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二喜的話，在某些人的耳朵裡聽來，大概幼稚得可笑，很可能再冠以一個「憤青」的稱呼。
但是師少鷹卻在用力點頭，從本質上來說，他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大大的憤青，所以他在寫作時，主角動不動就會慷慨激昂的進行演講，最終被譽為「口號男」。
師少鷹舉起手中的礦泉水瓶，對著劉二喜略略一抬，「敬你。」
在喉嚨裡大大的灌了一口水後，劉二喜的嘴角揚起了一絲快樂的歡笑，「在我二十歲那年，一個陌生的男孩突然跑到我面前，手裡拿著一封我本家大姨寫的信，告訴我，他是我的親弟弟。直到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原來在我老爹死之前，老媽又懷上了孩子，他是一個遺腹子。我家那麼窮，老媽身體又不好，根本不可能同時養活兩個孩子，就把我弟弟過繼給大姨。我弟弟十八歲後，按照山裡的規矩，已經該找相親找對象了，現在想結婚什麼彩禮啦，相親啦，滴酒啦，回禮啦，看房啦，亂七八糟的事兒一大堆，反正都是要錢，大姨家也窮，自己還有兩個孩子，最後又把我弟推到了我的身邊。面對一個突然冒出來的弟弟，我雖然很驚訝，但是更多的卻是快樂，原來在這個世界上，我還有一個最親的人，在外面飄了那麼久，孤獨了那麼久後，我又有家人了！」
兩個大男孩一起飄泊在城市中相依為命，他們沒有一技之長，又缺乏學歷，能找到的工作不會怎麼好，生活當然很辛苦。
但是對劉二喜來說，這卻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一段時光。
「我們一起來到了這個城市，如果非要總結一下的話，在山東沿海城市，是韓國和台灣投資商多，在這裡就是合資工廠多，絕大多數產品，都會出口到歐洲國家，就好像我們進入的那間廠子，員工足足有三萬多人，就是製造一些塑料生活用品，接定單出口到美國。」
「那些塑料用品沒有什麼技術含量，之所以能夠出口到美國，不過就是因為中國的人力相當廉價罷了。工廠的管理層真的很聰明，很會鑽國家政策的漏洞。國家規定，在週末加班，應該支付兩倍的工資，法定節假日加班，應該支付三倍的工資。可是我們的工廠，卻定出了『換休』制度，如果我在週末加了班，我可以在週一至週五選擇一天休息。換句話說，我就算是週末或者國家法定節假日加班，也絕對不會多拿一分錢。但是大家都是這麼幹的，我們就算心有不滿，胳膊扭不過大腿，忍一忍就算了吧，想想看新聞裡那些討薪還挨打了的農民工，我們真的應該知足了。」
師少鷹聽得很認真。他從來沒有在類似於此的工廠裡打過工，更沒有被人剋扣過工資，他還是頭一次聽到，原來還有一些工廠的管理者，在用這些方法偷換概念，用來降低生產過程中的人力成本。
「每一個地區，都會根據當地的經濟情況，公佈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按照國家規定，該地區人均收入，不得低於這個標準。工廠管理層很聰明很聰明，他們定的工資，百分之百會卡著最低保障標準走。」
聽到這裡，師少鷹搖了搖頭。工廠管理層，明顯又在偷換概念了。
人均收入，指的是一個家庭總收入，除以所有人口得到的數字。打個比方，一個家裡有五口人，只有夫妻兩個人工作，夫妻兩個人的月收入都是三千元，總收入六千除以五，他們的人均收入就是一千二百塊錢。換句話來說，這個家庭的人均收入，永遠比夫妻兩個人的工資低得多。
那些工人一個吃飽全家不餓還好些，拿著一個城市最低保障收入，總算還能活下去。如果他們還有家人要養活，他們的人均收入，就會遠遠低於政府公佈的標準。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工人想要養老婆，養孩子，攢上一點生病時應急的救命錢，他們唯一的出路，就是拚命加班。
「每天工作十一個小時，累得站在那裡都可能睡著，我們就這樣努力活著。可是隨著經濟危機來臨，工廠接的定單變少，我們加班的機會也跟著少了，最慘的是，明明經濟危機來，在我們身邊的物價卻漲了。考慮到物價因素，政府宣佈我們這個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從七百六十塊，調到了八百三十塊。聽到這個消息，廠子裡的人都很高興，這說明我們終於要加工資了。事實上，如果工資再不漲，我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看著劉二喜緩緩捏緊了手中的塑料瓶，不用問師少鷹也可以猜到，漲工資，就是一個美麗的肥皂泡，也許，所有的衝突，也來自這次最低生活保障標準調整。
每個工人的基本工資調高了七十塊錢，看起來真的不多，但是工人加班費，都是根據工人的基本工資除以正常工作時得出來的數字。基本工資漲了，加班費就會跟著漲，雖然每個人最終也不過就是多拿上一兩百塊，但是對一個擁有三萬名職工的廠子來說，每個月就要多支出接近六百萬的人力成本。
雖然清楚的知道，手下的工人生活水準每況愈下，但是那些工廠主肯定是能拖則拖。拖上一年，他們就能節省七千萬，省的當然就是賺的。
如果在平時，他們拖個一年半載的再調整工資，工人們能湊合過下去，忍一忍也就算了。但是現在加班少了，收入少了，物價漲了，此消彼長之下，一些拖家帶口的工人，基本已經無法再活下去。
「大家實在撐不下去了，後來就有人合計著，舉行一場大罷工，要求工廠按照政策給大家加薪。就在兩個月前，我們全廠停工，有超過四千人走到街頭遊行抗議。面對這一幕，盧有才這位老闆終於慌了。他派人四下做工作，找這次罷工的帶動者，給他們塞紅包。在工人當中影響力強的人，能得到兩三千的紅包，影響力弱但是也算個人物的，能拿到五百到一千的紅包。」
說到這裡，劉二喜的臉上露出了憤怒與不屑，「當然，這些錢也不是白拿的。拿了這些錢後，就要立刻結算工資，然後捲起鋪蓋滾蛋，他們的名字也會被編進工廠的黑名單，永遠不會再被錄用。但是這又能怎麼樣呢，珠江三江洲地區，最不缺的就是工廠，能拿上一筆意外之財，再重新換個工廠，又有什麼不行的？現在經濟不景氣，實在不行，拿著這筆錢先回老家，等經濟危機過了再回來。就這樣，盧有才老闆只是給兩百多個領頭人塞了紅包，就輕而易舉把我們這次罷工『壓制』了下去。」
師少鷹低聲道：「你沒有拿那個紅包？」
劉二喜能對「紅包」事件瞭解得這麼清楚，肯定也是「編制內」成員。
劉二喜點頭，「他們給我送來一個兩千塊錢的紅包，要我在協議書上簽字，聲明自願離開工廠，雙方再無瓜葛，我沒有同意。我之所以站出來，是想給廠子裡的兄弟姐妹爭取應得的工資，而不是想要別人拿著一個兩千塊的紅包來收買我，然後再樂顛顛的滾蛋。」
在工廠管理方看來，劉二喜這種連紅包都不收，堅持不肯退讓的人，無異於是刺頭，更是工廠恢復運作的障礙！既然絕大多數人已經被解決掉，用紅包不能打動劉二喜，敬酒不吃吃罰酒，花點錢找幾個人，半夜衝進劉二喜的家，用木棍和他交流一下，讓他知道馬王爺有幾隻眼睛，這後面的事情，就變得「順理成章」起來。
一個身家超過十億，在當地關係網支連錯雜，可謂是黑白通吃的大老闆，想要收拾一個小小的刺頭工人，那真是太容易不過了，也許在他的發家史中，類似於此的事情已經是司空見慣。
讓盧有才沒有想到的是，上山多了終遇虎，這一次，他終於遇到了一個為了自己弟弟，敢於拚死一搏的超級刺頭！
並不是所有人，面對強權暴力，都會像母雞一樣乖乖趴在下等待他用金錢和打手去寵幸；並不是所有人，都忘了身為一個的道德與良知。
雖然，劉二喜的這次反抗，代價實在太大了一些。
師少鷹沉默了很久，才沉聲道：「你的故事講完了，在對你提出我的個人建議前，你想不想聽聽我的故事？」
雖然很出乎預料，劉二喜回復得仍然很乾脆：「想！」
「我老爹是少將，我老婆的老爹也是少將，我們兩個人在同一所少年軍校裡初識，只不過我在十四歲就因為太調皮搗蛋，被學校掃地出門，而我老婆，卻一路走了下去。雖然後來我又進入軍隊，可是職務卻總是比她低上一級。我是上尉時，她就是少校，而且這種差距，將來必然還會越來越明顯。再後來，我在邊境線上和印度的特種兵打架，他捅穿了我的右手，我一腳把踢成了太監，為了平息事態，我就被送回內地，結果03年的時候，正好趕上大裁軍，又被丟到了地方預備役，進去沒幾天，就因為同事聯起手想排擠我，大打出手，一下子干進醫院三個！反正弄來弄去，最後還是脫了軍裝，成了一個升斗小民。不過還好，我的未來老婆大人沒嫌棄我，我二十九歲，她二十八歲那年，我們結婚了。」
劉二喜道：「恭喜！」
「恭喜個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