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造反派沒高興多久，代表龍門縣最革命的造反派伍成雨突然被公安機關逮捕。緊接著，劉仁裡、干雲勇等十多個造反派頭目也相繼被捕。
鬧熱了幾個月的文化革命偃旗息鼓，據說，第二批還會逮捕更多的造反派。一時間，龍門縣城鄉都被恐怖的氣分籠罩著，參加過造反派組織的群眾惶惶不可終日。
原來，這就是著名的「二月鎮反」運動。後來，公安機關又不斷的抓人，到1967年三月初，聽說龍門縣共抓了173人。我校運動初期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的史勇敢，雖然後來也沒有參加造反派組織，但也被公安機關逮捕。還有幾十個人被原遠征軍的人扣留，在他們的新團部裡受到審訊和折磨。
那一段時間，凡是在造反組織擔任過職務的人都提心吊膽的過日子，生怕被抓或被遠征軍的人逮住。
在伍成雨被逮後沒幾天，縣委宣傳部在廣場組織了批判大會。組織我校師生參加大會的人，是死灰復燃的原紅衛兵總部的大隊長鄧德士。
大會開始後，先是被造反派戴過高帽子遊街的縣委書記木易山講話。他義正詞嚴地說：「在廣大革命群眾參加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一些反革命分子跳了出來，他們妄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陰謀策劃奪取我縣各級黨和政府的大權，現在我們把他們逮捕，並交群眾批判。我們絕不能對反革命分子手軟，堅決把他們打翻在地並踏上一隻腳，叫他們永世不得翻身……」
然後，公安人員就把被五花大綁的十多個人押上人民台，他們的胸前都分別掛上了打了一個大紅x的名字。公安人員先將伍成雨押到台前，鄧德士和幾個人就跑過去抓住捆綁他的純索往上抬，痛得他心驚肉顫的，但他也不喊叫。檢察院的人就念伍成雨的罪行：破壞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罪，打砸槍罪，迫害革命幹部罪，反革命投敵叛國罪。
念完後，鄧德士和幾個農民模樣的人就又走過去抓住他雙手，扯住他的頭，然後強迫其跪下，他不肯跪。那幾人就拳打腳踢的把他弄翻在地上，然後又提起來跪著向台下的革命群眾三鞠躬。完了後，鄧德士和那幾個人就用麥克風指揮台下的人喊：「打倒反革命投敵叛國分子伍成雨！」
台下的革命群眾也就跟著高喊：「打倒反革命投敵叛國分子伍成雨！」
然後，他們就把伍成雨拖到後台去修理去了。
第二個被押到前台宣佈罪行的，是縣委機關造反派的頭頭劉仁裡。在鄧德士等人把他的手往上抬時和收拾他時，他卻大喊大叫：「我的媽呀，好痛哇！革命群眾給我作證呀，他們打人了！偉大領袖**說過要文鬥，不要武鬥。」喊得整個廣場的人的心都被揪住了，有的人就有點同情他。
他的罪行和伍成雨相仿，只是沒有叛國罪。當檢察院的人宣讀完他的罪行後，他又高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氣得台上的人都跑過去揪他、打他，連縣委書記木易山，都走過去指揮人把他拖到後台處治。
第三個被押到前台的是高寨公社農民造反兵團的團長干雲勇，他的罪名是：犯破壞農業學大寨的反革命罪。他是一個很壯實的，皮膚有點黑的大嘴大腳的農民。只有他沒受到鄧德士們的打罵，他很規矩地聽宣佈他的罪行。
後來，台上的其他十多個人就沒資格一一押到前台亮相，只是由檢察院的人宣佈他們的罪行。
會後，公安人員押著這十多個反革命分子，人們又在縣委書記的帶領下，進行了繞城一周的示威遊行。這次的路線和參加的人數都和上次伍成雨他們造反派組織的，打倒縣委書記木易山的遊行一樣，不同的是上次被打倒者只不過戴著一頂紙糊的高帽，而這次的被打倒者，被五花大綁，由國家專政機關執行。
後來，公安機關又66續續的抓了一百多人，但再沒開過批判大會。據說監獄已容不下了，就把罪行較輕的刑事犯放了一些交群眾管制，讓給造反派頭目們享用。
我不知道我們的團政委鄒欽明到哪裡去了，我想，如果他在龍門縣的話，也應該被逮捕。
我的猜測沒錯，沒過幾天，縣公安局的人就來詢問他的情況。大家都說好多天沒見過他了，一個公安人員用改刀把他鎖著的箱子，從後面把活頁下開，再打開箱子，將裡面的書和筆記本等全部帶走。在走的時候，公安人員叫我們寢室的人，如果看到鄒欽明就必須立即到學校辦公室打電話給他們。
後來的一段時間，公安局不再抓人了，各單位就對過去參加過造反派的人進行批判教育，一般是自己寫悔過書張貼在過去的大字報棚上。迫於壓力，很多人都反戈一擊，寫了揭露過去的戰友的材料和自己的認識。有嚴重的就被遠征軍總部的人弄到龍門縣城最中心的地方——丁字街口批鬥。
一天晚上，我和幾個戰友在我們的團部看省城裡的造反派寄給我們的傳單，突然聽到外面有幾個農民在問：「革命徹底」的團部在哪裡？我們要抓他們的編輯去消毒。」
我們趕快關了燈，走了出去，恰好和那幾個人擦肩而過。我們慌忙逃走，不敢進寢室，怕被追來的人找到，我們估計一定是鄧德士們的傑作。我們摸黑從寢室後面走下山坡，然後溜到龍門師範學校我的畫友劉大石的寢室裡躲藏了一夜。第二天我們回校後才知道，他們要我們的消毒理由很可笑：說我們辦的《燎原戰報》，刊頭上象徵光芒的線條是指向中心的**相，也就是我們把矛頭對準了偉大領袖**。
他們找不到我們，就在辦公樓外大事宣揚。和我們曾經共同奮戰的烽火戰鬥團的胡光明把他們駁得啞口無言。最後他們才說是我們學校的紅衛兵說的，但始終不說是誰，膽大包天的胡光明幾個人，居然把他們哄走了，我們聽到後，非常感謝我們的戰友胡光明。從此，那些人再也沒來找過我們了。
原來，早在遠征軍籌備恢復組織，外省造反派有人被捕的消息傳到龍門縣時，伍成雨就安排鄒欽明和縣劇團的造反派頭目汪齊朝上京上訪。
他們兩人在夜幕的掩護下，步行五十里到臨近的縣城乘車到了省城。在省文革接待站待了一天，沒見到負責人，到第三天，省城就開始抓幾大造反派組織的頭頭了。見勢不妙，他們連夜乘車到北京。他們的火車到了鄭州車站時，就聽說，有大學生到鐵軌上臥軌抗議鄭州地區抓捕造反派的學生。
當他們到了北京**廣場時，卻意外碰到了同樣來上訪的兩個四川老鄉。他們正在交談時，同趕來抓捕那兩個老鄉的警察碰個正著。警察喊著老鄉的名字，叫他不要跑，然後拿出手銬。周圍的群眾見他們要抓一個學生，就都上去圍住他們問：「你們抓一個學生幹什麼？他們是**的紅衛兵，是我們的客人，有什麼罪？」
那兩個警察吱吱吾吾地說：「他們是反革命分子。」
群眾說：「你們才是反革命分子！大家快把他們抓住！」
憤怒的群眾就把他們抓住，並扭送到了派出所，那兩個學生才得以逃脫，然後就和鄒欽明一起到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訪去了。
接待人員說這個情況已有幾個省生了，他們正在向黨中央、**匯報，然後把他們反映的情況記載下來了。
鄒欽明知道龍門縣的警察一定也在追捕他倆，於是，他倆就分開了，各人往親戚家去躲藏。鄒欽明到他大姐家躲了二十來天，也不見形式好轉，只好回家面對現實了。他預感到回來一定會被抓住，到成都時，就到理店剔了一個光頭，心想，沒有頭被人抓住，會少吃一點苦頭。
鄒欽明回到龍門縣了，但他不敢回校，他沿著公路走了一段後，正準備拐到回家的小路。可當他正要朝小路上去的時候，一個人叫住了他，這人正是我們團的紅外圍（紅小兵戰鬥團）的張莉莉，她在公路邊同養路工人一起在錘石頭。這張莉莉長得很小巧玲瓏，曾經追過鄒欽明，但鄒欽明說她是一個初中娃娃，太小，不懂事，就沒答應她，但他倆一直關係很好，就連他的衣物用品等，在上訪之前都交給了她保管。面對這樣的姑娘，他也就沒防備，就給他說要回家去一趟。
然而，他在小路上還沒走多遠，就被追來的公路旁的龍門一中的「鐵桿保皇派」們抓住。過了一會兒，警察也趕到了，他被戴上手銬，五花大綁送到了監獄，這天是1967年3月16日。令他十分吃驚的是，出賣他的人，竟是曾經最愛他的人張莉莉。
於是，大概在3月2o日，我們又被通知到廣場參加批判反革命分子鄒欽明和汪齊朝的大會。
會議議程和一個月前批判伍成雨相同，只是沒有再舉行示威遊行，時間也很短。鄒欽明同樣地被鄧德士幾人修理，手被抬到了快要斷裂的極限位置，他痛得鼻涕長淌，像一條正在從瓢裡擠壓出的米粉絲，但他不喊，也不叫。每當鄧德士們把他的手向上抬一次，台下很多人都出一次同情的呀呀聲，被台上的人一陣痛罵。
汪齊朝是劇團裡演旦角的人，一個白面書生模樣，對他的折磨，也得到了台下的同情聲。
他倆的罪名都是迫害革命幹部和反革命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