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戴子營以後，有軍分區的鐵z局造反派威震潼關、孟塬一帶，沒有誰敢惹了，造反派自然也很神氣。有一回，有一列客車停*在孟塬車站，幾個乘客和乘警坐在車窗前的座位上嘮嗑。乘客看見車窗外來來往往穿灰藍色勞動布工作服的人，就問乘警那是什麼單位的？那個乘警一邊抽煙，一邊顯示自己見多識廣，不屑地說道：「那是鐵z局的人，哼，一群土匪。」誰知，車窗附近恰好有個鐵z局的工人路過，他一聽乘警這麼說鐵z局的人，頓時伸個腦袋大呼起來：「弟兄們！這個**乘警說咱們都是土匪！」
這一喊不要緊，頓時有幾百個工人抄著傢伙奔向列車，轉眼工夫就把列車團團圍住，十幾個人上去就把那乘警給揪下來。那乘警嚇得面如土色，一邊哀求一邊扇自己嘴巴子。可是工人們依舊不依不饒，非要把那乘警單獨留下來審訊。列車長知道留下來肯定是凶多吉少，於是趕緊向孟塬火車站的站長求情。老站長來到工人們中間，跟大伙說道：「弟兄們，看在我的面子上，饒了這小子吧，我保證他以後再也不敢了。」那乘警也挺配合，跪在地上一個勁磕頭作揖，嘴裡還高喊：「我錯了！我以後再也不敢了！」孟塬火車站老站長跟鐵z局工人朝夕相處，大夥兒也挺敬重他，聽他這麼一說，再看看乘警那副熊樣，也就算了。
自從一九六六年以後，伴隨著到處串聯和無政府主義氾濫，社會上的流氓明顯多了起來。有一天，一列從四川開來的火車上，幾個串聯的紅衛兵拿了列車售貨員的蘋果和啤酒不給錢，乘務員跟他們講理，那幾個流氓就打了乘務員。乘警去嚇唬他們，誰知這幫無法無天的傢伙連乘警都不怕，還把乘警給綁了起來。列車長聽說這事，指示火車司機把列車停到孟塬車站後，通知了車站方面，車站又通知了鐵z局。
竟然敢在「鐵老大」的地盤上撒野，這還了得！鐵z局掌握實權的造反派大怒，立即召集了一兩千人，將列車圍了個水洩不通，幾十個工人上車搜查那幾個流氓紅衛兵。幾個肇事的紅衛兵一看這個架勢知道不妙，連忙翻車窗想跑。可這種情況下哪裡還跑得了，大部分當場被抓，只有一個跳下車窗後趴在車底鐵軌上。幾個壞小子被抓住以後一清點，少了一個，於是又全車廂裡大搜索。我父親則帶著幾個工人查看車下。偶然往車下一瞅，現火車輪子後面藏著一個人，於是這小子也被抓了出來。然後，又從這幾個壞小子身上搜出鋼鞭、匕、軍刺、手銬等凶器。列車長向工人們道過謝以後，列車又前行了，留下這幾個壞小子由工人審訊。先開始幾個小傢伙嘴還挺硬，罵罵咧咧的。於是，工人們把他們用電動葫蘆吊起來，又用鋼鞭抽打，把這幾個原本不可一世的壞小子打得皮開肉綻、死去活來。吊了兩天，一看他們已經快沒氣了，這才放他們走。
一九六七年冬天，單位還組織工人們到陝西省華陰縣參加了一次公審大會，當場判處死刑並執行槍決的有一個政治犯和幾個刑事犯。公審大會是那個時代慣用的政治手段，以起到殺雞駭猴的奇效。聽宣佈判決時，我父親得知那個政治犯是原孟塬收容站站長，他在「砸爛公檢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跑到朝鮮（注據說此人以前參加過抗美援朝）。當時朝鮮也因為跟蘇聯關係比較密切而被稱作「朝修」，因此這個人對朝鮮人說，自己想去蘇聯搞國際**運動。可朝鮮人把他的話做了筆錄，連人帶筆錄一齊送回來了，以「叛國罪」論處而被判處死刑。因為怕他喊口號，就用一種專門的鐵夾子夾著他的舌頭，由一個解放軍牽著。類似處決方式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十分流行，後來張志新處決前則被割了氣管。以前的革命烈士被反動派槍斃時還能喊兩句口號，可文革時期的政治犯們，卻連喊口號的權利也沒了，還要犯人親屬交納「子彈費」。其他刑事犯則沒有鐵夾子夾舌頭的「殊榮」。後來不久，父親工地附近村子鎮陽有一個九歲的小女孩，因為剛在學校學會了「打倒」二字，就跑到一堵寫有「**萬歲」標語的牆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兩個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終。
當時陝西的農民非常窮，但民風淳樸，農民老實、厚道。在孟塬工地不遠，有一個小小的洗染店，有一些單身工人就把自己的衣服拿去洗，一來二往就和店裡的人混熟悉了。這個洗染店裡有一個老師傅，姓張，當時背上總是戴著寫著「小業主」三個字的布條。張師傅原本是這個洗染店的老闆，窮苦人出身，抗戰時在**部隊裡當馬伕。日本人打洛陽時，他在戰場上給長官看馬，眼見著一炮彈打來，離自己百步開外爆炸；第二炮彈又近了一點，第三更近一點。老張一看，壞了，再有一就輪到自己了。於是他撒開腳丫子就跑，剛跑了幾步，一炮彈落在他剛才站的那個位置，長官的馬全被炸死了。後來他們部隊深夜裡在麥田中行軍，老張貓著腰走著走著，一扒拉開麥子，和幾個也在摸索著前進的日本兵正好臉對臉。老張嚇得大叫一聲，扭臉就跑；那幾個日本兵也嚇得往後跑了幾步，然後就打起槍來。就這麼著，老張的部隊被打散了，老張自己輾轉流落到了孟塬，開了間小小的洗染店，又找了個媳婦。解放後，老張的洗染店被公私合營，老張也繼續留在裡面當職工。老張人很豁達，因此儘管當時每天都背著「小業主」的白布條子，但依舊談笑風生，聲如洪鐘。
有一天傍晚，工地來了一車皮開山洞用的梯恩梯炸藥。火車停在車站裡，領導認為很不安全，於是組織**員、共青團員連夜裝卸。可是工人裡黨員、團員不多，人手不夠，於是就讓積極分子也去，後來又叫出身好的也去，然後出身富農的也叫去了。到最後，工棚裡只剩下包括我父親在內的三個出身不好的工人。工棚裡沒有電燈，只有外面慘白的月光透過窗戶照進來。三個人誰也沒有睡覺，但誰也不吭聲……成分不好的人在那個時代就是不可信任的人、就是政治賤民、就是中國的「陀羅」和猶太人。「出身」就像一塊大石頭壓在人的心頭，讓人窒息，讓人隨時感覺自己是個異類。
當時單位裡有一位叫王xx的女工人，平素裡大大咧咧的。不知道為什麼，她的一本《**語錄》少了一頁，竟然被人給匯報了。造反派審問她，她也說不清楚。當時，有個跟她不對的人私下向造反派誣告，說看見她用《**語錄》擦屁股。就因為這個，王xx被強行遣送農村改造了四年，直到**「九·一三」折戟沉沙，才把她給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