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中華文明，要從源頭抓起
重構
人類明使用文字的歷史，或許可以追溯到1oooo年前，這與我們如何判斷什麼樣的符號屬於文字的標準有關，當然也與考古掘工作的進展有關，而且也與古文字信息載體的耐久性有關。事實上，人類文明是一種存在的過程，而記錄這種過程的信息及其載體，也是多種多樣的。例如，春秋戰國之交的《墨子》的《尚賢下》和《兼愛下》等篇章記述的先聖時代所使用的圖文信息載體就有「書之竹帛，鏤於金石，琢於盤盂」。
一般來說，人類文明的信息記錄，包括主觀記錄和客觀記錄兩大部分。所謂主觀記錄，是指人類用符號記錄自己的生存信息，用實物保留自己的生存信息。所謂客觀記錄，就是人類無意間留下的生存信息，例如遺棄的石器、用火的痕跡、吃剩的獸骨，以及由於人類的生存而對自然環境及其生物的物種結構所造成的可以察覺的變化。
對於中國來說，在先夏時期（42oo年前至1oooo年前）就已經出現了相當多的文字符號或類似文字的圖畫、圖案、符號。不過，我們今天通常只能夠在陶器、骨器、玉器、青銅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載體上，看到這些文明信息的符號；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古代先民不曾在其它載體上留下過文明信息符號，因為許多不耐久的載體可能已經消失了。例如，遠古神話傳說就是一種人類早期記錄信息的載體，在中國的遠古神話傳說中就記有伏羲時代創造的複雜符號體系（八卦符號），黃帝時代創造出完整的文字體系（蒼頡造字）。
在中華民族的記憶中，先夏時期中國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們分別被稱為《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有楚靈王稱讚左史倚相：「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就是說，在公元前53o年，楚國的左史倚相就以能夠讀懂上古名著而聞名於朝，遺憾的是《左傳》沒有說明這些上古名著的內容和形式。
據說是孔子撰寫的《尚書序》則稱：「伏犧（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嚳）、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問題是，為什麼三皇時代的書稱為「墳」、五帝時代的書稱為「典」、伏羲時代的書稱為「索」、帝禹時代的書稱為「丘」？《尚書序》的回答是「墳」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顯然，這是從上述用字的含義上來解釋的，並沒有涉及這些遠古典籍所使用的載體是什麼材質。
在相當一段時間裡，筆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書序》的說法，或者說根本就沒有去追究這種說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說去探討是否還有其它的解釋了。然而，隨著對符號學的深入思考（參閱筆者所著《符號之謎》一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特別是1997年以來對《山海經》的考證，以及對帝禹時代繪製《山海圖》可能採用的信息載體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繪製山海經藝術地理復原圖，這項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圖》），筆者開始意識到「墳」、「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圖書符號載體。
眾所周知，「墳」的正體字由土和賁構成，異體字由土和文構成。根據《辭海》，它有多種含義：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順貌，土松而起貌，書籍的一種。因此，《尚書序》將《三墳》的墳字解釋為大，頗為勉強。在筆者看來，《三墳》裡的「墳」字，其實是指當時的圖書載體和文字載體是用土製成的，它可能是一種類似兩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製器皿）。從廣義的角度來說，土也包括石頭，因此《三墳》之書，也可能採用石板載體。事實上，人類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頭上作畫寫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畫（中國文字的明，就曾受到鳥獸足跡的啟），在洞穴裡和岩石上作畫，在卵石上寫字（這種有字的石頭，被稱為會說話的石頭），而古希臘人所說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頭上的聖字，摩西在西奈山從上帝那裡獲得的《十戒》，也是刻寫在石板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漢字的墳，也可以解釋為有文字的泥版或石板。
「典」字的含義有：常規，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質物（典當），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書，我們今天知道其內容的只有堯典和舜典）。那麼，這種被稱為「典」的書，到底是一種什麼模樣呢？這就要從典字的象形來追溯了。在漢字裡，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黃、翼和異的原形正體字，都有一種共同的符號，即一橫下面加兩個支撐狀的點，這種符號的象形含義乃是一個陳列架或陳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當然，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於陳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於重大儀式或宗教巫術儀式上。
因此，「典」的原義是指一種陳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書，它的作用相當於公告牌、公約板、神諭碑、法規文書和行為規範告示。它可能是從契約演化來的，即把小巧的便於收藏的契約大型化、公開化、莊嚴化，其材質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或金屬材料，也可能是皮革、絲帛（附著在硬質材料上）。典這種文書的明者，應當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進一步演化就是冊，史載殷先人「有典有冊」，冊就是後來的竹簡或木簡，它們是由典的不斷小型化、輕便化、折疊化、捲曲化而形成的。此外，典可能也是鼎（鑄有重要文字）的前身或雛形。
「索」字的含義有：大繩，絞，法，獨，盡，搜求，牽引，願欲，須要，涕流貌。但是，索作為一種文書或信息載體，應當是指結繩紀事符號體系，或許還包括以絲帛或其它編織物為載體的文書（在絲帛上寫字繪畫，或者編織出能夠傳遞信息的圖案符號）。事實上，中國人最先明瞭養蠶和絲帛，因此也就有條件用絲帛作為信息載體；類似的例子是，由於中國製造出了又細又長又輕又結實的繩子，以及又輕又薄又結實的絲綢和紙，因此中國人才能率先明風箏。從這個角度來說，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順理成章了。所謂《八索》就是絲帛文書，它源於結繩紀事和結繩占卜（卦的字形含義原指測時，結繩符號的功能之一也是計時）；這就是《尚書序》稱「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來。
「丘」字的含義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為丘），墟，大塚，墓，空，大，聚，區域（四邑為丘）。從字形來說，丘指有平緩坡度的地形地貌。問題是，兵字為什麼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實，兵字實際上是斤和陳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這種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狀）陳列在桌几上，相傳這是由蚩尤最先明的，所謂「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為神器來供奉。
那麼，《九丘》這部書，為什麼偏偏要選擇用丘字來形容或指稱呢？《尚書序》取其「聚」的含義，應當說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並不完全。這是因為，丘還有山川的意思、區域的意思、龐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塚（通常都有豐富的隨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義綜合起來，很像是一種模擬的實物地圖，即在不同模擬區域上有著象徵該地理方位的物產，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在社稷壇的五色土上陳列著相應方位的物產。更深一層地說，「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還表示中央的統治權力（斤）遍佈天下東西南北中的所有區域。
有鑒於此，《尚書序》所謂「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實際上正是《山海經?五藏山經》的另一種說法，或者是《五藏山經》的另一種版本。根據筆者對《山海經》二十餘年的研究，認識到《山海經》一書系由帝禹時代《五藏山經》、夏代《海外四經》、商代《大荒四經》、周代《海內五經》合輯而成，時在春秋末年，編輯改寫者為公元前516年追隨王子朝攜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圖書檔案館的學者或其後裔。而且《五藏山經》具有地理實測和國土資源考察基礎，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尋，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oo年前的中國景觀，實乃中華文明與文化第一歷史寶典，亦為人類文明的共同文化遺產。
因此，《九丘》是一部實物地圖地理書，它平鋪在一處聖潔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點像今天的模型沙盤，也可能是一幅巨畫，畫有五區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產，以及那裡的人文景觀。或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吧，1999年9月9日，筆者和夫人孫曉琴歷時多年，終於創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畫《帝禹山河圖》，將《五藏山經》所記載的東、西、南、北、中五個區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處、地望348處、礦物673處、植物525處、動物473處（其中許多神奇的動物都是由人裝扮的）、人文活動場景95處等等內容全部繪出。為此，筆者曾欣然作詩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內外，千古一圖收。」大禹若有靈，當驚圖復出矣！
綜上所述，可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確實是中華民族最古老的典籍，而每一部這樣古老的圖書都是一座信息金字塔。從這個角度來說，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有必要從源頭抓起，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有必要從一點一滴做起，是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