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政治協商會議閉幕的那一天，又發生了一件令人注目的事情。1月31日下午3點鐘，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中央黨部召開會議，國民黨內的一批右派分子，比如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部長谷正綱、國民黨組織委員會委員張道藩等人頓足捶胸，大哭大鬧。
谷正綱聲淚俱下地叫喊道：「國民黨這回完蛋了！什麼也沒有了，投降**了！憲草十二條原則把『五五憲法』破壞無遺了！」
張道藩也大聲叫罵道：「那幫同意憲法草案決議的人真是飯桶，一點也不顧黨團的利益。」
參加憲法草案審議小組的孫科在一旁顯得很不自然，因為是他同意通過憲法草案決議的，而他又懷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在當時的國民黨之中一般都認為，由於蔣介石在國民黨歷史和政治上的地位與權勢，以後選舉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他是必然當選總統的，所以國民黨人要求憲法盡可能多地賦予總統以權力，這樣一來，國民黨的權益就會因此而得到保護和增進。但是在這次政治協商會議之中，**代表和民盟代表經過巧妙而頑強的鬥爭，在憲法草案之中大大限制了總統的權力。本來這項憲法草案即使通過，國共之間也免不了一番唇槍舌劍。但是因為一來孫科確實拿不出反對的理由，二來他想在以後的聯合政府之中擔任行政院院長。總統權力的削減對以後的行政院院長來說未必是壞事。再說如果得罪了**和民盟。對於想在以後的聯合政府之中擔任行政院院長的孫科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所以基於這些原因，孫科便同意了憲法草案協議的通過。
而這份憲法草案協議的通過，也和蔣介石沒有能夠及時得到報告有關。在政治協商會議期間，國民黨出席各小組的代表在會後都要向蔣介石進行報告，只有孫科懶得到蔣介石那裡去報告，只是把憲法草案小組會議記錄送給蔣介石過目，而蔣介石也沒有閒情逸致去看那些枯燥乏味的會議記錄。等到政治協商會議快要閉幕的時候，蔣介石才發現憲法草案對總統的權力加以了限制，但是這時候即使想要修改也已經來不及了。蔣介石這次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就在谷正綱、張道藩等人大鬧中央黨部的時候，蔣介石其實也在場，不過他卻是臉無表情，一言不發。在會議結束之後。谷正綱、張道藩等人又直接找上門來向蔣介石表明忠心，蔣介石這時候才說道：「我對憲法草案也不滿意，但事已至此，無法推翻原案，只有姑息通過，將來再說。好在這只是一個草案而已，目前的政協會議僅是黨派會議，一切還須取決於全國人民，等到開國民大會時再說吧。」谷正綱、張道藩等人心領神會，於是一場風暴才得以平息。但是這也預示了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最終命運。
雖然說自己前來中國調停國共兩黨關係才不過1個多月，但是喬治對國民黨內部誰是主和派誰是主戰派，誰又是騎牆派，已經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瞭解認識。在與國民黨要人的交往之中，喬治非常注意傾聽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的意見，因為他是國民黨之中為數不多的學者官員。王世傑1891年出生於湖北崇陽，早年就讀於湖北優級師範理化專科學校，1911年肄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採礦冶金科，後來又留學英法兩國，1917年獲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碩士。1920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在從政之前，作為北京大學的憲法學教授，王世傑著述頗豐，他和清華大學法學教授錢端升合著的《比較憲法》一書，已經成為一代法學名著。至今仍然還被學界廣泛引用。1924年，王世傑主辦《現代評論》週刊。提出「無顧忌、無偏黨、無阿附」的口號，由於批評政府，針砭時弊，曾多次被當局沒收、查封。儘管和自己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但是王世傑仍然在《現代評論》上面發表了許多介紹馬克思主義、蘇聯和中國**的文章。在李大釗被張作霖下令殺害之後，王世傑寫下了題為《黨獄與領事裁判權》的評論，向當局提出強烈抗議。稿子送審之後立刻被斃，於是當期的《現代評論》便開出「天窗」，並在目錄之中保留了題目。1929年，王世傑出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他在演講之中提出了自己的辦學思路：「只有經費獨立，學校才能自主辦學，不受政黨集團、行政機關的干擾；只有教授治校，才能避免學校淪為『官府衙門』，從而求得學術的自由。」
正因為如此，所以在30年代初王世傑開始棄學從政之後，西方媒體對他普遍看好。《曼徹斯特導報》盛讚王世傑是「具有大才幹而思想開明的自由派」，《泰晤士報》也認為，「自由派分子在國民黨內部的優越地位明顯增強了。」而當代中國知名知識分子傅國湧則把王世傑從政稱為「浸透了理想主義色彩的努力」——「他想要根據西方的民主原則，一點一滴地從事政治制度的改革。」
在當時的國民黨大員之中，王世傑算是一個另類，他不煙不酒，生活簡樸，極少娛樂，不坐專車，上下班皆步行。在30年代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期間，王世傑的長子王紀武考學失利，時任中央大學校長的羅家倫是王世傑的下級，又曾經是他的學生，所以就有人建議王世傑為兒子說一下情，但是他卻堅決不允，王紀武最終只能以旁聽生的身份在中央大學讀書。
王世傑雖然身為國民政府高官。但是他在發表的所有文章之中。卻從未用過當時公文之中所流行的「共匪」字樣。在平常的言談舉止之間，王世傑對蔣介石、毛潤之、周總理都敬稱為「先生」。1943年，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規定國民黨的大小官員讀完之後都要寫一篇「讀後感」。但是因書中有許多攻擊**的語句，所以王世傑看完之後，十分堅決地予以拒絕，並且親自寫下「君子不念舊惡」六個字交給蔣介石。
一位共事多年的同僚對王世傑評價道：「雪公的氣質（王世傑字雪艇），尤不宜於官場生涯。官場習氣，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輩，而他要言不煩。不苟言笑；官場習氣，多的是酒肉征逐的應酬，而他生活謹飭，幾乎全無世俗的嗜好。單單這兩款。就足以使他獨來獨往，無朋黨奧援。」
王世傑對於喬治的調停表示真誠的歡迎，他曾說：「我們為什麼要互相殘殺呢，聯合起來不是很好嗎？」
喬治在一份發往華盛頓方面的備忘錄裡面，也不禁流露出了對王世傑的好感：「我應該在這裡說句真正的心裡話，王部長是我在中國的主要擁護者，他私下裡經常強烈主張我繼續按照當時的方針去努力。他的意見跟蔣委員長從周圍官員那裡得到的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忠告並不一致，但他使我非常安心。」
至於喬治最為擔心的則是何應欽以及陳果夫、陳立夫兩兄弟，他們的所作所為將使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成為一紙空文，從而最終毀掉自己辛辛苦苦的調停結果。
有一次。王世傑曾經當著陳立夫的面，在蔣介石面前盛讚喬治使華的作用，他說：「寇蒂斯將軍的來到，將有益於國民政府對**的控制，因為這等於說美蘇兩個大國都在對**施加壓力，**不得不加入國民政府。」
然而陳立夫卻有自己的見解，他想要蔣介石趕緊打發喬治回去：」既然寇蒂斯在戰場上面百戰百勝，那他就自然不能容忍其調停使命失敗，而這對於我們來說正是一個凶兆。」
蔣介石很欣賞陳立夫的**決心，但是他不也願意得罪美國人。於是便採取姑且走著瞧的方針，讓軍事三人小組先進行停戰談判再說。
在政治協商會議圓滿閉幕之後，蔣介石也舉行了一次新聞發佈會，回答了中外記者的提問。
有記者問：「委員長意見是否認為最近同意改組之政府為中國政治永久解決之辦法，在實行選舉之後。是否仍以此政府為原則，或以多數黨組織一黨內閣？」
蔣介石回答道：「如今乃是政黨合作之開始。將來政府採取何種方式，須由國民大會決定，余個人甚願中國各黨派永久合作，共同建設國家。」
記者問：「在同意改組政府之後，國民黨已放棄其既得之權利，將來國民黨在國家之地位如何？」
蔣介石答：「國民黨對國家只知其責任，而不有權利，現在將其一部責任，分與各黨派，實為還政於民願望之開始，還政於民之後，國民黨仍當與全國人民共負建設國家之責任。」
記者問：「政府何時可以改組？」
蔣介石答：「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之後，經政府與各方洽商即可改組。」
記者問：「根據新憲法實行選舉時，委員長是否將為總統候選人？」
蔣介石答：「余尚未想到此事，余以為還政於民之後，余對國家對人民已盡完余應盡之義務矣。」
記者問：「委員長是否仍擬一遊美國，何時啟程？」
蔣介石答：「余常盼能往美國一遊，如有機會，甚願早日成行。」
記者問：「在日本投降半年之後，中國、蘇聯以及中國**之新聞記者，均得前往東北九省自由工作，然英、美記者迄今不准進入，是否有中國以外之國家應負其責？」
蔣介石答：「關於此事，吳部長（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吳國楨）已將事實告知各位，余並無其他意見。」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