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街小學位於太谷縣城的中心地帶——東寺園。由於鐵z局單位子弟學校教育質量差，因此從農村回來後，我和姐姐都轉學到太谷縣東南街小學讀書。農村的教育水平確實很低，雖然我和姐姐在農村上學都算是班上成績好的學生，但剛到東南街小學時進行入學測試，我考了四十分，姐姐考了二十分，學校說我們基礎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親忙壞了，四處求人送禮，學校才勉強收了我們。我的基礎差到了什麼程度，我有很深的體會：那時學一篇課文，裡面有個名詞「崎嶇」，解釋是「形容山路不平」，我當時一直都很納悶，這個「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為什麼「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嶇的？那別的山路是怎麼樣的？又怕老師說自己笨而不敢問，好長時間才悟過來。
當時，父親經常要到商丘處機關裡駐勤，一走就是三五個月不回家。為了讓我們跟上進度，我的母親天天晚上自己做我們的家庭教師。我的母親那時也在自學，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邊，我和姐姐做功課，母親自學，有不會的就問我的母親。經過一個學期的追趕，我們倆的考試成績終於逐漸開始在班上*前了。
在東南街小學時，我訂了一張《中國少年報》，裡面有一個專欄，叫「在資本主義角落裡」，裡面刊登的全是美國、日本、西德等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生活的悲慘狀況。每當我看了這些報紙以後，總是想：「唉，美國的兒童可怎麼活呢？真是太可怕了。」還隱隱有一種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幸福感，慶幸感。
我剛到東南街小學上學的時候，原來的班主任彷彿不怎麼管學生，班裡秩序很亂。還沒一個月，原來的班主任就調走了，新來了一位班主任，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婦女，姓白。白老師很嚴厲，來了以後就整了幾個最調皮的「刺頭」，結果班上秩序大為好轉，學生們用功多了。我的母親看到有這麼一個好班主任，心裡自然非常高興。雖然家裡當時還並不寬裕，但我的母親卻特別捨得對老師下本錢，經常買一些罐頭、水果、點心等禮品去拜訪白老師。八十年代初的人們還都比較貧窮，特別是教師生活更為清貧，這些禮品在當時來講都算很重的禮了。白老師有一個女兒，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紀相仿；一個兒子，小名叫寶寶，比我小三、四歲。有一次過年時我母親和我登門給白老師拜年，一進門就看見寶寶在就著大醬吃玉米面窩窩頭，腮幫子上都是醬。後來，寶寶考上了大學，而二青在上初中時遇到了車禍，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親所下的功夫，白老師對我既嚴格，又關切，可以說我小學時成績能始終在班上數一數二，與白老師的管束是分不開的。
本來，我在農村上小學時，農村是沒有什麼少先隊組織的。可是等我轉到東南街小學以後，現班上幾乎沒有人不是少先隊員。因此，我的母親上商店買了條紅領巾，也算是我入了隊，還成了小隊長。後來在學校的履歷表中，「家庭出身」一欄，我填上了「工人」。當時填出身鬧了很多笑話：好幾個學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當然地填上了「我媽」，還有幾個似懂非懂的填了「貧下中農」，把白老師弄得哭笑不得。
在一九八二年，全國開展了「學雷鋒、樹新風」，「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那時，每個班後面的小黑板上，都寫著學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畫一面小紅旗。後來，班裡還開過一次主題班會，題目是「我的理想」。同學們有想做科學家的，有想當解放軍的，而我，則說想當中國第一名宇航員。現在看來這理想是沒戲了，楊利偉取代我成了中國第一名宇航員。輪到我們班的大隊委言時，她卻哭了起來，然後說她的理想就是當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師誇獎了她，說這個理想，才是最實實在在的。
後來到小學五年級時候，**召開了十二大，國家改選了領導人。當時我們小學生也學時事政治課，白老師讓一個女同學到黑板上默寫新當選國家領導人的名字，結果她把國家主席「**」寫成了「李失念」，把總理「**」寫成了「趙柴陽」。白老師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現行反革命了。
一九八三年我小學畢業的時候，我們家裡的條件在同學當中依舊不能算很好的。小學畢業照畢業合影時，我沒有合適的衣服照相，於是白老師借了同學的一件褂子給我穿上；而我的褲子膝蓋那塊正好有一個洞。白老師看見以後，讓我把手放在那個洞上照相。這張照片我至今還有，穿著借來的褂子，手按在膝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