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繼點點頭，說道：「威廉一世陛下，您的故事很殘忍，但也很深刻。今天的世界好比羅馬競技場，我們則是那些來自色雷斯、高盧和迦太基的角鬥士。當生存機會變得極為有限，不殺死對方就無法得到時，我們就會選擇通過摩擦、衝突甚至戰爭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聽到張繼這麼說，奧托·俾斯麥問道：「張大人，那麼，您認為普魯士通過戰爭方式統一德意志地區、與法國爭奪歐陸霸權的目標能否實現呢？」
張繼點點頭，肯定地說道：「奧托·俾斯麥首相，雖然我確實不希望看到普法戰爭甚至歐陸戰爭的爆發」「。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普魯士通過戰爭方式統一德意志地區、與法國爭奪歐陸霸權的目標能夠實現。一方面，幾十年來，腓特烈二世陛下和普魯士歷代國王鼓勵民間投資實業，改進司法和教育制度，扶植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積極進行對外擴張，『鐵血政策』的發展戰略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使普魯士實現了『富國強兵』。現在，德意志地區已經形成了統一的國內市場，普魯士的陸軍實力也已經大大超越法國。可以說，普魯士具備統一德意志地區、與法國爭奪歐陸霸權的實力。另一方面，普魯士國力的增強也使得本來就繼承了條頓騎士團深厚的崇兵尚武傳統的普魯士民眾更加躁動不安，舉國上下都渴望發動旨在對外擴張的戰爭。也就是說，普魯士通過戰爭方式統一德意志地區、與法國爭奪歐陸霸權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既有實力，又有意願，目標就能夠實現。更何況，如我之前所說，現在的法國，也還沒有認清形勢，舉國上下一片與普魯士開戰的呼聲呢。現在的普法形勢甚至歐洲形勢就好比一隻乾燥的火藥桶，只要一絲火苗，就能將它引燃。」
萊因哈特·施道芬堡問道：「張大人，您在法國考察期間一定接觸了不少法國外交界、實業界和文化界的領袖，他們也持與普魯士開戰的觀點麼？」
張繼搖搖頭，說道：「當然不是，比起一般的民眾而言，他們要理性得多。他們知道，一旦普法開戰，法國幾乎沒有戰勝的可能。因此，他們普遍傾向於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端，比如法國財政大臣保羅·夏爾大人就持這樣的觀點。他問我是否可以借鑒結束『三十年戰爭』的經驗，以簽訂類似《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和平協議解決普法之間的爭端。」
萊因哈特·施道芬堡又問道：「張大人，那麼，您認為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端麼？」
張繼搖搖頭，說道：「我之前已經說過了，中國政府把普魯士和法國都視作朋友，我個人也把拿破侖三世陛下和諸位都視作朋友。所以，只要普法之間的和平尚存一線希望，我就願意付出百倍的努力去爭取。但是，出於對盟友的責任和對朋友的關心，我還是明確表示『至少在眼下，我看不到和平的曙光』。我告訴他『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在談判桌上更加得不到』，外交活動終究是要以軍事實力作為後盾的。因為和平談判就意味著參戰雙方的妥協，也就意味著必然有一方要放棄一部分已經到手或者即將到手的利益。如果參戰雙方勢均力敵或者都已經被戰爭拖垮了，那它們自然會選擇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結束戰爭，因為這樣做是理性的、明智的，符合最大利益的。『三十年戰爭』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三十年戰爭』之所以能夠以《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簽署為結局恰恰是因為神聖羅馬帝國、德意志地區天主教諸侯和西班牙一方已經被戰爭拖垮了，而法國、丹麥、瑞典和德意志地區新教諸侯一方的財政狀況和軍事實力也已經不足以支撐戰爭繼續。因此，參戰雙方才在戰爭幾乎已經結束的情況下，選擇了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善後。但是，如果參戰雙方的力量對比並不均衡，又或者強勢一方的財政狀況和軍事實力足以支撐戰爭繼續的話，強勢一方就沒有理由平白無故地放棄那一部分已經到手或者即將到手的利益。」
張繼頓了頓，接著說道：「當然了，保羅·夏爾大人也表示，既然他提出通過舉行和平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方式來解決普法之間的爭端，就意味著他已經下定決心要犧牲一部分利益以滿足普魯士的擴張野心了。但是，當我問到他究竟願意犧牲多大一部分利益，是否能比普魯士通過戰爭方式攫取到的還要大時，他沉默了。因為他也知道，如果能，這樣的犧牲，法國民眾無法接受。或許還沒等普魯士軍隊入侵，法國民眾就已經起來推翻陛下的政府了。如果不能，普魯士也沒有必要和他坐到談判桌前了。」
……
威廉一世、奧托·俾斯麥、赫爾穆特·毛奇、萊因哈特·施道芬堡和奧古斯特·瓦列都默然不語，「靜思室」裡一片寂靜，只有威廉一世搖晃安樂椅發出的輕微的「吱……呀……」聲。此時，他們心中都在想著同一個問題，「這個年輕人思路之清晰、目光之敏銳直逼久經戰場廝殺、宦海沉浮的自己。天幸普魯士是中國最重要的海外軍事採購對象，算得上是潛在的盟友。否則，真要為擁有這樣可怕的敵人而撓頭不已了。」
……
良久，從會晤開始就一直沉默不語的赫爾穆特·毛奇呼出一口悶氣，沙啞著嗓子問道：「那麼，張大人，您是否就未來的普法戰爭甚至歐陸戰爭向法國提出了建議？」
張繼沉吟片刻，歎了一口氣，輕聲說道：「是的，我注意到普魯士一向習慣於打速決戰，我分析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是普魯士囿於自己的財政狀況和戰爭潛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盡快實現『以戰養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