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十三行是清代專做對外貿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又叫「洋行」或「洋貨行」。
廣州的對外貿易全屬官營，而以牙行經紀這些事情，所以開設牙行的多半都能獲厚利，賺大洋。清初的詩人屈大均在《廣州竹枝詞》中有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三洋；五絲八絲廣段好，銀錢堆滿十三行。」足見當年十三行的興隆旺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別在廣東、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設立海關，粵海關設立。它名義上專管對外貿易和徵收關稅事宜，實際上稅收營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攬的項目，其中包括代辦報關納稅，商品同購銷買賣等業務。
粵海關設立通商的當年，廣州商人經營華洋貿易二者不分，開放海禁之處，並沒有設置專營外貿商行。次年四月間，兩廣總督吳興祚、廣東巡撫李士禎和粵海關監督宜爾格圖共同商議，將國內商稅和海關貿易貨稅分為住稅和行稅兩類。住稅徵收對象是本省內陸交易一切落地貨物，由稅課司徵收；行稅徵收對象是外洋販來貨物及出海貿易貨物，由粵海關徵收。為此，建立相應的兩類商行，以分別經理貿易稅餉。前者稱金絲行，後者稱洋貨行即十三行。名義上雖稱「十三」，其實並無定數。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聖旨，廣州成為全國唯一海上對外貿易口岸，史稱「一口通商」，經十三行進出口的貿易額節節增長，日子一長，十三行就逐漸演變為一個特殊組織，享有了壟斷對外貿易的特權，在這些特權買辦中，又尤其以商家潘、盧、伍、葉四族豪門獲利最多，所以由此發展成為廣州四家最大的買辦階級。而廣州也成為清代對外貿易中心。據清宮檔案記載，乾隆十九年，洋船到港27艘，稅銀僅52萬兩。乾隆五十五年，洋船增至83艘，稅銀達到110萬兩。
廣東十三行公行確立於康熙四十二年。年最初由宜官方指定一人為為外貿經手人。此人納銀4萬兩入官，包攬了對外貿易大權。後來，各行商從自身利益出發，共同聯合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行會團體，即所謂的公行。據史記載，於康熙六十年，公行眾商啜血盟誓，並訂下行規十三條：
第一條：華夷商民，同屬食毛踐土，應一體仰戴皇仁，拆圖報稱。
第二條：為使公私利益界劃清楚起見，爰立行規，共相遵守。
第三條：華夷商民一視同仁，倘夷商得買賤賣貴，則行商必致虧折，且恐發生魚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與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貨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第四條：他處或他省商人來省與夷商交易時，本行應與之協訂貨價，俾得賣價公道，有自行訂定貨價或暗中購入貨物者罰。
第五條：貨價即經協議議妥貼之後，貨物應力求道地，有以劣貨欺瞞夷商者，應受處罰。
第六條：為防止私販起見，凡落貨夷船時均須填冊，有故意規避或手續不清者應受懲罰。
第七條：手工業品如扇、漆器、刺繡、國畫之類，得由普通商家任意經營販賣之。
第八條：瓷器有待特別鑒定者，任何人不得自行販賣，但賣者無論贏虧，均須以賣價百分之三十納交本行。
第九條：綠茶淨量應從實呈報，違者處罰。
第十條：自夷船卸貨及締訂裝貨合同時，均須先期交款，以後須將餘款交清，違者處罰。
第十一條：夷船欲專擇某商交易時，該商得承受此船貨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須歸本行同仁攤分之，有獨攬全船貨物者處罰。
第十二條：行商中對於公行負責最重及擔任經費最大者，許其在外洋貿易占一全股，次者佔半股，其餘則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第十三條：頭等行，即占網等者六；新入公行者，應納銀一千兩作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入三等行內。
初時，公行沒有法定的共同領袖，也沒有取得完全統一的部署，組織相當鬆散，時散時復。一直到乾隆四十五年，廣東巡撫李湖等奏請明立科條，建議「自本年為始，洋船開載來時，仍聽夷人各投熟悉之行居住，惟帶來各物，令其各行商公同照時價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
廣東十三行在乾隆五十二年因為商幫首領潘啟的去世，潘家的仁和堂在潘文海的帶領下逐漸被伍秉鑒所超越，因此伍秉鑒的怡和行便取仁和堂為首領，成為商幫實際上的首領，這廣東十三行分別是伍國營的怡和行，商名浩官，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以此十三行的地位才算確立，而十三行因為伍國營的關係，也開始在最近幾年不斷的發展，不僅和京城的棉課等四位王爺拉上了關係，更是和京城之中的和中堂也取得了聯繫，廣東十三行以此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了乾隆朝一等一的大商幫。
乾隆五十八年，英使抵達澳門，十三個行以此陷入恐慌，而且聽說英使此次前來並非空手前來，其主要目的便是擴大在華利益，而這一點正是在損害十三行在廣州的利益，因此在十三行一手操作下，才鬧出了公文翻譯錯誤、英國使船進京困難、以及徵瑞在面對英使的強硬態度等一些列的阻撓英使進京面見乾隆陛下的等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