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蘇州織傭之變，也是如此。在這一日，蘇州城二千多名飢餓而憤怒的紡織工匠手執絞棍，衝出玄妙觀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機匠率領下，湧向蘇州城東南葑門，稅官黃建節當場被砸死。
這件事兒的起因，明年上的說法乃是：朝廷派駐蘇州城的稅官橫斂暴征，貪而無厭。
萬曆二十七年，蘇杭織造太監孫隆奉旨「帶徵蘇松等處課稅」，即督征蘇州、杭州一帶的各類商業稅，稅收衙門設在蘇州織造局內。明代太監執掌稅事，搜刮起來往往特別心狠手辣，這個孫太監一上任，蘇州城就發生了「稅務初興，民鹹罷市」的事情。及至萬曆二十九年春，蘇州遭受水災，民不聊生，但孫隆為完成年度徵稅額，不但不體恤民間，還加緊盤剝商民。他的參隨黃建節勾結地方流氓，勒令織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即設立「機頭稅」；「每緞一疋，稅銀五分，紗一疋，稅二分」，所織紗緞，必須完稅後由稅官加蓋官印之後，方准發賣。
一時間，百物騰貴，民不堪命，機戶相率改業、罷工，而傭工無所趁食，要麼鋌而走險，要麼坐以待斃。
進入六月初，這些「浮食寄民，朝不謀夕，得業則生，失業則死」的蘇州織工開始聚於玄妙觀，密謀暴動抗稅。先是有傭工徐元、顧元、錢大、陸滿等集眾二千餘人，隨後加進來的織傭越來越多，這時候，昆山機匠成了他們的領袖，史料載：義士葛成，攘臂而起，手執蕉葉扇，一呼而千人人響應。
從六月初六到初八這三天，抗稅的織工們將蘇州城「諸稅官皆次第芟盡」。這裡有個細節，值得特別注意：抗稅隊伍曾一度包圍了蘇州稅使孫隆辦公的蘇州織造局，孫隆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派駐軍鎮壓，但朱知府拒絕了他的要求。蘇知府說：「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鋤奸，以至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眾怒難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說，軍隊是用於抵禦外寇的，不可用來鎮壓民變。最後孫隆翻牆逃走，總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說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實說白了，這一次的抗稅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讀書人和官府，和期貨而來對抗萬曆皇帝。
注意，是對抗萬曆皇帝而不是對抗朝廷。
本書中
前文就已經說過，由於明處延續下來的某些政策，導致商稅奇低無比，而江南地區，又是商業極其發達的所在。
自從大明開國以來，獎勵開墾，降低賦稅，興修水利，加上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江南地區的糧食產量大幅提高與經濟作物的種植，使得城市發展大幅度加快。而自從張居正張相爺當政，行一條鞭法，徭役、地丁，分攤入畝。由此，無地農民紛紛進城，並為手工業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僅江南一地，就出現了三十三個大中型商業和手工業城鎮。水陸便利，商業繁茂。至萬曆年間，杭州居民「數百萬之眾」，揚州人口八十萬餘，「人煙浩穰，游手眾多。」蘇州城「自閶門至楓橋，將十里，南北兩岸，居民櫛比。」
城市可謂是極大繁榮。
單就蘇州而論，在萬曆朝，蘇州城裡百工聚集，手工業者猛增。作為江南絲織業重鎮，蘇州紡織工人最多，機匠有千戶。有官方的織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為單位進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為三個群體。占最大規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業者，他們從事紡織業，從事各種日常生活品與奢侈品加工，但這部分人獲利有限，僅能餬口；其次，是工廠主，或由鄉紳轉化而來，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階層轉化而來；最後，是生員，或已經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權的讀書人。
而廠主與生員群體，往往是同構的，有錢者使子女獲得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獲取政治身份，這是傳統社會的常規進取之道。
大明朝商稅是真不高，商稅沒有到朝廷銀子裡，反倒是都變成利潤流進了這些商賈的腰包，而這些人，和讀書人的關係又是千絲萬縷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權的，基本上都是讀書人。而且江浙那邊文化鼎盛，出來的讀書人尤其多。
正因為有著這些關節，是以皇帝屢次想要徵收商稅，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堅決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對皇帝破口大罵。若是換做洪武永樂那等強勢的皇帝，怕是就要大開殺戒，只是後來的明朝歷代皇帝，可是沒這個魄力。
最後萬曆皇帝沒了法子，便想出這麼個主意，直接派太監下去收稅，這就不必經過那些大臣們同意了。
可以想見的是，這一舉措激起了多麼激烈的反彈，整個萬曆一朝，關於這個的罵聲便是不絕於耳。萬曆幾十年不上朝，和這些也是不無關係。
而這一次的蘇州抗稅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發出來的產物，是讀書人群體對皇帝的一個反擊。
要說那太監橫徵暴斂，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監，除了鄭和等寥寥幾個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這德行。但這些稅，其實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紡織工匠頭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廠主士紳們頭上。要說這稅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廠主士紳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們根本不願意承受。這些大明王朝身體上的寄生蟲，磨牙吮血，吃著大明王朝的肉，喝著大明王朝的血，卻是不願意拿出一分銀子來！在他們看來，不交稅，那是天經地義的！
我憑什麼交稅？
所以他們把徵收的稅，巧妙的轉嫁到了那些紡織工匠的頭上，然後再挑撥他們，順理成章的就出了這麼一件震驚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讀書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讀書人，尤其是那些鬱鬱不得志的底層讀書人。你跟他們比橫，那還真是比不過。他們不少人都是自認科舉無望，眼瞅著昔日自己的同學都考中舉人考中進士陞官兒發財了，自然是心裡不平衡，這心裡不平衡的時間長了，便是鬱結著一股不平之氣，這股子不平之氣使得他們往往對這個社會，對這個制度都很是敵視，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會做出很極端的事兒了。
腦子一熱，指不定就怎麼著。反正在他們看來，自己也沒什麼好失去的，再說了，國朝數百年優容養士之風更是讓他們有恃無恐連燒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過是十來個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們怕什麼？朝廷難道還敢對咱們這些讀書種子動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們鬧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這種人，其實就是一個字兒：賤！
他們最是欺軟怕硬，在明朝時候那麼橫，靠的什麼，不就是國家優容麼？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們這一套，該殺的殺，該抓的抓，這幫子驕橫無比的讀書人頓時屁都不敢放一個了。
像是雍正四年，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詩經》句「維民所止」命題考試，清廷誣稱「維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將查捕獄問罪。不久死獄中，戮其屍，株連親屬。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堯隨
筆，隨年西征，因文章譏諷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斬決，妻發黑龍江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鄉會試。
停了浙江的會試了，這是怎麼個概念？
意思就是以後浙江的士子讀書人們，走正途，走科舉，再也當不了官兒了！
這相當於是絕了整個浙江一省士紳讀書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鬧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卻是一個敢言語兒的都沒有！為何？給殺怕了！最後還是李衛替浙江文士說了許多好話，方才恢復了浙江文士的鄉會試。如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