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西蒙波娃和薩特搬到巴黎。(百度搜文學館)她於1936年至1939年之間在莫裡哀高中教書；但又因與比爾加有染而被開除。
西蒙波娃的第一本小說《至高無上的精神》，創作於1935年至1937年間，在加利馬爾和格拉塞兩大出版社被拒（這部小說在1979年以其他名字被出版）。
1943年，她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小說《女客》出版。在此書中，她通過虛構的主人公，描寫了她與薩特和奧爾加之間的關係，將她對關於自我意識與他人相關性之間的鬥爭的哲學思考加以詳述。此書隨即迎來了成功。
1943年，西蒙波娃因為一項指控被暫停了教職。她被指控在1939年引誘17歲的學生娜塔莉梭羅琪娜。
娜塔莉的父母正式向法院控告西蒙波娃勾引未成年人，最終西蒙波娃的終身教師執照因而遭到撤銷。
1943年6月中斷授課後，西蒙波娃重新進行文字創作。她同時為國家電台（維希電台）工作，期間，西蒙波娃策劃了許多音樂節目，涉獵到不同的年代。
西蒙波娃同薩特、雷蒙阿隆、米歇爾勒西斯等左派文人創辦雜誌：《摩登時代》，旨在通過現代文學使人們認識存在主義。
同時，西蒙波娃也在潛心於文學創作，對共產主義、無神論主義和存在主義都有涉獵。在完成了一些作品後，她在經濟上獲得了獨立，這也使她能全身心的投入寫作。
她遊歷各國（美國、中國、前蘇聯、古巴等），在這期間，西蒙波娃結識了許多共產主義家，例如菲德爾卡斯楚、切格瓦拉、**、理察賴特。
在美國。西蒙波娃和美國作家納爾遜艾格林展開了一段如火的愛情。西蒙波娃寫給艾格林的信件更是超過三百封。
1949年，《第二性》出版並大獲成功。一周內銷量2萬2千多冊，由此也掀起一場筆戰，梵蒂岡也將其列為**。
弗朗索瓦莫裡亞克在寫給《摩登時代》的信中是這樣說的：現在，你們女掌櫃**的一切皆為我所知。西蒙波娃在作品中描述了婦女在當時社會中慘淡的地位。
至此，她成為了女權運動的領袖人物。透過神話、文明進程、宗教、解剖學和傳統風俗，西蒙波娃分析了當時婦女的現狀，這在社會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尤其是談到母系與墮胎的問題上。在當時社會被視為殺人行為。
對於婚姻，西蒙波娃也有不同的見解，認為它猶如中產階級學府，同妓女一樣噁心，因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她的丈夫。無法逃脫。
1954年，憑藉《名士風流》，西蒙波娃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也成為了世界上擁有最多讀者量的作家之一。
這本詳述了戰後法國社會的小說也使她與艾格林的關係曝光於眾，而在此書中，西蒙波娃仍延續了自己慣用的虛構人物的手法。
但是艾格林再也無法忍受西蒙波娃與薩特糾纏不清的關係，終於將這段感情劃上了休止符。在1952年7月至1959年之間。西蒙波娃同克勞德朗茲曼生活在一起。
從1958年開始，西蒙波娃開始了自傳的創作，她描述了自己所處的中產階級充斥著偏見、自覺受辱的傳統以及她儘管作為一個女人卻想盡辦法從中擺脫所做的努力。
同時她也描述了自己與薩特的關係，並認為那是全然的成功。儘管兩人的關係總是一如既往的激情昂揚。但這對男女並不是傳統字面意義上的情人，而從很早之前，西蒙波娃也任由她的讀者輕信輿論的流言蜚語，不做辯解。
1964年。《寧靜而死》出版，西蒙波娃在這部作品中描述了自己母親生命的最後一段日子。
在薩特看來。這是西蒙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字裡行間透出的強烈情感，作品提及了有關對於生命垂危病人的救治以及安樂死。
在她承受著喪母之痛的時候，西蒙波娃結識了一位年輕的女子，並且她一直支持著西蒙波娃，這位女子就是西爾維亞勒龐（哲學系大學生。她們的關係十分微妙：母女、朋友、情人西蒙波娃在自傳的第四卷《一切都說了，一切都做了》中講述她與西爾維亞的關係猶如十五年前與好友扎扎的關係。
西爾維亞之後成為了西蒙波娃的養女並繼承了西蒙波娃的所有遺產和著作。
西蒙波娃與土耳其女權主義家吉賽勒阿利米以及伊莉莎白巴丹德在女權領域中影響巨大，她們讓世人瞭解到在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之後以及法律允許墮胎以來，女人所遭受的折磨。
之後的343請願（des343，由343名婦女聯署要求獲得墮胎自由的請願）也由此而生。
西蒙波娃與吉賽勒阿利米一同創建了非政府組織choisir，旨在推動自願墮胎的合法性。西蒙波娃一生都在探索自己所處的這個世界，參觀工廠和學校，拜訪的人物下至工廠女工人，上至政界領袖。
1980年，薩特辭世，西蒙波娃出版自傳作品《告別儀式》，敘述了她是如何陪伴薩特最後的十年，描寫細緻到對於薩特服的藥，包括對於兩人親密生活的露骨描寫觸犯了不少哲學家。
1974年8月和9月，與讓保羅薩特對話在羅馬註冊後出版，書中寫道薩特對於自己作品的某些觀點，彷彿他並未離世人遠去。
同時在此書中，西蒙波娃想要讓世人知道薩特是如何被貝尼勒維控制，指出勒維讓薩特承認在存在主義中存在某種宗教傾向，而這點又是無神論所不容的。
在西蒙波娃看來，薩特再也無法從他的才智中獲得快樂，也再也無法在哲學上進行論辯。
她同樣也含沙射影地承認自己對於薩特的養女的厭惡之情。她是這樣總結的：薩特的死使我們分離；而我的死也無法使我們相聚。就是如此；他早已厭倦了我們這麼久的糾纏不清。
1986年，西蒙波娃在巴黎與世長辭。她的葬禮甚至比薩特的更為舉世矚目，來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的讀者追隨至此。
西蒙波娃死後被葬在巴黎的蒙帕納斯公墓，讓保羅薩特的旁邊，手上戴著納爾遜艾格林送給她的戒指。
在2008年，為了紀念西蒙波娃而創立了西蒙德波伏娃獎。
西蒙波娃終其一生推廣存在主義，她提出一系列的問題，探討人類如何在無法選擇出生的世界的荒謬中找到生命的意義。
儘管有聯繫，但西蒙波娃的作品不同於薩特，她將人物描寫得更為具體細緻，偏好向自身的經歷進行一種直接且連貫的思考。
西蒙波娃最重要的作品是她的《第二性》，這部作品被認為是女權運動的聖經。
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認為：我們並非生來為女人，我們是成為了女人如果說在青春期以前，有時甚至從嬰兒早期，在我們看來她的性徵就已經決定，那不是因為有什麼神秘的本能在直接註定她是被動的、愛撒嬌的、富於母性的，而是因為他人對這個孩子的影響幾乎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要素。於是她從小就受到灌輸，要完成女性的使命。男性亦然。這是這本書的最重要的觀點。
（這一概念是從特土良的思想中提煉出來）：正是由於個體的組成不同使得我們承擔著不同的角色，擁有不同的屬性，也才會有兩性。書中提出女人因為體力較差，當生活需要體力時，女人自覺是弱者，對自由感覺恐懼，男人用法律形式把女人的低等地位固定下來，而女人還是甘心服從。
她不同意恩格斯所說的從母系氏族社會向父系氏族社會的過度是男人重新獲取權力，認為歷史上女人從沒有得到過權力，即使是在母系氏族社會。
她認為婦女真正的解放必須獲得自由選擇生育的權力，並向中性化過度。她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在美國極度暢銷，對造成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女權運動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書為西蒙波娃招致抗議甚至惡意誹謗。雖然西蒙波娃獲得支持寥寥，但卻打動了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後者認為從人類學角度看，西蒙波娃的這部作品是完全可被接受的。一些同時期的大作家反對西蒙波娃所寫的，並有眾多誹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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