四分之一英里外就是長島海峽，從附近的葡萄園里傳來落地的葡萄的香味。在這儿，海洋、農場和葡萄園构成了獨特的環境，這种非同尋常的組合只能在東海岸的少數地方才有。
　　我對威利太太說：“你這儿很美。”
　　“謝謝。”
　　瑪格麗特·威利是我今天調查中碰到的第三個老人，我希望跟她處得比跟埃德加和阿格尼絲好一點。實際上，對威利太太我耍不了態度，我能感覺到這一點。她屬于那种明智、傳統、直截了當而且不愛管閒事的一類人。我做案件調查很有一套，因為我能根据不同個性和類型的調查對象采取相應的調查方法。倒不是說我能討人喜歡，善解人意，實際上我是個盛气凌人、自私自利、充滿偏見的大男子主義者，但是我善于傾听，說話能抓住要點，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對威利太太說：“你自己管理這塊地方？”
　　“基本上是吧。我有一個儿子和兩個女儿，都結了婚住在本地，還有四個孫子女。我丈夫六年前去世了。”
　　貝思對她丈夫的死表示難過。
　　她又問了一個不太相干的問題：“這些葡萄園是你的嗎？”
　　“一部分地是我的，我把地租給了釀酒厂的人。他們說要20年，我不太懂种葡萄。”她看著貝思，問道，“這么說行了嗎？”
　　“是的，太太。你為什么把一畝地賣給戈登夫婦呢？”貝思說。
　　“賣地跟謀殺案有什么關系？”
　　貝思答道：“我們要對交易的詳情做一些了解，在此之前我們也不知道。”
　　“這是個很平常的土地買賣。”
　　我說：“太太，我直說吧，我覺得很奇怪，戈登夫婦干嗎花那么多錢買一塊汲什么發展前途的地？”
　　“我想我跟你說過，他們想看海灣的風景。”
　　“是說過，他們有沒有提到拿這塊地于別的什么？比如說釣魚，划船或野營？”
　　“他們提到過野營，說要支個帳篷。還提到過釣魚，夜晚在自己的海灘上激浪垂釣。他們還說要買一架望遠鏡，想學習天文。他們曾去過卡斯特研究所，你們去過嗎？”
　　“沒有，太太。”
　　“那是南侯德的一個小天文台。戈登夫婦對天文學發生了興趣。”
　　這我倒從沒听說過。整天透過顯微鏡觀察病菌的人晚上還會再想在眼睛前面弄兩片鏡片嗎？但誰知道呢。我又問：“他們提到划船了嗎？”
　　“船不能從那儿開出去，除非是一條獨木船。這塊地位于陡崖高處，只有獨木舟才能划到那里停？自在海灘上。”
　　“但是船可以在海灘邊停靠吧？”
　　“可能在漲潮時可以，但那條水路上有暗礁。潮退時，你可以停船游到或走到海灘。”
　　我點點頭，接著問道：“他們提到過用這塊地种東西嗎？”
　　“沒有，這塊地不适于种東西。我沒告訴過你嗎？”
　　“我記不得了。”
　　“我告訴過你的。”她解釋道，“不管在那塊陡崖上种什么，植物都得花很長時間适應強風和咸空气。”她又補充道，“也許可以在背海的一邊种點塊根蔬菜。”
　　“好吧。”我另辟溪徑，換個角度問道，“你覺得戈登夫婦怎么樣？”
　　她看著我，想了一會儿才說：“挺好的一對夫妻，很討人喜歡。”
　　“快樂的一對？”
　　“看上去很快樂。”
　　“他們對買地很熱衷嗎？”
　　“可以這么說。”
　　“他們主動找你買地的嗎？”
　　“是的。他們先是打听這塊地的情況，這我在他們來找我之前很早就听說了。他們來找我的時候，我說我無意賣地。”
　　“那為什么？”
　　“我不喜歡賣土地。”
　　“為什么不呢？”
　　“土地應該持有并一代一代地傳下去。”她說，“我從我母親那方繼承了几塊地，戈登夫婦想要的地是我丈夫家傳下來的。”她想了想又說，“丈夫讓我發誓不賣土地，他要把地傳給孩子們。但這塊地只有一英畝。當然，我并不太缺錢，只是戈登夫婦太喜歡這塊陡崖高地了……”她看看我和貝思，接著說，“我征求了孩子們的意見，他們覺得他們的父親要是活著是不會反對的。”
　　大多數寡婦和她的子女們在老頭子生前總不知道繪老家伙買什么作圣誕節和父親節的禮物，老頭子一完蛋，他們對他想要什么好像無所不知，這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
　　威利太太繼續說：“戈登夫婦事先知道這塊地沒有開發前途。”
　　“這你提過的，”我單刀直入地問道，“鑒于這一點，你不覺得二万五千美元買那塊地太貴了嗎？”
　　她從深陷的椅子里向前欠了欠身，答道：“我還准許他們使用我的房地產權。”她又補充道，“我們也可以對照一下房產商賣這种地的价格。”
　　“威利太太，我并不是指責你為自己多賺錢，我只是想知道戈登夫婦為什么那么想要或需要這塊地。”
　　“他們怎么跟我說的我都原原本本告訴你了，我就知道這么多。”
　　“二十五張千元大鈔買來的風景肯定美极了。”
　　“是很美。”
　　我說：“你剛才提到你把農田租給別人”。
　　“是的，我儿子對种庄稼和种葡萄都不感興趣。”
　　“戈登夫婦知道嗎？我是說，他們知道你也出租土地嗎？”
　　“我想是的。”
　　“他們從沒有問過你可不可以只租那塊高地的一部分？”她想了一會儿說：“沒有。”
　　我看了看貝思。這顯然很不對勁。兩個隨時有可能調動的政府工作人員在港灣南邊租了一幢房子，卻又在北岸花二万五千美元的大价錢買了一英畝地只為了再要一個看海景的地方。我問威利太太：“如果他們提出租你那塊地，你會同意嗎？”
　　她點點頭說：“我倒宁愿租給他們。”
　　“租一年要价多少？”
　　“噢，我想……那塊地沒什么用，我想一千美元差不多了。”她又說，“那儿風景實在不錯。”
　　我說：“你愿意帶我們去看看那地方嗎？”
　　“我可以告訴你們怎么去那儿，或者你們可以到縣政府辦公室查閱測繪圖。”
　　貝思說：“你要是能陪我們去，我們會很感激的。”
　　威利太太看看手表，然后看著貝思說：“好吧。”她站起來，“我一會儿就來。”
　　她走進了房子后面的玻璃推拉門。
　　我對貝思說：“啃不動的老鴨子。”
　　“你總是把別人弄得不痛快，不合作。”
　　“我這次態度很好的。”
　　“那也叫好？”
　　“是很好。”
　　“嚇死人。”
　　我轉換了話題：“戈登夫妻倆需要那塊地。”
　　她點點頭。
　　“為什么呢？”
　　“我不知道，你說呢？”
　　“想想看。”
　　“好吧。……”
　　威利太太從后門出來了，出來時沒有鎖門。她手里拿著手提包和車鑰匙，走向她那輛車齡約有五年的灰色道奇車。他丈夫要是活著，又該表示同意了。
　　我和貝思也上了車，跟在威利太太后面。我們右拐上了密多爾路，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四車道公路，和主干道在老殖民區的一段平行，它穿過農田和葡萄園，綿延的林陰道伸展向四面八方。射在擋風玻璃上的陽光真美妙，空气中彌漫著葡萄的味道，旁邊開車的是一位棕發美人，要不是我這會儿在調查一宗兩個朋友被害的謀殺案，我都想吹起口哨來了。
　　在我的左邊，向北一英里左右，可以看到突然高出一塊土地，陡得像一面牆，根本無法耕种，山坡上覆蓋著樹和灌木。這就是那塊高地了，北坡延伸人海，而從這一面看不到海，隆起的土地仿佛綿延的山丘。
　　威利太太愛超車，我們也跟著超過了一輛輛拖拉机和小貨車。
　　一個路牌提示我們已經到了匹克尼克林。路兩邊有許多葡萄園，都豎著標有鍍金油漆標號的木牌，很高檔的樣子，仿佛在說這儿出的酒一定价格不菲。我對貝思說：“對了，就生產土豆伏特加。我只需要二十英畝地，一個蒸餾室。就叫柯里·克朗乎斯基土豆伏特加，品質上乘，取自天然，醇香可口。我再讓瑪莎·斯圖亞特出几本烹餃書，在書里寫上伏特加的最佳佐菜——蛤蜊、扇貝、杜蠣，很高檔的。你覺得怎么樣？”
　　“誰是克朗平斯基？”
　　“不知道，是一個人，造伏特加的波蘭人，斯坦利·克朗平斯基，為了打開市場造出來的人物。他坐在家門口，說著伏特加酒的秘密傳奇。他有九十五歲了，他的孿生兄弟斯蒂芬只喝葡萄酒，三十五歲就死了。這樣說行不行？”
　　“我想想。戈登夫婦明明可以只花一千美元租這一英畝地，他們卻要花大价錢買地，這就更叫人費解了。這和謀殺案有沒有關系？”
　　“也許吧。另一方面，也許他們判斷失誤，甚至還可能是個詭計。戈登夫婦可以想辦法把開發權再轉賣掉，這塊臨水空地花了他們二万五千美元塊，作為建筑開發用地可以賣到十万美元。淨賺！”
　　貝思點點頭。“我要去問問縣政府顧問相應的价格應該是多少。”她一邊開車，一邊望著我說，“你肯定又有了一個結論了。”
　　“不是肯定，是可能吧。”
　　她沉默了一會儿才說：“他們需要這塊地，對不對？為什么呢?開發？修路？這儿要修個大型州立公園？這儿有石油，天然气，煤，鑽石，寶石？還是別的什么？”
　　“長島沒有礦產，沒有稀有金屬，也沒有寶石，這儿只有沙土和岩石，連我都知道。”
　　“是啊……，但你好像發現了什么。”
　　“沒什么具体的結論，我只有一种……感覺……，就像我知道什么是相關的，什么是不相干的，好比那种形象關聯測試，你看到四幅畫，一只鳥，一只蜜蜂，一頭熊和一個抽水馬桶，哪樣跟其它三樣不是一類？”
　　“熊。”
　　“熊？為什么是熊？”
　　“熊不會飛。”
　　“抽水馬桶也不會飛。”我說。
　　“那熊和抽水馬桶都不和其他東西同類。”
　　“你不懂，我就是能感覺到有些東西是相關的，有些是不相干的。”
　　“是不是跟靈感差不多？”
　　“差不多。”
　　威利太太車尾部的拐彎信號燈亮了，她從高速公路拐上了一條鄉間泥路。貝思沒有在意，差點開過了。
　　我們在這條泥路上向北駛去，這條路左邊种著土豆，右邊是葡萄園。車子一路顛簸，每小時大約只開三十英里，塵土飛揚，我覺得灰都飛進了嘴里。我把車窗搖上并讓貝思把她那邊的也搖上。
　　威利太太的車轉彎上了一條与高地平行的有車轍的小路，我們离高地現在只有五十碼遠了。又開了几百碼，威利太太的車停在了路中央，貝思跟在后面也把車停下。
　　威利太太下了車，我們也跟著下車，渾身灰塵，車子也里里外外都是灰。
　　威利太太站在高地腳下，我們向她走去。她說：“兩個星期沒下雨了。种葡萄的這時候就喜歡這种天气，他們說這樣葡萄會更甜，水分不多，看來丰收在望了。”
　　我正在撣去T恤上、眉毛上的灰塵，對她的話一點都不在乎。
　　她又接著說：“土豆這時候也不要雨水，可蔬菜和果樹正是補水的時候呢。”我實在，實在不感興趣，但我不知道怎么說才不至于顯得無札。我說：“有人盼下雨，有人盼天晴，生活就是這樣。”
　　她看著我說：“你不是這儿的人吧？”
　　“不是，但我舅舅在這儿有塊地，他叫哈里·波納，在馬蒂塔克海灣附近有塊房產，不知是不是海灣附近的房產。”
　　“哦，是的，他妻子瓊思和我丈夫是差不多同時過世的。”
　　“那可能就對了。”我并不奇怪，瑪格麗特·威利認識哈里舅舅，這儿的常住人口只有二万，比帝國大廈里的工作人員還少五千。并不是說在帝國大廈里工作的人互相都認識，但我有一個古怪的念頭，就是把瑪格麗特和老哈里撮合成一對，然后瑪格麗特死了，哈里也死了，把北福克几千英畝的房地產留給我。當然我首先要除掉我的表兄妹們。像莎士比亞劇里的情節，老呆在這儿，我覺得我都沾上十七世紀的霉味了。
　　“約翰，威利太太跟你講話呢。”
　　“哦，對不起。我過去受過重傷，有時候會長時間地走神。”
　　“你臉色不好。”威利太太說。
　　“是的。”
　　“我剛才是問你，你舅舅好嗎？”
　　“很好。他現在在城里，在華爾街賺大錢，但自從瓊恩舅媽死后他一個人很孤獨。”
　　“替我向他問好。”
　　“好的。”
　　“你舅媽人很好。”她這么說的言外之意是：她怎么有這么一個外甥?
　　瑪格麗特繼續說道：“瓊是個水平很高的考古和歷史愛好者。”
　　“對，她是匹克尼克歷史協會成員，你是不是會員？”
　　“是的，我就是因此面認識瓊的。你舅舅不感興趣，但他資助了几次考古挖掘。我們發掘了一瞳一六八一年的農屋地基。要是你沒看過我們自己搞的博物館，你真該來看看。”
　　“實際上，我本來打算今天去看的，可這里有事走不開。”
　　“我們只在勞動節后的周末才開放，但我有鑰匙。”
　　“到時我會給你打電話的。”我抬頭望著平地上聳起的高地，問威利太太，“這是戈登夫婦買的地嗎？”
　　“是的。看到那儿的木樁了嗎？那是西南角。小路下去一百碼是東南角。他們的地從這儿開始，向上至高地頂部，在另一面向下延伸至高潮線。”
　　“是嗎？听起來不太精确。”
　　“夠精确了。根据習俗和法律，可以規定高潮線，海灘是屬于大家的。”
　　“這就是我為什么熱愛美國的原因。”
　　“你真愛國嗎？”
　　“絕對熱愛。”
　　她看著我說：“我是美國革命女儿會的成員。”
　　“我猜你也是。”
　　“我的家族和威利的家族從一六五三中起就居住在這個鎮上了。”
　　“我的天！”
　　“他們繼‘五月花’號船后坐‘幸運’號船到達馬薩諾塞，然后就到了長島。”
　　“簡直難以置信，你差一點就成了坐‘五月花’號來的最早移民的后代。”
　　她回答道：“我是‘幸運’號移民的后代。”她環顧四周，我們傾著她的目光看去，南面靠右延伸著种植土豆的田地，靠左則是葡萄園。她又說，“很難想像十七世紀這儿的生活，移民們從千里之外的英格蘭离鄉背井來到這儿，現在的農田過去全是樹林，靠著斧子和耕牛才開墾出來，對气候、土地一無所知，家畜几乎沒有，衣物、工具、种子、彈藥缺乏，周圍到處是充滿敵意的印第安人。”
　　“听起來比八月份半夜后的中央公園還危險。”
　　瑪格麗特設理睬我面是繼續說：“對像我們這樣的人，我是說我們家的人，很難割舍即使只有一英畝的土地。”
　　“不錯。”但要是有人出二万五千美元的大价錢還是可以商量的。我說，“我曾檢到過一顆滑膛槍子彈。”
　　威利太太盯著我，像看一個白痴。她把注意力轉向貝思，閒扯了一陣后說：“好了，你們不需要由我帶你們去高地頂上，那儿就有一條路，上去并不難，但下靠海的那面坡時小心點，那面坡很陡，而且沒有多少擱腳的地方。”她補充道，“這塊高地實際上是上個冰川世紀的冰磧終端，冰川就到此為止。”
　　我倒覺得冰川就站在我面前，威利太太冷得像冰。我說：“謝謝你花時間耐心陪著我們，威利太太。”
　　她离開時看著貝思，問道：“你知道誰會殺他們嗎？”
　　“不知道。”
　　“跟他們的工作有關嗎？”
　　“從某种意義上說是，但跟細菌武器或其它危險品沒有關系。”
　　瑪格麗特·威利好像并不相信。她走到汽車旁，發動汽車，汽車駛去，揚起一陣灰塵。我在后面沖她大叫：“吃灰去吧，瑪格麗特，你這個老……”
　　“約翰！”
　　我重新撣去衣服上的灰，對貝思說：“知道為什么美國革命女儿會里沒有集体淫亂嗎？”
　　“不知道，但我可以查查看。”
　　“你去查查，因為她們這种人做什么都要人謝，她們可不想寫那么多感謝信給性伙伴們。”
　　“你這种笑話講起來沒個完嗎？”
　　“不會完。”
　　我們抬頭望著高地頂，我說：“我們去看看值二万五千美元的海景。”
　　我們找到上去的小路，我先上。小路邊有一些濃密的灌木，許多矮棟，還有一些看上去像楓樹的大樹，也可能是香蕉樹。
　　貝思穿著土黃色毛葛短裙，半正式輕便鞋，爬起來很費勁。在很陡的地方我拉她一把，她拽起短裙或風揚起裙擺的時候，我看到裙子下的一雙美腿。
　　离懸崖頂只有五十英尺了，相當于再爬五十層樓。過去我干這么點事后還有勁踢開房門，把罪犯摔到地上，帶上手鎊，把他拖到街上，押上警車。但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我腳發抖，眼發黑，只好停下來，蹲一會儿。
　　貝思問：“你沒事吧？”
　　“沒事，一會儿就好……”我喘了一會儿气，又繼續爬。
　　我們爬上了山頂，由于強風和咸空气的作用，這儿的植物少多了。我們眺望長島海灣，确實美不胜收。懸崖南坡從上到下只有五十英尺，北坡頂部到海灘卻有一百英尺左右。就像威利太太說的那樣，北坡非常陡峭，從坡邊向下望，可以看到從高地頂部一直到海灘遍布著海石竹、溝狀侵蝕帶、泥流和落石，長長的海灘東西綿延數英里。
　　長島海灣風平浪靜，可以見到一些帆船和机動船，一艘大型貨輪正向紐約港或康涅狄格州的某個港口進發。大約十英里之外，我們能辨認出康涅狄格海岸。
　　高地向西延伸約有一英里，末端与海灣相接。東邊，高地与海灘相連數英里在霍頓點人海，霍頓點的燈塔清晰可見。
　　在我們身后，我們上坡的那條路是乎坦的農田，從坡頂可以看到大面積种植的土豆、葡萄、果園和玉米。古色古香的裝護牆楔形扳的房子和白色而非紅色的谷倉點綴于綠地間。我說：“多美的風景。”
　　“真美，”貝思表示同意。她隨后又問道，“值二万五千美元嗎？”
　　“這是問題所在。”我看著她，“你說呢？”
　　“理論上不值，但站在這儿要我說，值。”
　　“說得妙。”我看見草叢中的一塊大石頭，于是坐上去，凝望著大海。
　　貝思站在我旁邊，也望著海。兩人都汗律津，髒兮兮，灰蒙蒙，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說：“該去喝雞尾酒了，我們回去吧。”
　　“等一會儿。假設我們分別是湯姆和朱迪，設想一下他們想從這儿得到什么呢？他們到底在找什么？”
　　“好吧。”我站在石頭上，環顧四周。夕陽西下，東邊的天空變成了暗紅色，西邊則是粉紅色，而頭頂上的天空還是藍色。鷗鳥在翱翔，海灣中白浪竟逐，鳥儿在樹叢中歌唱，東北方吹來陣陣和風，帶咸味的空气中彌漫著秋意。我對貝思說，“我們，湯姆和朱迪，在普拉姆島工作了一天，整天都待在生物隔离室里，穿著實驗室工作服，被病毒包圍著。下了班，我們沖完琳浴出來，赶到‘螺旋体’號上或渡口，穿越海峽，再駕車來到這里。這里視野開闊，空气清新，讓人神清气爽——這才是生活。我們帶了酒和毯子，然后飲酒，做愛，躺在毯子上望著天空中慢慢出現的星星。也許我們會到下面的海灘上，在月光和星空下游泳或激浪投釣。這時，實驗室的工作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然后我們回家，准備仍然去生物隔离室度過另一天。”
　　貝思片刻無語，她沒有回答而是走到高地的邊緣，然后又轉身走到高地上惟一的一棵樹旁，那是一棵十英尺高、節節疤疤的橡樹。貝思彎下身，她直起身的時候手里握著一卷繩子：“看這個。”
　　我走過去看她找到的東西。那是一卷綠尼龍繩，有半英寸粗，每約三英尺長短處打了一個結供手握住攀援用，繩子的一頭綁在樹根上。貝思說：“這儿可能有足夠長的繩子供從山頂爬到海灘上。”
　　我點頭道：“這樣上下攀登就容易多了。”
　　“沒錯。”她蹲下身向高坡下望，我也跟著她蹲下向下看，只見山坡上一塊草皮由于有人多次上下攀援踐踏已經光禿。懸崖很陡峭，但只要攀援者体力尚可，即使沒有繩子的幫助攀登起來也不是太難的。
　　我又往崖邊斜了斜身，看到草禿的一塊露出黏土的紅色條塊，還有下面約十英尺處可以見到一個像擱板或壁架的東西。貝思也看到了，她說：“我下去看看。”
　　她拽拽繩，繩在樹根上綁得很牢，樹根也很結實地扎在地里。貝思雙手握繩，向著下面十英尺處的壁架攀援，一邊下一邊放繩子。只听得她叫道：“下來，這儿挺有意思。”
　　“來了。”我一只手抓著繩爬到了下面的壁架上，站在貝思身旁。
　　她說：“你看。”
　　壁架長約十英尺，最深約三英尺。壁架中央有一個洞，但不是本來就有的，因為可以看到鏟過的痕跡。我和貝思弓身向洞口看，洞很小，直徑約三英尺，深只有四英尺，里面什么也沒有。我想不出這是干什么用的，但我估摸道：“可以存放一頓野餐和一箱子冰凍酒。”
　　貝思補充道：“甚至可以躺在壁架上，腿擱在坑邊睡覺。”
　　“或者做愛。”
　　“我就知道你會說這個。”
　　“本來就是么。”我站起身，“他們也許就是為這個打算把壁架面積擴大一點的。”
　　“為什么？”
　　“不知道。”我轉身面向海灣，坐下來，腿擱在壁架邊上，“這樣感覺不錯，你也坐下來。”
　　“我覺得有點冷。”
　　“穿上我的T恤。”
　　“不要，你的T恤有味道。”
　　“你也香不到哪儿去。”
　　“我又累又髒，連褲襪也勾破了，我得洗個澡。”
　　“這儿坐著很浪漫。”
　　“是的，可這會儿不。”她站起來，抓住繩，爬上了崖頂。我等她到了頂，也跟著上去了。
　　貝思把繩子盤好，照原樣放回樹根旁邊。她轉身時，我們面碰面站著，相隔只有一英尺。我們這么站著有三秒鐘的樣子，令人局促不安的場面，然后我伸手撫摸她的頭發，她的臉頰，繼續索求著她的吻，而她突然后退一步，只說出一個字：“不。”
　　這真是個有魔力的字，面對這個字，所有美國男人已經有了條件反射：我該向后直退出六英尺，把手背到背后，失聲大叫：“我把你的友好誤當作愛了，原諒我。”
　　實際上，我并沒這樣做。她說：“不。”我猶豫不決，露出沮喪和失望的表情，她接著說：“現在不要。”我好過一點，她又說：“也許等以后吧。”我更好過一點，她最后說：“我喜歡你。”讓我感覺好得不得了。
　　我說：“慢慢來吧。”這是我的真心話，只要她不讓我再等三天三夜，那是我的极限了。實際上，我等得遠不止這么長。
　　我們沒再說什么，而是走下懸崖，上了她的黑色警車。
　　她發動汽車，上擋，卻又停下，俯身過來在我的頰上敷衍似的吻了一下，然后又上了擋，車子開過揚起一陣灰塵。
　　車子行駛了一英里后上了密多爾路。貝思的方向感很好，無需我指路就把車開向拿騷角。
　　她看到一個營業中的加油站，就把車停下，我們分別去了男女廁所放松一下。我從來沒這么髒過，工作中我是個衣冠楚楚的家伙，穿著定做的西服像個曼哈頓花花公子。現在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時代，還是那個在印第安人墓地尋寶的髒分今的小約翰。
　　在加油站的小賣部，我買了一些粗劣的食品，有中肉干，花生奶油餅干和小熊糖。到了車上，我分給貝思一些，她拒絕了。我說：“要是把這些東西一塊儿嚼，味道像一种叫‘三道風’的泰國菜，這是我的意外發現。”
　　“希望如此。”
　　車子又行駛了几分鐘。中肉干、花生奶油餅干和小熊糖一起嚼起來其實很難吃，可我餓极了，而且我想吃點東西把喉嚨里吃的灰壓下去。我問貝思：“你覺得怎么樣？我是說陡崖。”
　　她想了一會儿才回答說：“我想我挺喜歡戈登夫婦。”
　　“你會的。”
　　“你很為他們難過？”
　　“是的。我是說雖然我們不是最好的朋友，我跟他們認識只有几個月，但他們是好人，幽默，有活力。他們不該這么年輕就這樣死了。”
　　貝思點點頭。
　　車子穿過堤道上了拿騷角，這時天快黑了。
　　貝思說：“我想那塊地沒別的，就是一個浪漫的避風港，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地方。他們是中西部來的，可能也是農場出來的，而現在他們住的地方像他們的故鄉一樣也把土地看得很重。我說的對不對？”
　　“對。”
　　“可是……”
　　“是的，可是……可是，如果他們租用五年，本可以省二万美元的。”我又說，“他們一定要那塊地。好好想想這個問題。”
　　“我正在想呢。”
　　我們繞到戈登家，貝思把車停在我的吉普車后面。她說：“今天工作得真晚。”
　　“到我那儿去，來吧。”
　　“不，我今晚回家。”
　　“為什么？”
　　“沒有必要全天候地待在這儿了，況且縣局不肯為我付汽車旅館費了。”
　　“先到我那儿，我給你計算机打印材料。”
　　“等明天吧。”她說，“我明天早晨要去辦公室，五點鐘我們碰個“到我那儿。”
　　“好吧，到你那儿，下午五點。那時我就有消息了。”
　　“我也是。”
　　“我倒希望你在看到我之前不要再有行動。”
　　“好吧。”
　　“把你的情況跟麥克斯威爾警長說清楚。”
　　“我會的。”
　　“休息休息。”她說。
　　“你也是。”
　　“下車回家。”她笑著說。
　　“好的。”我下了車，她倒車轉彎，向我揮手道別，然后駕車离去。
　　我上了我的吉普車，系上安全帶，關上車門，關掉緊急剎車，發動引擎，車子悄無聲息地駛离。
　　在開往我的海灣農場別墅或農場海灣別墅的途中，我想起自己忘了用遙控器起動車子。可那又有什么關系呢？所有的新式汽車炸彈都要等五分鐘后才爆炸，此外，也沒人要殺我。有人曾企圖殺死我，但那跟這事無關。很可能是偶然事件，如果是事先計划好的，那兩個殺手肯定認為我已經廢掉了，他們不管為了什么要除掉我，盡管我還沒死，他們報复的目的已經達到了。意大利裔黑手党做事就是這樣，你要是幸免于難，他們也就把你扔過一邊了。而那兩個向我不停掃射的家伙看上去很像西班牙裔，這幫人不把你真正干掉是不算完的。
　　可這會儿我并不太關心這個，我關心的是現在發生了什么。我是說，此時我身處地球上平靜的一角，恢复著身心創傷，而在這個表面下卻涌動著千奇百怪的事情。我不斷想起那頭七竅流血的豬，普拉姆島的人已經掌握了能毀滅地球上一切生物的東西。
　　制造生物武器的便宜之處在于可以隨意否認武器的存在和制造而且無處可查，所以整個生物研究和武器開發行業充斥著謊言、欺騙和否認。
　　我把車停在哈里舅舅家的車道上，車胎壓過車道上的貝殼嘎嘎作響。房子里沒有開燈，我把車燈一熄滅，四周變得一片漆黑。不知道鄉村居民怎么挨過這种黑燈瞎火的日子的。
　　我把T恤杉塞進短褲里好使我的槍托露在外面。我還不知道我的槍有沒有被人撥弄過，我的短褲都被人翻過了，怎么能保證手槍沒被人動過呢？我事先應該檢查一下的。
　　我左手拿鑰匙開了前門，右手隨時准備好拔槍。我本可以右手拿著槍的，但是男人總得亮出點膽儿吧，即使在獨自一個人的情況下。那么，誰在看著呢？我想我自己在看著，并對自己說：“柯里，你有膽儿，你是條真漢子。”
　　我沒有開燈，而是在黑暗中查看屋里的電話答錄机，一共有10條留言，比起我土星期一個電話都沒有的記錄，十條是夠多的了。
　　我估計這些留言沒有一條是好消息，所以我拿出舅舅的水晶酒瓶和酒杯先為自己倒了一大杯白蘭地。
　　坐在舅舅的搖椅里，呷著白蘭地，我猶豫著是先听電話留言，還是上床睡覺，還是再來一杯白蘭地。結果我喝了好几杯白蘭地，直到我喝得有點暈乎乎的了，我才按下了答錄机上的按鍵。
　　“你有十條留言。”答錄机里的聲音響起，報出的數字与計數器顯示的相符。
　　第一條留言是清晨七點哈里舅舅打來的，他前一天晚上在電視上看到我了，因為當時很晚了，他不想那么晚打電話來，但他一大早打過來好像倒沒什么關系似的，虧了清晨七點我已經在去普拉姆島的路上了。
　　還有三條留言与第一條內容相似：一條是我在佛羅里達的父母的，他們自己沒在電視上看到我而是听說我上了電視；另一條是跟我有點來往的一個叫柯比的女士打來的，柯比女士一度想成為柯里太太；還有一條是我的兄弟吉姆和姐姐林恩打來的，他們都很在意兄弟嬸妹間保持聯系。也許還有更多的人看了我在電視上的簡短露面后想打來電話，可极少有人知道我的電話號碼，再說我現在又瘦又憔悴，并不是每個人都能認得出我了。
　　我前妻沒有來電話，盡管她已不再愛我，卻總是表白她還喜歡我這個人，這倒是很奇怪，因為我這人一點都不討人喜歡，也許有人會愛我，但不會有人只是喜歡我。
　　接下來是我的搭檔，法納利的留言，是早上九點打來的，他說：“嗨，傻瓜，我在早間新聞里看到你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你屁股后面有兩個殺手在找你呢，你在電視上露了面，現在人人都知道你就在東部了。你干嗎不把你的海報貼到哥倫比亞郵局去？唉，約翰，我正努力在那兩個人發現你之前找到他們。還有好消息呢——老板也想知道你在一個凶殺現場干什么。那儿發生了什么事？誰殺了那兩個人？嗨，那女的很靚。你要幫忙嗎？給我打電話。小心點，再見。”
　　我不覺笑了，好人老法納利，他是我靠得住的人。我還記得我挨槍擊后倒在街上流著血他看著我的樣子，一只手里拿著啃了一半的炸面圈，另一只手拿著槍。他啃了一曰炸面圈，然后對我說：“約翰，我要抓住他們，我向上帝起誓，我要宰了那幫殺你的狗雜种。”
　　我記得我告訴他我還沒死，他說他知道，但我可能會死的。他的眼里流著淚，我看了難受得要命，他一邊啃著炸面圈，一邊試著跟我說話，可我不知道他在說什么，我耳鳴得厲害，然后就昏過去了。
　　再接下來的留言是《紐約時報》在早上九點三十分打來的，我奇怪他們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和住址的。留言里說：“作為一個新訂戶，前十三周你只需每周付三點六美元就能享受到每日送報上門的服務，請撥打1一800—631一2500，我們隨時為您服務。”
　　“我可以在辦公室看。下一個。”
　　麥克斯的聲音從答錄机里傳來：“約翰，我鄭重聲明，你已不再為南侯德鎮警察局雇用。謝謝你的幫助，我欠你的，但我會請你喝一杯的。給我打電話。”
　　“滾你媽的，麥克斯！”
　　再下一個是中情局的超級傻瓜泰德·納什，他說：“我只想提醒你凶手還沒有抓到，你可能成為他們的目標。与你合作很愉快，我相信我們還會見面，你保重。”
　　“滾你媽的，泰德。”我想說的是如果你想威脅我，就該有膽子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即使答錄机會把話錄下來。
　　答錄机上還剩一條留言，可我沒讓它放出來就按了停止鍵。
　　我打通了“海灣景觀”旅館的電話，找泰德·納什，接電話的小伙子說登記簿上沒有這個客人，我又問：“那喬治·福斯特呢？”
　　“沒有，先生。”
　　“貝思·彭羅斯呢？”
　　“她剛剛結賬走了。”
　　我向服務員描述了納什和福斯特的樣子，他听后說：“是有兩位先生的樣子跟你說的差不多。”
　　“他們還在嗎？”
　　“是的。”
　　“告訴那個大塊頭、鬈頭發的家伙，就說柯里先生收到他的留言了，讓他自己也當心點，明白了嗎？”
　　“明白了，先生。”
　　“另外，就說我說的，讓他見他媽的鬼去。”
　　“好的，先生。”
　　我挂上電話，打了個哈欠。我累极了，在過去的四十八小時里我大概只睡了三小時，我忍不住又打了個哈欠。
　　我按下放音鍵放最后一個留言，只听見貝思的聲音說：“嗨，我正在車里給你打電話……我只想對你今天的幫助說聲謝謝，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經說過。很高興認識你，要是我們明天碰不到一起——我可能出不去——辦公室里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報告要讀——好了，不管怎么樣，我會打電話繪你。再次感謝你。”
　　答錄机里傳出“留言完畢”的聲音。
　　我把最后一條留言又放了一遍，這個電話是我跟她分手10分鐘后打來的，她的聲音非常矜持，非常陌生。這實際上是一种拒絕。我腦子里突然浮現出一個瘋狂的念頭，貝思和納什成了情人，他們正在納什的房里親熱。柯里，挺佐，好色、沉迷于女人的人是沒有好結果的。
　　還有什么比我現在的情況更糟的嗎？我在生物隔离室里待了一天，興許染上了腺鼠疫，我也許复職無望，那兩個西班牙裔殺手摸到了我的行蹤，我的朋友麥克斯炒了我的魷魚，中情局的家伙無緣無故地也可能為了他假想出的理由威脅我，還有我的愛人跑掉了，我想她正跟一個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笨蛋打得火熱呢。另外，喜歡我的人，湯姆和未迪都被人殺了。現在才晚上九點，我怎么過啊?
　　我突然想到了修道院，或者去加勒比海過一個月也許更好些，跟著我的朋友彼得·約翰遜從一個島嶼飄泊到另一個島嶼。
　　或者哪儿也不去，就在這儿堅持下去，复仇，證明自己的清白，成功，獲得榮譽，這才是約翰·柯里該做的。此外，我有別人沒有的——我對發生的一切有了一絲頓悟。
　　我坐在黑暗、寂靜的屋子里，今天第一次我能不受干撓地思考，我的腦子充滿了想法，現在我把它們整理成形。
　　我凝望著窗外的一片黑暗，腦子里的靈感仿佛變成了一張黑色屏幕上的一個個亮點，漸漸形成一個圖像。我看不清整個圖像，更別說細節了，但我大概估難了它的尺寸、形狀和方向。我需要再多几個亮點，几個靈感，那樣就能找到湯姆和朱迪被殺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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