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以後，我已經越來越不願意在銀行裡幹事了。當時一個月只掙九百多塊錢工資，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什麼獎金。恰在此時，行裡又給職工每人做了兩套工作服，並根據計財處賈長的建議為此扣一千元工資，平均每月扣二百塊。這樣，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錢以後只剩下了七百多塊。幸虧當時沒孩子，自己生活比較節儉，妻子單位收入也不錯，才沒有出現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終沒有什麼積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職工，卻已經明顯地感到生活的艱難。
一九九八年底，行裡新的辦公大樓落成。大樓裡的裝飾豪華無比：地上鋪的不是瓷磚，都是從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家進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個一千多平米的大廳裡，石頭的紋理都不亂。行長辦公室是個寬大的套間，外間大約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鋪著昂貴的純毛地毯；裝飾著一個直徑將近一米的、全銅架的立式地球儀。陽台足有一百平米；辦公室的裡間安放著一張寬大的雙人床，裡面的全部傢俱都是進口的歐式雕花古典風格；在矮櫃上，擺放著一台四十二英吋的進口液晶屏幕電視。行長新辦公樓落成儀式上自豪地說：全體職工都應該為這棟大樓自豪！是的，行長當然是有資格自豪的，因為我估計就算國務院總理的辦公室，也未必有這個辦公室豪華。由於這座大樓造價太高，引來了各式各樣「檢查組」、「審查團」、「審計小分隊」走馬燈般進駐我們行。本以為他們能查出什麼問題，但是結果現他們總是來了又走，走了又來。有一次剛剛被提拔為審計處長的吳處長無意中說了一句：今年為應付審計，光招待費就花了一百多萬。
雖然辦公樓蓋得如皇宮一般豪華，但行長卻保持著艱苦奮鬥、勤儉節約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總行高級評委會申報高級職稱時，因為那申報材料表格設計得很複雜，我就用b4複印紙做了相關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給分行中級評委會十八委員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頁。按照慣例我先牛行長呈報。不料行長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說道：「怎麼用這麼大的紙？還有沒有節約觀念？這樣下去再大的家業也得讓你們敗完！」接著，他給我指出了應該怎樣節約：「拿回去，用a4的紙重新做！」我戰戰兢兢地領命，回到辦公室裡忙了一個下午，才又把這些評審材料用a4紙重新弄了十八套，並把原來弄好的那些統統丟進了碎紙機。這次行長很滿意。後來我把材料給廉書記時，跟他說了這件事。廉書記略微沉吟一下說道：「用b4的紙的確是大了點，不過……唉，以後注意吧。」
那次評審結束後，我把各位評委的投票結果進行了匯總，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準備申報給總行高級評委會評選。當我把名單呈報給行長過目時，他對這個結果不滿意。於是他掏出筆，劃掉了八個他不喜歡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個人。然後，對我說就按他修改後的結果上報。當時我心想，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節，大家都指望著行裡能點獎金彌補一下自己生活的虧空。一天下午，行長召集賈處長和申處長在人事處辦公室開會討論年終獎問題，當時我坐在離他們不遠處，斷斷續續地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只聽行長說：近來審計署對我們查得很緊，今年過年就少點錢，免得引起審計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誰知賈處長趕緊插話說：按人平一千計算的話，光機關就要七十萬，也是筆不小的數字，最好只五百元，總額三十多萬就不算啥了。行長聽後點頭稱是。這次，申處長很難得地為職工說了句話：「五百塊太少了吧。這幾年職工收入下降很厲害，據我瞭解，很多職工扣了行服錢以後一個月只剩了六百多塊，過年就多一點吧。」這時，我猛然聽到行長一聲尖叫：「五百塊還嫌少？比下崗工人強多了！就這麼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給！」就這樣，我們心灰意冷地領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終獎金：五張「藍精靈」。
一九九九年五月，國務院成立了四家國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專門收購和處置銀行的不良資產，其人員多半從銀行中招募。當時我聽說銀行的組織機構要有重大變動，想著與其在這裡喝西北風、被人扒來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機構裡去試試。於是試著我提交了一份申請，結果被選上了。就這樣我離開了工作了四年的銀行，也離開了跟我朝夕相處四五年的同事們，來到了h公司。
我臨走前兩天，申處長領著全處人員到一家廣東餐廳聚餐。那天申處長喝了不少酒，動了感情。他對我們說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後罵我，甚至我都知道他們是誰，但是我不計較，我從來也沒有打擊報復過他們……其實，難道我就不想留下個好名聲、幹出一番事業嗎？可無論我花多長時間精心準備計劃和思路，行長一句話就屁也不是了。行長不需要幹事的人事處長，他只需要一個事事聽話的人。我也是快五十歲的人了，行長成天想訓就訓，誰沒自尊？我能怎麼辦？後來，我也想開了，當了處長又能怎麼樣？當了行長又能怎麼樣？都一樣！人活著，就得圖個快活，什麼名譽、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覺得快活就行了，廉書記名聲比我好，可他也為名聲所累，事事放不開。接著他又對我說：我知道你有才幹，出去闖闖吧，興許能夠闖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個老實人，但是這裡確實不適合你。
申處長的這番話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釋了我對他所有的憤恨與不滿，甚至還激起了我對這裡的一絲留戀。畢竟我在這裡工作了四年，畢竟有那麼多朝夕相處、親密無間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處長的處境，回想起申處長給過我的一些照顧、愛護和關心；回想起申處長曾和我促膝談心，說自己正讀書時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輩子苦於沒有文化，現在你們條件這麼好，一定不要忘記繼續深造。我忽然覺得，申處長也不那麼令人憎恨了，他只不過是扭曲的權力大樹結出的一個苦澀的果實，也是一個犧牲品。只是他在應該做出反抗和抉擇的時候，沒有勇氣與這種官場的庸俗習氣決裂和鬥爭，而是選擇了隨波逐流。可回過頭來想一想，假如是我處在這個位置，我又能怎樣？最多也只是求個獨善其身罷了。
在我離開銀行以後，大概到了二oo二年，我忽然聽說行長因病去世了，走時年紀也並不大。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不知為什麼我突然感到難過，甚至對行長感到有些愧疚，因為我曾經咒罵過他。儘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無論如何不能苟同，但畢竟當年是他把我挑進行裡的。沒有他當初的決定，我這個一文不名的外地窮學生肯定沒辦法在武漢站穩腳跟，從這個角度來說，行長也有恩於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慼慼，在此我願行長能夠安息長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