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舊時代的中國億萬農民唯一的夢想就是*勤勞、節儉獲得積累後不斷地購買土地，他們熱愛土地並沒有任何罪過。我的外公、外婆原本是村裡有口皆碑的勤儉之家，這四十多畝地產，並不是他們搶奪來的，而是他們一輩子辛辛苦苦、點點滴滴地積攢起來的；外公外婆沒有軍閥和官員作*山，他們都是本分守法的淳樸農民，談不上什麼「魚肉人民」。因此，外公、外婆這樣的人，應當算是中國舊式農民中最勤勞、貢獻最大的一類人，把他們的成分劃作「地主」、「剝削階級」而加以壓制和歧視，實在是冤枉。
前面提到過，外婆的哥嫂是一對惡人。外婆的哥哥一向游手好閒，喜歡吸鴉片、嫖娼及賭博。俗話說，「龍生龍，鳳生風，老鼠兒子會打洞」，他們的四個兒子中有三個也成為地痞流氓，跟外婆的哥哥一樣吃喝嫖賭抽大煙，其中一個還染上了梅毒。外婆的姐姐在守了三十多年寡以後，無兒無女，想老了有個依*，就開始把老頭子家的錢往哥哥家裡偷，買了不少地。誰知往家偷多少，其兄和他的三個兒子就花多少；外婆的姐姐前面買地，他們幾個就偷偷賣地。解放後二次土改時，趙老太爺家的地被分了，外婆的姐姐也從原來的趙家裡被趕了回來。此時外公蒙冤被抓，外婆家境極為艱難；於是外婆的姐姐回來後住到了哥哥家裡，遭到哥嫂的百般虐待，這個苦命的女人沒過幾年就瘋死了。
外婆的哥哥為了吸食鴉片，到解放前夕已經把地賣得精光，最後剩下一匹騾子，也找到外公以五塊現大洋的價格賤賣給了他。當時我外公滿心歡喜，還以為撿了個便宜，誰知這筆買賣做成以後還不到四個月土改就開始了。不過，外婆的哥哥倒是時來運轉，淪為典型的農村流氓無產者後，卻因為身無分文劃為了貧農。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裡的田地、牲畜、農具都被瓜分了，解放後又被從原來的二層小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老廟中棲身。我小的時候回老家時，還在那座廟裡住過。到了一九八一年，才在我母親、大姨的下蓋了一座新屋。我小的時候，外婆一想起來還常常後悔地說：要是當時不那麼省著過日子買地，都和他的哥哥那樣吃了喝了，或許這後半輩子還不至於這麼倒霉。
對於土地改革問題，儘管我的父母家都是地主，土改中被分掉了土地，但我一直都認為：土地改革是必要的，因為中國人口太多，土地資源有限，因而過度的土地兼併和集中會造成貧富分化和社會動盪。例如外公所在的那個村子，有二百戶人家，但其中絕大部分土地都集中在二十戶富裕人家手裡。不過，我認為土改中僅僅依據財產多寡而不是依據行為好壞給人劃線，以決定是「統治階級」和「被專政階級」的做法是欠妥的，特別是再依據這種劃線將歧視與迫害強加到被「均富」者及其子女身上。雖然**一直講「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實際執行起來卻往往不是這樣。此外，不問農民財產的取得途徑是否合法，簡單地加以瓜分而不給任何形式的補償，也容易人為地造成矛盾加劇。
解放以後，人民政府開始清算昔日血債。當年僱傭槍匪殺害貧協積極分子的犯外公堂兄逃亡，多年杳無音訊。六十年代末，他們家裡人輾轉得到消息，他逃到了山西某地山區以給人放羊為生，一個人住在一間廢棄的窯洞裡。他們家裡人秘密地到了其藏身之地，但現其早已死亡，只剩下一具白骨，於是用麻袋裝著回來，秘密埋掉了。此事一直瞞著村裡人，直到八十年代才得以公開。其他的參與者有兩個被槍決，其餘一些參與密謀者全都判處二十年徒刑，送到東北大興安嶺勞動改造。我的外公雖報信有功，卻以出了錢、參與了密謀為理由，仍被判了八年勞動改造。後來由於外公表現好，減了兩年刑期，一九五八年獲釋。
對於外婆這樣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來說，家裡男人被抓簡直不啻是天塌下來一般。那段時間外婆整日以淚洗面，她尤其想不明白：自己明明給貧協主席通風報信救了他一命，為什麼竟然還要遭到牢獄之災？外公被抓走以後，外婆每天都要領著大姨，邁著小腳，步行十幾里地到道口去找政府、法院訴說冤情，但均無果而終。後來，外公被判了刑，家裡沒有勞動力和生活來源，外婆*給人做鞋底、繡花掙點錢養活三個孩子，還不到四十歲頭就全白了。
當時中國的國家機器還沒有完全建立和理順，外公服刑的監獄也不斷遷移，最初在濮陽，後來又轉移到新鄉。當時也沒有人來通知外公究竟在哪裡關押著，家屬探監連地方都找不到。外公服刑後，由於我們家成分不好村幹部不許外婆去探監，但外婆始終掛念著外公。當時大姨還未出嫁，外婆就讓大姨去探監，把自己做鞋底、繡花掙來的那一點錢帶給監獄中的外公，每次只有幾塊錢，都是自己從牙縫裡硬擠下來的。那時家裡窮，也坐不起汽車，大姨每次探監都要步行一兩百里路，一個來回就要磨穿幾副鞋底。還有一次大姨到了濮陽，人家卻說監獄已經挪到新鄉了，於是大姨又從濮陽步行到新鄉去找。村子裡還有一個親戚，我叫她船姥姥，和外婆年紀相仿，他們家雖然成分劃作了貧農，但對我們家很是不錯。由於怕大姨是個女孩子家路上不安全，每次探監船姥姥都領著我大姨，把我大姨化裝成男孩子模樣，騙村幹部說是去走親戚的，這才能夠脫身。後來大姨為了逃避村治保主任的騷擾而匆匆出嫁，家裡也就沒人能夠再去探望獄中的外公了。
不過，實話實說，外公在監獄裡的日子竟然比在農村還要好一些。那時監獄講政策，像他這種罪行輕、人又老實的犯人，管教幹部對他很是不錯。後來就讓外公擔任採購，自由上街。外公這個人特別老實，一分錢也不貪污、不浪費。有一天下了傾盆大雨，管教幹部見外公出去採購遲遲不歸，就滿大街找他，才現他正冒著大雨跟一個賣菜的小販因為價格問題爭得面紅耳赤，渾身上下淋得透濕。回去以後，管教幹部在犯人大會上大大表揚了外公這種為集體利益不辭辛苦的精神。後來，監獄裡成立了工廠，管教幹部又讓他當工人，幹了幾年成了熟練工。監獄裡的待遇還真不錯：頓頓吃得飽，每星期吃一回肉，外公在裡面養得白白胖胖。外公以前有眼病，當時監獄裡還關押著一個日本軍醫當獄醫，大概是個戰犯，他治好了外公的眼病。
後來這座監獄工廠展成了一個國營的大印染廠，外公也成為該廠最早一批熟練工人之一。外公這人老實，領導讓幹啥就幹啥，領導不說休息就決不休息。而且，外公幹起活來精益求精，肯鑽肯想，經常搞些小明小創造。因此，監獄的領導們都很喜歡他，八年的刑期減為六年。期滿時，監獄領導幾次勸他留下來就業當工人，但老實巴交的外公執意要回家。外公回家那天，外婆和當時只有七歲的母親正被村幹部指派在村口「把路口」，在監獄裡養得白白胖胖、穿著簇新工作服的外公從路口經過時，夫妻二人竟然面對面地互相認不出來——外公胖得脫了像，而外婆則在幾年內由滿頭青絲變得白蒼蒼。
我的外公是個非常老實的人，說話嗓門大，心地非常善良，但反應比較遲鈍，情感也有些麻木。外公回家那天，很多親戚鄰居都來家裡串門，打聽外公在監獄裡這幾年的情況。外公在裡面受了優待，自然講得眉飛色舞。外公不在家的幾年，外婆怕母親將來跟外公生疏，總是跟我年幼的母親講外公如何善良慈祥，培養她對外公的感情。現在我母親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父親，頓時感到非常親切，再看看他的身材如同家裡的櫃子一樣高大，聲音如洪鐘一般響亮，又是親切，又是好奇，又有幾分害怕，於是禁不住去摸了摸外公的手，摸了一下，又摸了一下。當時外公談興正濃，當母親一次次摸他的時候，外公不耐煩地揮了一下手，高聲說「去！」嚇得母親趕緊躲到了外婆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