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浮出水面：
第一節：四世三公偉業背後的黑幕
兩次黨錮之禍，袁家安然無恙，唯獨袁紹因為娶了個黨人老婆遭到禁錮。袁家的官場鬼才們閃轉騰挪，迅速轉為外朝領袖，開始了黑白兩道的通吃生活。
第一節巧妙的避禍：袁紹的六年守喪生活
竇家為了自己，違背宗法，擁立靈帝，因而非常忌憚瞭解宮中秘事的宦官。黨人們為了報黨錮之仇，稀里糊塗的上了竇家的賊船，準備聯手消滅宦官。結果偷雞不成蝕把米，反而招來殺身之禍。
袁家這次總算沒有站錯隊，還順帶把皇親董卓收為幕僚。只是委屈了袁紹，因為娶了個黨人老婆，不得不繼續窩在家裡「守喪」。
公元168年正月庚子日，剛剛年滿12虛歲的劉宏在竇武、陳蕃、胡廣等人的擁戴下，在洛陽即皇帝位，史稱漢靈帝。
小時候，靈帝經常聽人說，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職業，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像生活在天堂裡一樣，美麗的宮女成千上萬，因此特別羨慕。到了洛陽之後，他才發現，宮廷生活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洛陽宮中不僅沒有外界傳說的那麼多美女，就連像樣的房子都沒幾間，倉庫裡也沒有什麼積蓄。桓帝在位時期，宮殿經常失火，但因為國家經濟緊張，一直沒有大興土木，許多宮人都在臨時搭建的小木屋裡湊合著住。段熲西征時軍費不足，桓帝帶頭出錢，再加上竇武父子的提前搜刮，當然不可能給靈帝留下多少積蓄。宮裡的美女不是被竇太后處死，就是被竇武父子帶回家享用，也所剩無幾。靈帝見了這幅情景十分感慨，但不是稱讚桓帝的節儉奉公，而是嘲笑桓帝「不能作家居」，生活缺乏品位，於是和一些宦官合計，開始經營自己的小金庫，準備大規模興建和裝修皇宮。
二月，段熲在逢義山(今寧夏固原市西北)大破東羌，殘敵散入山谷之中，看來已經不堪一擊。與此同時，洛陽的中朝與外朝兩黨也展開了殊死的較量。
竇家的上台既非出自桓帝之意，立靈帝又不符合宗法，所以注定會造成比霍光、王莽、梁冀擁立新君時更加激烈的衝突。瞭解宮中秘事的只有宦官，竇武對這一群體頗為忌憚，想將他們消滅掉。太傅陳蕃也正想為黨人報仇，於是與竇武聯合推薦著名黨人王暢為司空，杜密為太僕，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李膺為長樂少府，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欒巴為議郎，控制洛陽周邊的軍政大權，準備逐步消滅宦官。
中常侍管霸曾主審李雲案，雖然為之說情，仍為士大夫所不容。後來，他又與中常侍蘇康阻止竇太后殺絕桓帝九貴人，所以特別為竇家仇恨。陳蕃、竇武順利地殺掉了管霸和蘇康後，便向竇太后商議，要一舉剷除宦官。竇太后卻猶豫不決，反問道：「宦官自古便有，又不是都壞。你們殺光宦官，將來上朝時，難道讓我這個女人拋頭露面嗎？」
的確，就大規模屠殺宦官這件事來說，對帝國其實有百害而無一利。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對宦官的屠殺，結局全都是皇朝的迅速衰亡。其中年代最早、影響最深遠的一次，當數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在公元前336年處死大宦官博格雅斯等人的事件。3年之後，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入侵波斯，埃及、巴比倫諸省不戰而降，印度、中亞等地也宣佈獨立，大流士三世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卻仍舊一敗塗地，在公元前330年便身死國亡。在中國，秦王子嬰刺殺大宦官趙高，40餘日之後，秦國便滅亡了；朱溫欲篡唐位，先殺宦官700餘人，5年後滅唐；崇禎皇帝剷除魏忠賢黨羽，此後天下大亂，過了17年，明朝就宣告滅亡。東漢的例子更加典型：幾代外戚謀劃屠殺宦官失敗後，袁紹、袁術兄弟終於辦成了這件事，此後漢朝便如同行屍走肉。董卓、曹操等人能夠很容易地以少量兵力控制皇帝，騰出手來對付群雄，與宮中缺失宦官有很大關係。
宦官固然有其可憎之處，但在帝國體制中卻起著非常重要，而且無法取代的作用。作為皇帝、外戚和外朝之間的主要聯絡人，一旦宦官遭到沉重打擊，帝國這台龐大的機器便難以再正常運轉。古今中外計劃屠殺宦官的，無一不是打著清君側和中興大旗的，但沒有一次中興成功；也無一不是想獨掌朝政、進而謀求皇位的，竇武與此後的何進，以及袁紹、袁術兄弟自不例外。士大夫和社會各界對竇、袁屠殺宦官行動的支持，表面上看是對正義的擁護，實際上卻在敲漢朝的喪鐘。
九月辛亥日凌晨，曹節、王甫、朱瑀等宦官得知竇武的計劃，挾持漢靈帝發動政變，誣告竇武等人謀反，逼迫各尚書、黃門作詔，宣佈逮捕陳蕃、竇武。尚書令尹勳、黃門令山冰都拒絕作詔，王甫拔劍斬殺山冰，又將尹勳等人關入牢房，並釋放被竇武監禁的宦官鄭砯，命他去逮捕陳蕃、竇武。竇武聞訊，騎馬跑到步兵校尉竇紹營中，與竇紹射殺鄭砯等人，召集北軍五校部隊，準備入宮消滅宦官。
此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司馬董卓等涼州悍將剛剛凱旋回京。宦官們於是請漢靈帝下詔，命涼州軍隨車騎將軍周靖共討竇武。王甫自率千餘名禁衛軍出朱雀門，正逢陳蕃帶了幾十名官吏和太學生提刀衝入宮來，要與宦官拚命。王甫便將他們全部逮捕，然後到宮外與竇武、竇紹軍對陣。清晨，王甫與竇武對罵，竇武漸漸理屈詞窮，其部下陸續倒向王甫。正在此時，周靖、張奐、董卓的大軍趕到，北軍五校將士見勢不妙，全部投降，竇武、竇紹在絕望中自殺。陳蕃、竇武兩人的男性親友或被處死，或被逮捕，家眷流放交州日南郡，竇太后則被軟禁在南宮雲台，其地位被靈帝的生母董貴人取代。李膺、杜密、劉瑜、欒巴等人因為與陳蕃、竇武關係密切，所以也都被革職或降職。欒巴上書鳴冤，結果再次被關入死牢。這一次，欒巴不再指望有地震來拯救自己，便與尹勳等人在獄中自殺了。
陳蕃、竇武、欒巴、尹勳等人的死訊和李膺、杜密等名士被逮捕的消息傳來，郭泰對朋友長歎說：「『人之雲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於誰之屋？』」
郭泰的這段話中兩度引用孔子編訂的《詩經》，正是孔子所謂的「不學《詩》，無以言」，充分表現了儒家教育對漢代知識分子人生的巨大影響力。
「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出自《詩經·大雅·蕩之什》，在此指陳蕃等名士之死將導致漢朝的衰亡；「瞻烏爰止，於誰之屋？」出自《詩經·小雅·正月》，在此指改朝換代。和「逐鹿中原」裡的鹿一樣，烏鴉也指國家政權。後來，曹操在赤壁之戰前作詩《短歌行》，大概突然想起郭泰，便將「瞻烏爰止，於誰之屋？」改寫為「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細細品味，曹操的這句詩似乎說明，他預感自己的軍隊在南方難以立足，所以打算揮師撤退，到北方的大樹上去找可以落腳的枝椏了。
其實，郭泰已經自問自答了「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的問題。「瞻烏爰止」中的「爰」，漢朝時與「袁」字通假，西漢名臣袁盎在《史記》裡寫作「袁盎」，而在《漢書》裡就寫作「爰盎」，後來黃忠也稱時任虎賁中郎將的袁紹為「爰中郎」。郭泰說「瞻烏爰止」，明明在暗示聽眾，未來的國家政權將屬於袁家。正因為那只烏鴉將會落在袁家屋上，所以在袁紹後來的大本營鄴城，將會修建起「銅雀台」，台頂上的那隻銅雀幾乎可以肯定是一隻烏鴉，也就是曹操所謂的「烏鵲」。無論是對於袁紹，還是對於曹操或其他人來說，這只神聖的烏鴉都像征著國家政權。
政變成功後，閹黨論功行賞，拜曹節、王甫、朱瑀等十餘名宦官及張奐為侯爵，又封張奐為少府，後來又加封為九卿之一的大司農，而董卓則被封為戊己校尉。戊己校尉屯駐在今新疆吐魯番市東，那裡當時是東漢帝國西部邊陲的最前哨，重要性不言而喻。
董卓的早年生平也充滿了謎團。《三國誌》說他是「六郡良家子」，《漢末英雄記》也說他是官宦子弟，而《後漢書·列女傳》則說他是「羌胡之種」。大概這些記載之間都不矛盾，董卓確為羌族，或是有羌族血統的混血兒，所以他年輕時與羌族豪帥來往密切，後來又能得到羌族和其他西北遊牧民族的支持。但董卓的家族早已歸附漢朝，很早就到內地做官，這也完全有可能。在董卓之前，漢朝與匈奴長年交戰，所以匈奴人在漢朝為官的就很多。
隨著漢羌戰爭的白熱化，董卓的地位也扶搖直上。桓帝末年，他已成為中郎將張奐的部將。按照《三國誌》裴松之注引《吳書》的記載，涼州刺史成就首先發現了董卓，後來董卓又得到并州刺史段熲的推薦，於是成為司徒袁隗的幕僚。這個記載肯定有誤，因為按照《後漢紀》和《後漢書·段熲傳》，段熲在公元161∼163年之間擔任并州刺史，而袁隗出任司徒則是在公元173年，當時段熲已經升任司隸校尉。段熲與袁家關係特好，又向來敵視張奐，而董卓與張奐的關係並不融洽，所以段熲向袁隗推薦董卓，完全有可能，但這要推遲到段熲擔任司隸校尉和袁隗出任司徒以後。袁紹後來召董卓入京，應當就有董卓曾是袁隗故吏，受到袁家信賴的考慮。
漢朝選拔官員實現辟舉制，被辟舉者稱辟舉者為老師，執弟子禮，自稱「門生」，事奉老師像事奉父母一樣，這一習俗直到清朝的末代科舉時期還保留著。漢代的所謂「故吏」，也就是老下級，同樣有對老上司盡忠的義務。自袁安出任三公之後，袁家成員都特別重視結交朋友，有求必應，樂於舉薦人才，因此在官場中「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敵人甚少，而朋友極多。裴松之《三國誌注·孫破虜討逆傳注》引《吳錄》載有張紘為孫策撰寫的一封致袁術信，裡面說袁家「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董卓能在袁隗這樣的三公身邊工作，對他日後的仕途必然會有極大的幫助。董卓、曹操二人都是袁氏門生故吏，後來卻居然挾天子以害師尊，雖然成敗不同，但都遺臭萬年，其實是必然的結果。
在給司徒袁隗當幕僚之前，董卓歷任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東太守等職。戊己校尉歸涼州刺史領導，而漢靈帝前期的涼州刺史孟佗，即三國風雲人物孟達之父，和董卓一樣，也是被閹黨提拔的。當年孟佗為了當官，打算結交大宦官張讓，但張家門口每天等候張讓接見的馬車常有上千輛，往往得排好幾天的隊，才能得到張讓的一次賞臉。孟佗不想排隊，便和張讓的家奴結好，為他們花了很多錢。後來孟佗到張家來，家奴們當街對他下拜，帶著他加塞，第一個進了張家。排隊等候的人們見狀大驚，以為孟佗是張讓的老朋友，就在孟佗出來後，爭先恐後地向他送禮。就這樣，孟佗在一天之內弄到了許多珍寶，於是挑了幾件特別珍稀的，下次來拜訪的時候轉送給張讓。在這些禮物中，有一罐葡萄酒。在唐太宗在公元640年吞併高昌之前，中國並不掌握葡萄酒釀造技術，葡萄酒都要從西方進口。而在梁冀、袁湯丟失西域之後，絲綢之路被隔斷，葡萄酒在東漢帝國內從此絕跡，連張讓都從來沒有見過。張讓本來就是個酒鬼，他的兒子——太醫令張奉更以經常發酒瘋聞名。飲過葡萄酒後，張讓大喜，於是表孟佗為涼州刺史，幫他向西域採購葡萄酒。為了重新打通葡萄酒之路，孟佗在公元170年發兵3萬討伐疏勒國，結果大敗而歸。從此，西域之事就更不可問了。
除了張奐、董卓、孟佗這些受宦官器重的官員得到陞遷之外，司徒胡廣也升為太傅，錄尚書事，成為朝廷百官之首。
這位胡廣可謂是官場上的不倒翁，據《後漢書》統計，他「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因為他恪守中庸之道，又擅長政務，所以早在當小吏時，法~正的父親法真便曾稱他「有公卿之量」，洛陽民謠也讚許他說：「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他前後共經歷過大小政變十餘次，畢生6起5落，但在野從未超過一年。像胡廣這樣誰都不得罪，誰上台都支持，誰執政都起用的官員，也許只有五代時期的馮道可以媲美。
除了袁湯父子等官場上的老同事之外，胡廣與兩個人的關係特別親密，就是他的首席幕僚王允，以及他的學生蔡邕。蔡邕後來正是被王允處死的，其表面原因是董卓，而根本原因則正是袁湯的子孫。胡廣的故吏王允與胡廣的門生蔡邕的決裂，證明了胡廣根本沒有明確、一貫的政治主張，這使得他可以在官場上左右逢源，可以「五作卿士，七蹈相位」，也可以當半個世紀的和事老，但卻不能避免在自己死後，「天下中庸」夢想的徹底破滅。
陳蕃、竇武敗亡之後，漢羌戰爭的最後決鬥也已迫在眉睫。公元169年七月，段熲大破東羌於射虎谷(今甘肅省天水市西)，斬首1萬9千，而漢軍陣亡者僅有4百餘人。如此懸殊的陣亡比例，充分證明了段熲的軍事才華。在此之前，羌人擊漢軍，往往以少勝多。如果以往的漢軍將領能像段熲這樣作戰，漢羌戰爭可能根本不成其為戰爭。如今戰爭硝煙散盡，可惜破格重用段熲的漢桓帝已經看不到勝利的捷報了。
射虎谷之戰宣告了漢羌百年戰爭的正式結束。如果我們相信古籍的記載，那麼「羌」這個民族幾乎被滅絕了，少數餘部根本不可能形成氣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僅僅十幾年後，羌人還將隨邊章、韓遂、董卓、馬騰、李傕、郭汜等軍閥舉兵，客觀上加速了東漢帝國的滅亡。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東漢帝國已經滅亡之後，維護漢朝的最後一股勢力——蜀漢，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羌人的軍事力量苦苦支撐。劉備從小喜歡編織，與羌人的特產——犛牛尾結下了不解之緣；青旄等羌族部落的騎兵常年跟隨劉備出生入死，又特別為諸葛亮看重，在書信中屢屢提及；為劉備佔領益州立下大功的馬超，至少有四分之一的羌族血統；諸葛亮出岐山北伐時，涼州諸羌群起響應；更有甚者，最後一名為漢朝捐軀的將軍姜維，也像他的姓氏「姜」顯示的那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羌族人。當漢朝在大多數漢族人心目中已經像肥皂泡那樣破滅之時，羌人卻還在為之浴血奮戰。
接下來，我們還有更加沉重的話題得講，那就是第二次黨錮運動。如果說第一次黨錮運動僅限於禁止黨人參予政治事務的話，那麼第二次黨錮運動顯然要血腥得多，因為其中涉及了太多的權利糾葛。既然陳蕃、竇武一黨想要屠殺宦官，那麼宦官自然也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段熲的捷報送到洛陽後，他們終於可以集中力量下手了。
射虎谷之戰的3個月之後，也就是公元169年十月丁亥日，中常侍侯覽命人指控李膺、杜密等百餘人為鉤黨，要求逮捕他們。郭泰在當年春天剛剛去世，所以不在名單之中。逮捕令下達後，大部分黨人都選擇了坦然入獄。歷史教訓證明，像張儉、劉表那樣逃亡，代價太高昂了。當朋友勸李膺遠走他鄉時，這位老者卻平靜地說道：「出了事端不推卸責任，犯了法律不躲避刑戮，這是臣子最基本的節操。我年已六十，禍是自己招來的，又有何可避呢？」也許，上次桓帝迅速寬恕黨人，令他們此時還心存幻想，以為自己大不了也就是再次被革職為民，回家種地而已。
但與第一次黨錮運動不同，執政者這次因為已經大開殺戒，便決定乾脆斬草除根。聽說要處決黨人，時年14虛歲的漢靈帝感到稀里糊塗，便問中常侍曹節：「黨人為什麼要被殺掉呀？」曹節回答：「黨人們相互拉攏，圖謀不軌，妄圖顛覆我國家，奪取我政權。」漢靈帝聽了十分害怕，立即在判刑文件上簽了字。很快，李膺、杜密等百餘人黨人便全部被執行了死刑，他們的親友也都被列入黨人的黑名單，禁止入朝為官。天下名士之中，只有袁閎沒有受到處罰，原因並不是因為他沒有批評過閹黨，而是因為他隱居山林，消極避世，甚至不再與袁家的其他成員來往，對宦官的實權沒有形成威脅。
在上百名士大夫喋血京師的第二次黨錮運動期間，袁紹正在家鄉汝南安安靜靜地服著他的「六年之喪」。這是多麼奇異的現象！
為了解釋這件怪事，就必須搞清楚一個問題：
袁紹的首任妻子是誰？
這個問題仍然史無明文，《後漢書·袁紹列傳》只說他的後妻姓劉。然而，《後漢書·黨錮列傳》中提及：李膺之子李瓚對自己的兒子李宣說：「袁本初汝外親。」所謂「外親」，與「外戚」的意思相同，即姻親。李膺在公元169年自稱「年已六十」，說明他生於公元110年，比生於公元146年的袁紹年長36歲。所以，袁紹很可能是李膺的女婿，即李瓚的姐夫或妹夫，也是李宣的姑夫。當然，情況也可能相反，即李瓚是袁紹的姐夫或妹夫。但這種可能性極小，因為袁成「早卒」，且有一個女兒嫁給高躬，生第二個女兒的可能性不大；袁逢的女兒既是袁紹的姐妹，也是袁術的姐妹，但袁術卻不被李宣視為「外親」。因此，李瓚不太可能娶袁家女子為妻，袁紹的首位妻子應是李膺的女兒。
與黨人領袖李膺的聯姻，肯定出於袁紹及其長輩的精心設計。李家相傳為趙將李牧之後，與袁家同屬土德、崇尚黃色，同為豫州大族，在社會上又備受尊崇，與之聯姻的好處顯而易見。對於李膺來說，袁紹英俊瀟灑，知書達禮，雖然不過十幾歲，但作為袁成的宗法繼承人，已是一家之主，私人財產至少有上億之巨，條件這麼好的女婿一百年也未必能找到一個。所以，雙方一拍即合，也就不足為奇了。但在第二次黨錮運動發動之後，袁紹卻要為這次聯姻付出沉重的代價。
身為黨人領袖，李膺受到的處分尤為嚴厲。他自己被處死不算，他的妻子兒女都被流放到邊塞，其門生、故吏及所有直系親戚全部被禁錮。於是，李膺的女婿袁紹也成了黨人，同樣必須被禁錮。正因為如此，所以袁紹在母親去世和黨錮運動開始後，只能賦閒在家，還得為自己沒進監獄而感到慶幸，原因大概是袁家在宮裡有袁赦幫忙說情。也正因為如此，所以袁紹一直要等到公元184年黨錮運動終止之後，才能出來做官。同樣正因為如此，所以袁紹的前兩個兒子——袁譚和袁熙——會比小兒子袁尚大出許多，因為他們是袁紹在6年喪期之前生育的，而袁尚是袁紹在6年喪期之後生育的。在這6年喪期內，袁紹真的遵守喪禮，沒有和他的妻妾們生育任何子女。
至此，袁紹的「六年服喪」之謎已經逐漸揭開了面紗：
在第二次黨錮運動開始的公元169年，袁紹剛剛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喪。袁紹見自己的岳父李膺等黨人被處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鄉繼續呆下去，而名義就是為自己宗法上的父親袁成追補服喪。其實，他對這位沒給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繼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後三年服喪，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黨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復出的時機。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與眾不同，特別是與他的異母兄袁基和異母弟袁術相比，顯得更加特別。
被禁錮的黨人袁紹固然必須賦閒在家，但是並不必苦修72個月之久的超長喪禮。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看來主要是為了在士大夫，特別是黨人中樹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黨錮運動之前三個月，著名黨人荀爽曾經上奏漢桓帝，強烈要求在官員中恢復「三年之喪」制度。黨錮運動開始之後，袁紹不僅沒有為了避免戴上「黨人」的黑帽子，與李膺的女兒離婚，反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仕途，身體力行地堅持執行「三年之喪」，爾後又「追行父服」。這種行為看似反常，實際上是對漢朝政府的抗議示威，必定會贏得荀爽等黨人的欽佩，為袁紹以後的人際交往積攢政治資本和領袖威望。除此之外，自從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許多佛教徒的生命以來，袁家便勢必會時常與佛教接觸，這或許也是袁紹過6年禁慾苦修生活的精神動力來源。
在禁慾苦修期間，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忍」字。漢語中的「忍」字有雙重意思：一是忍耐、堅毅、有自制力，二是殘忍、不寬容。這兩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實卻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中世紀日本的「忍者」，也許能最好地詮釋「忍」字的這雙重特性：對自己強加極高的要求，盡全力保持和提高堅毅、忍耐的自制力；對他人則相當殘忍、不寬容，甚至對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這個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臘的武士階層(即所謂「剎帝利」)，與日本忍者也極為相似。筆者認為，長期的禁慾往往會導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煉者信奉的理論中缺乏恕道，便容易產生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思想。袁紹經長期禁慾苦修和賦閒在野之後，一旦手握大權，便立即開始極端血腥的報復，後來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親友、部下和同事，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自我毀滅，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於此。
作為袁家僅有的黨人，袁紹可以孤獨地過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對於袁家的其餘成員來說，漢靈帝的朝廷可從未忘記他們。據《後漢書·崔駰列傳》記載，在建寧年間(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經濟困難，無力治喪。於是，光祿勳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三位九卿一起湊錢幫崔家辦喪事，大鴻臚袁隗書寫碑文。由此可見，就在第二次黨錮運動期間，袁氏一門同時出了兩位九卿，驟然重新顯貴起來。此事還說明，袁氏兄弟與楊賜、段熲二人的關係也非同一般。
楊賜的楊家，是東漢末年唯一可與袁家相提並論的公族。楊賜的祖父楊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楊賜的父親楊秉官至太尉，楊賜本人是漢靈帝的老師，後來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楊賜之子楊彪也把三公作了一個遍，算是另一個「四世三公」門第。但是，若論首次擔任三公的時間，楊氏四世可都比相應的袁氏四世晚幾十年：楊震晚於袁安，楊秉晚於袁敞，楊賜晚於袁湯，楊彪晚於袁隗。若論勢力和財富，楊家更遠遠不如袁家。袁、楊兩家人的關係相當不錯，楊秉曾與袁逢聯合查辦侯覽、侯參兄弟貪污案，楊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兒，生下兒子楊修。因此，楊賜與袁逢是兒女親家，而楊修就是袁逢之子袁基、袁術的外甥，其實也是袁紹的外甥。後來隋皇室自稱是楊震的後裔，這和唐皇室自稱是李廣的後裔一樣不可信，但足以說明，南北朝、隋唐時期，楊家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仍然相當高，值得皇室攀附。
公元170年春，段熲凱旋回到洛陽。漢靈帝命大鴻臚袁隗到西周舊都鎬城去勞師，拜段熲為侍中，封新豐縣侯，屬民一萬戶。大鴻臚一職主管外交和封賞，所以袁隗此行合情合理，但也能看出，朝廷用心良苦，給足了袁、段兩家面子。次年，段熲升任少府，所以崔萛去世的時間一定是公元171年。
公元171年正月初一，漢靈帝為了慶祝自己的15虛歲生日，宣佈大赦天下，只有黨人不赦。也就是說，只要是黨人，就仍舊不許做官。儘管如此，黨人袁紹還是在這一年停止服喪，隨即來到了首都洛陽。既然無法立即重新步入宦海，那麼他此行的目的又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