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龍飛正想到開封府建昌院約朱友文出來，到百尺樓喝兩盅，順便把摩尼教陳佳麗的密信轉交給朱友文。
卻見開封府裡一個虞侯拿著一紙公函，來到碧溪堂門催債似的傳達後梁朝廷遷都的命令。官府的公函規定，凡身家財產三千貫以上的財主，一律隨朝廷遷都洛陽。長安街八堂十三行所有堂主行都被官府指名道姓，隨後梁天子朱溫一起到洛陽安家。
對於商人來說，那裡有人流，那裡就有商機。而人氣是隨著皇帝跑的，皇帝喜歡去洛陽玩，大家也只能跟著他屁股後面亦步亦趨，誰也不能抗拒這個潮流大勢，除非是自尋死路，又作別論。
皇帝把龍椅挪到那裡，商人的店舖也跟著挪到那裡。當初朱龍飛來開封府開店，本來就是衝著天子腳下生意好做而來到這裡，如今皇帝搬遷到洛陽去了，開封府人流肯定隨著皇帝撤離迅下降，也就是說大多數商家無法繼續在開封府混下去了。對於朱龍飛的碧溪堂來說，一向仰仗後梁朝廷建昌院給些活計，如果碧溪堂失去這個主顧，住後的日子收入肯定大打折扣。因此，即使後梁朝廷沒有向碧溪堂出強制搬遷的命令，朱龍飛的碧溪堂也會自動自覺跟著朱溫的龍椅一起挪窩。
朱溫在洛陽廢掉唐朝末代皇帝李祝後，在開封府建都稱帝，成立後梁帝國。在汴州設府開封，分封文武百官，定名東都。原唐都洛陽改為西都，並頒新朝正朔（年號），是為開平元年。
第二年，即開平二年，朱溫覺得諸事不順，特別是河東戰事吃緊，梁兵與李克用的晉軍相持不下，雙方都陷入戰爭泥沼之中，欲罷不能。河東戰事久拖不決，弄得梁朝內帑空空。朱溫自覺運氣不佳，霉可言邪。當時有方術士上書，認為開封府是個不祥之地，應該遷都洛陽。
由於他視為心腹大患的太原餘孽李克用大猖獗了，鬧得他寢食不安。出於戰略上各種原因的考慮，朱溫逐下令開封府的權貴富商隨他一起遷都，重返唐朝洛陽舊都居住。（風水之說也夠累人，搞得朱溫一年兩次搬家，來回折騰。）皇帝遷都，後梁權貴當然跟著搬家。行商坐賈，愚夫俗婦，照葫蘆畫瓢，起哄相隨。朱龍飛也不能免俗，就把汴州的碧溪堂遷到洛陽皇城東街夫子廟附近。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後梁皇帝朱溫在在開封府的龍椅還沒捂熱，又匆匆搬家，勞民傷財，當時很多人因此怨聲載道，把朱溫罵得狗血淋頭。即使朱氏權貴內部，也很有些人反對遷都，對遷都這事頗有微詞。
對於汴州開封府是否是個不祥之地，後世堪輿家也有些說法，比如後來北宋定都開封之後，國運一直不興，受盡外族的欺侮，國土淪陷，喪權辱國，最後甚至被金國一窩端掉。事實勝於雄辨嘛，也不能怪這些方術士們胡說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