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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快十一點了；我走進玻利瓦爾街和委內瑞拉街拐角處的一家雜貨舖，如今那里是酒吧。角落里有人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他的模樣大概有點威嚴，我應聲走了過去。他坐在一張小桌前；我不知怎么覺得，他面對一個空酒杯，一動不動地在那里已經坐了很久。他身材不高不矮，仿佛是個規矩的手藝人，或許是個老派的鄉下人。稀稀拉拉的胡子已經花白。他像鄉下人那樣謹小慎微，連圍巾也沒有解掉。他邀我和他一起喝點酒。我坐下后同他攀談起來。那是一九三几年的事。 那人對我說： “先生，您不認識我，至多听人提起過我的名字，可我認識您。我叫羅森多·華雷斯。已故的帕雷德斯也許同您談起我。那個老家伙自有一套，他喜歡撒謊，倒不是為了誆人，而是和人家開玩笑。我們現在閒著沒事，我不妨把那晚真正發生的事講給您听。就是科拉雷羅被殺那晚的事。先生，您已經把那件事寫成了小說，我識字不多，看不了，但傳說走了樣，我希望您知道真相。” 他停了片刻，仿佛在梳理記憶，然后接著說道： “人們總是遇到各种各樣的事情，隨著年歲的增長，看法逐漸變化。我那晚遇到的事卻有點蹊蹺。我是在弗洛雷斯塔西面的馬爾多納多區長大的。以前那里是條臭水溝，后來總算舖了路。我一向認為進步是大勢所趨，誰都阻擋不了。總之，出身是自己無法決定的。我從沒有想過要打听我的生父是誰。我的母親克萊門蒂娜·華雷斯是個很正派的女人，替人洗熨衣服，掙錢湖口。据我所知，她是恩特雷里奧斯或者烏拉圭人；不管怎么樣，我听她談起她在烏拉圭的康塞普西翁市有親戚。我像野草那樣成長。學會了用燒火棍同別的小孩打斗。那時候我們還沒有迷上足球，足球是英國人的玩意儿。 “有一晚，一個叫加門迪亞的小伙子在雜貨舖故意找我麻煩。我不理睬，但他喝多了，糾纏不清。于是我們到外面去比試比試；到了行人道上，他回頭推開雜貨舖的門，對里面的人說： “‘別擔心，我馬上回來。’ “我身邊總帶著刀子；我們互相提防著，朝小河方向慢慢走去。他比我大几歲，和我打斗過好多次，我覺得他早就想殺了我。我挨著小巷的右邊，他挨著左邊。加門迪亞腳下給石塊絆了一下摔倒了，我想也沒想就扑了上去。我一刀拉破了他的臉，我們扭打在一起，難解難分，我終于捅到了他的要害，解決了問題。事后我發現我也受了傷，但只破了一點皮肉。那晚我懂得殺人或者被殺并不是難事。小河很遠；為了節省時間，我把尸体拖到一座磚窯后面草草藏起。我匆忙中持下他手上的一枚戒指，戴到自己手上。我整整帽子，回到雜貨舖，不慌不忙地進去，對里面的人說： “‘回來的人似乎是我。’ “我要了一杯燒酒，确實也需要定定神。那時有人提醒我身上有血跡。 “那夜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天亮時才睡著。晨禱時分，兩個警察來找我。我的母親，愿她的靈魂安息，大叫大嚷。警察把我像犯人似的押走了。我在牢房里待了兩天兩夜。除了路易斯·伊拉拉以外誰也沒有來探望，伊拉拉真是個患難朋友，可是他們不准我們見面。一天早晨，警察局長把我找去。他大模大樣地坐在扶手椅里，看也沒有看我就說： “‘如此說來，是你干掉了加門迪亞？’ “‘那是您說的，’我回答。 “‘對我說話要稱呼先生。別要花槍抵賴。這里有證人的證詞和從你家里搜出的戒指。痛痛快快在供詞上簽字吧。’ “他把筆蘸蘸墨水，遞給我。 “‘容我想想，局長先生，’我回說。 “哦給你二十四小時，讓你在牢房里好好想。我不會催你。假如你執迷不悟，那你就到拉斯埃拉斯街的踏板上去想吧。’ “那時我自然不明白他指的是絞刑架。 “‘如果你簽了字，在這里待几天就行了。我放你出去，堂尼古拉斯·帕雷德斯答應由他處理你的事。’ “他說是几天，結果過了十天之久。他們終于記起了我。我簽了他們要我簽的字据，兩個警察中的一個把我帶到加夫雷拉街。 “那里一棟房子門前的木樁上拴著几匹馬，門廳和屋里的人亂哄哄的，比妓院還熱鬧。像是一個什么委員會。堂尼古拉斯在吸馬黛茶，過了好久才答理我。他不緊不慢地告訴我，我給派到正在准備競選活動的莫隆去。他把我推荐給拉斐勒先生，請他試用。寫介紹信的是一個穿黑衣服的小伙子，据說是寫詩的，老是寫一些妓院題材的烏七八糟的東西，層次高的人不感興趣。我謝了他對我的關照，走出那個地方。到了拐角處，警察就不跟著我了。 “一切都很順利；老天知道該干什么。加門迪亞的死起初給我找了麻煩，現在卻為我舖了一條路。當然，我現在給捏在當局的掌心。假如我不替党辦事，他們會把我重新關進去，不過我有勇气，有信心。 “拉斐勒先生告誡我說，我跟著他要規規矩矩，干得好，有可能充當他的保鏢。我應該用行動證明。在莫隆以及后來在整個選區，我沒有辜負頭頭們的期望。警察局和党部逐漸培養了我作為硬漢的名气；我在首都和全省的競選活動中是個不可多得的人物。當時的競選充滿暴力；先生，我不談那些個別的流血事件了，免得您听了膩煩。那些激進派叫我看了就有气，他們至今還捧著阿萊姆１的大腿。人人都尊敬我。我搞到一個女人，一個盧漢娘們，和一匹漂亮的栗色馬。我像莫雷拉那般炙手可熱，風光了好几年，其實莫雷拉最多算是馬戲團里的高喬小丑。我沉湎于賭博喝酒。 １阿萊姆（1842—1896），阿根廷律師、政治家、激進公民聯盟領袖，領導了1890年推翻華雷斯·塞爾曼總統的革命。 “老年人說話呷唆，不過我馬上要談到我想告訴您的事了。不知道我有沒有和您提過路易斯·伊拉拉。我的一個交情极深的朋友。他上了歲數，干活沒得說的，對我特好。他當年也干過委員會的差事。平時憑木工手藝吃飯。他從不找人家麻煩，也不容人家找他麻煩。有一天早晨，他來看我，對我說： “‘你大概已經听說卡西爾達踹了我的事吧。把她從我身邊奪走的人是魯菲諾·阿古萊拉。’ “我在莫隆同那家伙有些過節。我回說： “‘不錯，我認識。阿吉萊拉几兄弟中間他算是最上路的。’ “‘不管上不上路，你現在得幫我對付他。’ “我沉吟了一會儿，對他說： “‘誰也奪不走誰。如果說卡西爾達踹了你，那是因為她愛上魯菲諾，你已經不再在她眼里了。’ “‘別人會怎么說？說我窩囊？’ “‘我的勸告是不要管別人怎么說，也不要去理會一個已經不愛你的女人。’ “‘我并不把她當一回事。對一個女人連續想上五分鐘的男人算不上漢子，只能算窩囊廢。問題是卡西爾達沒有良心。我們在一起的最后一晚，她說我老了，不中用了。’ “‘她對你說的是真話。’ “‘真話讓人痛心。我現在恨的是魯菲諾。’ “‘你得小心。我在梅爾洛見過魯菲諾打架。出手快极了。’ “‘你以為我怕他嗎？’ “‘我知道你不怕他，但你得仔細考慮。反正只有兩條路：不是你殺了他，去吃官司；就是他殺了你，你上黃泉路。’ “‘确實是這樣。換了你會怎么做？’ “‘不知道，不過我這輩子不算光彩。我年輕時不懂事，為了逃避坐牢，成了委員會的打手。’ “‘我不想做什么委員會的打手，我想報仇。’ “‘難道你放著安穩日子不過，卻為了一個陌生人和一個你已經不喜歡的女人去擔風險？’ “他不听我的，自顧自走了。不久后，听說他在莫隆的一家酒店向魯菲諾挑釁，在魯菲諾手下喪了命。 “他自找死路，一對一地、公平地被人殺了。作為朋友，我勸告過他，但仍感到內疚。 “喪禮后過了几天，我去斗雞場。我一向對斗雞不感興趣，那個星期天更覺得惡心。我想，那些雞自相殘殺，血肉模糊，又是何苦來著。 “我要說的那晚，也就是我故事里最后的那晚，我和朋友們約好去帕爾多跳舞。過去了那么多年，我還記得我女伴穿的花衣服的模樣。舞會在院于里舉行。難免有些酗酒鬧事的人，但我安排得妥妥帖帖。午夜十二點不到，那些陌生人來了。其中一個叫科拉雷羅的，也就是那晚被害的人，請在場所有的人喝了几杯酒。事有湊巧，我們兩人屬于同一類型。他不知搞什么名堂，走到我面前，開始捧我。他說他是北區來的，早就听說我的大名了。我隨他去說，不過開始怀疑起來。他不停地喝酒，也許是為了壯膽吧，最后說是要同我比試一下。那時誰都弄不明白的事發生了。我在那個莽撞的挑釁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羞愧。我并不害怕；如果害怕，我倒出去和他較量了。我裝著什么事也沒有發生似的。他湊近我的臉，大聲嚷嚷，故意讓大家听見。 “‘敢情你是個窩囊廢。’ “‘不錯，’我說。‘我不怕做窩囊廢。你高興的話還可以對大家說，你罵過我是婊子養的，朝我臉上啐過唾沫。現在你舒服了吧。’ “那個盧漢娘們把我插在腰帶里的刀子抽出來，塞進我手里。她著重說： “‘羅森多，我想你非用它不可了。’ “我扔掉刀子，不慌不忙地走了出去。人們詫异地讓開。我才不管他們是怎么想的。 “為了擺脫那种生活，我到了烏拉圭，在那里赶大車。回國后。我在這里安頓下來。圣特爾莫一向是個治安很好的地區。” ------------------ 亦凡公益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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