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表哥名叫汪清白，他是龍門區通遠公社社辦中學的校長，所有各大隊小學都屬於他領導。我曾經同妻子到舅舅家時，和他有過兩次交往。他和妻子的舅舅一樣都是高個子，他是龍門師範學校6o屆畢業的，他待人和藹可親，我倆很談得來。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時候，他向我伸出了援手。俗話說，患難見真情，我只有認真地上好課，以回報他的這份情。
我把表哥寫的介紹信，交給了勤勞大隊小學校長韓光明，韓光明非常高興地接待了我。並介紹說，你要代的是四年級這個班，他們的舒老師被抓走了，正需要像你這樣能幹的人來接替，我代表我們學校和全大隊社員歡迎你。
但當我要準備備課時，一個叫龍實在的公辦老師說和我換他的班。校長說，你年輕有為，龍老師那班有幾個很調皮的娃娃，你去幫他收拾一下也行。
熱情的龍老師在幫我鋪床時，告訴了舒一貴的事：原來，舒一貴班上有個年齡比較大的學生付芳芳，長得很漂亮。舒一貴就喜歡她，放學後，經常留她下來補課。舒一貴年輕，長得也很帥氣，能說會道，會唱歌，愛跳舞，樣樣在行，付芳芳也很喜歡他。可不知怎麼的，他們就做出了如此出格的事。
到付芳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來時，大家就有些議論。後來就傳到了公社婦女主任馬霞雲口裡，馬霞雲非常生氣。一天，她就親自跑到學校來看我們做課間*，她看到付芳芳做了兩個動作，就騎著自行車走了。
當晚，她就和幾個公社幹部到了付芳芳家詢問付芳芳，可付芳芳死活不承認。馬主任就說要帶她去區醫院檢查，付芳芳才哭著承認了。
第二天，舒一貴就被抓走了，最後結果，他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開除工職。
龍老師還說：「你代的是公辦老師的課，按文件規定，代公辦課一年以上就可以轉為正式教師。去年龍門區就有四個代課教師轉了正。」
我說我知道，但願我有這一天。
所以，在我的人生旅途上，又見到了一線曙光。我認真備課，加強管理，很快就把龍老師丟給我的那個老大難班帶上了正軌。
其實，原因並不在學生，而在老師。因為龍老師出身於地主家庭，他不敢大膽管理學生，而學生也摸透了龍老師的心思，就行成了惡血循環。而我出身於貧農，敢管敢罵，甚至，有時一隻手就把爬到窗台上的調皮娃娃提下來。一走進教室，大喊一聲上課，那些在說話的，在瘋打的學生就趕快回到方位站好了。然後，我再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終於打動了他們。
我是代的公辦老師的課，在公社領的是國家的工資（每月32元），就不能像民辦老師那樣，上了課就跑回家搞自留地，有時就得在學校住。龍老師出身不好，所以，他對人非常好，我倆一起吃飯，而且都是他做。所吃錢糧共同攤派，一月下來也不過用六七元錢。
那個小學的老師和校長都是小學畢業的，對我這個高中畢業生很尊重和友善，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這幾個月的代課生涯，使我淡忘了過去的不快，從低谷中慢慢的走了出來。
可好景不長，到學期末，新分來一個師範生。我的這段愉快的代課生涯就結束了，隨之而來的轉正夢也就自然破滅了。我用破自行車，灰溜溜地馱回我的被蓋和那個讀中學時用的木版箱，又回到我們生產隊勞動了。
不久，我們龍門公社的教師隊伍中，又出了一個爆炸性的新聞：聽說，有一個老教師上課時耍流氓，把他的生殖器弄到講桌上，被停職，等待處理。
於是，公社黨委又通知我去代這個公辦教師的課。我對轉正已不抱希望了，但對於公社黨委的決定，也不敢違抗，畢竟我還對前途抱有幻想。
當我走到出事的永紅大隊小學時，個子矮小的春風滿面的校長牟軍說：「老朋友了，客氣話也不說了，你直接和那個壞蛋汪和平交接，就上他的三年級的課吧。」
「好吧，恭敬不如從命。以後，老朋友要多擔待些哈！」我也不冷不熱的回到。
當我和那個所謂的壞蛋單獨交接上課的進度時，我問他：「老兄，你教書已有十多年了吧？怎麼做出那麼荒唐的事啊！」
「你相信嗎？即使我忘了扣褲子紐扣的話，我還穿有內褲嘛，怎麼會讓學生看到我的生殖器呢？」汪老師氣憤的說。
「那麼，為什麼他們要害你呢？」我不解的問。
「我給你說實話，我在文化革命時寫過胡書記的大字報，還參加過批鬥他的會，現在他官復原職了，要打擊報復我。恰好我們小學的校長是他的侄女婿，他們要害我的事已經預謀很久了。」他滔滔不決地講開了。
「有這麼可怕的事嗎？那麼，我都不敢在這裡代課了。」我擔心地說。
「你不會有事的，你出身好，知識和能力在全公社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他們輕易奈何不了你的，但你得提防點。他們不僅污蔑我上課把生殖器放到講桌上，還說我偷了牟校長的鋼筆，體罰學生，說反動話，等等，一共向區文教遞交了我八大罪狀。」他又小聲的說。
後來，我問另一位民辦教師時，那人不敢說實話。過了一個多月，他才說，其實汪老師不是壞人，但有時衣服沒穿好，褲子的紐扣沒扣，還是有可能的。一次，我回到公社食堂吃飯是，公社會計給我說：「你相信汪老師會幹那種傻事嗎？我的女兒也在他的班上讀書，我女兒說，沒有那些事，因為有人要迫害他。」
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生的事情，我只得認真上好課，然後，在下午放學後騎著破車回家住。儘管這樣，我也被這個牟校長告了狀，說我代的是公辦教師的課，理應住在學校，看好學校的公物，但我經常像民辦教師一樣，放學就回家了。
幸好管教育的是我妻子的表叔劉學問，他說，別人說的也有道理，以後多在學校住幾次就是了。
在後來的代課期間，我只得處處留心，時時警惕那一雙充滿敵意的邪惡的眼睛。
到放假時，我就給主管文教的劉秘書說，我再也不想到那裡代課了。劉秘書笑著說：「你怕什麼？這天下還是黨的，不是哪一個人的。你不想去，別人已到區文教那裡要人了，很快就要分一個師範生去，區文教已答應了的。」
同樣都是代課，兩個地方，天遠之別，我算是長了見識了。
後來我讀到台灣作家柏楊先生著的《醜陋的中國人》，書中說，中國人善長窩裡鬥。一個日本人是豬，三個日本人在一起，很團結，就變成龍；一個中國人是龍，很有本事，但三個中國人在一起，就內鬥，變成豬。雖然他的說法過於偏激，被中國人痛罵，但我覺得點到了中國人的醜陋的一面，不無道理。我們在單位上工作，甚至在生產隊種地，痛苦的並不是勞動本身，而是同行之間在利益關係上的窩裡鬥帶來的。
後來，經過上級有關部門的走訪調查，汪老師的犯罪事實無法確認，但公社黨委堅持要把他清理出教師隊伍，給了一個勸其退職處理。
汪老師認為沒被開除，也就說明還了自己一個清白。於是，跟著龍門區另外幾個被勸退職的人到區裡簽了字，然後領取了一千多元的退職費。一千多元，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字，相當於他四年多的工資。所以，把錢領回家後，一家老小高興得很。
幾年後，落實政策，對文革中的冤假錯案進行核實，平反時，汪老師才後悔當時不該去簽字領退職費。就開始上訪，要求平反，但各級部門的回答都是一樣：退職不是對你的處分，任何人都可以辦理退職手續。
由於汪老師對政策的無知，鑽進了別人設計的圈套。弄得自己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他也就只得拖著衰老的身子在生產隊勞動，直到他去世都沒有恢復工作，帶著屈辱，帶著窮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