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塵是正月十七離開的錢塘縣繼續到禪源寺清修的，重新回到禪源寺的李塵，變得比以往安靜了不少，至少再也不去寺院後山殘害小動物，終日乾乾的在禪源寺裡邊吃著簡單的素食，過著樸素的生活，清心寡慾。每日忙碌著的是背著那些詩詞經文，這其中有不懂李塵便向寺院那個進士出身的師兄請教。那師兄見著如此好學的師弟，自然也樂的教，而且現在李塵的記憶力非同尋常，幾千字的古文，隔得一天便可以輕鬆拿下，在經過後幾日的複習便可以輕鬆的記住篇幅中的每一個經典句子。
時間飛逝，轉眼間又是一個新年。短短的一年的時間內李塵不不僅吧四書五經背的滾瓜爛熟，而且那些經史傳記，詩詞歌賦也是有所涉及，雖然打不到精通的地步，但是勝在記憶力驚人，大量略讀的同時還是記得了不少，現在的李塵做上一篇古文難度已經不大，但是想要做上一篇難度頗大的八股文卻還是有些吃力。自從上年回去分別了小晴，這整個錢塘縣彷彿已經沒有什麼值得李塵留戀了一般。
有間酒樓的生意已經早開始進入正軌，隨著有間酒樓名氣打了出去，現在每天的有間酒樓生意都是忙的要死，菜價已在提高還是供不應求，錢多了，開分店自然已經提上了議程，而現在有間酒樓在錢塘有開了一件酒樓，規模氣勢自是比不上原先的，但是勝在便宜可以滿足錢塘縣中低等收入人的消費，而原始的酒樓現在的房間費都已經提到了天價，但還是有些不知名的商人為求錢塘有間酒樓一菜而從各地跑來，那些文人雅士更是抵擋不住美味的誘惑，蜂擁而來，這樣一來有間酒樓便出現了無數的文人題詩題詞，這也極大了吸引了那些附庸風雅的有錢人來有間酒樓百金買的一菜的虛榮心。而且就在不久，在杭州有間酒樓也已經開了一家分店並且已經開張，但是這還是不能擋住那些文人雅士道錢塘縣一探有間酒樓真是風貌的心，杭州分店的開業似乎也並沒有影響錢塘縣有間酒樓總店的客源。現在的有間酒樓用日進斗金來說絲毫不為過。
除此之外籌辦已久的杭州絲紡學院也已經在乾隆四十八年的八月正式招生，李塵現在兼任名譽校長，王才擔任校長，趙敬堂擔任副校長，而且永昌坊的那些熟練的工人還要來此教學，學院的主要科目是關於紡織機的研發與製作，王才是主要的授課人，除此之外還有釀酒工藝的研發，授課人是趙敬堂，至於其他的行業，由於這些人受傳統思想所限，並沒有準備真正的公開自己的手藝，示意在這個新的學院並沒有開設課程。學院雖是剛起步但這一切都在向著正規劃的方向發展，而這一切絲毫不用李塵關心。紡織廠的事物也有特定的人處理，李塵還是掛一個名號，而且自己也從紡織廠裡拿不到一分錢，因為紡織廠所有的淨利潤都撥付了浙江棉紡織學院。
一年的時間對於變革來說可以做很多事情，青幫的變革也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在這一年的時間內，宿慶祥可以打著變革的名號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說清除一下幫內的異己分子，使整個青幫牢牢的掌握在自己的手裡。現在的青幫雖然說財政狀況並沒有有太大的扭轉，但是有了李塵籌資的三百萬兩銀子，青幫的狀況比起以前卻是好上了不少。而且李塵的聲望在青幫也是一升再升，畢竟對人來說，只有錢才是王道，李塵能為他們帶來金錢他們就崇拜李塵，這並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事情。
比起青幫來說，錢塘沈府到時安靜了不少，但是沈府現在受到李塵的好處也不少，單單是李塵發現的那幾處茶園便給沈府帶來了不少的利益收入，沈府的一切在少了李塵以後又回復到了往日的平靜，毫不誇張的說，最近一年進入到沈府的人已近不知道在一年前，那個錢塘縣的神奇少年，給沈府帶來的不平靜，使其一下子完全佔領錢塘縣民眾的業餘話題。說起這個錢塘縣對於李塵的印象彷彿也開始模糊了許多，那個天才的少年彷彿已經消失在這個時間，要不是錢塘縣永昌坊大大的沈府在哪裡佇立著恐怕許多人都難以相信，錢塘縣還出了這樣一個傳奇少年，把整個錢塘縣推上了風口浪尖使得浙江的總督巡撫，甚至是當今聖上也下旨褒獎。
乾隆四十八年
五月二十四日，年過古稀的乾隆帝從京城動身，開始第四次巡幸盛京。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等在葉博受村廣慧寺行宮迎駕，於行宮東門外設大氈廬，侍皇上宴畢，閱捉馬諸技。科爾沁親王恭格喇布坦、巴林郡王巴圖等在五里屯大營迎駕，於行宮西門設大氈廬，侍皇上宴畢，也閱捉馬諸技。乾隆帝分別給以賞賜。他還下諭獎晉效勞王公台吉說：喀喇沁郡王喇特納錫第、巴林郡王巴圖、敖漢公桑濟扎勒，在御前行走多年，此次隨朕前來盛京，均各實心奮勉，朕甚眷愛。喇特納錫第、巴圖均加恩賞給親王職銜，桑濟扎勒晉封固山貝子。二十九日，他到達承德避暑山莊，八月十六日離開山莊，九月十七到達盛京，十月十七日回到宮內，歷時近四個月。這次東遊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懷柔蒙古。
十月十九日，乾隆帝命輯《古今儲貳金鑒》。他說：歷覽前代建儲之弊，及我朝家法相承，於立儲一事不可行，已明降諭旨，宣示中外。至史冊所載，因建立儲貳釀成事端的，不可枚舉。應當勒成一書，以昭殷鑒。於是，乾隆帝命皇子等同軍機大臣，及尚書房總師傅等，將歷代冊立太子事跡，有關鑒戒者，采輯成書，陸續進呈，以皇孫等師傅謄錄，書成後即名《古今儲貳金鑒》。
十月二十五日，乾隆帝諭示國史館，用《貳臣傳》例，編纂《逆臣傳》。他說：修國史是為了彰善癉惡，信今傳後。前代諸史，皆由後世史官編纂，勝朝事跡，歷年久遠，湮沒失傳，以致網羅散佚，采及稗官，褒譏好惡，任意軒輊，率無定評，不如及早衰集，免致聞見失真，傳疑襲誤，他還說：國史體例與歷代史不同，館臣纂輯，應據事直書，不用分別各門。比如忠烈廉孝，以及奸臣宦官，歷代皆附入列傳，我朝並無此等事。只有《貳臣傳》一門，前經降旨，另編甲乙，是我朝開創所有。這是扶植綱常，為世道人心之計，自應另立專門，以存直道。至於叛逆諸臣，如吳三桂等，也應明正罪狀，另立一門，以昭斧鉞之嚴。於是，乾隆帝命國史館官員，利用實錄以及軍機處檔案，將乾隆四十年以前的滿漢臣工、宗室王公、蒙古王公中的叛逆者，編為《逆臣傳》，陸續進呈，欽定成書頒行，並寫入四庫全書，垂為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