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棉紡織業貿易與生產體系轉型的地域分佈（充字數的，感興趣的可以看看）
劉淼
中國晚清時代正處在大量引進外國產品及初級加工品的過程中，以棉紡織業轉型的例證，可以說明在以機器製造為標誌的近代生產體系確立的過程中，實際上經歷了傳統生產體系、貿易體系、貨幣體系三大體系向機器生產體系轉型的階段。本文擬從棉貨貿易體系入手，探求與早期機器工業生產體系形成過程中地域性經濟分工與發展程度變化關係問題。
一、晚清地域紡織業生產體系轉型的貿易原因
棉紡織的早期工業體系中，其引起中國傳統棉紡織業解體的重要原因，首先在於在於洋紗的進口，其次是機器設備的進口與紡織機器製造業，華商中採用外國棉紗的織布技術，並且利用進口機器生產製作洋布，並在市場進行銷售。而在社會層面方面，一方面是大量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而另一方面，則是工廠制度逐漸代替傳統的舊有的行會制度，新辦工廠的制度。
關於棉貨進口國的結構問題，則是中國地域性棉紡織業生產結構形成的主要原因。「棉貨為中國進口貨物之大宗。」（註：《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進口棉紡織品的大致情形》，《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而在「各國向我國輸入棉貨，以英國為最早」。「自一八六○年至一**○年間，英國棉貨，幾獨佔中國市場。」（註：《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繼英國之後，「美貨進口漸多，主以粗布粗紗銷售於北方諸省。日俄戰爭方息後，美國布匹在東三省一帶銷售尤盛。據美國出口統計，一九○五、一九○六兩年，美國布匹輸出於中國及香港，幾達五千萬金圓。」這裡所說的「金圓」，當是時人按美金計算的。當時對此貿易額的說明，「中國海關冊僅載由美國直接輸入數目，由香港入口者，作為香港輸入，不能辨為何國貨，故用美金統計。」當時的匯率為「一九○五年海關銀一兩，合美金七十三仙，一九○六年合八十仙。」（註：《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美國棉布棉紗在華銷售的萎縮時間，大體上是在1907年以後。據《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的描述，美國棉布棉紗的輸入，「自一九○七年後受日貨之競爭，頓見減色。」這裡所說的情況，自然僅限於當時的報告之編者的看法，其具體的進口額數，自然還需要作進一步的統計分析。
印度棉布對華貿易，至19世紀末成為大宗進口。「十九世紀末，印度紡紗工業既見發達，亦輸入粗紗於長江一帶及閩粵沿海諸口，英國粗布粗紗之銷路，頗為美印所奪漸趨重於細紗細布。」（註：《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當然，對於中國北方地區而言，其最大的進口國當系後起之日本。關於日本棉布及棉紗在中國的銷售時間，大體上與印度同時。據《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的記載，當印度棉紗棉布開始大量湧入中國市場時，「日本棉紗棉布亦漸現於中國市面，在南方與英印競，在北方與英美競，以其距離較近，運費較廉，銷路漸廣。」而日本對中國市場的獨佔優勢的形成，則在「日俄戰後」，當時「日本勢力既伸張於東三省，其棉貨銷售，得轉運與金融之便，漸排逐英美貨物，成獨佔之勢。」就全國總的銷售情形看，日本在「其他北方諸省，日貨銷數，亦見多於他國。其在南方，雖不如在北方之得勢，然進口數目亦逐年增多。」（註：《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通過文獻的描述，大體上可以看出晚清時期外國棉紡織資本已形成在華的投資與進出口的地域分割的狀況。
如果對進口國進行地域性比較，就有必要按照通商口岸的分佈對各地輸入的棉布棉紗情況進行長時段考察。首先關於上海、寧波、蕪湖、九江、宜昌等華中五大通商口岸進口棉紗情況，如表1所示。
表1華中五大口岸外國棉紗輸入統計（單位：擔）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這裡所用計量單位為「擔」，每擔為100市斤。下同。
在華南地區，其通商口岸主要是廣州和汕頭兩地，其外國棉紗輸入情況如表2所示。
表2華南廣州、汕頭外國棉紗輸入統計（單位：擔）
附圖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華北地區的天津、煙台及膠州三港的外國棉紗進口貿易情況見表3。
表3華北外國棉紗輸入統計（單位：擔）
附圖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東北地區，則是外國棉紗進口的主要港口（見表4）。其港口括大連、牛莊、大東溝及安東港。
表4東北外國棉紗輸入統計（單位：擔）
附圖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在棉紗的進口統計中（表5），如果可以將上述統計作為分析英國、印度、日本三國寶在華棉紗市場佔有率的話，那麼，在1900－1913年間，英國的棉紗在華銷售份額顯著減少，而印度、日本則成為對華輸出棉紗的大國。而在印度與日本的比較中，可以明顯看出印度棉紗進口對中國傳統棉紗生產的衝擊為最大。對於日本而言，其棉紗在中國的銷售量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
表5英國、印度、日本三國棉紗輸入中國年度統計（1900－1913年，單位：擔）
*關於日本棉紗進口年度統計中，其在華南廣州、汕頭港進口統計數據不詳，姑以華中、華北地區、東北三個地區的統計數據進行測算。
一、晚清地域紡織業生產體系轉型的貿易原因2
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英國、印度、日本在20世紀初對華貿易的市場佔有率，實際上反映其對中國區域性棉布生產體系所產生的作用。中國華南、華中、華北、東北四大貿易港口地區，實際上與中國傳統的棉布棉紗紡織生產基地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將中國棉紡織業作為區域經濟體來進行分析的話，那麼，在外國棉紗進口的格局中，實際上已經反映出棉布棉紗生產格局。】按照中國棉布棉紗區域性生產基地進行分析，在華南及東北地區，英國逐漸推出其棉布棉紗的生產領域。而在華南地區，日本的棉布與棉紗的對華貿易量並不大，其在該地區的經濟實力相對印度及英國而言，自然要小得多。關於此，可以從各通商口岸的進口數量關係中反映出來（見表6）。
表6各通商口岸輸入洋紗的統計及比重分析（1867－1892年）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統計與報告.其數據參見中國近代手工藝史資料第二輯第197頁。
關於表6需要說明的問題：
一、華南八港，主要括廣州、汕頭、廈門、福州、北海、九龍、拱北、蒙自；華中九港，是上海、寧波、漢口、九江、鎮江、蕪湖、宜昌、重慶、溫州；華北二港是煙台、天津；東北一港是牛莊。
二、所佔比重的統計，不足0.05％的部分忽略不計。每項統計為5年平均數。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初期，中國處於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關於中國紗與洋紗的比例關係，則是研究該時期經濟總量變化及經濟關係調整情況的主要依據。
國產棉紗與洋紗市場佔有率的分析，這裡以長江中上游的重慶、宜昌、沙市、長沙、岳州、九江、蕪湖七港及華北地區的天津、芝罘、膠州、秦皇島的統計數據加以說明（表7）。
表71899－1913年洋紗、國產紗進入通商口岸統計（單位：擔）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參見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45頁。關於長江中上游七港及華北地區四港的分別統計數據，參見《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457頁。關於表中的「擔」的計量單位為每擔100斤。表中的統計數據，是按照5年進行計算的。
關於棉布的進口情況，根據《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其種類括粗市布、細市布、粗斜紋布、細斜紋布和標布五種。棉布進口，以英國、美國、日本三國為大宗。英國、美國、日本三國在對華貿易中的比重，如表8所示。
表8英國、美國、日本三國棉布對華貿易比重（1900－1913年）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貿易統計及報告。
在外國棉紡織資本的貿易格局形成後，中國形成華南、華中、華北、東北四大棉紡織生產基地，傳統的以長江流域為主體的生產與貿易格局開始出現向其他地區進行轉移、擴散、延伸的態勢，這對於形成地域性的棉紡織機器工業生產體系，是有積極作用的。
二、棉布棉紗生產體系的轉型
在早期棉布機器生產體系中，以其最為重要的生產基地而言，主要是江蘇、浙江、湖南、華北地區、四川及東北地區。
首先是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棉布生產體系。江南機器工業的出現是光緒二十年。例如在上海，「光緒二十年以前，滬上未有商廠織布，紗線均手車所紡。」「其後紗廠逐漸開設，機器漸推漸廣。」（註：《上海縣續志》卷八。）由於有機器生產棉布的出現，以致在市面上有「洋紗布」、「杜紗布」的劃分。（註：《上海縣續志》卷八。所謂「洋紗布」，是指「機器紗織成者」，而「杜紗布」，則是「手紡紗織成之布」。在這裡，所謂的「杜紗布」之「杜」字，當為「土」字之諧音。）值得注意的是，在當時洋紗布生產中，不僅是以機器織成之故，恐有用洋紗為經者，這自然成為洋紗布暢銷的原因。而在市場銷售中，「近年市上，所出洋紗布已居大半矣」的描述，應該是真實可信的。（註：《上海縣續志》卷八；《英日美三國布匹在中國銷售方法比較》，《上海總商會月報》第三卷第10期。）在晚清時代，上海棉布的生產具有獨佔性質。「中國之織佈局，僅在上海一隅，設機四百張，每年約出布二十四萬匹。其定章載明，有人仿辦，只准附股入局，不准另行開張。」（註：楊家禾《通商四大宗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四五。）然至1893年，「上海機器織佈局，突遭秦火之劫。」（註：《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上卷第2頁。）而湖廣總督張之洞則因此而「擬於湖北省另立一局」，由官方所組建的機器織布業得到大的發展。（註：楊家禾《通商四大宗論》，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四五。）截止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機器織布等局，現查上海、寧波、長江一帶，相繼仿行，集股創設，計已成者及將成者，共十五處。大約明年（1895年）各局，統有紡紗車三十六萬架，織布機器約三千軸，軋花機器更難悉數。」（註：《光緒二十年通商各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上卷第2頁。）而在光緒二十一年的統計，在上海「已建有紡織繅絲等廠」，其中「所創紡織等廠，官商合股者，先有五家，此五家計有十二萬錠子，八百五十機張，每年能出紗九萬，每重四百磅，布能出二十五萬匹每匹重十四磅，長四十碼。此外，尚有十一家，或已建屋或已購備機器。其十一家內，有三廠系屬華商，計有六萬五千錠子，每年能出紗四萬八千，其餘八家中有日本商三家，共約二十七萬錠子，每年能出紗二十萬。」（註：《光緒二十一年上海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2頁。）關於光緒二十一年上海所設紡織廠的情況，美國駐滬總領事的說法，似與上海海關的報告有所出入。據美國駐滬總領事佑尼關於《中國紡織繅絲情形》的報告說，在1985年年初，「滬上紡織廠已有五六家，其已動工之錠子，凡十萬五千枚，其裝工未竣之錠子，凡三萬餘枚。此外西商公司招股設廠者，計英公司三，德公司一，共用錠子十四萬五千枚。另有日本紡紗廠二家，議而中止。」（註：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105。）不過在上海的機器紡織業中，據美國駐滬總領事佑尼關於《中國紡織繅絲情形》的報告說，光緒二十年（1894年），上海的「華商紡織廠，終年日夜工作，而獲利頗厚」，「各廠所用印度棉紗，計進口十八萬，合價銀十兆兩。」（註：求自強齋主人《皇朝經濟文編》卷105。）而在上海海關的報告中，「所有新設之機器製造廠，現皆接踵而起。如紡紗廠，華洋各商，先有十家，其錠子共計三十一萬五千六百多支，每日計出紗七百九十，每計重四百斤。」
關於機器紡織廠的生產規模，上海於光緒二十一年，「織布機張，華商已成之廠內，計有一千架，洋商則尚未佈置」；而在絲織業方面，其「繅絲廠，華洋兩商共有二十七家，絲車共有四千架，一年之中可出絲一萬三千擔。」關於機器紡織業「共招雇工人約二萬五千至三萬人之多，將來洋商所設之廠，一律開機，則需人更多。」（註：《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口華洋貿易情形總論》，《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0頁。）
應該承認在機器紡織業形成的年代，江蘇與上海等地的步伐大體一致，按江蘇的記載，「光緒二十年以前，滬上未有紗廠，蘇地盤門外，蘇綸紗廠，亦未興築。織布紡紗，均手車所紡。其後紗廠逐漸開設，機器漸推漸廣。」（註：曹允源等《吳縣志》卷五一。）蘇北通州、海安等地生產的土布，稱為「通布」。關於「通布」的生產情況，在光緒三十年前，「通州一地，強半以手工織布為生活，販運東三省行銷。」而在光緒三十年間「近以日本機布在東暢行，通布交易盡為所奪。」日本棉布暢銷的原因，乃在於「日布式樣略仿通布，價值則較通布為廉。」（註：《光緒三十三年蘇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68頁。）又據光緒三十四年《農工商部咨各督撫飭屬行銷土布略》所載江蘇海門商務分會總理劉燮鈞所說：「通海土布向銷東三省，每歲約銷十萬餘件。近年洋布盛行，洋紗充斥，以致土布減銷。」而在當時的農工商部的官員看來，「臣謹按：光緒初年，海關進出口表頗足相敵，其後洋貨進口歲歲加增。考其大宗，則布紗實佔多數，棉一而已。其博人所好也，華紗出自手工，洋紗出自機器，織成布匹，略判粗細，以此遂為所奪，不獨通海一隅也。」（註：劉錦藻《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八三《實業六》。）
而在湖北，如在沙市，「紡織之業，皆自土民操之，非有大股商人開廠製造也。」至1907年，日本棉紗棉布開始輸入沙市地區。「日本棉紗本年度（1907年）多逾三千擔，因鄉人樂於購用，故銷流頗暢。」在市場關係中，日本棉紗之所以有銷路，其原因在於「以此紗織布甚易，需時較少，而且紗絲堅細，堅則難斷，細則質輕，如以同重量之紗織成布匹，其數自可比土產之紗尺數見長，絲縷亦甚勻細也。」（註：《光緒三十三年沙市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7頁。）
關於沙市地區日本棉紗進口量，據記載該口岸所進口的棉紗「大半系日本貨。自光緒二十九年以後，本年度最為巨擘，值銀四十三萬四千五百餘兩。聞得鄉間喜用此紗織布，尚覺有利可獲。」（註：《宣統元年沙市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0頁。）
在湖南，據湖南口岸貿易情形的記載，在湖南嶽州等地，「自近年設立洋船稅關，生意頓盛。洋紗一縱，尤為暢銷。業此者現有四十五家，而每日所獲，各不下三四百金。惟本地所產之棉花，其價日賤，且無人問津。」而洋紗盛行的原因，則在於「洋紗價廉省工，織出之布，勻淨光潔，四鄉貧家婦女，必借此謀生雲。」（註：本省近事《城陵磯近訊》，《湖南官報》第409期。）關於洋紗在湖南銷售量的記載，「洋紗一宗，在本埠（岳州）銷售，（1903年）約九千擔，往內地行銷者二千三百擔。此數內日本紗一千六百四十四擔，印度紗六百六十三擔，本埠銷者日本紗約居二分，印度紗約一分。」（註：《光緒二十九年岳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0頁。）而當時洋紗在湖南地區的銷售，導致當地的棉布生產取代傳統的土布。在光緒二十九年期間，「查岳（州）、常（德）、澧（州）等處織布之戶，近來全系參用洋紗，所出之布，據雲輕細有餘，而厚暖則不足。目下欲求一匹真土紗都布，幾如披沙揀金。」（註：《光緒二十九年岳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30頁。）湖南嶽州等地的土布，稱為「土紗都布」，其製造的方法及品質，當與江蘇的土布有直接的關係。據時人所述，「岳州、澧州及常德等現最重要以及最令人感興趣的製造品也許就是通常稱為南京布的棉布。」恐因與江蘇的土布有相同的地方，所以華南地區的土布「大多數行銷內地，經過岳州海關的只有一小部分。」（註：decennialreport，1902－11.voi，p.336。）而在洋布的生產中，因「織得又結實又勻細，所以最為暢銷。」其往外地的銷量「據一九○八年粗略的估計，岳州以往年產量二萬匹，常德地區為六十萬匹。」（註：decennialreport，1902－11.voi，p.336。）
在廣東，汕頭原是華南地區土布的主要生產地之一。自光緒時起，也因「本土所出之布，以堅實價賤為主，不尚勻細，故印度棉紗進口駕於英國日本之上。」在廣東，「日本棉紗初來之時，貨細價廉，人盡樂用，上三年進口五千七百四十二擔。嗣後價值日昂，而銷路漸減，至是年（1901年）進口僅有三百二十擔之數。」（註：《光緒二十七年汕頭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70頁。）廣東興寧地方也是出產土布的地區之一。「興寧為本埠棉紗商業一大銷路。傳說此項生理，陸續有歇閉者。」「夫棉紗用以織土布，向日該埠工藝興旺，土布為出口大宗。自日本法蘭絨等類流入中華以來，人多喜用，土布自形不佳。」（註：《光緒三十三年汕頭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9頁。）在珠江三角洲地區，印度棉紗進口也為大宗。「印度棉紗運入北江各境城鄉墟市，借供織造土布之需，為數甚巨。凡其所制布匹，彼都人士，每多樂購服用，緣此遂致洋布一項，銷路亦為之梗滯矣。」（註：《民國元年三水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37頁。）在東莞，「印度棉紗進口加多，且價值又昂，多系運往東莞陳村等處銷售。」廣東東莞陳村，其本身並不見有棉布生產，而是印度棉紗銷往內地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聞內地各鄉需用此物以織布匹，故此銷流日廣。」（註：《光緒二十九年拱北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8頁。）
在福建，關於福建印度棉紗價格變動情況，「棉紗則有百分之十由印度而東來者，共八千三百計二萬六千擔到福州。去年（1895年）只有一萬六千擔，其通行之貨色，則系十二號、十六號、二十號為多，價值及此年終每重三擔，由九十元五角漲至一百五元六角半，由是處金價高昂，半由雨水不足所致。」「全年統計，每擔扯漲二兩之數。」（註：《光緒二十二年福建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52頁。）而對於上海寧波等地生產的土布而言，福建等地則是其土布的銷售市場。「寧波、上海兩處所出土布，運至本口（福建）銷售，未見合算，而本地用洋紗織成之棉布一宗，售價較為便宜，是以人多購置。」（註：《光緒三十三年福建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82頁。）
而在中國北方地區，洋紗進口對當地土布生產及市場銷售，想必產生重大影響。如在「直隸河間、順德、正定、保定各屬，並京東、樂亭、寶坻等縣，向產棉花，既多且佳。近年民間織布，其線大都買自東洋，亦系因無紡織機器，以致有此漏卮。」（註：伊犁將軍長庚《奏伊省購訂紡織機器運至直隸辦理織佈局》，《光緒政要鈔本》，《實業七》「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這裡所說的「樂亭」等地，不僅以盛產棉花著稱於世，也「是以棉布著名的，這種布過去是用土產棉紗織的。但是由於進口的洋紗又便宜又好，因此便放棄了紡制土紗」。（註：decennialreport，1902－1911.voi，p.183。）在山東，因海上貿易的關係，外國洋紗極易大量流入，並且成為中國沿海地區的貿易據點。如在煙台，「上海棉紗逐年減少，內地所用者多取自青島。土布一項亦見少，因日本布匹灌入甚多，被其侵奪耳。」（註：《光緒三十二年煙台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1頁。）在膠州，原本與上海等地的棉紗交易關係甚為密切。「外來之棉紗減少，系因本省產棉甚富，內地鄉民當冬令農事完畢，皆從事於紡紗。在前多仰給上海運來之棉，現本省產棉即（既）多，更足以更運出口，想見其棉價必廉，而紡紗者購用合宜，又能多獲利益也。」（註：《宣統三年膠州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43頁。）
四川於20世紀初也是洋紗進口的重要地區之一。在重慶，「本年（1903年）進口洋紗，所以日見其旺者，大半為本省紡織之用。聞織出之布，銷售甚易，故本年印度紗較之往年增至十二萬四千八百六十三擔，可為明證矣。惟日本紗本年進口數甚細微，僅有七百九十一擔，英國紗二百九十四擔，與上年無相軒輊。中國機器紗本年亦僅有九千五百七十九擔，貨色日精，極易紡織，只緣價值不能與印紗相?，故銷路即不能與印紗爭勝，而日本與英國之紗其見絀情形，亦復如是。」（註：《光緒二十九年重慶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20－21頁。）關於印度紗與中國紗在四川的銷售情況，「聞前數年曾有人云：中國機器棉紗，將來行銷川省各埠，足可抵制印度紗之進口。查數年貿易冊所載，印度棉紗進口數目，與中國紗綜觀，亦覺不相上下。查原色布自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通盤扯算，每年進口共有四十一萬餘匹，今以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照前扯算，每年進口已跌至三十一萬餘匹，皆因民間多有購紗，自織土布，抵制之故。」（註：《光緒三十四年重慶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29頁。）
雲南曾是土布紡織的大省，在洋紗大量輸入的情況下，日本紗、印度紗則為其大宗。而在雲南的對外貿易中，「洋貨入內地，向以洋紗為大宗。發本省（即雲南）內地銷售之貨，洋紗則居百分之七十分，發貴州佔百分之九十四分，發四川則全系洋紗。」（註：《光緒二十九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12頁。）而印度紗「進口最多，然從東京廠所出之棉紗進口數目，雖不能與印度紗比較，亦可從緩相?。」究其原因，乃在於「雲南所銷之紗，惟十號之紗最易，價賤者印度紗而已。東京紗較印度紗尤為齊整，故價值稍高。然市人所買之紗，不論齊整，總以價賤為妙。」（註：《光緒三十二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02頁。）日本紗與印度紗的進口比例，如果以1910年「棉紗進口統共價值而論，則印度紗佔百分之七十五，東京紗佔百分之二十五。棉紗進口有百分之六十運銷通海局廠，百分之二十運銷曲靖，百分之十運銷雲南府，其餘運銷各鎮小局。」（註：《宣統二年蒙自口華洋貿易情形論略》，《通商各關華洋貿易總冊》下卷第145頁。）
表9為1868年至1899年歷年洋紗進口量統計。應該加以說明的是，其中自1868－1873年的價值的計量單位，原資料為上海海關兩，為統一計換算成海關兩，其比價為上海兩︰海關兩=111.4︰100。表中之指數以1868年為100。
表9歷年洋紗進口量統計
資料來源：歷年海關報告。其中關於數量與價值的數據，引自《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96頁。
從上表進口洋紗數量與價值量，可以看出1868－1899年的31年中，進口洋紗的數量及價值量上升34.17倍，其上升幅度是相當驚人的。值得注意的是，進口量上升幅度最大是從1890年開始的，除1894年度略有下降外，其餘年度都呈現出逐年平穩上升趨勢。
綜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看法：
一、晚清時期中國地域性機器工業生產體系的形成，與棉貨貿易區域的劃分有直接關係。而在中國對外貿易四大港口體系中，其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程度、機器工業成長速度也有直接關係。
二、貿易與生產體系的內部結構，主要表現在生產部門的分工上。如果說在早期棉布貿易為棉紗貿易所取代的話，那麼中國早期的機器棉紡業的形成，自然與棉紗的貿易有直接關係。
三、機器棉紡織業的形成過程，同時也是中國傳統土布生產體系解體的過程，其間所經歷的社會經濟的變遷與整合的過程，則是棉貨貿易發展與機器生產體系確立相一致的。
四、機器棉紡織工業中的地域差異，應該說與外國棉紡織資本力量、技術實力、本地工業的社會經濟基礎等因素的不同有直接關係。長江三角洲與珠江三角洲早期棉紡織工業的形成與發展，應該說與其傳統對外貿易、國內市場體系，以及與外國資本、技術的聯繫，有直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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