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暑假回家時，我又見到了我的政治啟蒙老師，曾經領導我3o年的頂頭上司生產隊長鄒如石。
他先話：「小安娃回來了？長胖了，城裡的生活是比我們農村好哇？」
我說：「一樣的，大家都一樣。大伯，你現在身體好嗎？」
他歎一口氣說：「就是不好了，人老了，到處都出毛病了。」
我看到他現在衰老的身體，就想到他過去領導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農業學大寨時那用不完的力量，那摧不垮的身體，那堅定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雖說我們的生產隊長有很高的覺悟，很會把會議精神傳達給社員，但由於他沒有文化，也有把會議內容記錯的時候。在**事件傳達時，隊長說：「那個*****要暗害偉大領袖**，被現後就逃跑，結果被蒙古的瘟豬兒含來『干求』（吃了）。豬都見不慣**，我們貧下中農要跟他劃清界限。」
大隊幹部給他糾正說「溫都爾汗」是蒙古的一個地名，不是瘟豬兒吃的。大家就笑得合不攏嘴，並沒有人去怪他說錯了。
農業學大寨時期，農活就特多，人們不僅要忙地裡的活，而且要改天換地造梯田，修水利工程。農民們實在太累就偷懶，往往聽到出工的打鐘聲後，還要在自家自留地裡干會活。
中國農民的缺點是自私、落後，保守。對於干生產隊裡的農活，總不上勁，也就是沒有積極性。怎樣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這是一個困擾國家領導人的難題。
早在一九五九年，擔任國家主席的**就推出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在一部分地方實行後，農民的積極性高得很，產量大幅度增長。因為他們生產出來的糧食，除了交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不勤快，就要餓肚子。在生產隊集體勞動時，幹好干壞，一個樣，沒有積極性。
可這是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由此，受到的批評，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罪證。
**主張提高人民的思想覺悟，樹立**理想，提高集體主義覺悟，再加上評工記分，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方案。在1963年還提出學雷鋒，樹新風，為人民服務等措施。當時，很多人都積極響應這個號召，人們還提出「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口號，的確形成了好的社會風氣。有很多年輕人學雷鋒，在晚上悄悄地為生產隊幹活，不讓人知道。
但只靠這些好人去做好事，也不能解決問題。我們生產隊的田、土共有兩百多畝，還得隊長帶著大家日曬雨淋的幹。因為，農民弟兄總是看實惠的東西，自留地裡長出來的每一棵蔬菜，每一根紅苕都是自己的，看得見摸得著，放在鍋裡煮好就可以吃。所以，那些試圖用引導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從而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方法，成效甚微。即使要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達到提高勞動積極性，是通往社會主義、**的惟一正確的途徑，這道路也太漫長了。
可我們的生產隊長鄒如石就有辦法。
當打鐘的社員按照時間，在打鍾山上敲了出工的鐘聲，很久都不見人出來時，我們的隊長鄒如石就用土話筒在打鍾山上罵人：「我日你們的先人板板，出工像躲殺場一樣在家裡走不出來。你們在家裡做娃娃嗎？晚上干也不遲嘛！」
說來也奇怪，一個二個的被罵得笑*地從家裡、自留地裡跑了出來，有膽大的還敢和他接話。很快，人就排滿了一個地。
可走到地裡幹了一會後，一個個就都害了瘟似的，有的索性就站著吹牛。
這時，我們的隊長鄒如石又氣急敗壞地大罵：「狗日些又站起幹什麼？你們整哪個？整生產隊！整國家！你***還有良心嗎？有一點良心也被狗「干求」。
這一罵，真有效，害瘟的人們傷病痊癒，奮起鋤頭向土地劈去，沒一會工夫，整個一個幾畝的地就被放翻。
這時，我們可愛的隊長就笑著說：「這才像幹活路的嘛，狗日些真討人罵。」
若干年後，有個單位的頭兒也愛在大會上罵人。他罵人的水平並不比鄒隊長露骨，也只創造了一些挖苦諷刺的詞彙。可是，在年終對頭兒考評投票時，老百姓就給他投「不稱職」，結果那頭兒就下課做老百姓了。做了老百姓就覺得低人一等，乾脆就提前退休了。後來上任的頭兒不但不敢罵人，還老是拿些小事來表功，盡力討好老百姓。
如此看來，鄒隊長有多麼幸運，多麼受農民弟兄的歡迎啊！可鄒隊長老是用這種方法推動工作也確實太累，相鄰的生產隊隊長並不罵人，他們的勞動日要高我們一毛多，糧食人平也要多分一百來斤。
我常見他一個人坐在家門口抽悶煙，許久不說話，只是偶爾歎一口氣。壓在他肩上的膽子也確實太重了，一個人要和全生產隊132個人鬥，太難了。也許他在反思自己的功過，想找出一種方法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但這方法是什麼呢？也許他在想：如果我們生產隊的社員都有解放軍那樣高的覺悟就好了，還愁什麼呢？可他不是，一個軍人就憑一本語錄和每月8元的軍餉，就滿足得歡天喜地地去到戰場流血犧牲。
他又想，把土地分給社員，讓他們各人種自己的土地，看你狗日些還耍奸不？偷懶不？想到這裡，他就嚇出了一身冷汗。一個**人，怎麼會產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想法呢？這是忘本，這是背叛！我們堅決不能走那條道路。可到底有什麼好辦法沒有？
他的腦殼都想痛了也想不出，於是，他長長地歎了一口氣。
我看到他那樣子，真像拉著生產隊農業的重車的一頭老牛，在泥濘的道路上艱難地前行。
他不是政治家，悟不出其中的道理。只是在開隊長會時，聽聽別的生產隊隊長交流經驗，怎樣提高社員們的勞動積極性。可他回到生產隊隊時，也就採用他們的方法，盡量把每一項農活包給社員做，講「記件」，可那些人很狡猾，鑽空子。給棉花澆灌時，你講「挑一擔多少工分」，他挑到地裡，就三兩下就把糞水倒到地裡，管它是否均勻地分到各株棉花；你講「灌一畝多少工分」，他們就不顧份量，一挑糞水能夠罐得比過去罐的面積多一倍。他看到社員們的這種行為，就只得又站在田邊地堪罵人，罵得他們一個個埋頭幹活，罵得自己口甘舌燥，大家有做得好一點。
回到家裡，飯都吃不下，喝了點稀飯湯，又要開始催社員們上工了。就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幹。本來就很乾瘦的隊長鄒如石，快累成一把筋了。但他不願退出生產隊長的歷史舞台，他是一個**員，他要忠實的貫徹執行**的路線，他要帶領大家學大寨，他要帶領大家走上富裕的道路。
儘管他的夢沒有實現，但他相信總有一天會實現，只要朝著黨和**指引的道路走，即使身上的擔子再重，他也要一步一步的挑著走。
後來，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村幹部和十幾戶農民冒著「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危險，偷偷摸摸地把一些麥田、油菜田承包到自己家裡去種，搞起了「包產到戶」。
社員們怕連累村幹部，就按手印立下大包干秘密協議，協議上寫著：如果村幹部坐牢殺頭，其它農戶保證把他們的小孩養到18歲。
坐牢殺頭的情況最終沒有生，而包產到戶的結果卻是加快了生產進度、抓住了季節，當年的農業生產得到空前的大豐收。
中央得到這個匯報後，復出的鄧小*平就抓住這個機會，再加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的討論和「黃貓黑貓，逮著耗子的就是好貓」的真理，使得人們對包產到戶有了新的認識。
198o年9月，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召集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在會議紀要《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中，提出了對於包產到戶要區別不同地區、不同社隊採取不同的方針，並肯定了包產到戶「是聯繫群眾，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
會後，**中央出當時著名的75號文件，對包產到戶的形式予以肯定。
當時的農村流行的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來直去不拐彎，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由於「包產到戶」從根本上打破了農業生產經營和分配上的「大鍋飯」，使農民有了真正的自主權，因此受到中國各地農民的廣泛歡迎。到1981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在中國農村絕大部分地區推廣。
想不到，困擾幾十年的難題，就這樣被鄧小*平輕鬆地解決了。訣竅就是：重效果，不高談社會主義理論。鄧小*平認為，這不僅是社會主義，而且是合乎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中國還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如果龍門縣也實行土地承包，也許，我們的生產隊長就該輕鬆了吧？社員們各人干各人的農活，還用得著隊長沒日沒夜地大呼小叫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