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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赫來一邊思考，一邊從嘴里取下煙斗，小心地用指頭按了按隆起的煙灰。煙斗已經滅了。 屋子里十几個人在吸煙，灰色的煙霧宛如浮云，在天花板上的毛玻璃燈罩下面，在省委書記坐椅的上方繚繞。圍著桌子坐在辦公室角落里的人，看上去就像罩在薄霧中。 胸口貼著桌子，坐在省委書記旁邊的是托卡列夫老頭。他气憤地捻著小胡子，偶爾斜眼瞅一下那個禿頂的矮個子，這家伙嗓子又尖又細，一直在羅里羅嗦地兜圈子，說些像雞蛋殼一樣空洞的廢話。 阿基姆看見了這個老鉗工斜視的目光，這目光使他回想起童年——那時候他們家里有一只愛斗的公雞，叫“專啄眼”。每當它准備進攻的時候，也是這樣斜眼打量對手的。 省党委的會議已經開了一個多小時。禿頭是鐵路林業委員會的主席。 他一邊用敏捷的手指翻動文件，一邊滔滔不絕地說：“……正是因為有這些客觀原因，省委和鐵路管理局的決議才無法實現。我再說一遍，就是再過一個月，我們能夠提供的木柴也不會超過四百立方米。至于完成十八万立方米的任務，那簡直是……”禿頭在挑選字眼，“烏托邦！”說完，小嘴巴一撇，露出一副抱屈的神情。 接著是一陣沉默，仿佛持續了很久。 朱赫來用指甲敲著煙斗，想把煙灰磕出來。托卡列夫說話了，他那低沉的喉音打破了沉默：“這沒什么好磨嘴皮子的。你的意思是說：鐵路林業委員會過去沒有木柴，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是這樣嗎？” 禿頭聳了聳肩膀。 “很抱歉，同志，木柴我們早就准備好了，只是沒有馬車往外運……”小矮個子哽住了。他用方格手絹擦了擦光禿禿的腦袋，擦完之后，好久也找不到衣袋，就焦躁地把手絹塞到皮包底下去了。 “您都采取了些什么措施運送木柴呢？原來領導這項工作的那些專家搞了鬼，可是他們給抓起來好些日子了。”坐在角落里的杰涅科說。 禿頭朝他轉過身來，說：“我已經向鐵路管理局打了三次報告，說沒有運輸工具就不可能……” 托卡列夫打斷了他的話：“這我們早就听說了，”老鉗工輕蔑地哼了一聲，狠狠地瞪了禿頭一眼。“拿我們當傻瓜還是怎么的？” 這一問，嚇得禿頭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對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我可不能負責。”禿頭回答的聲音已經低了下來。 “但是，他們在离鐵路很遠的地方伐木，這事您知道吧？” 阿基姆問。 “听說過，不過這种不正常的現象是別人轄區里的事，我是不能向上級報告的。” “您手下有多少工作人員？”工會理事會主席向禿頭提了一個問題。 “大約二百人。” “這幫飯桶每人一年只砍一立方米！”托卡列夫冒火了，使勁啐了一口。 “鐵路林業委員會全体人員都領頭等口糧，我們讓城里的工人把口糧節約下來給你們，可你們干了些什么呢？我們撥給工人的那兩車皮面粉，你們弄到哪儿去了？”工會理事會主席繼續追問。 四面八方都向禿頭提出各种各樣尖銳的問題，可是他對這些問題卻一味支吾搪塞，就像對付逼債的債主一樣。 這家伙滑得像條泥鰍，根本不正面回答問題，兩只眼睛卻不停地東張西望。他本能地感覺到危險逼近了。他又心虛，又緊張，現在他只有一個愿望——赶快离開這里回家，家里已經准備好了丰盛的晚餐，他那風韻猶存的妻子正在讀保羅·德·科克〔保羅·德·科克（１７９４—１８７１），法國作家。——譯者〕的小說消遣，等他回去吃晚飯。 朱赫來一面注意听禿頭的回答，一面在筆記本上寫道：“我認為，應當對這個人做更深入的審查，他不是工作能力低的問題。我已經掌握了他的一些材料……不必再同他談下去，讓他滾開，咱們好干正事。” 省委書記讀完接到的紙條，向朱赫來點了點頭。 朱赫來站起來，走到外屋去打電話。他回來的時候，省委書記已經念到決議的結尾：“……鑒于鐵路林業委員會領導人公然消极怠工，故撤銷其職務，并將此案交偵查机關審理。” 禿頭本來以為不會這么便宜他。不錯，指責他消极怠工，撤了他的職，說明對他是不是可靠產生了怀疑，不過，這終究是小事一樁。至于博亞爾卡的事情，他是不用擔心的，又不是他轄區里的事。“呸，真見鬼，我還以為他們摸到我的什么底了呢……” 他差不多完全放下心來了，一邊往皮包里收拾文件，一邊說：“也好，反正我是一個非党專家，你們有權不信任我。但是我問心無愧。要是有什么工作我沒有做到，那只是因為力不從心。” 誰也沒有答理他。禿頭走出房間，急急忙忙跑下樓梯，輕松地舒了一口气，拉開了臨街的大門。就在門口，一個穿軍大衣的人問他：“公民，您貴姓？” 禿頭嚇得心都要蹦出來了，結結巴巴地說：“切爾……溫斯基……” 在省委書記的辦公室里，那個“外人”走出去之后，十三個人全把腦袋緊緊地湊到大桌子上面來了。 “你們看……”朱赫來用手指按著攤開的地圖說。“這是博亞爾卡站，离車站七俄里是伐木場。這儿堆積著二十一万立方米木柴。一支勞動大軍在這儿干了八個月，付出了巨大的勞動，結果呢——咱們被出賣了，鐵路和城市還是得不到燃料。木柴要從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運到車站來。這就至少需要五千輛大車，整整運一個月，而且每天要運兩趟。最近的一個村庄在十五俄里以外，而且奧爾利克匪幫就在這一帶活動……這是什么意思，你們明白了吧？……再看，按照計划，伐木應該從這儿開始，然后向車站方向推進，可是這幫坏蛋反而把伐木隊往森林里引。他們的算盤打得倒挺如意：這樣一來，咱們就不能把伐倒的木頭運到鐵路沿線。事實上也是這樣，咱們連一百輛大車也弄不到。他們就是這樣整咱們的！……這一招跟搞暴動沒有什么兩樣。” 朱赫來緊握著的拳頭沉重地落在打了蜡的地圖上。 對于日益逼近的威脅，朱赫來雖然沒有明說，但是在座的十三個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冬天已經到了大門口。醫院、學校、机關和几十万居民都只能听任嚴寒的擺布。車站擠滿了人，像一窩螞蟻，而火車卻只能每星期開一次。 每個人都陷入了沉思。 朱赫來松開了拳頭，說：“同志們，只有一條出路，就是在三個月的期限內，從車站到伐木場修一條輕便鐵路，全長是七俄里。爭取在一個半月之內，就把鐵路修到伐木場的邊緣。這件事我已經研究了一個星期。要完成這項工程，”朱赫來焦干的嗓子變得沙啞了。 “需要三百五十個工人和兩個工程師。普夏—沃季察有現成的鐵軌和七個火車頭，是共青團員們在那儿的倉庫里找到的。戰前想從那儿舖一條輕便鐵路到城里來。不過，工人們在博亞爾卡沒有地方住。當地只有一所破房子，過去是林業學校。工人只好分批派去，兩個星期輪換一次，時間長了受不了。阿基姆，咱們把共青團員調上去，怎么樣？” 他沒有等回答，接著說：“共青團要把能派出的人都派去，首先是索洛緬卡區的團員和城里的一部分團員。任務十分艱巨，但是只要跟同志們講清楚，只有這樣才能拯救全城和鐵路，他們一定會完成任務的。” 鐵路局長怀疑地搖了搖頭。 “這么干不見得會有什么結果吧。在這么荒涼的地方舖七俄里長的鐵路，又赶上現在是秋天，雨水多，眼看就要上凍了。”他有气無力地說。 朱赫來連頭也沒有回，不客气地說：“你要是早把伐木工作管好，就沒這些事了，安德列·瓦西里耶維奇。鐵路支線一定要建成。總不能抱著肩膀，干等著凍死。” 麗達的日記本里新寫了滿滿兩頁紙： 組織人力去修輕便鐵路的動員工作已經進行兩天多了。 索洛緬卡區的團組織几乎整個都派去。團省委委員去三個人——杜巴瓦、潘克拉托夫和柯察金，由此可見這項工程多么重要。這三個人是朱赫來同志親自選中的。我和阿基姆曾兩次去他那里，一起商量了好久。他說，這項工程极其艱苦，如果失敗，那就要大難臨頭。后天有一列專車送工人到工地去。 昨天召開了去工地的党團員會議，托卡列夫發表了精彩的演說。省党委把領導這項工程的重任托付給這位老人，這個人選太恰當了。總共有四百人要去，其中共青團員一百名，党員二十名，工程師和技術員各一名。今天扎爾基和柯察金到交通專科學校去動員學生。是的，是柯察金。要不是圖夫塔吹毛求疵，挑起事端，我還真不知道他就是謝廖沙常常談起的那個保爾。圖夫塔因為挾嫌泄私憤，在常委會上受到申斥的處分。就是在常委會上，他也沒有完全放棄指責保爾。事情發生在積极分子會議上。 當時正在挑選去工地的人員。圖夫塔突然對保爾的任命提出异議。他的理由讓我們全都感到吃惊。圖夫塔說，保爾同資產階級分子有聯系，加之過去參加過反對派，因此，不能讓他擔任小隊的領導。 我看著保爾。當圖夫塔應大家的要求，提出證明，進行解釋的時候，保爾的目光由惊奇變成了憤怒。圖夫塔說的是：粉碎反革命陰謀那次，圖夫塔和保爾編在同一個分隊里，他們到一個教授家去搜查。這個教授的女儿原來是保爾的熟人。圖夫塔偷听到她和保爾的談話，她問保爾：“真的是您讓人來搜查我家的嗎，柯察金同志？要真是這樣，對我便是一种莫大的侮辱。您對我們家好像是相當了解的。”保爾回答說，如果在你們家什么可疑的人都搜不出來，分隊會离開的。圖夫塔要求保爾說清楚，他跟資產階級小姐怎么會這么親近熟悉。 保爾表現得不錯。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這在他是不容易的。他是這樣回敬圖夫塔的：“同志們，如果是你們當中任何一個別的人說我這种閒話，我是會很惱火的。現在是圖夫塔說，那就是另一碼事了。眼下大家都忙得不可開交，而這位同志不是和大家共同做好工作，卻在那里亂咬人，這是為什么呢？只有天知道。朋友們，我當然是要解釋清楚的，不過不是向他，而是向你們大家。事情很簡單，一九二○年，我在這個教授家中寄住過一陣子，這就相互認識了唄。這家人沒有做過什么坏事。至于我過去犯的政治錯誤，我一直牢記心間。沒有一位同志再翻過老帳。圖夫塔現在的做法是不正确的。等到了工地，我們會有机會來證明這一點的。” 保爾的話給打斷了，大家不讓他再說下去。圖夫塔受到申斥的處分。我想在保爾去博亞爾卡之前同他見一次面。 交通專科學校兩層樓的大樓房里鬧哄哄的一片，各年級的頭頭在召集學生開全体會議。有人拽了一下保爾的袖子。 “你好，保爾，哪陣風把你給吹來啦？”打招呼的是一個目光嚴肅的小伙子，他戴著學校的制帽，帽子底下耷拉下來一綹波浪形的鬈發。 小伙子名叫阿廖沙·科漢斯基，与保爾同年，是保爾的同鄉。阿廖沙的哥哥也在阿爾焦姆工作的机車庫當鉗工。科漢斯基一家辛辛苦苦，省吃儉用，供他讀書。小伙子也不賴，一邊勞動一邊學習，讀完了技工學校高級班，又到基輔來上學。阿廖沙長話短說，向保爾講了講他上學的經過和波折：“咱們城里來了六個人。這些人你大概都認識，有舒拉·蘇哈里科、扎利瓦諾夫、沙拉蓬，就是那個小滑頭，獨眼龍，記得吧？還有薩什卡·切博塔里、万卡·尤林。他們几個，一路上吃的東西，家里全給准備得好好的，又是果醬，又是香腸，又是烙餅，七七八八一大堆。我呢，塞了一盒子黑面包干就上路，再也沒有別的可帶的。這几個中學生，一路上一個勁儿耍笑我。把我气得要命，恨不得狠狠揍這几個坏蛋一頓。別看他們有五個狗東西，我興許要吃虧，可撈到一個我算夠本。實在叫人受不了。听他們說的：‘龜孫子，你往哪儿鑽哪？傻瓜，呆家里摳土豆去吧。’唉，算了。總算到了基輔。 他們全都帶著介紹信，去找這個長那個長。我一口气跑到軍區參謀部。我想當飛行員。睡覺做夢我都能夢見在半空中打轉轉。” 保爾微微一笑，開玩笑地問阿廖沙：“地下就擠不下你了？” 阿廖沙也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說：“參謀部的人也這么說：‘你干嗎非要穿云破霧呢？還是地下保險。’他們都取笑我。我連縣團委的介紹信都帶著呢，請他們幫助我進空軍。我們家還住過一個搞軍需供應的政委，叫安德列耶夫。他也在介紹信背面寫了几句。一字不差，這么寫的：‘本人認為科漢斯基同志有覺悟。總的說是個棒小伙子。腦袋瓜也挺靈。出身工人家庭。他想開飛机，那就讓他去學嘛，可以支援世界革命嘛。’下面的簽名是：‘第一三○博貢師軍需隊政委安德列耶夫’。” 保爾打心眼里樂開了。阿廖沙也哈哈大笑，引得一幫學生圍攏過來。阿廖沙邊笑邊繼續說：“是啊，飛行員的事沒辦成。參謀部里的人向我解釋說，眼下沒有飛机讓我開。要是先學點技術，倒可以，飛机嘛，啥時候開都不晚。我就跑這里來了，遞了申請書。結果呢，入學要考試。那五個家伙也在這里。考試兩個禮拜之后進行。我一看——大事不妙。一個名額八個人爭，來的還大多是城里人。有的找到教授先來一遍模擬考試，有的像我們這几位，都是中學七年級畢業。我赶緊翻書，恢复恢复記憶。還要去打工，卸一車皮木柴，夠兩天吃的。后來木柴沒有卸的了，只好勒褲腰帶。而我們那几位呢，成天忙著跑劇院，深更半夜才回宿舍。宿舍本來冷冷清清的，學生們差不多都去度暑假了。可只要這几個家伙一回來，就甭想再看書：叫啊，鬧啊，笑啊。扎利瓦諾夫領他們去輕歌劇院，介紹他們認識了一些女演員。三天工夫，她們把他們口袋里的錢掏了個精光。等到沒東西下肚了，這幫混蛋就來個順手牽羊，牽走了一個外地考生的四十只雞蛋，又趁我不在，一頓嚼光了我剩下的一點面包干。 “考試的一天終于到了。第一門考的是几何。發的試卷上都蓋了圖章，三十五分鐘解習題。我看看黑板上的試題，全會做。再瞧瞧那几個中學生，一個個傻了眼，都在絞腦汁呢。 愁眉苦臉，齜牙咧嘴的，又好像他們椅子上有人釘了几只尖木樁，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沙拉蓬那個汗哪，劈里啪啦往下掉。他那副傻瓜嘴臉，一只獨眼溜東溜西的。我心里尋思，狗娘養的，這可不像你擰姑娘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過气來，又接著說下去：“我解完了題，站起來，准備交給教授。蘇哈里科和扎利瓦諾夫壓低嗓門，老鼠似的吱吱叫喚：‘遞張小抄過來。’“我徑直朝桌子走去，路過切博塔里身旁。他在小聲咒罵我，罵得可難听了。兩天下來，他們各得了四個兩分，退出了考試。我沉住气繼續考。他們在干什么呢？有一次蘇哈里科來找我，說：‘別在這里泡啦。我們私下里從老師那儿打听到，你有兩個兩分。反正考不取。跟我們一起報建筑專科學校吧，那里容易取。現在還來得及。’我差點信了他的話，不過并沒有放棄考試。反正只剩下兩門了，考完再說。結果呢，他們是糊弄我。我考取了，他們几個進了專科學校附設的二年制技校，這樣就可以蒙騙家里人。入學沒有要他們考試，因為技校只要求中學二年級的文化。他們領到了學生證、免票卡。如今哪條鐵路線上都少不了他們。跑單幫，投机倒把，腰包塞得鼓鼓的。有了錢就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經搬了三次家。 到哪儿都鬧事，酗酒，讓人家攆出來。尤林也盡量躲著他們，他進了建筑專科學校。” 走廊上越來越擠。人不斷往大教室去。保爾和阿廖沙也往那里去。路上，阿廖沙又想起了什么，笑得喘不上气來，說：“前不久尤林順路去看他們。他們在賭牌。尤林也湊熱鬧，沒想到贏了。你猜怎么著？他們把他的錢搶過去，還狠揍了一頓，又赶出了門。這真叫活該。” 寬敞的大教室里，會議一直開到半夜，做爭取多數人的工作。扎爾基發了三次言。去建筑工地的事，多數學生听都不想听。身穿校服、戴著錘子領章的學生叫喊起哄，兩次破坏了投票。扎爾基在這里沒有依靠對象。兩個團員對五百個學生，學生中三分之二又都是“爹媽的寶貝疙疸”。民主空气最好的是一年級，那里的頭是阿廖沙。机械系一年級的頭達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他是一個長著一對充滿幻想的眼睛的青年。這兩個年級多數人投了贊成票。到了第二天早晨，學校團支部才答應派四十名學生去修鐵路。 最后几只工具箱搬上了火車。乘務員也都站到了各自的崗位上。天下著蒙蒙細雨。麗達的皮夾克濕得發亮，雨珠像小玻璃球一樣從上面滾下來。 麗達在送別托卡列夫，她緊緊握住老人的手，輕聲說：“祝你們成功。” 老人的眼睛從灰白的長眉毛下面親切地看了看她。 “是呀，真他媽的給咱們找麻煩。”他咕噥了一句。“你們在這儿看著點。要是誰跟我們扯皮，你們看准地方，就給他們點厲害看看。這幫廢物干什么都拖拖拉拉的。好了，孩子，我該上車了。” 托卡列夫裹緊了短外衣。就在他臨上車前，麗達像是無意地問：“怎么，難道保爾不跟你們一起去嗎？他怎么不在這儿呢？” “他昨天就坐軋道車走了，跟技術指導員打前站去了。” 扎爾基和杜巴瓦沿站台匆匆朝這邊走來，同他們在一起的還有安娜·博哈特，她把短外套很隨便地披在身上，纖細的手指夾著一支熄了的香煙。 麗達注視著這三個人，又向托卡列夫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保爾跟你學得怎么樣？” 托卡列夫惊訝地看了她一眼：“什么學得怎么樣？那小伙子不是一直歸你管的嗎？他常跟我提到你，夸起來沒個完。” 麗達仔細听著，有點不大相信老人的話。 “是這樣嗎，托卡列夫同志？他說他跟我學過的東西，都要上你那儿再學一遍。” 老人大笑起來。 “上我那儿？……我連他的影子都沒見過。” 汽笛響了。克拉維切克在車廂里喊道：“烏斯季諾維奇同志，你放我們的大叔上車吧，這樣不行啊！沒有他我們可怎么辦呢？” 這個捷克人還想說些什么，但是一看見走到跟前的那三個人，便不再做聲了。他在瞬息間同安娜的不平靜的眼神接触了一下，看到她對杜巴瓦露出惜別的微笑，覺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便迅速离開了車窗。 秋雨打著人們的臉。一團團飽含雨水的烏云，在低空慢慢移動。深秋，一望無際的森林里，樹葉全落了。老榆樹陰郁地站著，把滿身皺紋藏在褐色的苔蘚下面。無情的秋天剝去了它們華麗的盛裝，它們只好光著枯瘦的身体站在那里。 小車站孤獨地隱在樹林里。一條新修的路基從車站的石頭貨台伸向森林。路基周圍是螞蟻一樣密集的人群。 討厭的粘泥在靴子底下扑哧扑哧直響。路基兩旁的人們狠勁地挖著土。鐵器發出沉重的撞擊聲，鐵鍬碰著石頭，鏗然作響。 雨像用篩子篩過的一樣，又細又密，下個不停。冰冷的雨水滲進了衣服。雨水也沖走了人們的勞動成果，泥漿如同稠粥從路基上淌下來。 濕透了的衣服又重又冷，但是人們一直干到天黑透了才离開工地。 修筑的路基一天比一天延長，不斷伸向密林深處。 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座石頭房的空架子，凄涼地立在那里。里面的東西，凡是撬得下、拆得開、砸得動的，早就被洗劫一空了。門窗成了張口的大洞；爐門成了黑窟窿。房頂也破爛不堪，好多地方露出了椽子。 唯一沒有遭劫的是四個房間里的水泥地面。每天夜里，四百個人就穿著里外濕透、濺滿泥漿的衣服躺在上面睡覺。大家在門口擰衣服，髒水一股股流下來。他們用最難听的話咒罵這惡劣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水泥地面上薄薄地舖了一層干草，他們緊挨著睡在上面，相互用体溫取暖。衣服冒著气，但是從來沒有干過。雨水滲過擋窗洞的麻袋，滴落到地上。雨點像密集的霰彈敲打著屋頂上殘留的鐵皮。冷風不斷從破門縫里吹進來。 廚房是一座破舊的板棚。早晨大家在這里草草吃完茶點，就到工地上去。午飯是單調得要命的素扁豆湯和一磅半几乎跟煤一樣黑的面包。 城里能夠供應的只有這些東西。 技術指導員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維奇·帕托什金是個高個子的干巴老頭，臉上有兩道很深的皺紋。技術員瓦庫連科個子不高，但是很壯，粗笨的臉上長著一個肉墩墩的大鼻子。 他們倆住在火車站站長家里。 托卡列夫住在車站肅反工作人員霍利亞瓦的小房間里。 霍利亞瓦長著兩條短腿，像水銀一樣好動。 筑路工程隊以堅韌不拔的毅力經受著各种艱難困苦。 路基一天天向森林的深處伸展。 工程隊里已經有九個人開了小差。過了几天，又跑了五個。 筑路工程剛進行一個多星期，就受到了第一次打擊——有一天晚上，火車沒有從城里運面包來。 杜巴瓦叫醒了托卡列夫，向他報告了這件事。 工程隊党組織書記托卡列夫坐起來，把兩條長毛腿垂到地板上，使勁地搔著胳肢窩。 “真會開玩笑！”他一邊咕噥，一邊迅速穿上衣服。 霍利亞瓦像球一樣跑進房間來。 “快去挂電話，要特勤部。”托卡列夫吩咐他，接著又叮嚀杜巴瓦：“面包的事，你對誰也不許說。” 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霍利亞瓦跟電話接線員吵了半個鐘頭，終于同特勤部副部長朱赫來接通了電話。托卡列夫听他跟接線員爭吵，急得直跺腳。 “什么？面包沒送到？我馬上就查，看是誰干的。”听筒里響起了朱赫來的怒吼聲。 “你說吧，明天我們拿什么給大伙吃？”托卡列夫生气地朝話筒里喊。 朱赫來顯然在考慮怎么辦。過了好一會儿，托卡列夫听到朱赫來說：“面包我們連夜送去。我派小利特克開車去，他認識路。天亮前一定送到。” 天剛透亮，一輛沾滿泥漿的汽車開到了火車站，車上裝著一袋裝面包。小利特克疲憊地從車上爬下來，他因為一夜沒有睡覺，臉色很蒼白。 為修建鐵路而進行的斗爭越來越艱苦。鐵路管理局送來通知，說枕木用完了。城里也找不到車輛，不能把鐵軌和小火車頭運到工地上來，而且發現那些小火車頭還需要大修。第一批筑路人員眼看就要到期，可是接班的人員還沒有著落；現有的人員已經筋疲力盡，要把他們留下來再干，是不可能的。 舊板棚里點著一盞油燈，積极分子在這里開會，一直到深夜還沒有散。 第二天早晨，托卡列夫、杜巴瓦和克拉維切克到城里去了，還帶著六個人去修理火車頭，運鐵軌。克拉維切克是面包工人出身，這次派他到供應部門去當監督員，其余的人都到普夏—沃季察去。 雨還是下個不停。 保爾費了好大勁才把腳從泥里拔出來。他感到腳底下冰冷徹骨，知道是那只爛靴底掉下來了。他從到這里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吃這雙破靴子的苦頭。靴子總是濕漉漉的，走起路來里面的泥漿扑哧扑哧直響。現在倒好，一只靴底干脆掉下來了，他只好光著腳板泡在刺骨的泥泞里。這只破靴子害得他活都沒法干。他從爛泥里撿起破靴底，絕望地看了看。雖然他已經發誓不再罵人，但是這次卻怎么也忍不住了。他拎著破靴子朝板棚走去。他在行軍灶旁邊坐了下來，打開沾滿污泥的包腳布，把那只凍木了的腳伸到爐子跟前。 奧達爾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一個養路工人的妻子，在這里給廚師打下手。這個一點也不老的婦女可真是得天獨厚——肩膀同男人的一樣寬，胸脯高高隆起，大腿又粗又壯，切起菜來真有功夫，不一會儿案板上便堆成了一座小山。 奧達爾卡輕蔑地瞥了保爾一眼，挖苦他說：“你怎么啦，等飯吃哪？還早呢。你這小伙子准是偷懶溜出來的。你把腳丫子伸哪儿去啦？這儿是廚房，不是澡堂子！” 她訓斥著保爾。 一個上了年紀的廚師走了進來。 “靴子全爛了。”保爾解釋了一下他到廚房來的原因。 廚師看了看破靴子，對奧達爾卡點了點頭，說：“她男人是半拉子鞋匠，讓他幫幫你的忙吧，沒鞋穿就別想要命了。” 奧達爾卡听廚師這樣說，又仔細看了看保爾，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我把您錯當成懶虫了。”她抱歉地說。 保爾笑了笑。奧達爾卡用行家的眼光翻看著那只靴子。 “我們當家的才不補它呢。——不頂事了。我家閣樓上有一只舊套鞋，我給您拿來吧，可別凍坏了腳。受這种罪，哪儿見過呀！明后天就要上大凍，那您可夠受的。”奧達爾卡同情地說。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會儿，她拿來一只高統套鞋和一塊亞麻布。保爾用布包好腳，烤得熱乎乎的，穿上了暖和的套鞋。這時，他以感激的心情，默默地看了看養路工的妻子。 托卡列夫從城里回來，窩著一肚子火。他把積极分子召集到霍利亞瓦的房間里，向他們講了那些令人不快的消息。 “到處都怠工。不管你到哪儿，車輪都沒停，可就是在原地打轉。對那些反動家伙，看來咱們還是抓少了，一輩子都得碰上這號人。”老人對屋里的人說。“同志們，我就跟你們明說了吧：情況糟透了。到現在換班的人還沒湊齊，能派來多少也不知道。轉眼就要上大凍。上凍前，豁出命來也要把路舖過那片洼地。不然，以后用牙啃也啃不動。就是這樣，同志們，城里那幫搗鬼的家伙，會有人收拾他們的，咱們呢，要在這儿加油干，快干。哪怕脫五層皮，也要修好。要不，咱們還叫什么布爾什維克呢？只能算草包。”托卡列夫的聲音鏗鏘有力，完全不是平時那种沙啞的低音。緊鎖著的眉毛下面，兩只眼睛炯炯發亮，說明他堅定不移，下決心干到底。 “今天咱們就召開党團員會議，向同志們講清楚，明天大家照常上工。非党非團的同志，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去，党團員都留下。這儿是團省委的決議。”說著，他把一張疊成四折的紙交給了潘克拉托夫。 保爾從潘克拉托夫肩頭看過去，紙上寫的是： 團省委認為，全体共青團員應繼續留在工地，待第一批木柴運出以后方能換班。 共青團省委書記麗達·烏斯季諾維奇（代簽）。 板棚里擠得水泄不通。一百二十個人都擠在這里。人們靠板壁站著，有的上了桌子，甚至灶上也有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開會。托卡列夫講話不長，但是最后一句一下子叫大家涼了半截：“明天共產党員和共青團員都不能回城里去。” 老人的手在空中揮了一下，強調這個決定是不可改變的。 這個手勢把大家擺脫污泥、返回城里同家人團聚的希望掃得精光。一開始，會場里一片喊叫聲，什么也听不清。人体晃動著，暗淡的燈光也跟著搖曳起來。昏暗中看不見人們臉上的表情。吵嚷聲越來越大。有的人憧憬著談論起“家庭的舒适”，有的人气憤地叫喊著，說太疲勞了。更多的人沉默不語。 只有一個人聲明要离隊。他連喊帶罵，從角落里發出忿忿不平的聲音：“去他媽的！我一天也不在這儿待了！罰犯人做苦工，那是因為他們犯了罪。可憑什么罰我們？逼我們干了兩星期，也就夠了。沒那么多傻瓜。誰做了決議，誰自己來干。誰樂意在污泥里打滾，誰就去打滾好了，我可只有一條命。我明天就走。” 這個大喊大叫的人就站在奧庫涅夫背后。奧庫涅夫划著一根火柴，想看看這個要開小差的人。火柴點燃的一瞬間，照亮了一張气歪了的臉和張開的大嘴。奧庫涅夫認出他是省糧食委員會會計的儿子。 “你照什么？我不怕，又不是賊。” 火柴滅了。潘克拉托夫站起來，挺直了身子。 “誰在那儿胡說八道？誰說党給的任務是苦工？”他瓮聲瓮气地說，嚴峻地掃視著站在周圍的人群。“弟兄們，咱們說什么也不能回城去，咱們的崗位就在這儿。要是咱們從這儿溜走，許多人就得凍死。弟兄們，咱們赶緊干完，就可以早點回去。當逃兵，像這個可怜虫想的那樣，是咱們的思想和咱們的紀律所不容許的。” 這個碼頭工人不喜歡發表長篇大論，但是，就是這短短的几句話，也被剛才那個人的聲音打斷了：“那么，非党非團的可以走嗎？” “可以。”潘克拉托夫斬釘截鐵地說。 那個家伙穿著城里人常穿的短大衣，朝桌子擠了過來。他扔出一張小卡片，卡片像蝙蝠一樣在桌子上方翻了一個筋斗，撞在潘克拉托夫胸口上，彈了回來，立著落在桌子上。 “這是我的團證，收回去吧，我可不為一張硬紙片賣命！” 他的后半句話被全場爆發出來的叱罵聲淹沒了。 “你扔掉了什么！” “你這個出賣靈魂的家伙！” “鑽到共青團里來，想的就是升官發財！” “把他攆出去！” “看我們不揍你一頓，你這個傳播傷寒病的虱子！” 扔團證的那個家伙低著頭朝門口擠去。大家像躲避瘟神一樣閃向兩旁，放他過去。他一走出去，門就呀的一聲關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團證，伸到小油燈的火苗上。 卡片燒著了，卷了起來，變成了一個黑色的小圓筒。 森林里響了一槍。一個騎馬的人迅速逃离破舊的板棚，鑽進了黑漆漆的森林。人們從學校和板棚里跑出來。有人無意中碰到一塊插在門縫里的膠合板上。人們划亮火柴，用衣服下擺擋住風，借著火光，看到膠合板上寫著： 滾出車站！從哪里來的，滾回哪里去。誰敢賴著不走，就叫他腦袋開花。我們要把你們斬盡殺絕，對誰也不留情。限明天晚上以前滾蛋。 下面的署名是：大頭目切斯諾克。 切斯諾克是奧爾利克匪幫里的人物。 在麗達的房間里，桌子上放著一本沒有合上的日記。 １２月２日 早晨下了第一場雪。天很冷。在樓梯上遇見維亞切斯拉夫·奧利申斯基。我們一起走著。 “我就喜歡初雪。一派寒冬景象！多么迷人，是不是？”奧利申斯基說。 我想起了在博亞爾卡的人們，就回答他說，我對寒冬和這場雪絲毫沒有好感，相反，只覺得心里煩惱。我向他解釋了原因。 “這种想法很主觀。如果把您的想法引申下去，那就應該認為，比方說在戰時，笑聲和一切樂觀的表現都是不許可的。 但是生活里并不是這樣。悲劇只發生在前線，在那里，生命常常受到死神的威脅。然而即便在前線，也還有笑聲。至于遠离前線的地方，生活當然還是照舊：嬉笑、眼淚、痛苦、歡樂、追求眼福和享受、感情的風波、愛情……” 從奧利申斯基的話中，很難听出哪句只是說著玩的。他是外交人民委員部的特派員，一九一七年入党。他的衣著是西歐式的，胡子總是刮得光光的，身上洒點香水。他就住在我們這幢樓中謝加爾那套房間里。晚上常常來看我。同他聊天倒挺有意思，他在巴黎住過很長時間，知道西方的許多事情。但是我并不認為，我們能夠成為好朋友。因為他首先把我看作一個女人，其次才看作一個党內同志。誠然，他并不掩飾他的意圖和思想——他在說實話上，倒是有足夠的勇气——而且，他的情意也并不粗野。他善于把那番情意表達得很漂亮。但是我并不喜歡他。 對我來說，朱赫來那种略帶粗獷的朴實，比起奧利申斯基的西歐式的風雅來，不知要親切多少倍。 我們從博亞爾卡收到了一些簡短的報告。每天舖路一百俄丈。他們把枕木直接舖在凍土上，放在刨出來的座槽里。那里總共只有二百四十個人。第二批人員已經有一半逃走了。環境确實很艱苦。在那樣的冰天雪地里，他們往后怎么工作呢？ ……杜巴瓦到普夏—沃季察去已經一個星期了。那里有七個火車頭，他們只修好了五個。其余的沒有零件了。 電車公司對杜巴瓦提出了刑事訴訟，控告他帶著一幫人，強行扣留從普夏—沃季察開到城里來的全部電車。他把乘客動員下來，把舖支線用的軼軌裝到車上，然后沿著城里的電車線路把十九輛車統統開到火車站。他們得到了電車工人的全力支援。 在火車站，索洛緬卡區的一群共青團員連夜把鐵軌裝上了火車，杜巴瓦帶著他那一幫人把鐵軌運到了博亞爾卡。 阿基姆拒絕把杜巴瓦的問題提到常委會上討論。杜巴瓦向我們反映，電車公司的官僚主義和拖拉作風簡直不像話。他們頂多只肯給兩輛車，連商量的余地也沒有。可是圖夫塔卻教訓起杜巴瓦來：“該把游擊作風扔掉了，現在再這么干，就要蹲監獄。難道不能跟他們好好商量，非用武力不可嗎？” 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杜巴瓦發那么大的火。 “你這個死啃公文的家伙，自己怎么不去跟他們好好商量呢？坐在這儿，喝飽了墨水，就耍嘴皮子，唱高調。我不把鐵軌送到博亞爾卡，就要挨罵。我看得把你送到工地上去，請托卡列夫管教管教，省得在這儿礙手礙腳，惹人討厭！”杜巴瓦暴跳如雷，整個省委大樓都可以听到他的吼聲。 圖夫塔寫了一個要求處分杜巴瓦的報告，但是阿基姆讓我暫時出去一下，單獨同他談了大約十分鐘。圖夫塔從阿基姆房間出來的時候，滿臉通紅，怒气沖沖。 １２月３日 省委又收到了新的控告信，這回是鐵路肅反委員會送來的。潘克拉托夫、奧庫涅夫，還有另外几個同志，在莫托維洛夫卡車站拆走了空房子的門窗。當他們把拆下來的東西往火車上搬的時候，站上的一個肅反工作人員想逮捕他們。但是他們繳了他的槍，直到火車開動了，才把退空了子彈的手槍還給他。門窗都運走了。另外，鐵路局物資處控告托卡列夫擅自從博亞爾卡倉庫提出二十普特釘子，發給農民作為報酬，讓農民幫他們從伐木場運出長木頭，代替枕木使用。 我跟朱赫來同志談了這兩件事，他笑笑說：“這些控告咱們都給頂回去。” 工地上的情況十分緊張，每一天都是寶貴的。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往往也需要施加壓力。我們常常要把那些專門制造障礙的人拉到省委來。工地上的同志們不守常規的事越來越多了。 奧利申斯基給我送來了一個小電爐。我和奧莉加·尤列涅娃用它烤手。但是房間里并沒有因為有了電爐而暖和一些。 那么在森林里人們怎樣捱過這樣的夜晚呢？奧莉加說，醫院里很冷，病人都不敢爬出被窩。他們隔兩天才生一次火。 你錯了，奧利申斯基同志，前線的悲劇也就是后方的悲劇！ １２月４日 大雪下了整整一夜。有報告說，博亞爾卡工地全都給大雪封住了。工程停了下來。人們在清除路上的積雪。今天省委決定：第一期筑路工程一定要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前完成，把路舖到伐木場邊緣。据說，這個決定傳達到博亞爾卡的時候，托卡列夫的回答是：“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在，一定按期完工。” 關于保爾，一點消息也沒有。他居然沒有像潘克拉托夫那樣受到“控告”，這倒是怪事。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他為什么不愿意同我見面。 １２月５日 昨天匪徒襲擊了工地。 馬在松軟的雪地上謹慎地邁著步子。馬蹄偶爾踩在雪下的枯枝上，樹枝折斷，發出劈啪的響聲。這時馬就打個響鼻，閃到一邊去，但是抿著的耳朵挨了一槍托后，又急步赶上前去。 大約有十個人騎著馬，翻過了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地，丘陵地的前面是一長條沒有被雪覆蓋的黑色地面。 他們在這里勒住了馬。馬鐙碰在一起，當地響了一聲。領頭的那匹公馬使勁抖動了一下身体，長途跋涉使它渾身冒著熱气。 “他們人真他媽的來得不少，”領頭的人用烏克蘭話說。 “咱們狠狠嚇唬他們一下。大頭目下令，一定要讓這群蝗虫明天全都滾蛋。眼看這幫臭工人就要把木柴弄到手了……” 他們排成單行，沿輕便鐵路兩側朝車站走去，慢慢地靠近了林業學校旁邊的一片空地。他們隱藏在樹背后，沒有敢到空地上來。 一陣槍聲打破了黑夜的寂靜。雪團像松鼠似的，從那棵被月光照成銀白色的樺樹上滾落下來。短筒槍貼著樹身，吐出火光，子彈打在牆上，泥灰紛紛掉在地上，潘克拉托夫他們運來的玻璃窗也被打得粉碎。 槍聲惊醒了睡在水泥地上的人，他們立即跳了起來，但是一見房間里子彈橫飛，又都臥倒了。 有人壓在別人身上。 “你要上哪儿去？”杜巴瓦一把抓住保爾的軍大衣問。 “出去。” “趴下，傻瓜！你一露頭，就會把你撂倒。”杜巴瓦急促地低聲說。 他倆緊挨著躲在大門旁邊。杜巴瓦緊貼在地上，一只手握著手槍，伸向門口。保爾蹲著，手指緊張地摸著轉輪手槍的彈槽，里面只有五顆子彈了。他摸到空槽，便把轉輪轉了過去。 射擊突然停止了。接著是一片令人惊奇的寂靜。 “同志們，有槍的都到這邊來。”杜巴瓦低聲指揮那些伏在地上的人。 保爾小心地打開了門。空地上連人影也沒有，只有雪花緩慢地飄舞著，落向地面。 森林里，十個人狠命抽著馬，逃走了。 午飯的時候，城里飛快地開來一輛軋道車。朱赫來和阿基姆走下車來。托卡列夫和霍利亞瓦在站台上迎接他們。車上卸下一挺馬克沁机槍、几箱机槍子彈和二十支步槍。 他們急急忙忙地向工地走去。朱赫來的大衣下擺擦在地面的積雪上，留下了一道道鋸齒形的曲線。他走起路來像熊一樣，左右搖晃。老習慣還是改不了：兩條腿總像圓規似的叉開著，仿佛腳下仍然是顛簸的甲板。阿基姆個子高，步子大，能跟得上朱赫來，托卡列夫走一會儿，就要跑几步，才能跟上他們。 “匪徒的襲擊——還是次要問題。眼前有個山包橫在路上，倒是麻煩事，這么個大家伙叫我們碰上了，真他媽的晦气！得挖很多土方才行。” 托卡列夫站住了。他背過身子，兩手攏成小船的樣子，擋住風，點著煙，赶緊抽了兩口，又去追赶前邊的人。阿基姆停下來等他。朱赫來沒有放慢腳步，繼續往前走。 阿基姆問托卡列夫：“這條支線你們能按期修好嗎？” 托卡列夫沒有立即回答，過了一會儿才說：“你知道，老弟，一般說來是不能按期修好的，但是不修好也不行。問題就這么明擺著。” 他們赶上朱赫來，三個人并排走著。托卡列夫很激動地接著說：“問題難，就難在這里。工地上只有我和帕托什金兩個人心里清楚，這個地方條件這樣差，人力和設備又這樣少，按期完工是不可能的。但是，同時全体筑路人員都知道，不按期完工絕對不行。所以我上回才說：只要我們還有一個人在，就一定完成任務。現在你們親眼看看吧！我們在這儿挖土已經快兩個月了，第四班眼看又要到期，可是基本成員一直沒換過班，完全靠青春的活力支持著。這些人當中，有一半受了寒。看著這些小伙子，真叫人心疼。他們是無价之寶……有些人連命也會斷送在這個鬼地方，而且不止一兩個人。” 從車站起，已經有一公里鐵路修好了。 往前，大約有一公里半，是平整好的路基，上面挖了座槽，座槽里舖著一排長木頭，看上去像是被大風刮倒的柵欄。 這就是枕木。再往前，一直到小山包跟前，是一條剛平出來的路面。 在這里干活的是潘克拉托夫的第一筑路隊。他們四十個人正在舖枕木。一個留著紅胡子的農民，穿一雙新的樹皮鞋，不慌不忙地把木頭從雪橇上卸下來，扔在路基上。再遠一點的地方，也有几個這樣的雪橇在卸木頭。地上放著兩根長長的鐵棍，代替路軌，用來給枕木找平。為了把路基夯實，斧子、鐵棍、鐵鍬全都用上了。 舖枕木是一項細致的工作，很費工夫。枕木要舖得既牢固又平穩，使每根枕木都承受鐵軌同樣的壓力。 這里懂得舖路技術的只有筑路工長拉古京一個人。這位老同志雖然五十四歲了，卻一根白頭發也沒有，黑黑的胡子從中間向兩邊分開。他每次都自愿留下，現在已經是干第四班了。他跟年輕人一樣忍受饑寒困苦，因此，在筑路隊里受到普遍的尊敬。党組織每次開會，都邀請這位非党同志（他是塔莉亞的父親）出席，請他坐在榮譽席上。為此，他很自豪，發誓決不离開工地。 “你們說說看，我怎么能扔下你們不管呢？我一走，你們會搞亂的，這儿需要有人照看，需要實踐經驗。我在俄羅斯跟枕木打了一輩子交道……”每到換班的時候，他都和藹地這樣說，于是就一次又一次地留了下來。 帕托什金很信任他，很少到他這個工段來檢查工作。當朱赫來他們三個人走到正在勞動的人群跟前時，累得渾身冒汗、滿臉通紅的潘克拉托夫正用斧子砍著安放枕木的座槽。 阿基姆好不容易才認出了這個碼頭工人。他瘦多了，兩個大顴骨顯得更加突出，臉也沒有好好洗過，看上去又黑又憔悴。 “啊，省里的大人物來了！”說著，他把熱乎乎、濕漉漉的手伸給阿基姆。 鐵鍬的聲音停了下來。阿基姆看見周圍的人臉色都很蒼白。人們脫下的大衣和皮襖就放在旁邊的雪地上。 托卡列夫跟拉古京說了几句話，就拉著潘克拉托夫一起，陪剛來的朱赫來和阿基姆向小山包走去。潘克拉托夫和朱赫來并肩走著。 “潘克拉托夫，你講講，你們在莫托維洛夫卡整肅反工作人員是怎么回事？你們把人家的槍都繳了，你不認為這做得有點過火嗎？”朱赫來嚴肅地問這個不愛做聲的碼頭工人。 潘克拉托夫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說：“我們繳他的槍，是跟他商量好的，他自己要我們這么干的。這小伙子跟我們是一條心。我們把情況如實跟他一擺，他就說：‘同志們，我沒有權力讓你們把門窗卸走。捷爾任斯基同志有命令，嚴禁盜竊鐵路財產。這儿的站長跟我結了仇，這個坏蛋老偷東西，我總是干涉他。要是我讓你們把門窗拿走，他一定會上告，我就要到革命法庭受審。最好你們先下了我的槍，再把東西運走。站長不上告，就算沒事了。’于是我們照他說的辦了。我們又沒把門窗往自己家里拉！” 潘克拉托夫看到朱赫來眼睛里露出一絲笑意，又補充說：“朱赫來同志，要處分就處分我們吧！您可千万別難為那個小伙子。” “這件事就算過去了。今后再這樣干可不行——這是破坏紀律的行為。我們完全有力量通過組織手段粉碎官僚主義。好了，現在談談更重要的事吧。”于是朱赫來把匪徒襲擊的詳情詢問了一遍。 在离車站四公里半的地方，筑路的人們揮動鐵鍬，猛攻堅硬的凍土。他們要劈開擋在面前的小山包，修出一條路來。 工地周圍，有七個人擔任警戒。他們隨身帶著霍利亞瓦的馬槍和保爾、潘克拉托夫、杜巴瓦、霍穆托夫的手槍。筑路隊的全部武器都在這里了。 帕托什金坐在斜坡上，往本子上記著數字。工地上只剩下他一個工程技術人員了。他的助手瓦庫連科怕被土匪打死，宁可受法辦，也不在這里干，一清早開小差溜回城里去了。 “挖開這個山包，要花半個月的時間，地都凍了。”帕托什金低聲對他面前的霍穆托夫說。霍穆托夫是個動作遲緩、總皺著眉頭、不大愛講話的人。他一听這話，生气地用嘴咬著胡子梢，回答說：“全部工程限我們二十五天完成，光挖山包您就計划用十五天，這怎么成！” “這個期限定得不切合實際。”帕托什金說。“不錯，我這輩子從來沒有這樣的條件下筑過路，也沒同這樣的筑路工人共過事。因此，我也可能估計錯，以前就錯過兩回了。” 這時，朱赫來、阿基姆和潘克拉托夫走近了小山包。斜坡上的人發現了他們。 “瞧！誰來了？”鐵路工厂的旋工彼佳·特羅菲莫夫，一個斜眼的小伙子，用露在破絨衣外面的胳膊肘捅了保爾一下，指著坡下剛來的人說。保爾連鐵鍬也沒有顧得放下，立刻向坡下跑去。他的兩只眼睛在帽檐下熱情地微笑著，朱赫來緊緊地握住他的手，握的時間比誰都長。 “你好啊，保爾！瞧你這身衣服，大的大，小的小，簡直認不出你來了。” 潘克拉托夫苦笑了一下。 “你沒看他那五個腳趾頭，行動有多一致，全在外面露著。 這還不算，開小差的人還把他的大衣偷走了。虧得奧庫涅夫是他們同一個公社的，把自己的破上衣給了他。不過不要緊，保夫魯沙是個熱血青年，他還可以在水泥地板上躺上一個星期，舖不舖干草都行，然后再進棺材。”碼頭工人怏怏不樂地對阿基姆說。 黑眉毛、鼻子微翹的奧庫涅夫調皮地眯起眼睛，反駁說：“我們才不讓保夫魯沙完蛋呢。我們可以推舉他到廚房去，給奧達爾卡當后備火頭軍。他要不是傻瓜，那儿吃的也有，暖和地方也有——靠著爐子也行，挨著奧達爾卡也可以。” 一陣哄笑淹沒了奧庫涅夫的話。 這是今天他們發出的第一陣笑聲。 朱赫來察看了小山包，然后同托卡列夫、帕托什金坐雪橇到伐木場去了一趟，又轉了回來。斜坡上的人還在堅持不懈地挖土。朱赫來望著飛舞的鐵鍬，望著彎腰緊張勞動的人群，低聲對阿基姆說：“群眾大會用不著開了，這儿誰也不需要進一步動員。托卡列夫，你說得對，這些人是無价之寶。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 朱赫來看著這些挖土的人，眼神里充滿了喜悅、疼愛和庄嚴的自豪。就在不久以前，在那次反革命叛亂的前夜，他們當中的一部分人，曾經扛起鋼槍，投入戰斗。現在，他們又胸怀一個共同目標，要把鋼鐵動脈舖到堆放著大量木柴的寶地去，全城的人都在急切地盼望著這些木柴給他們帶來溫暖和生命。 帕托什金工程師有禮貌地，但又不容置疑地向朱赫來證明：要在這個小山包上開出一條路來，沒有兩個星期的時間是不可能的。朱赫來一面听他計算，一面心里打著主意。 “您把斜坡上的人撤下來，調到前面去修路，這個小山包咱們另想辦法。” 朱赫來在車站的電話机旁待了很長時間。霍利亞瓦在門口警衛，他听見朱赫來在屋里粗聲粗气地說：“用我的名義馬上給軍區參謀長挂個電話，請他立刻把普濟列夫斯基那個團調到筑路工地這一帶來。一定要把這個地區的匪徒肅清。另外，再從部隊派一列裝甲車和几名爆破手來。其他事情我自己安排。我夜里回去。讓利特克在十二點以前把車開到車站來。” 在板棚里，阿基姆簡短地講過几句話以后，朱赫來接著講起來。他親切地同大家交談著，一個小時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朱赫來告訴大家，原定的計划不能變，第一期工程必須在一月一日以前完工。 “從現在起，筑路隊要按戰時狀態組織起來。所有党員編成一個特勤中隊，中隊長由杜巴瓦同志擔任。六個筑路小隊都接受固定的任務。沒有完成的工程平均分成六段，每隊承擔一段。全部工程必須在一月一日以前結束。提前完成任務的小隊可以回城休息。另外，省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還要向全烏克蘭中央執行委員會呈報，給這個小隊最优秀的工人頒發紅旗勳章。” 各隊的隊長都派定了：第一隊是潘克拉托夫同志，第二隊是杜巴瓦同志，第三隊是霍穆托夫同志，第四隊是拉古京同志，第五隊是柯察金同志，第六隊是奧庫涅夫同志。 “筑路工程隊隊長、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的總負責人，”朱赫來在結束發言時說。“仍然是安東·尼基福羅維奇·托卡列夫，這是非他莫屬的。” 仿佛一群鳥突然振翅起飛一樣，辟辟啪啪地響起了一陣掌聲。一張張剛毅的臉上露出了笑容。朱赫來一向很嚴肅，他最后這句話卻說得既親切又風趣，一直在注意听他講話的人全都輕松地笑了起來。 二十几個人簇擁著阿基姆和朱赫來，一直把他們送上軋道車。 朱赫來同保爾道別的時候，望著他那只灌滿雪的套鞋，低聲對他說：“我給你捎雙靴子來，你的腳還沒凍坏吧？” “好像是凍坏了，已經腫起來了。”保爾說到這里，想起了很久以前提出過的請求，抓住朱赫來的袖子，央求說：“我跟你要過几發手槍子彈，現在你能給我嗎？我這儿能用的只有三發了。” 朱赫來抱歉地搖了搖頭，但是他看到保爾一臉失望的神情，就毅然決然地解下了自己的毛瑟槍。 “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 保爾開頭簡直不敢相信，他會得到一件盼望了這么久的貴重禮物，可是朱赫來已經把槍帶挂在他的肩膀上。 “拿著吧，拿著吧！我知道你早就眼紅了。不過你要多加小心，可不許打自己人。這支槍還有滿滿三夾子彈，也給你。” 一道道羡慕的目光立刻射到保爾身上。不知是誰喊著說：“保爾，咱倆換吧，我給你一雙靴子，外帶一件短大衣。” 潘克拉托夫在保爾背上推了一下，打趣地說：“鬼東西，換氈靴穿吧。要是再穿你那只套鞋，連圣誕節也活不到！” 這時候，朱赫來一只腳踏著軋道車的踏板，正在給保爾開持槍許可證。 清晨，一列裝甲車轟隆轟隆駛過道岔，開進了車站。一團團天鵝絨般的白色蒸汽，像盛開的繡球花一樣噴發出來，又立即消失在清新而寒冷的空气里。從裝甲車廂里走出來几個穿皮衣的人。几小時以后，裝甲車送來的三個爆破手在斜坡上深深地埋下了兩個深藍色的大南瓜，接上了長長的導火線。 放了信號槍之后，人們便紛紛离開現在已經變成險地的小山包，四散隱蔽。火柴触到了導火線，磷光閃了一下。 剎那間，几百個人的心都提了起來。一分鐘，兩分鐘，等待是那樣難熬——終于……大地顫抖了一下，一股可怕的力量炸開了小山包，把巨大的土塊拋向天空。接著，第二炮又響了，比第一炮還要厲害。可怕的轟鳴響徹密林，山崩地裂的隆隆聲在林間回蕩。 剛才還是小山包的那個地方，現在出現了一個張著大口的深坑，方圓几十米內，在像糖一樣洁白的雪地上，撒滿了爆破出來的土塊。 人們拿著鎬和鍬一齊向炸開的深坑沖去。 朱赫來走后，工地上展開了爭取首先完成任務的异常激烈的競賽。 离天亮還很早，保爾誰也沒有惊動，就悄悄地起來了。他獨自艱難地邁著在水泥地上凍僵了的雙腳，到廚房去了。燒開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個小隊的隊員。 等到其他各隊的人醒來，外面天已經亮了。 在板棚里吃早點的時候，潘克拉托夫擠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憤地對他說：“看見了沒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爾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來。現在他們大概已經舖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說，他們鐵路工厂的人，弦都讓他給繃得緊緊的，他們決心在二十五號以前舖完自己分擔的地段。他這是想給咱們點顏色看哪。但是，對不起，咱們走著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為什么鐵路工厂那一隊的行動，會使這位貨運碼頭的共青團書記如此激動。就連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爾一悶棍：保爾竟連招呼也不打，就向各隊挑戰了。 “真是朋友歸朋友，有煙各自抽——這里有個‘誰戰胜誰’的問題。”潘克拉托夫說。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隊正干得熱火朝天，突然一聲槍響，打斷了他們的工作。這是站在步槍垛旁邊的哨兵，發現樹林里來了一隊騎兵，在鳴槍示警。 “拿槍，弟兄們！土匪來了！”保爾喊了一聲，扔下鐵鍬，朝一棵大樹跑去，樹上挂著他的毛瑟槍。 全隊馬上拿起武器，貼著路邊直接臥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個騎兵揮著帽子，其中有個人喊道：“別開槍，同志們！自己人！” 五十來個騎兵順著大路跑了過來，他們都戴著綴紅星的布瓊尼帽。 原來這是普濟列夫斯基團的一個排，前來探望筑路人員。 排長的坐騎少一只耳朵，這引起了保爾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騍馬，額上有一塊白斑，它在騎者身下“跳著舞”，不肯老實站著。保爾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籠頭繩，馬嚇得直往后退。 “小斑禿，你這個淘气鬼，想不到在這儿碰見你！你沒讓子彈打死啊，我的缺只耳朵的美人。” 他親切地摟住馬的細長脖子，撫摸著它那翕動的鼻子。排長仔細地端詳著保爾，一下認出來了，他惊奇地喊道：“啊，這不是保爾嗎！……馬你認出來了，老朋友謝列達反倒不認識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門都積极行動起來，全力支援筑路工程。這立刻產生了良好的效果。扎爾基把還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亞爾卡，團區委的人走個精光。整個索絡緬卡區只剩下一些女團員了。扎爾基又到鐵路專科學校去動員，結果他們又派了一批學生到工地去。 他向阿基姆匯報這些情況的時候，半開玩笑地說：“現在只剩下我和女無產者了。我想讓拉古京娜替我，門口換上‘婦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亞爾卡去。要知道，我一個男子漢在人家女人堆里轉悠，實在不像話。姑娘們都怀疑地瞧著我。這幫喜鵲私下里准在嘁嘁喳喳議論我：‘他把別人都攆走了，自己卻泡在城里，這個大滑頭。’說不定還有比這更難听的。求求你，讓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著拒絕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斷到博亞爾卡來，鐵路專科學校的六十名學生也到了。 朱赫來設法讓鐵路管理局調了四節客車到博亞爾卡，給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隊從工地撤了下來，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們的任務是把供輕便鐵路用的小火車頭和六十五節平板車運到工地來。這項工作頂替他們在工地上承擔的一部分任務。 杜巴瓦出發前向托卡列夫建議，把克拉維切克調回來，叫他領導新成立的一個小隊。托卡列夫采納了他的建議，下達了命令，根本沒有去想他的真實動机。而杜巴瓦這個時候會想起那個捷克人，卻是安娜托索洛緬卡來的人帶來的一張便條引起的。便條上這樣寫著： 德米特里：我和克拉維切克給你們挑了一大批書報。我們向你和博亞爾卡的全体突擊手們致以熱烈的敬禮。你們都是好樣的！祝你們身体強健，精神飽滿。昨天，各木柴場的最后一批存貨都配售完了。克拉維切克要我向你們致意。他真是個好小伙子。他親自給你們烤面包。他對面包房里的人，誰也信不過。他自己動手篩面粉，自己用机器和面。不知道他從哪儿弄來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領到的簡直沒法比。晚上咱們的人都到我這里來，有拉古京娜、阿爾秋欣、克拉維切克，扎爾基有時也來。我們也搞點學習，但主要是議論我們所知道的人和事，無所不談，而談得最多的還是你們。姑娘們對托卡列夫不讓她們去工地意見可大了。她們說保證能和你們大家一樣吃苦耐勞。拉古京娜說：“我換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爺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攆回來！” 說不定她真會這樣做。替我向你那個黑眼睛的朋友問好。 安娜 暴風雪突然襲來。灰色的陰云低低地壓在地面上，移動著，布滿了天空。大雪紛紛飄落下來。晚上，刮起了大風，煙筒發出了嗚嗚的怒吼。風追逐著在樹林中飛速盤旋、左躲右閃的雪花，凄厲地呼嘯著，攪得整個森林惊惶不安。 暴風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車站上那間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熱气，雖然通宵生著火，大家還是從里到外都凍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邁不開步，而樹梢上卻挂著一輪紅彤彤的太陽，碧藍的天空沒有一絲云彩。 柯察金的小隊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積雪。直到這時保爾才体會到，嚴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難以忍受。奧庫涅夫那件舊上衣一點也不保暖，腳上那只舊套鞋老往里灌雪，好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腳上的靴子也隨時有掉底的危險。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長了兩個大癰瘡。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給他做了圍巾。 瘦骨嶙峋的保爾兩眼熬得通紅，他猛烈地揮動大木掀鏟雪。 這時，一列客車爬進了車站，有气無力的火車頭勉勉強強把它拖到了這里。煤水車上一塊木柴也沒有，爐里的余火也快要熄滅了。 “給我們木柴，就開走；不給，就趁它還能動彈，讓我停到側線上去！”司机向站長喊道。 列車開到側線上去了。他們把停車的原因通知了沮喪的旅客。擠得滿滿的車廂里響起了一片叫嚷和咒罵。 “你們去跟那個老頭講講，就是在站台上走著的那個，他是工地的負責人。工地上有當枕木用的木頭，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給火車頭運點來。”站長給乘務員們出了個主意。乘務員們立刻迎著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給。要知道，這是我們的建筑材料。現在工地讓雪封住了。車上有六七百個乘客。婦女、小孩可以留在車里，其他人都得拿起掀來鏟雪，干到晚上，就給你們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讓他們等到新年再說。”托卡列夫對乘務員們說。 “瞧！同志們，來了這么多人！看，還有女的呢！”保爾背后有人惊奇地說。 保爾回過頭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對他說：“給你一百人，分配他們干活吧。看著點，別叫他們偷懶。” 保爾給這些新來的人派了活。有一個高個子男人，穿著皮領子的鐵路制服大衣，戴著羔皮帽，正跟旁邊的一個青年婦女說話。那青年婦女戴著一頂海狗皮帽，頂上還有個絨球。 他憤憤地轉動著手里的木掀，大發牢騷：“我才不鏟雪呢，誰也沒有權力強迫我。要是請我這個鐵路工程師給指揮一下倒還可以，鏟雪嗎，你我都沒有這個義務，規章上沒有這么一條。那個老頭子違法亂紀。我要告他。 誰是這儿的工長？”他問身邊的一個工人。 保爾走上前去，問：“公民，您為什么不干活？” 那個男人輕蔑地把保爾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沒什么可談的。把工長給我叫來，別的領導也……” 保爾皺起眉頭，白了他一眼，說：“不想干拉倒。火車票上沒我們的簽字，您就別想上車。這是工程隊長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絕干活嗎？”保爾轉過身來問那個女人。一剎那間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亞·圖曼諾娃。 她好容易才認出這個像叫花子的人是保爾。一身破爛不堪的衣服，兩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圍著一條髒毛巾，臉好久沒有洗了——保爾就這副模樣站在她面前。只有那一雙眼睛，還同從前一樣，炯炯發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這個像流浪漢一樣衣衫襤褸的小伙子，不久以前還是她熱戀的人。 真是滄海桑田哪！ 她最近結了婚，現在同丈夫一起到一個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鐵路管理局擔任重要職務。真想不到，她竟會在這种情況下遇見少年時代的戀人。她甚至沒好意思同他握手。 她的瓦西里會怎樣想呢？保爾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來，這個火夫一直沒有什么長進，只能干個挖土的差事。 她猶豫不決地站著，窘得雙頰通紅。那個鐵路工程師气瘋了，一個窮小子竟敢目不轉睛地盯著他的妻子，他覺得實在太放肆了。他把掀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亞跟前，說：“咱們走，冬妮亞。這個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實在看不下去。” 保爾讀過《朱澤培·加里波第》這部小說，知道意大利語拉查隆尼是窮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還沒斷气的資本家。”他粗聲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師一句，然后把目光轉向冬妮亞，一字一句冷冷地說：“圖曼諾娃同志，把掀拿起來，站到隊伍里去吧。別學這個胖水牛的樣。請原諒，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爾看著冬妮亞那雙長統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順便補充說：“我勸你們還是別留在這儿，前兩天土匪還來光顧過呢。” 他轉過身，拖著那只套鞋，啪噠啪噠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這句話對工程師也發生了作用。 冬妮亞終于說服了他一起去鏟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們都向車站走去。冬妮亞的丈夫搶在前面，到火車上去占位子。冬妮亞停下來，讓工人們先過去。 走在最后面的是保爾，他拄著掀，已經非常疲乏。等他過來，冬妮亞和他并排走著，說：“你好，保夫魯沙！坦白地說，我沒想到你會弄成這個樣子。難道你不能在政府里搞到一個比挖土強一點的差事嗎？我還以為你早就當上了委員，或者委員一類的首長呢。你的生活怎么這樣不順心哪……” 保爾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著冬妮亞。 “我也沒想到你會變得這么……酸臭。”保爾想了想，才找到了這個比較溫和的字眼。 冬妮亞的臉一下子紅到了耳根。 “你還是這么粗魯！” 保爾把木掀往肩上一扛，邁開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說：“說句不客气的話，圖曼諾娃同志，我的粗魯比起您的彬彬有禮來，要好得多。我的生活用不著擔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卻比我原來想象的還要糟。兩年前你還好一些，還敢跟一個工人握手。可現在呢，你渾身都是臭樟腦丸味。說實在的，我跟你已經沒什么可談的了。” 保爾收到了阿爾焦姆的來信。哥哥說最近就要結婚，要他無論如何回去一趟。 風吹走了保爾手中的白信紙，它像鴿子一樣飛向天空。他不能去參加婚禮。現在哪能离開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這頭大熊已經赶過了他們小隊，正在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前進。這個碼頭工人正在拼命爭奪第一。他已經失去了慣有的沉靜，不斷鼓動他那些從碼頭上來的伙伴以瘋狂的速度進行工作。 帕托什金觀察著這些筑路工人怎樣一言不發地悶頭苦干。他惊奇地搔著頭皮，問自己：“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來的這股不可思議的力量呢？要是再這么晴上七八天，我們就可以舖到伐木場了。真是應了那句俗話：活到老，學到老，到老還是懂得少。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規和定額。” 克拉維切克帶著他親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從城里來了。 見過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爾。他倆親熱地互相問過好。接著，克拉維切克笑嘻嘻地從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黃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有彈性的皮面，說：“這是給你的。不知道是誰送的吧？……呵！小伙子，你可真傻呀！這是麗達同志讓帶來的，怕把你這個傻瓜凍死。這件衣服是奧利申斯基同志送給她的，她剛從他手里接過來就交給我，說給保爾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說過，你穿著單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奧利申斯基皺了皺鼻子說：‘我可以給那位同志另送一件軍大衣去。’但是，麗達笑著說，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爾惊异地拿起這件珍貴的禮物，過了一會儿，才猶猶豫豫地穿在凍得冰涼的身上。柔軟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溫暖。 麗達在日記里寫道： １２月２０日 連日暴風雪。今天仍然又是風，又是雪。博亞爾卡的筑路大軍眼看就可以把路舖到目的地，但是他們被嚴寒和暴風雪阻住了。他們常常陷在沒人深的積雪里。挖掘凍土是很困難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這是最困難的一段。 托卡列夫報告說，工地上發現了傷寒，已經有三個人病倒了。 １２月２２日 共青團省委召開全体會議，博亞爾卡沒有人來參加。匪徒在离博亞爾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運糧火車弄出軌了。 按照糧食人民委員部全權代表的命令，工程隊全体人員都調到出事地點去了。 １２月２３日 又有七個傷寒病人從博亞爾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奧庫涅夫。我到車站去了。哈爾科夫開來一列火車，從車廂連接板上抬下來几具凍僵的尸体。醫院里也很冷。該死的暴風雪！什么時候才能停呢？ １２月２４日 剛從朱赫來那里回來。消息證實了：奧爾利克匪幫昨天夜里傾巢出動，襲擊了博亞爾卡。我們的人跟他們打了兩個小時。他們切斷了電話線，所以直到今天早上，朱赫來才得到确實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傷，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來。弗蘭茨·克拉維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擔任警衛隊長。是他發現匪徒，發出了警報；他一邊往回跑，一邊阻擊進攻的敵人，但是沒有來得及跑到學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隊有十一個人受傷。現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裝甲車和兩中隊騎兵。 潘克拉托夫繼任工程隊長。今天，普濟列夫斯基團在格盧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們一個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團干部，沒有等火車，就沿著鐵路离開了工地。 １２月２５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傷員都已經送回，被安置在醫院里。醫生們保證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沒有生命危險。 省党委和我們都收到了博亞爾卡的來電：為了回答匪徒的襲擊，我們，所有參加今天群眾大會的輕便鐵路建設者，同“保衛蘇維埃政權號”裝甲列車和騎兵團的全体指戰員一起，向你們保證，我們將克服一切困難，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運到城里。我們決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務。派遣我們的共產党万歲！大會主席柯察金。書記員別爾津。 我們以軍禮在索洛緬卡安葬了克拉維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經近在眼前。但是筑路進度十分緩慢。 傷寒每天都要奪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爾兩腿發軟，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晃晃地走回車站。他已經發燒好几天了，今天熱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隊血液的腸傷寒也悄悄地向保爾進攻了。但是他那健壯的身体在抵抗著，接連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奮力從舖著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來，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著暖和的皮大衣，凍坏的雙腳穿上了朱赫來送給他的氈靴，可是這些東西對他也無濟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東西猛刺他的胸部，渾身發冷，上下牙直打架，兩眼昏黑，樹木像走馬燈一樣圍著他打轉。 他好容易才走到車站。异常的喧嘩聲使他吃了一惊。仔細一看，站台旁邊停著一列同車站一樣長的平板車。上面載的是小火車頭、鐵軌和枕木，隨車來的人正在卸車。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終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覺到頭碰到地上，積雪冰著他那灼熱的面頰，怪舒服的。 几小時以后，才有人偶然發現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爾呼吸困難，已經認不得周圍的人了。從裝甲車上請來的醫生說，他是腸傷寒，并發大葉性肺炎。体溫四十一度五。關節炎和脖子上的癰瘡，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傷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個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剛回來的杜巴瓦盡一切可能搶救保爾。 他們托保爾的同鄉阿廖沙·科漢斯基護送他回家鄉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隊全体隊員的幫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亞瓦施加的壓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爾塞進了擠得滿滿的車廂。車上的人怕斑疹傷寒傳染，怎么也不肯讓他們上車，并且威脅說，車開動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亞瓦用轉輪手槍指著那些不讓病人上車的人的鼻子，喊道：“這個病人不傳染！就是把你們全攆下車，也得讓他走！ 你們這幫自私自利的家伙，記住，我馬上通知沿線各站，要是誰敢動他一根毫毛，就把你們全都攆下車，扣起來。阿廖沙，這是保爾的毛瑟槍，給你拿著。誰敢動他，你就照准誰開槍。”霍利亞瓦最后又威脅地加上了這么一句。 火車開走了。在空蕩蕩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問：“你說，他能活嗎？” 沒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現在全部工作都得咱們倆負責了。今天連夜把机車卸下來，明天早上就試車。” 霍利亞瓦給沿線各站做肅反工作的朋友們打了電話，懇切地請求他們不要讓乘客把柯察金弄下來，直到每個同志都回答“一定辦到”之后，他才去睡覺。 在一個鐵路樞紐站的站台上，從一列客車的車廂里抬出來一個淡黃色頭發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誰，怎么死的——誰也不知道。站上的肅反工作人員想起霍利亞瓦的囑托，赶忙跑到車廂跟前阻止，但是看到這個青年确實已經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們立刻打電話到博亞爾卡通知霍利亞瓦，說他讓他們關照的那個同志已經去世了。 博亞爾卡打了個簡短的電報給省委，報告了保爾的死訊。 阿廖沙·科漢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著，他自己也得了傷寒，發高燒，病倒了。 麗達在日記上寫著： １月９日 我為什么這樣難過呢？還沒有拿起筆來，就哭了一場。誰能想到麗達會失聲痛哭，還哭得這樣傷心！難道眼淚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現嗎？今天流淚是因為有一种難以抑制的悲痛。 為什么悲痛會突然襲來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嚴寒已經被戰胜，鐵路各站堆滿了寶貴的木柴，我又剛從祝捷大會——市蘇維埃為祝賀筑路英雄們而召開的擴大會議——回來，為什么悲痛恰恰在這個時刻降臨呢？我們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兩個人為此獻出了生命：克拉維切克和保爾。 保爾的死揭示了我內心的真情：對我來說，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貴。 日記就記到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筆來接著寫。明天寫信到哈爾科夫去，告訴他們我同意到烏克蘭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去工作。 ------------------ 中文東西网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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