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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考特·凡·克里夫在為凱特·福萊斯特醫生做辯護准備的過程中越陷越深，与她配合得也越發緊密，因而他逐漸意識到，他對她的情感亦變得愈發親近起來。這本身暗伏著一种危机。 他清楚地記得在法學院第二年上取證和審判實踐課時，他的教授曾勸說：“千万不要把個人情感卷入一樁案子或當事人身上而失去客觀判斷能力。律師在法庭上遭遇的一些令人震惊和措手不及的話語往往出自自己當事人之口。因而要以看待敵對證人那樣對待每一個當事人。質問他說的每一句話。找到核實的佐證，否則拒絕讓他出庭作證。” 由于沒有獲得布里斯科醫生的合作和佐證，加之听證會召開的日期又迫在眉睫，斯考特·凡·克里夫決定將教授的勸告運用到凱特·福萊斯特身上，檢驗一下她所陳述的那天夜晚在急診科發生在克勞迪業·施托伊弗桑特身上的情況是否立得住腳。 為達此目的，他打算咨詢几位婦產科醫生。他所選擇的男女醫生都是有正式資格的、持有州職業醫療行為委員會證書的專家。每一位的工作單位都不是市立醫院。他不希望這些醫生的觀點受到他們所隸屬醫院的影響。 在采訪每一個人的過程中，斯考特還估量著對方是否有成為辯護證人的可能。當然，當證人的醫生要能承受作證的壓力。近几年陪審團對醫生表現出強烈的敵意，所以醫生們都把法律程序看做折磨人的宗教法庭，而沒有公正可言。自然還有一些被稱作為職業證人的專家，他們的觀點無論是站在哪一邊都是論价出賣的，因而既昂貴又未必靠得住。 然而斯考特思量，總可能會有一兩個具有正義感的醫生愿意挺身而出向凱特伸出援助之手。首先，他要先證實凱特處理施托伊弗桑特的方法是無可挑剔的。 他第一個采訪的對象是婦產科專家斯蒂芬·威洛斯。在威洛斯的候診室等待時，斯考特感到极不自在。滿屋子全是婦女，有的肚子已大得嚇人，有的則剛怀胎不久，還有的根本不像有孕，大概在等著做常規檢查。為了掩飾他的尷尬，他隨意翻看著一本极無興趣的雜志。時不時地禁不住偷偷朝四周瞅一眼，看看那些女人是不是正以好奇的目光盯著他。 他恨不得站起來向一屋的裙釵宣稱：“你們別以為我是誰的丈夫，到這儿來是檢查精子的。或是讓醫生指點我什么時候和怎樣做愛，以使我妻子受孕。”但其實他什么舉動都沒做，而是深深地埋頭于雜志之上，直至候診室空落到只剩下他一個人為止。 接待人員大聲叫道：“凡·克里夫先生，威洛斯大夫現在可以見你了。” 他見威洛斯近六十歲的樣子，或許更老一些，花白頭發，戴眼鏡，神態干練异常。 一個理想的見證人，斯考特暗忖。 威洛斯在剛离開的病人病歷上寫完最后一筆，抬起頭說：“年輕人，你就是昨天給我打電話的律師吧？” “是的，大夫。” “有事就快說吧，半小時后我還要在醫院查房，”威洛斯說，他并沒不耐煩，而是很熱情。 “威洛斯大夫，此事与職業醫療行為辦公室即將召開的一次听證會有關。” “噢？”威洛斯收起熱情的笑臉。“這种事時有發生。” “是的，先生，時有發生，而這次這樁案子是毫無根据的。” “律師們常這么說，”威洛斯又接著說道：“我可不是專業證人。說實話，我惟一一次作證是沖著一位醫生的。” “但我還是想听听你的意見，先生。” “你想什么就說吧，”威洛斯說。 斯考特于是將凱特對他敘述的那天晚上發生的情況以及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病歷上的記錄轉述了一遍。威洛斯沉吟半晌，說：“病人說她性生活不頻繁？” “是的。” “而且說她例假也正常？” “是的，大夫。” “為了證實，那個醫生做了驗尿怀孕檢查？” “是的。不幸的是，化驗結果是陰性，誤導了醫生，”斯考特說。 威洛斯說：“我本人不愿意使用尿檢，而認為放射性荷爾蒙分析更可靠。不過考慮急診科的壓力和時間緊迫性，你那位福萊斯特醫生處理得很對。糟糕的是結果沒有化驗准。” “先生，假如那天晚上在場的是你，處理同一個病人，你會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威洛斯列數出所有症狀：“病人惡心、嘔吐、腹瀉、胃疼。那個年輕女子告訴我她是單身而且月經正常的話，我會相信她說的是真的。” “作為醫生，你認為她患的什么病？”斯考特問。 “我會确診為一般性病毒性腸胃紊亂。” “不是宮外孕？”斯考特問，緊張地等待著對方的回答。 “宮外孕可不容易判斷。很少有症狀是完全一樣的，”威洛斯說。“我可能會認定為病毒性腸胃紊亂。除非后來又出現了新的症狀或跡象，或化驗結果与我的判斷有出入，否則我不會改變看法。” “這么說，照你看來，我的當事人那天晚上的治療方法是正确的，是不是？”斯考特問，力圖得出一個結論。 “啊哈！你現在的口气倒像個律師，想誘導我去作證，”威洛斯說。“我不會出庭，也不會作證。但我認為那個醫生不論她是誰，其治療手段沒有錯，大多數优秀的醫生在當時的情況下都會那樣處理的。” “倘若病人吸毒，如可卡因等，會影響她的症狀嗎？” “哦，那當然！”威洛斯說。“肯定會在很大程度上掩蓋她的症狀。” “威洛斯大夫，你已了解了這些情況，而且知道此事關系到一個年輕醫生的前程，能不能再考慮一下出庭作證？”斯考特問。 “冒我的治療不當保險被取消的風險？如今醫生离法律躲得越遠越好。對不起，轉達我對那位年輕姑娘最誠摯的同情，希望她能渡過這一難關，保住行醫的資格。” 斯考特·凡·克里夫后來采訪的几位專家也都不愿作出充當證人的承諾。 有一點他此刻是确定無疑的。查出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是不是吸毒者，對凱特·福萊斯特的辯護將是至關重要的。 當斯考特·凡·克里夫出現在驗尸官辦公室的接待室，表明他希望就施托伊弗桑特一事求見市驗尸官時，接待秘書以為他是一名專為擺在自選市場收銀處的、登載駭人昕聞消息為小報撰寫文章的記者。 “對不起，先生，有關施托伊弗桑特的一切情況都是保密的。凡是要了解此事的人，施瓦茨曼醫生一概不見。” 斯考特·凡·克里夫一再堅持要見，秘書最終只好找來了一位年輕的法醫病理學家，然而此人更是不愿幫忙。斯考特見狀便威脅說他將訴諸法庭，要求查閱施托伊弗桑特尸体解剖的詳細材料，才被允許去見驗尸官。 凡·克里夫被人領進阿伯納爾·施瓦茨曼醫生的辦公室時，首席驗尸官正在電話里和一位市府官員爭論著什么。這使年輕的律師獲得了打量驗尸官的机會。他見后者矮小粗壯，正好能坐進他那把吱嘎作響的旋轉椅里。他同一些個頭矮小的人一樣，性格爭強好胜。此時他正態度生硬地与電話里的人爭辯著。 “現在該你听我說了，”施瓦茨曼瓮聲瓮气地說，同時指著一把椅子讓斯考特坐下。“你不同意我們的驗尸結果？把你們自己的病理學家叫來！”他听了一會儿，不客气地結束了談話：“好吧，我們法庭上見！” 放下電話后他兀自咕噥道：“天下人都成了法醫專家啦！”他轉過轉椅，面對著斯考特·凡·克里夫。“年輕人，你有什么不滿意的事？” “我是律師，想來問問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的驗尸情況。” “我們的結果已公開宣布了，”驗尸官橫橫地說。 “是你們全部的結果嗎？”斯考特又追問一句。 “是的！”施瓦茨曼的口气极為粗暴。 “我知道是你親自做的解剖，”斯考特說。 “沒錯。我所有的發現都在報告上，那是我們一貫的做法，”驗尸官解釋道。 “在公開公布的報告中，沒有提及毒性化驗結果，”斯考特指出。 “因為根本沒做毒性化驗。” “為什么？”斯考特咬住不放。 “小伙子，我是不是該叫你律師？你怎么審案子不關我的事，你也休想告訴我怎么進行解剖。” “如今吸毒成災，我覺得毒性化驗已成為例行公事。” “一旦我發現了死因；就沒必要再繼續查了，”施瓦茨曼說。 “沒必要？還是听從別人的吩咐？”斯考特說。 “听著，年輕人，你要是以為對施托伊弗桑特先生的關照就是為了掩蓋什么鬼把戲，那可是枉費心机了。” “你說的‘關照’是什么意思，醫生？” “施托伊弗桑特要求由我親自做尸体解剖，而且要在他女儿葬禮后再公布尸檢結果，市長讓我這樣做，我同意了。這個請求并不過分，是不是？他們家不希望在葬禮那天受到媒体的騷扰。” “但也不是一個正常的請求，”斯考特說。 “父母很悲傷，我們對他們關照一下是小意思，反正沒什么損失。” “在職業醫療行為辦公室面前為我的當事人辯護時，所有的事實都是十分關鍵的。” “噢，這事我已有所耳聞，太不幸了，”施瓦茨曼表示怜憫地說。“很抱歉，我幫不了你什么忙。” “你能不能至少告訴我，作為一個病理學家，如果把尸体挖出來，你認為能否發現毒品的痕跡？” “這具尸体不行，”施瓦茨曼說。 “是因為尸体里沒有毒品，還是過了這么久了已找不到毒品？”斯考特問。 “因為尸体已經沒了，”驗尸官說。“我剛做完解剖，就從長島火葬場開來一輛靈車，把尸体拉走了。” 斯考特回憶起一個被他問及的抬棺材的人對他說的話：“比我想像的要輕得多。” “想一想，”斯考特督促凱特·福萊斯特。“如果沒有毒性化驗或其他化驗報告，還有沒有醫生可以觀察到其他跡象，證明吸毒的可能？” “那要看吸什么毒，或哪种毒，”凱特說。 “不同的毒品有不同的症狀？”斯考特問。“比如說？” “比如酒精，呈現的症狀人們都很熟悉。手腳變得遲鈍，臉紅，嘔吐、惡心……” “這些症狀克勞迪亞都有，”斯考特說。 “是的。但可卡因也能引起惡心，”凱特說。 “往下說，往下說，還有什么醫生可以看到的跡象，能作出吸毒的診斷？”斯考特說。 “我确信克勞迪亞并不是酗酒，”凱特說。 “那是什么？” “可能服用了巴比土酸鹽之類的東西。” “應有哪些症狀？”斯考特問。 “頭疼、迷糊、上瞼下垂……” “上瞼下垂？” “即器官脫垂，比如上眼皮下垂。” “克勞迪亞有這個症狀嗎？” “沒有。” “你剛才說可卡因也能引起惡心，”斯考特說。 “還有嘔吐，”凱特補充一句。“此外還會興奮，緊接著是情緒低沉。盜汗，焦慮不安。” “這些克勞迪亞都有所表現，”斯考特說。 凱特笑道：“‘有所表現’？你現在說起話來已經像個醫生了。” “此案結束前，我得按醫生的想法進行思維，”斯考特說。“你能否作證說，克勞迪亞表現出的症狀或跡象是服用或濫用可卡因引起的？” 凱特猶豫片刻，搖搖頭：“坦白地說，不能。” “這一證詞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斯考特指出。“我們辯詞的一半是說你受到了不准确的怀孕化驗的誤導。另一半是，病人因服用各种毒品使醫生不可能作出确診，這一半更加重要。毒品遮蔽和歪曲了她的症狀、跡象和化驗結果，所以任何醫生也不可能确切地說出她真實的病症所在。我們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她私人醫生大概知道，”凱特說。“那個施托伊弗桑特先生曾提到的伊夫斯醫生。” “伊夫斯，”斯考特沉吟著。 “一個非常有名的內科大夫。專為有錢人治病，”凱特說。“可想而知，他可能什么都不會透露。” “不妨試試，”斯考特若有所思地說。“天知道他會不會說。” 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在派克大道捅有一座顯赫的高樓，底層沿街的所有房間便是威爾弗雷德·伊夫斯醫生的診所。診所由一位經理管理得有聲有色，井井有條。他手下有四名護士，其職責是把每一個病人安置在一間保密性很好的檢查室里，准備接受伊夫斯的檢查，這樣他寶貴的時間便一分鐘也不致白白浪費。 伊夫斯永遠是一身洁白干淨的大褂，大褂一天換四次。他工作起來准确無誤，有如一個運轉精确的鐘表。他的診斷几乎沒有任何差錯，表述的語言亦干脆而清晰明了。他的名聲不僅傳聞在紐約，而且波及全世界，故而許多病人竟來自于中東國家的統治階層。倘若你的孩子或家屬生病，或覺得自己患了重疾，而且你能付得起他索取的高額醫療費的話，你只能找威爾弗雷德·伊夫斯，因為別的醫生看不了的病他都能治。 斯考特·凡·克里夫被引進伊夫斯醫生的診室時，后者的效率令他一惊。由于伊夫斯的多數新病人都是推荐來的，所以伊夫斯張口就問：“有沒有帶來X光片、掃描等材料？” “我不是病人。” “上帝，難道伯克女士竟讓一個醫藥公司的推銷員溜了進來？”伊夫斯十分不悅地說。 “先生，我不是醫藥公司的代表，我是個律師。” 伊夫斯立即將椅子往后一退，站起身。“我不跟律師講話。如果你有什么上訴或治療不當的指控，去找我的律師談。出去！” 斯考特坐著沒動。“伊夫斯大夫，我來這儿不是抱怨，也沒有指控你的意思。而是代表一位年輕醫生了解一些情況。這位醫生必須要在州職業醫療行為委員會面前對別人對她的指控進行辯護。” “我猜想你指的是福萊斯特醫生。” “是的。” “恐怕我幫不上你的忙。再見，凡·克里夫先生。” 斯考特留意到伊夫斯知道自己的名字，而他進來時并未自報家門。他繼續說：“既然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一生的病歷你都掌握，她的情況你應當了解。她是不是吸毒成癮，常服用各种毒品？” “關于任何一個我病人情況的問題，我一概不予回答，”伊夫斯沒好气地說。 “我要是傳喚你，你也得出庭作證。” “即便真出庭，我可以使用醫生的特權，不透露病人的任何隱私情況，”伊夫斯答道。 “病人已死了。你的特權已不再适用，”斯考特說。 “這個決定要由听證會主席來做，”伊夫斯反駁說。 “其實你拒絕作證本身也能說明一定問題，”斯考特說。 “凡·克里夫先生，我很忙，”伊夫斯說，迫不及待地想結束談話。 “是的，那自然，”斯考特說。“謝謝你給我的時間。” 斯考特·凡·克里夫剛离開診室，伊夫斯就拿起了電話机。 “伯克女士，立即替我接通克勞德·施托伊弗桑特的電話。” 須臾，他的電話鈴響起來。伯克女士說：“他接通了，大夫。” “克勞德，他剛來過這儿。那個叫凡·克里夫的年輕律師。” “怎么樣？”施托伊弗桑特問。 “按照咱們說好的，我什么也沒說。可我感覺他不是個善主。” “不用擔心，威爾弗雷德。他成不了气候。” 斯考特·凡·克里夫离開位于派克大道的伊夫斯醫生診所時，對一件事已經心中有數——伊夫斯心里有鬼。克勞迪亞·施托伊弗桑特是個吸毒者已是無可爭議的事實。現在他所缺的惟有證据而已。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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