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晚清蠶絲業改良（充字數，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看）
李平生教授著
內容提要：蠶絲業在中國歷史上曾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支柱，但長期以來屬於農民的家庭副業，技術、設備、管理均陳舊簡陋。鴉片戰爭以後，在內外形勢的壓力下，中國蠶絲業開始了改良革新的艱難歷程。到清朝末年，蠶絲業教育體系的形成，蠶絲業研究機構的設立，蠶絲業官方管理機構和民間協調組織的出現，以及制種、栽桑、養蠶、剿絲等領域新氣象的呈現，標誌著有數千年傳統的中國蠶絲業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蠶絲業以獨特的功能推動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纖細柔軟的蠶絲在某種程度上構成了國計民生的一個重要支柱。略覽史籍，我們不時可以看到蠶絲閃爍的光彩：鄉村農戶以養蠶織綢而安身立命，詩人騷客以詠蠶喻絲而抒發情懷，達官顯貴以生絲絹帛而折稅抵賦，天朝上國以鬻絲輸綢而懷柔域外，等等。蠶絲業構成了社會生活眾多領域中不可或缺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我們應該看到，長期以來蠶絲業生產一直屬於農民的家庭副業，技術上陳陳相因，設備上簡陋粗糙，從栽桑、制種到養蠶、剿絲，既無專業化生產，也無系統的經營管理。鴉片戰爭以後，隨著中國生絲出口外銷的急劇增長，西方近代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東漸而來，以及來自國際市場的壓力日趨緊迫，古老的中國蠶絲業面臨著挑戰，開始了自我革新的艱難歷程，經過一系列的改良，逐步邁入了近代化的門檻。
一
自古以來，絲貨是我國最重要的輸出物品之一，一直壟斷著國際市場，久為各國商人爭相採購，從中牟取暴利。鴉片戰爭以前，由於中西交通艱險，以及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中國生絲出口雖受外國歡迎卻數量有限，年出口量最多時也沒超過**千擔[1]。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生絲出口量急劇上升。19世紀40年代中期，中國生絲每年出口量超過1萬擔[2]。出口量的急劇膨漲，刺激了各地蠶絲業的迅猛發展，不僅浙江、江蘇、廣東、四川這著名的四大蠶區蒸蒸日上，而且其他省份的蠶絲業，如山東、安徽、江西、福建、河南、湖南、湖北、山西、直隸、陝西等地也急起直追，就連我國僻遠的北疆南陲，如新疆、甘肅、廣西、台灣也聞風而起。老蠶區煥發青春，新蠶區應運而生，這種迅猛發展的勢頭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中國蠶絲業生產日趨繁榮的背後，也隱藏著嚴重的危機。
中國土法剿制的生絲，粗細不勻，膠質堅硬，運銷歐美後需要經過再剿才能適用於機器織綢業。隨著生絲外貿的不斷擴大，這一嚴重問題在國際市場上日益引人注目。在當時眾多品種的出口生絲當中，以湖州輯裡絲最為有名，其特點是「富於拉力，色澤潔白，絲身柔潤」，但由於土法生產，沒有固定的條份和品質標準，因而它的缺點「亦所難免，條份不准，勻度不及是已。此實為其致命傷。·······今日銷美廠絲，勻度都須在八十分以上，而輯裡絲之勻度，至多不過四十至五十分之間耳，········不適用於機器生產。」[8]19世紀70年代初，法國里昂絲商協會致函上海商會，指出華絲在同一裝內品質不一，不勻不潔，難於操作，許多名牌絲已失去了信譽。同時，美國絲商協會將中國生絲摻雜的情況報告給該國政府。上海商會也為華絲品質下降而通報中外人士，特別指出：「中國生絲的缺點是剿制粗糙，裝混雜，復搖絲和沾絲中用糖油等雜物增加重量。歐洲以為中國絲條紋太粗，改用棉花代替。美國對復搖絲的品質雜、損耗大頗有意見」，並發出警告：「如果這樣下去，絲價將再度下降，並將失去市場上的地位。」[4]
就在中國蠶絲業生產抱殘守缺，徘徊不前，甚至產品質量有所下降的時候，國際上一些蠶絲業原來並不發達的國家開始注意進行改良。早在中世紀，意大利就發明了「拈絲」的工序，即把絲拈成股以便可以經得住紡機的拉力。18世紀初，這種技術傳到英國，並被廣泛使用[5]。1828年，法國「發明共?制絲器械，使里昂積絲業一異彩」[6]。19世紀中葉，一場災難性的微粒子蠶病蔓延歐洲，使意大利、法國這兩個歐洲主要產絲國遭到空前打擊。這場厄運促使歐洲科學家苦心研討應策良方。不久，法國科學家巴斯德通過顯微鏡找到病源，發明了防治方法，並由此而誕生了「微生物學」這門新型的科學。同時，意法開始對蠶絲業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改良，「兩國育蠶之家，數桑有術而葉肥茂，選種必良而蠶碩壯，且察其僵之猶癩也，藥而別飼之，使不傳染，·········其（繭）化之出蛾也，烘而干壓之，使可久藏，·········而彼皆創立藝學，以教民導民，故其剿絲之矣，直可歷七蠶八蠶之長，而其成絲之功，遂及五繭六蠶之細」[7].儘管意法兩國生絲在國際市場上從未撼動過華絲的霸主的地位，但它們所進行的一系列技術改良則遠遠走在中國的前列，並對中國蠶絲業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如果說意法蠶絲業改良的興起表明中國蠶絲業在生產技術上已經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那麼日本蠶絲業的迅猛崛起則表明中國蠶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霸主地位已經開始動搖。日本蠶絲業向來不如中國，明治維新以前只有少量的蠶種和土絲出口，日本政府對此不重視，「且有提高稅率，及取締出口絲商之謬舉。」[8]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朝野充分地認識到蠶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採取了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使日絲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嶄露頭角。1870年，日絲輸出量為7000擔，僅及華絲輸出量的七分之一。此後迅速增長，到1909年，日絲輸出量達135000擔，超過了華絲輸出量[9]，而在國際生絲市場上躍居霸主地位。這一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對於古老的中國蠶絲業是一個莫大的刺激。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剿絲業還受到國內通商口岸外國絲廠的衝擊。早在1840年，美國絲商曾把美國絲車介紹到中國，50年代又把上海生絲送到廣東再剿，並將「符合美國人的想法」的絲車從廣東介紹到上海試剿。1861年，英商主辦的恰和紡絲局在上海設立，這是中國境內第一家外國絲廠，最初有絲車100架，2年後擴充為200架，機器設備主要是由香港製作，並從法國引進技術工人[10]。到1894年，上海規模較大的外商絲廠有4家，共有絲車1500架，職工3750人，年產絲1620擔[11]。綜觀這時期外商在華設立的絲廠，數量不多，起初的經營效果並不佳，但它們對於中國古老的手工繅絲業無疑是一個衝擊，它們引進的先進設備，訓練出來的一批熟練技術工人，客觀上推動了中國繅絲工業的產生。
與此同時，一些外國駐華官員為了本國能從中國獲取更多的精美生絲，對日漸落後的中國蠶絲業發出了警告，並提出了一些改進意見。70年代寧波海關稅務司德國人康發達指出：「中國若不講求蠶瘟，倘遇年歲不好，傳染日深，將來病蠶生子，蠶種相傳，蠶子將有滅絕之一日。】」[12]他還向清政府提出了改良蠶絲業的建議，「顧不為採納，後康氏復選派寧波人江生金者赴法人蒙伯裡野蠶校習新法育蠶，」[13]江生金因此而成為中國第一個蠶絲業方面的留學生，學成回國後擔任了浙江蠶學館總教習。1880年，法國里昂會為改進華絲質量，「曾托總稅務司赫德氏調查吾國農民養蠶狀況，作為進行張本，其報告書凡十有九。此外在法國著作中，殷殷以改良中國蠶絲為言者，亦屢見不鮮。誠以「中國生絲」原料與（法國絲織）製造，不可分離，苟缺乏原料，則製造之基本動搖矣。」[14]儘管這些外國駐華人員的動機在於謀求本國的利益，但他們對中國蠶絲業的批評並非無的放矢，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改良中國蠶絲業已是大勢所趨、刻不容緩了。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蠶絲業邁開了由傳統走向近代的艱難步伐，在甲午戰爭以前其發軔並主要集中於與華絲出口貿易有直接關係的繅絲領域。
1872年，華僑商人陳啟沅在家鄉廣東省南海縣創辦了我國第一家華資機器繅絲工廠－－繼昌隆繅絲廠。開辦之初，規模比較狹小，尚未以蒸汽作動力，「全廠不過數十繅絲釜位，只有單繅而沒有復繅」，經過幾年的努力，擴大到800釜位。由於該廠採用了法國共拈式絲車，增加了「加拈」工序以提高生絲抱合力，並進行了生絲條紋規範化和繭料的分類選擇，結果提高了生產效率，「每一女工可抵十餘人之工作」。此外，陳啟沅又結合了本地特點，發明了一種足踏式人力絲車，「所制之絲，較之法國所產無多遜」，這種「汽機繅絲與足機並行不悖」的局面在南海一直持續了數十年[15]。由於繼昌隆出絲精美，獲利豐厚，南海各鄉以及鄰縣順德等地爭相倣傚，紛紛設立了絲廠。從1881年到1894年，僅順德開辦的規模較大的絲廠就有35家，平均各廠每年產絲35000斤[16]。這樣，在最初的繅絲生產技術改進方面，廣東在全國處領先地位。
隨後，上海也出現了華商創辦的近代機器繅絲工廠。1881年，黃佐卿設立了公和永絲廠，擁有法國式絲車100部以及鍋爐、引擎、吸水器等全套設備。1887年以後，絲車增至900部[17]。到1894年，上海規模較大的華商絲廠共有8家，絲車2576部，職工5850人，年產生絲3782擔[18]。具體說來，上海絲廠的出現，其年代稍晚於廣東，其數量也遠遜於廣東，但大都倣傚外商絲廠的模式，機器設備都是從國外進口（稍後可以在當地仿造），開始就採用了蒸汽作動力，採用四緒繅法，每兩部絲車另配有一名打盆工，因而其生產效率遠遠高於廣東，成為後起之秀。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蠶絲業改良的內容僅限於繅絲行業，其地域則囿於廣東、上海兩地，對全國其他地區尚未產生多大的直接推動作用，至於對其他蠶絲行業（如蠶桑、制種、養蠶）產生的影響更是微乎其微。當時中國蠶絲業已經出現了危機的隱患，但人們尚未清醒地認識到危機的到來及其產生的根源。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尚未出現某種專業的官方機構或民間組織，也沒出現系統的蠶桑教育與研究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對整個蠶絲業的各個領域進行自覺的、有意識的改良和推廣。可以說，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蠶絲業改良尚處於萌芽狀態，還沒能夠由治標發展到治本，更未形成為一項波及全國範圍、納各個領域的系統性改造工程。
二
甲午戰爭以後，清政府對日作戰慘敗的現實以及隨之而來的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給社會各階層帶來了空前的刺激。民族危機的加劇使有識之士憂心如焚，苦苦地探求保國保種的良策。清政府由於允許外資在華設廠製造，對於民族資本投資辦廠的禁律有所鬆動。伴隨著甲午戰後發展民族工商業呼聲日益高漲的潮流，振興和改良在國計民生中長期佔有重要地位的蠶絲業，成為人們共同關注的重要課題之一。
面對現實，有識之士已經開始認識到中國蠶絲業的危機，指出：「自通商以來，……中國之蠶桑猶昔也，而絲市日衰，絲商日困，推原其故，皆外邦種蠶（桑）以分其利，且種桑養蠶之法精於中國。中國若墨守舊法，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絲市之衰不知伊于胡底？」[19]即使在蠶絲業最發達的江浙兩省，「亦不過拘守成法，未能變動推廣，且因蠶病蔓延而致蠶種不佳，育蠶者往往折本，愚民無知，委為運氣使然，絕不考求其致此之由而補救之。數十年後，蠶桑之利未知何如，可不懼哉！可不惜哉！」[20]同時，他們還放跟世界，注意到了法國、意大利、日本在蠶絲改良方面取得的新進展：「二十年前，（法意）產絲極旺之時，蠶忽患病，比戶傳染，幸經格致家巴斯陡（按：今譯巴斯德）……用六百餘倍之顯微鏡細察蠶身，乃知所患者形如椒末（按：即現在所稱的微粒子病毒）……精選無病之蠶，即以傳種，名曰做子分方法。法意等國莫不師之，於是蠶病遂除而產絲復旺。日本於蠶務亦極力整頓，不餘遺力，曾將蠶蛾選擇佳者送至兩國考察，又派人往意法兩國學習養蠶諸事，所以日絲之出洋，年盛一年，上下獲利無算。」「至今各國產絲之旺數十倍於前矣，其利之厚可想而知，況日本蠶絲本遠不如中國。」[21]外洋蠶桑之利蒸蒸日上，而我國則江河日下，這種強烈的反差使有識之士莫不扼腕歎息而圖謀改進。
培養一大批掌握近代科技知識的蠶桑專業人才，這是進行蠶絲業改良的前提條件。1897年，中國出現了第一家蠶絲業學校－－浙江蠶學館。該校由杭州太守林迪臣創設於西湖之畔，佔地10畝，有考種樓、飼蠶所、繭室、儲葉處、齋舍、膳室庖捨共80餘間房屋，聘樊恭煦為總董，邵章為館正，江生金為總教習，日本蠶學家轟木長為副總教習，林氏自兼總辦。鑒於微粒子蠶病曾使意法蠶絲業幾遭滅頂之災，「中國蠶子亦有瘟病」，因此，「蠶學館之設以考驗蠶種分方做子為第一要義」。主要課程有理化、動植物學、氣象土壤學、栽桑制種、蠶體生理及解剖、育蠶繅絲、顯微鏡檢查、病蟲害防治，等等。蠶學館的宗旨是「以除微粒子病，製造佳種，精球飼育，傳授學生，推廣民間為第一要義[22]，這既是該館的辦學方針，也是我國蠶絲業全面系統的改良運動的肇端。浙江蠶學館除了為我國培養了第一代掌握近代蠶絲業知識的專業人才外，還對蠶種改良、養蠶繅絲技術的改進，以及蠶絲業科技書籍的編著和介紹等作出了一定的貢獻[23]。
浙江蠶學館的創辦及其所取得的成效，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人們稱林迪臣開風氣之先的舉動為「絕大見識」，在讚歎之餘又不免表示幾分遺憾：「林太守·········既能成，亦不過浙江一省，一時安能廣傳，使家喻而能戶曉。」[24]因此，各省有識之士一致發出倣傚浙江蠶學館以興辦本省養蠶學堂的呼籲：「補救之法，莫若於省中設立學堂，調取書院高等諸生，令其講求植桑制種之法，學成後遣往各縣分立中小學堂，其法視省，··········勸諭鄉民，律以獎罰。」[25]這種呼籲很快在力圖變法維新的光緒皇帝那裡產生了共鳴，就在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布詔諭，「命於已通開口岸及出產絲茶省份設立茶務學堂，及蠶桑公院。」[26]儘管維新運動旋即夭折，但蠶絲業改良的浪潮已勢不可擋，在清末新政時期再次被有識之士所推崇，並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迅速發展的勢頭而逐步在全國各地深化推廣，形成了一場略具規模的社會運動。
甲午戰後至清末新政時期，各地的蠶絲業改良運動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設立了一批蠶業學堂或附設有蠶科的農業學堂，初步形成了蠶絲業教育體系。1897年浙江蠶學館創辦之後，各地紛起倣傚。1898年，湖廣總督張之洞籌辦湖北農務學堂，隨後添招蠶科學生30名。同年，安徽省安慶設立蠶科蒙學館，收學生50人，學制5年。1899年，福建省設立了福州蠶桑公學，試辦蠶事，以期廣開風氣，三四年後初具規模，設有本科和別科，「本科專講蠶業學理兼事實驗，別科則專事實驗兼授學理。」[27]1901年，南京成立了江南蠶桑學堂，「以考究栽桑養蠶制種繅絲等法，參用東西洋新理，改良土法，俾擴固有之利源，開未來之風氣為宗旨。」學生分為正科、別科，在教學管理方面設有教習、試驗、事務三個部門[28].同年，山東益都設立了青州中等蠶桑學堂，經幾年的試辦，頗有成效，「經日本農學士谷井恭吉前往考試，極為稱許」[29]。1902年，河北保定成立了直隸高等農業學堂，學科分為速成、預備二種，均以農桑為正業，製造為副業。1904年，史量才等人在上海創辦了江蘇女子蠶業學校，後遷往蘇州，正式開辦。它不僅是我國最早的女子蠶業教育機構，也是我國近代女子教育事業的先驅。此外，四川、廣東等省也興起了蠶業教育。清末新政時期，隨著學制改革，廢科舉，興新學，把蠶絲業教育納入全國統一的規範化管理已成勢所必然。1904年，清朝學部公佈了初等和中等農工商實業學堂章程，將蠶學規定為農業學堂的主要科目之一[30]，有些省份還興辦了高等蠶科教育。至此，我國各層次的蠶業教育體系初步建立，它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掌握近代蠶業科技知識的專門人才，推動了各地蠶絲業改良運動的迅速發展。
二、出現了一批專業的蠶業研究機構和附設有蠶科的農事試驗場。長期以來中國沒有專門的蠶絲業研究機構，到了近代這種缺陷日益明顯。改變這種落後的狀況已是時代的需要。1898年，上海育蠶試驗場成立，這是我國第一家蠶業研究機構，該場「聘日本熟於飼蠶之事井原君，取紹興湖州日本種，以日本法育之，以較兩者優劣」。次年，江蘇淮安飼蠶實驗場成立。1902年，河北保定設立了直隸農事試驗場，其宗旨是：「調查全省土壤，講求蠶桑、種植禾稼並製造各事」，設有蠶桑、森林、園藝、工藝四科。1903年，濟南設立了山東農事試驗場，內設蠶科，聘日本人谷井恭吉為農桑教習。1906年，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農工商部農事試驗場，蠶桑為其中八科之一[31]。到1908年，據清政府農工商部統計，全國共設有7處農事試驗場，其中都設有蠶桑科目。這些機構的設立，無論其收效如何，皆起到了開風氣之先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為蠶絲業改良的推行提供了技術條件。
三、建立了一批推廣蠶絲業改良的官方機構和民間組織。進行蠶絲業改良，需要有相應的管理機構和協調組織，以便統籌安排，指導推廣。儘管蠶絲業生產與國際民生密切攸關，為歷代政府所重視，各級官吏均有勸課農桑分理貢賦的職責，但從未設立過管理蠶絲業生產及改良的專門機構。19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些省份開始設立了蠶桑局或蠶棉局，但最初它們的職責只是提倡和介紹蠶桑之利，而對改良工作尚無力顧及。清末新政時期，改良蠶絲業的機構開始出現於各地。1903年，清政府設立農工商部，各地成立農工商局。1908年，清政府又敕令各省設立勸業道，以興辦當地實業，推廣與改良蠶絲業是其主要管轄範圍。此外，這時期各地出現的農會、商會對於推廣和改良蠶絲業均有囊理職責，有的地區則直接設立了相應的行政管理機構。1904年，山東設立了農桑總會，隨後各省設立了分會。1907年，浙江人周懷效任任四川勸業道，為謀通盤籌劃，在省城設立了商務總局，在宜蠶各縣設立蠶務局，「要求將蠶桑一項，列入各蠶桑縣份重要考成之一，曾得巡撫、布政司、按察司、三大憲之同意，使各縣知事，注意蠶桑，努力發展」[33]，其籌劃之周密，為全國所罕見。此外，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新疆、山西、陝西等省均先後設立了蠶桑局或蠶桑傳習所，以進行改良和推廣工作。
與此同時，各地出現了一批旨在進行蠶絲業改良與合作的民間組織。1898年，上海農學會會員朱?犀等人在江蘇如皋建立了蠶桑公社，採用新法飼育日本及紹興、新昌種蠶。1902年，曾赴日本考察蠶絲業技術的四川合江人張森楷在家鄉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蠶桑公社，既經營蠶桑生產，又附設蠶桑學校，並引進江南改良蠶種，聘請浙江蠶學館畢業生入川進行技術指導。由於辦有成效，各縣紛紛繼起設立蠶桑公社，到1906年前後，「蜀省各屬蠶桑公社無慮數十百處」[34]。後因資金短絀，大多數蠶桑公社開辦不久隨即停廢。1910年，上海正式成立了江浙皖絲廠繭業總工所，其宗旨是推廣蠶桑，研究生產，維持公益，融洽官府和絲繭同業之間的聯繫[35]。上述民間組織的出現，表明推廣和改良蠶絲業已由社會各界的共識發展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行動。
總之，到了清朝末年，我國蠶絲業改良運動已初步形成為一種自上而下、遍佈全國、涉及諸多領域的系統工程，已由最初的個體自發行為發展成為一種社會性的自覺活動，它構成了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由傳統走向近代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三
晚清是我國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代，在內外形勢的壓力下，進行全方位的蠶絲業改良已是大勢所趨。然而，它在具體的運作過程中卻經歷了一條曲折坎坷的道路。
作為蠶絲業改良運動的前奏曲，19世紀七八十年代廣東、上海出現了我國第一批近代繅絲工廠，但它們最初的命運蒙上了幾分苦楚，當第一批絲廠在廣東南海創辦時，鄉間以舊法繅絲者、抱殘守缺之士「鹹非笑制」，指責男女在同一廠房工作有傷風化，高聳的煙囪有傷風水，汽笛響聲如鬼叫，等等，不一而足。70年代末，南海竟然發生了數千鄉民搗毀絲廠、哄搶絲貨的事件，並釀成人命血案。地方當局在處理該案件時，採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態度，一方面追究殺人越貨者的責任，另一方面又諭令受害者－－南海各絲廠「剋日齊停工作」[36]。10多年以後，當有人稟請開設絲廠時，地方當局仍以「商民設立機器，專利病民」為辭，不許「擅制」[37]。80－90年代上海出現的幾家絲廠，因位於通商都市，沒像南海那樣遭到守舊勢力的直接干涉，但最初由於尚未建立穩固的原料市場，技術不熟練，以及受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的影響，步履維艱，連年虧損、經營困難。曾為近代蠶絲業教育和改良作出過卓越貢獻的浙江蠶學館，創辦之初也是歷經磨難，在夾縫中求生機。杭州太守林迪臣抱著振興蠶業的宏願而創辦蠶學館，然而他本人則因戊戌維新的失敗而憂憤成疾，尚未見到第一屆學生畢業便抱恨而逝。1902年，浙撫任道?為給剛剛故去的李鴻章立專祠，竟滿口胡言：「浙本蠶桑，農民素習蠶桑，蠶學館無甚作用」，擬下令停辦蠶學館改進李祠。1906年，馮汝?撫浙時，「蠶學館成就卓著，正應擴充」，他卻借口經費短絀，打算縮小其規模[38]。上述兩議雖應浙省士紳的抗議、抵制而未果，但說明振興與改良蠶絲業在這兩位巡撫大人的心目中根本就居於無足輕重的地位。
即使是在步履艱難的情況下，晚清蠶絲業改良也取得了初步的進展，其主要成績可以按行業分別敘述如次。
一、制種業。蠶種製造是整個蠶絲業生產的第一個環節，蠶種的優劣不僅決定著蠶繭的收成，而且影響到繅絲的質量乃至華絲在國際市場上的銷路。長期以來，各地農民均採用土種，「所含病毒，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39]。即使在蠶絲業最發達的浙江省，「農民所育蠶種，歷系餘杭、新昌、乘縣，及太湖一帶的自製土種，品質既劣，病毒又多」[40]，蠶種的粗劣構成了蠶絲業發展的致命傷。有鑒於此，改良蠶種成為初期蠶絲業改良的中心議題，它以1897年浙江蠶學館的創辦為嚆矢。該館「以考驗蠶種分方做子為第一要義」[41]，引進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發明的方法，以顯微鏡檢查病毒，研製成改良蠶種千餘張，推廣試育後很快就取得了明顯的收效。1899，浙江省「蠶事甚劣，收量視豐歲十之四五爾，而蠶館所制種則大率十得**」[42]。隨後，蠶學館研製的改良種逐漸推廣到外省。1903年，山東開始引進改良種。1907年，四川蠶務總局為了改變當地主要生產土種黃絲的狀況，曾從浙江蠶學館運來了諸桂、新元、新昌及轟青等改良白繭種[43]；同年，新疆也採用了江南改良種[44]。與此同時，廣東開始研製改良蠶種，1909年廣東農林試驗場「試驗第一次飼育廣東蠶種，共分二法。一用框制蠶種試驗，一用普通蠶種試驗。框制之種，系用顯微鏡檢查蠶蛾留其無毒者；普通之種，系普通養家蠶尋常製法未經檢查者。今比較成績，當以框制者為優。記框制之種，病繭甚少，節繭頗美；普通之種，惟微粒子病頗多，其繭質亦稍薄」。在同年進行的第3次試驗中，改良種不僅產量高，而且「其繭質之厚，絲質之白，為廣東輪月種（按：即廣東傳統的多化性蠶種）所罕見。」[45]
二、栽桑養蠶業。栽桑養蠶是中國古老的行業，由於農民一家一戶的分散經營，墨守舊法，生產技術長期沒有得到改進，有些地區則由於閉塞落後，一直鮮知蠶桑之利。鴉片戰爭以後，栽桑養蠶開始得到有識之士的提倡和各地官府的重視與推廣，並在技術上有一定的改進。直隸蠶桑局1892－1897年間，從山東、四川採購蠶桑苗，勸民領種2千餘萬株，推廣後蠶桑之利由原來的3州擴大到50餘州縣。河南蠶桑局1880年成立時，通飭41余州縣領發桑苗近30餘萬株[46]。江蘇丹徒、江浦、丹陽等縣往昔蠶桑之利微薄，同治年間經地方官員的提倡，一時蠶桑大興。光緒年間，在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四川、陝西等省許多州縣，推廣蠶桑已成為當地官員的重要職責。即使在邊陲地區，推廣蠶桑也為社會各界所注重。新疆自古雖為絲綢之路的要道，但栽桑育蠶極為罕見，1874年「左宗棠在天山以南，提倡蠶桑，設蠶桑局於疏勒，教民育種、飼蠶、壓條、採葉等法，更栽桑秧數十萬株，給民領種，耗費巨萬」[47].台灣巡撫劉銘傳，曾派人「赴江浙安徽等省，搜集蠶桑之種，及其栽飼之法，編印成書，頒與人民，大為獎勵，··········以籌蠶桑之業，一時頗盛」[48]。廣西過去從無蠶桑，1879年馬丕瑤任巡撫時,「派員赴粵購買蠶苗，分發恭城、平樂、平南、桂平諸縣農民栽植，併購入粵省蠶種，教民育蠶」，1881年，「以事創伊始，為使農民得育蠶之方，於平南、恭城二縣，同時設置蠶絲局，由馬撫台親董其事，廣聘粵中技士，分負技術指導之責，是為推廣蠶桑事業之嚆矢。」[49]
甲午戰爭之後，各地在繼續推廣蠶桑事業的同時，側重於新品種的引進和生產技術的改進。浙江蠶桑學館除了研製和改良新品種以外，還大力考究伺育方法，如：蠶具消毒、調劑育蠶溫濕度、切葉飼育、定時給桑、除沙防蠅。[50]山東常山縣1903年從南方引進戶桑和改良種，是為山東引進外省蠶桑品種的開端，隨後還引入了新法催青[51]。新品種的引進和技術的改進帶來了明顯的效果。1898年江蘇如皋蠶桑公社「所育日本及紹興新昌縣澄潭鎮種蠶，案新法育之，大豐捻，成繭潔白精密，每八百兩得絲百兩耳」[52]。山東長山蠶絲分為南絲、北絲兩種，「南絲光勻」，係引進江南蠶桑新品種的「同利公司所出，四鄉亦漸推廣。北絲即縣境之絲，色暗質硬。現在農村亦漸改良。」[53]福建桑棉局在光緒末年派遣官費學生赴日留學研究蠶業，歸國後採用日本新法，「所出之蠶絲蠶繭絲綿等，品質色澤均有可觀」[54]。
三、繅絲業。19世紀七八十年代廣東、上海出現的機器繅絲工廠，標誌著我國有數千年傳統的生絲生產技術開始出現了一個質的飛躍。甲午戰爭以前，兩地絲廠的總數約有80－90家。甲午戰爭以後，隨著設廠製造、興辦實業浪潮的湧現以及蠶絲業改良運動的深化，繅絲工業在原有的基礎上有了較大的發展。廣東在1894年共有絲廠75家，絲車26356部[55]；到1911年左右，絲廠增為109家，絲車增為42100部[56]。上海在1894年共有絲廠12家，絲車4076部[57]；到1911年，絲廠增為48家，絲車增為13738架[58]，其增長幅度明顯高於廣東。與此同時，繅絲工廠開始出現於全國其他地區，星羅棋布，給當地傳統的繅絲業帶來了新的氣息。到1911年，浙江創辦或申請創辦的絲廠約有10餘家[60]。此外，在四川、山東、湖北、廣西等省也有一些機器繅絲廠零星地出現。
這時期，全國各地還出現了一批雖然尚未使用蒸汽為動力的機器設備，但在生產技術上大有改觀的手工繅絲工場。這類手工工場生產的生絲潔白光亮，條件均勻，其品質大大地超過了傳統土法繅制的生絲而與近代機器繅絲大體一致，可供出口之用，因而人們在習慣上將這類生絲亦稱為廠絲，以區別於土絲。到1911年，廣東約有手工繅絲工場180家，四川約有手工繅絲工場18家，山東煙台有手工柞絲工場43家，遼寧有手工柞絲工場數家[61]。這類手工工場的出現，對於當地繅絲生產技術的改進與產品質量的提高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
國際市場的需求是近代中國蠶絲業發展與改良的槓桿。鴉片戰爭以後，由於歐美國家絲織業機械化生產的普及與提高，對生絲原料日益考究，要求生絲條分高、勻度好、拉力強，傳統土絲難以達到上述標準，應運而生的廠絲則適應了國際市場的需要，備受海外用戶的青睞，出口量逐年上升。1890年，土絲出口量為47847擔，廠絲出口量為12575擔；1900年，土絲出口量為43063擔，廠絲出口量為35277擔；1910年，土絲出口量為46215擔，廠絲出口量為63969擔[62]。在晚清這20年當中，土絲出口量徘徊不前，甚至略有下降，而廠絲出口量則增長了四倍多，總量超過了土絲。這表明，繅絲工業在近代中國顯示出它的勃勃生機，廠絲在生絲對外貿易中佔據了主導的地位。
總的說來，晚清蠶絲業改良尚處於一個較淺的層次，其自身還存在著一些問題，如對改進生絲外貿體制一直未加重視。中國近代蠶絲業與國際市場息息相連，長期以來，由於洋行壟斷了中國的外貿運銷和品級檢驗，使得華絲從國內生產到運往國外用戶織造數易其手，不僅造成了華絲在國際市場轉手價格層層加碼，銷路受限，而且還導致國內廠家與海外用戶之間相互隔膜，供需雙方信息不通，從而影響了中國蠶絲業的發展與改進。產供銷一條龍這是近代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晚清各地卻沒出現專門的生絲外銷機構，缺乏蠶絲業走向世界的龍頭行業，這無疑是晚清蠶絲業改良的一大缺陷。同時，在晚清蠶絲業改良運動中，各部門的進展是不平衡的，有些地區則時興時廢，這也限制了其自身的效果。然而，堅冰已經打破，與蠶絲業有關的教育體系、研究部門、管理機構、民間組織的初步建立，制種、栽桑、養蠶、繅絲等領域新氣象的呈現，表明晚清蠶絲業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開始由傳統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並為民國初期蠶絲業的進一步改良打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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