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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總是有點時代錯亂。咖啡館退化成了酒吧；本來通向院子，可以瞥見葡萄架的門廳現在成了盡頭有電梯的幽暗的走廊。多少年來我一直記得塔爾卡瓦諾街附近是布宜諾斯艾利斯書店；一天上午我發現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古玩店，并且听說書店老板堂圣地亞哥·菲施拜恩已經去世。菲施拜恩是個胖子；我記不太清他的長相，卻記得我們長時間的聊天。他鎮定自若，常常譴責猶太复國主義，說它使猶太人成了普普通通的人，像所有別的人那樣給捆綁在一個單一的傳統、單一的國家上，不再具有目前那种丰富多彩的复雜性和分歧。他還告訴我，當時在編纂一部龐大的巴魯克·斯賓諾莎作品選集，刪去了那些妨礙閱讀的歐几里德几何學的繁蕪，給那异想天開的理論增添了虛幻的嚴謹。他給我看羅森羅思的《猶太神秘主義發凡》的善本，但又不肯賣給我，不過我藏書中有些金斯伯格和韋特的書卻是在他店里買的。 一天下午只有我們兩個人，他告訴了我他生活中一個插曲，今天我可以公之于眾。當然，有些細節要作些改動。 “我要講一件從未告訴過別人的事。我的妻子安娜不知道，我最好的朋友也都不知道。那是多年以前的事，現在已恍如隔世。也許可供你作為一篇小說的素材，你當然會加以剪裁。不知道我有沒有對你說過，我是恩特雷里奧斯人。我們說不上是猶太高喬；從來就沒有猶太高喬。我們是商人和小庄園主。我生在烏爾第納蘭，對那個地方已毫無印象；我父母來布宜諾斯艾利斯開店時，我年紀很小。我們家過去几個街區就是馬爾多納多河，再過去是荒地。 “卡萊爾說過，人們需要英雄。格羅索寫的傳記使我崇拜圣馬丁１，但是我發現他只是一個在智利打過仗的軍人，如今成了一座青銅雕像和一個廣場的名字。一個偶然的机會讓我遇到一個截然不同的英雄：弗朗西斯科·費拉里，對我們兩人都不幸。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 １圣馬丁（1778—1850），阿根廷將軍、政治家，早年曾參加對拿破侖作戰，1814年建立著名的安第斯軍，与西班牙殖民軍作戰，于1818及1821年分別解放了智利和秘魯，接受了秘魯保護者的稱號。之后他功成身退，僑居法國。 一据說我們那個區不像科拉雷斯和巴霍那么野，不過每一家雜貨舖里都有一幫愛尋釁鬧事的閒人。費拉里老是泡在三執政—泰晤士雜貨舖。促使我成為他的崇拜者的一件事就發生在那里。我去買一夸特馬黛茶。一個留著長頭發和胡子的陌生人跑來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費拉里和顏悅色地對他說： “‘喂，咱們前晚不是在胡利亞娜舞場見過面嗎？你是哪里來的？’ “‘圣克里斯多巴爾，’對方說。 “‘我有話奉勸，’費拉里暗示說，‘你以后別來啦。這儿有些蠻不講理的人也許會讓你不痛快。’ “圣克里斯多巴爾來的人一甩胡子走了。或許他并不比對方差勁，但他知道強龍斗不過地頭蛇。 “從那天下午開始，弗朗西斯科·費拉里成了我十五歲時的向往的英雄。他身体壯實、相當高大、儀表堂堂，算是時髦的。他老是穿黑顏色的衣服。不久，我們又遇到第二件事。我和母親、姨媽在一起；我們碰上几個大小伙子，其中一個粗聲粗气地對其余的人說： “‘放她們過去。老婆娘。’ “我不知所措。這時費拉里正好從家里出來，他插手了。他面對那個挑釁的人說： “‘你既然想找事，干嗎不找我？’ “他挨著個儿慢慢地瞅著他們，誰都不吭聲。他們知道費拉里。 “他聳聳肩膀，向我們打了招呼走了。在离開前，他對我說： “‘你如果沒事，待會儿去酒店坐坐。” “我目瞪口呆。我的姨媽莎拉說： “‘一位紳士，他讓夫人們得到尊敬。’ “我母親怕我下不了台，評論說： “‘我看是一個容不得別人拿大的光棍。’ “有些事情我不知該怎么向你解釋。如今我混得有些模樣，我有了這家我喜歡的書店，我看看這里的書，我有像你這樣的朋友，我有妻子儿女，我加入了社會党，我是個阿根廷好公民，是個好猶太人。我是個受到尊敬的人。現在你看我的頭發几乎脫光了；當時我卻是個窮苦的俄羅斯小伙子，紅頭發，住在郊區。人們瞧不起我。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我試圖同別人相似。我自己起了圣地亞哥這個名字，以回避原來的雅各布，菲施拜恩這個姓沒有動。我們大家都努力符合人們指望看到我們的模樣。我意識到人們對我的蔑視，我也蔑視自己。在那個時代，尤其在那种環境中，重要的是勇敢；但我自知是懦夫。我見了女人就膽戰心惊；我為自己畏葸的童貞感到羞愧。我沒有同齡的朋友。 “那晚我沒有去雜貨舖。我一直不去就好了。我總覺得費拉里的邀請帶有命令的口吻。一個星期六的晚飯后，我走進那個地方。 “費拉里在一張桌子上座。一共六七個人，我都面熟。除了一個老頭之外，費拉里年紀最大。老頭言語不多，說話的神情很疲憊，唯有他的名字我一直記得：堂埃利塞奧·阿馬羅。他松弛的寬臉有一條橫貫的刀疤。后來我听說他吃過官司。 “費拉里吩咐堂埃利塞奧挪個地方，讓我坐在他左邊。我受寵若惊，手腳都不知道往哪里擱才好。我怕費拉里提起前几天叫我丟人的事。根本沒提；他們談的是女人、賭牌、選舉、一個該到而沒有到的歌手以及區里的事。起初他們和我格格不入；后來接納了我，因為費拉里要他們這樣做。盡管他們大多有意大利姓，他們各自都覺得是土生土長的，甚至是高喬，別人也有這种感覺。他們有的赶馬幫，有的是車把式，甚至是屠夫；他們經常同牲口打交道，气質接近農民。我覺得他們最大的愿望是成為胡安·莫雷拉那樣的人。他們最后叫我小羅來，不過這個綽號并沒有輕蔑的意思。我跟他們學會了抽煙和別的事。 “在胡宁街的一家妓院里，有人問我是不是弗朗西斯科·費拉里的朋友。我說不是；我覺得如果回答說是，未免像是吹牛。 “一晚，警察闖進來盤問我們。有的人不得不去警察局；他們沒有碰費拉里。半個月后，重演了一次；這次費拉里也給帶走了，他腰里有把匕首。也許他在本區的頭頭那里已經失寵。 “現在我覺得費拉里是個可怜虫，上當受騙，被人出賣；當時他在我心目中卻是一個神。 “友誼是件神秘的事，不次于愛情或者混亂紛蕪的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我有時覺得唯一不神秘的是幸福。因為幸福不以別的事物為轉移。勇敢的、強有力的弗朗西斯科·費拉里居然對我這個不屑一顧的人怀有友情。我認為他看錯了人，我不配得到他的友誼。我試圖回避，但他不允許。我母親堅決反對我同她稱之為流氓、而我仿效的那伙人來往，更加深了我的不安。我講給你听的故事的實質是我和費拉里的關系，不是那些肮髒的事情，如今我并不為之感到內疚。只要內疚之感還持續，罪過就還存在。 “又回到費拉里旁邊座位上的老頭在同他竊竊私語。他們在策划。我在桌子另一頭听到他們提起韋德曼的名字，韋德曼的紡織厂靠近郊區，地段偏僻。沒多久，他們不作什么解釋，吩咐我去工厂四面轉轉，特別要注意有几扇門，位置如何。我過了小河和鐵路時已是傍晚。我記得附近有几幢零散的房子、一片柳樹林、几個坑。工厂是新蓋的，但有些荒涼的況味；它紅色的磚牆在我記憶中如今和夕陽混淆起來。工厂周圍有一道鐵欄杆。除了正門之外，有兩扇朝南的后門，直通工厂房屋。 “你也許已經明白了，可是我當時遲遲沒有懂得他們的用意。我作了匯報，另一個小伙子證實了我說的情況。他的姐姐就在工厂工作。大家約好某個星期六晚上都不去雜貨舖；費拉里決定下星期五去搶劫。我擔任望風。在那之前，最好別讓人家看見我們在一起。我們兩人走在街上時，我問費拉里： “‘你信得過我嗎？’ “‘當然啦，’他回說。‘我知道你是個男子漢。’ “那天和以后几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對母親說，我要去市中心看新來的牛仔表演。我穿上我最体面的衣服，去莫雷諾街。電車路很長。到了警察局，他們讓我等著，最后一個姓阿爾德或者阿爾特的工作人員接待了我。我說有机密事情相告。他讓我大膽說。我向他透露了費拉里策划的事。使我詫异的是他竟不知道這個名字；我提起堂埃利塞奧時情況卻不同。 “‘噢，’他說。‘那原是東區團伙的。’ “他請來另一位管轄我那個區的警官，兩人商談了一會儿。其中一個稍帶譏刺的口气問我： “‘你是不是認為自己是好公民才跑來舉報？’ “我覺得他太不了解我了，回答說： “‘是的，先生。我是個好阿根廷人。’ “他們囑咐我照舊執行我頭頭的命令，但是發現警察赶到時不要打忽哨發出約定的暗號。我告辭時，兩人中間的一個警告我說： “‘你得小心。你知道吃里爬外的下場是什么。’ “兩個警官說了這句黑話高興得像是四年級的學生。我回說： “‘他們殺了我最好，我求之不得。’ “星期五一大早，我感到決定性的一天終于來到的輕松，并為自己一點不內疚而慚愧。時間過得特別慢。我晚飯几乎沒有碰。晚上十點鐘，我們在离紡織厂不到一個街區的地點會合。我們中間有一個人沒到；堂埃利塞奧說總是有臨陣脫逃的窩囊廢。我想事后正好把過錯全歸在他頭上。快下雨了。我怕有人留下同我一起，但他們只讓我一個人守在一扇后門外面。不久，警察在一名警官帶領下出現。他們是步行來到的；為了不打草惊蛇，他們把馬匹留在一塊空地上。費拉里已經破門，大伙悄悄進了紡織厂。突然響起四聲槍擊，使我一惊。我想他們在屋里暗處殘殺。接著，我看到警察押著那些上了手銬的小伙子出來。隨后是兩個警察，拖著費拉里和堂埃利塞奧。他們中了彈。審訊記錄上說他們拒捕，先開了槍。我知道這是撒謊，因為我從未見過他們身邊帶手槍。警察利用這次机會清了舊賬。后來我听說費拉里當時想逃跑，一顆子彈結果了他。當然，報紙把他說成是他也許從未成為的、而是我夢想成為的英雄。 “我是和別人一起逮捕的，不久就放了我。” ------------------ 亦凡公益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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