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按照李儼身邊很多官員幕僚的觀點，現在並不是變法的最好時機。
畢竟，現在朝廷能夠真正完全控制的地方，除了鳳翔之外，可能就只剩下關中長安一帶了。其他朝廷能夠任免官員、能夠控制的地方，從傳統意義上來講，的確也是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但實質上，朝廷在那些地方行使權力是通過地方上的豪強、地主、士紳、門閥來進行的。
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歷朝歷代，每一個朝代行使權力都是通過這樣的方式進行的。因為這樣的行使權力方式，除了有限的幾個被異族統治的朝代，其他的朝代無論怎麼變化，都脫離不了這樣的局面。
正因為這樣，異族統治在中國始終長久不了。這才有這樣一句話：胡人無百年國運。（滿清是一個例外，因為跟其它異族完全掠奪似的統治中國不同，滿清學習了漢人王朝的成功經驗，在對反抗者血腥殺戮的同時，也採用了類似的方式，從而獲得了實際掌握中國權力的士紳、地主、士子階層的認可。）
也正因為這樣，原本是農民自發起來反抗這一統治階層的歷代農民起義，要麼因為與他們勢不兩立而失去了他們的支持，失去了讀書人的支持從而失敗，比如黃巢、李自成；要麼就無奈的向他們妥協，換一批新的地主士紳卻換湯不換藥，不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制度。建立起新的王朝，比如劉邦和朱元璋。
於是乎，無論朝代怎麼變，中國地社會局面始終不變。
這種穩定性，讓中國擺脫了像其他古文明一樣分崩離析，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的命運，卻也讓中國一代又一代的陷入「治——亂——治」的怪圈輪迴中。
但同樣也是這種穩定性。讓中國變得沒有了活力，在未來的資本主義發展時代、在未來的大航海時代。被西方地國家迎頭趕上，從此陷入了長達數百年的屈辱之中。
這一怪圈，在後世已經被批判了很多遍。然而歷史已經成為歷史，再怎麼批判，也無法改變已經形成地事實。現在，李儼有了這麼一個改變這一切的機會，他又怎麼會放棄呢？
所以他的變法。從根本上講，就是要改變這樣的一個統治體系。把傾向於保守、對土地有著病態般狂熱愛好的士紳階層分化瓦解，把他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也把土地從他們手中解放出來，讓中國的生產力、社會形態有一個大的飛躍，從此擺脫那數千年地文明怪圈。
然而這樣的變法，自然會損害到那些士紳、士子、地主的利益，他們是絕對不會坐待改革成功的。
這些士紳、士子、地主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對土地病態的狂熱佔有慾。而這也造成了他們中的很多人目光的狹隘。所謂「小農意識」。指得就是這樣地心態。
在王朝興盛的時候，有這樣意識的人還不多，或者說他們還不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影響。而在王朝衰落的時候，這樣的人就多起來，他們地破壞力也就大了起來。
表現在一個方面的就是對土地佔有的極端執著：哪怕面臨死亡的危險，他們仍然不肯將對土地的控制放開一點。以此心態內推開去，他們不肯放棄對自己佔有的任何財富的控制權。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末的時候，農民起義軍攻城在即，守城官兵缺衣少糧，守城官員要求城中的王爺散糧散財來激發官兵地戰鬥意志，那王爺卻打死不從，結果城破身亡，他積斂地大批財富都便宜了農民起義軍。
可以說，儘管這個王爺貴為皇室宗親，但是他的意思仍然是小農意識地。甚至整個中國。整個統治階層。都被這種小農意識充斥，極少數的清醒者被他們壓制。即使有少量的改革成果，也會很快被他們開倒車。所以明朝禁海，清朝鎖關，造成了中國在近代幾百年的停滯不前，終於淪落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對象。其根子就在於此。
而官方的意識形態儒家思想，又與此彼此交融，形成一體，甚至更進一步的說，儒家思想的很多主張，都是典型的在小農意識的指導下形成的。於是要對付這種意識，就必須對付佔據了整個中國思想陣地的主導思想，其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更為渺茫了。
可能唯一的機會，就在戰亂的時候。一切陳規都被打破，儒家思想面對刀劍的危險，集體性的失聲。而儒家思想和王朝統治承載的基石也被戰亂毀滅。這個時候要進行改革，成功的機會是最大的。然而歷代結束戰亂的統治者，卻沒有一個人擁有這樣的長遠眼光，思想陣地、統治權力，終於逐漸被在和平時期能夠飛速發展壯大的儒家竊取，於是新的一輪歷史輪迴又重新開始。中國的前途，也就在這一輪一輪的輪迴中，從此暗淡無光……
如果沒有戰亂，李儼的改革變法也必然會失敗。他最好的結果就是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改革，從此淪為儒家的傀儡。而最壞的結果就是被儒家控制的人以「天命」之類的虛無縹緲的玩意兒廢黜皇位，身首異處。
幸運的是現在已經開始戰亂了。黃巢肆虐過的地方，儒家及其存在基石士紳、士子、地主階層都被黃巢消滅。正所謂一張白紙好畫圖，在這樣的地方，卻正是李儼改革變法的最好試驗田。
而李儼必須抓緊時間。否則一旦慢了幾步，這些地方就又會被儒家和士紳、士子、地主階層佔據，從此再度陷入輪迴的怪圈。
這樣一來。在朝廷能夠控制地地區：關中地區和鳳翔地區，李儼的改革開始了。
鳳翔地區雖然沒有遭遇戰亂，但是那裡是鄭畋曾經的控制區域。而鄭畋已經被李儼說服，認可了李儼的改革。以他的聲望威信全力輔助李儼，同時又以戰時緊急措施為由，李儼的改革在鳳翔推行了開去。當然，由於士紳等階層沒有被消滅的緣故。李儼在這裡地改革更加緩和，手段也更加隱秘。
而關中就不同。這裡的士紳等階層已經蕩然無存了，這裡地改革，也就更加激進一些。
比如在鳳翔，對於土地，李儼採取的是國家贖買，和要求降租降息、要求善待佃農，大軍的威脅下。鄭畋的調和下，再加上《大唐國聞》的大力宣傳，很多開明的士紳地主都明白了這一點，於是進行得還算順利。至於那些頑固不化者，李儼掌握了軍隊，自然有的是手段和借口收拾他們。於是在很多頑固不化抵制新政地人某日被流寇血洗滅門之後，剩下的人突然腦子開竅，放棄了抵制的行為。
在關中則不一樣。
黃巢肆虐之後。民生凋敝，十室九空，於是李儼採取的就是大分田地。那些已經被黃巢滅門得地主豪強，他們的土地自然是直接被收歸國有。然而對於那些僥倖逃脫的人的土地就不能直接收歸國有了。
怎麼辦？李儼想出了一個非常狡猾的辦法，發詔書說關中被黃巢肆虐，民生凋敝。為了恢復生產，決定重新勘測丈量土地。因此要求在黃巢手下逃脫地土地擁有者在某一期限之內到長安某一專門成立的土地勘測司報備並提交相關的地契文書證明。過期不到者，沒有文書證明者，其土地一律收歸國有。而這個期限，非常短暫，只有短短的兩個月。
要知道，現在正處於戰亂時期，交通不便。光是文告詔書傳遞出去就需要一個多月時間，在剩下的時間裡，那些地主豪強們哪裡能夠趕到長安？更何況李儼在土地勘測司也做了手腳。專門將其辦公地點弄到了一個偏僻的角落。同時還增加了辦理手續地步驟和繁瑣度——要比官僚主義，後世的水平可也是相當了得。尤其是改革早期。只是為了辦理區區一個經營許可證，就要跑許多部門，蓋許多章，以至於商人不得不成立一個部門叫做「公關部」，專門請客吃喝，辦理手續。李儼將其照搬過來，自然效果非凡。
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如果這些地主、士紳、豪強家族中有人加入了李儼的軍隊——必須是李儼親自控制、整編的軍隊，其他節度使、藩鎮的軍隊不算其中——並且有立功情況者，即使錯過規定期限，即使沒有相關證明文件，只要有一定數目的人證證明，仍然可以獲得自己家族從前擁有的土地。當然這立功情況的限制實際上幾乎形同虛設，因為到現在，基本上李儼的士兵沒有幾個沒有立功的。
這樣地政策出來地後果，就是基本上拿回了自己土地的人，都是李儼地軍中士兵。他們本身的家族已經殘破凋零，並不具有強勢的力量，而他們這些拿回土地的人也就成了他們家族的實際掌控者。而在經過李儼整編、洗腦後，他們對李儼的忠誠也不是一般人能夠相比，自然而然的，他們連帶著他們的家族，也都佔在了李儼這一邊，支持李儼的任何政策措施。雖然也不是沒有例外，但例外畢竟只是例外，只是極少數的例子。於是通過這麼一來，李儼已經無形中的控制了整個關中地區而不是像從前一樣，政令出了長安城，就沒人理會。
鳳翔地區、關中地區，或者還要加上李儼的大軍日後收復的地區，李儼的改革範圍也就僅只與此了。各藩鎮的地盤自然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改革，而其他朝廷控制的地區，由於朝廷的控制，實際上是通過當地的士紳、士子、地主階層進行的，他們自然不會執行有損自己利益的政策，對他們的改革，只能留待以後了。
李儼的改革措施是這樣的，對於開明的士紳、士子、地主，進行自願的國家贖買。要求他們減租減息，同時宣佈實施新地稅法，將所有的稅種合併為農業稅一種（商業、工業方面的稅另算），規定為固定的十一稅。同時宣佈廢除其他任何苛捐雜稅。任何個人和官員都不得徵收十一之外的任何實物或者貨幣稅收。
十一稅即十成收入納稅一成。在古代比較強盛的朝代，基本上都是十一稅。實際上在李儼看來，這種稅率已經盤剝相當嚴重了。如果不是因為現在商業、工業發展不行，再加上朝中的阻力。他甚至有取消農業稅地想法。想想後世歐美發達國家不但不對農民收稅，反而對他們進行政府補貼。這農業稅也並不是絕不可少的。不過對古人來說，這卻是只有盛世才有地薄賦。實際上，古代即使在亂世的時候，官方稅率相對來說也並不高，雖然遠遠大於十一的比例，但是也不至於讓農民無法生存。
之所以會因為盤剝太多而引發農民起義，主要是除了國家規定的稅收外。地方官員還有其他攤派等等，再加上按丁納糧的計算方式，還有佔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用其他種種手段，把將自己的賦稅轉嫁到普通自耕農頭上。而官員與士子按照慣理都是不納稅地，隨著王朝統治時間的推移，不納稅的人越來越多，這一部分人的賦稅也同樣轉嫁到了普通自耕農頭上。如此越來越沉重的壓力讓他們無法生存下去，為了活命。也就不得不揭竿而起了。
李儼自然要避免這一點。他參照後世歷史上的種種手段，採取了諸如「攤丁入畝」「士紳一體納糧」等等手段。
攤丁入畝的意思就是改變以前按照每戶人口數目納糧方式，改為按照每戶人擁有土地的方式，再計算出一個每畝土地一般情況下能夠打出多少糧食，按照十分之一地數目確定其納糧數目。這樣，豐年的時候多出來的糧食。歸其自己所有，可以選擇留著自己用或者賣掉。而災荒年的時候，可能農民就會說一定的損失。不過，這樣的年景，一般都會通過減免賦稅地方式減少農民的損失。
士紳一體納糧就是免除官員、士子在納稅方面的特權。這一條李儼知道必然會引發大量的反對聲浪，因此只在關中地區實施，在鳳翔地區有限度的實施。關中地區被黃巢肆虐後，官員不是逃亡就是被殺，要麼就是投降黃巢，逃亡的可以給他一個守土不力之罪。撤銷其官職。後者的更不用說，直接被打成助逆叛黨。總之是別想再當官了。而士子更不用說。為了保證改革的順利實施，李儼以清剿黃巢餘黨的名義宣佈對關中地區實施軍管。那些倖存下來的士子們可沒有膽子面對朝廷軍隊明晃晃地刀劍說個「不」字。
總之新地賦稅政策，在李儼的軍隊威懾下，加上那些關中因為子弟加入李儼軍隊而新興地豪強對李儼政策的大力支持，這一改革措施進行得還算順利。
總之，在豪強力量不大的地區，李儼直接將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大力招納流民，將關中的肥沃土地分給他們。平均一個三口之家可以分得十畝土地。只要辛勤耕作，在新的賦稅制度下，這十畝土地完全可以讓這一家人步入小康生活了。
為了與新的稅收政策配合，李儼還從地方官員中收回了稅收的權力。所有的稅收，都必須由專門成立的直屬於戶部的稅務司及其下派機構徵收。同時負責農業稅收機構的農稅局也與負責商業、工業、貿易、海運等稅收的機構商稅局分開，兩者不得相互干涉，也沒有統屬關係，同屬於稅務司的下屬平行機構。
新的稅收政策也有新的稅收利用政策。新的稅收分配方式是：每年的稅收收齊後，稅務司下派機構將其中的百分之四十五留給地方，作為地方第二年的所有財政撥款。如果地方有屬於國家級的其他建設項目，朝廷將會另外撥款，成立另外的相關組織部門進行，地方官員除了配合其工作外，無權參與其中的管理和決策。
這樣一來，地方官員與中央下派人員勾結一氣貪污受賄的可能性將會很大程度的降低。
地方使用百分之四十五後，賦稅解送到京後，糧食等實物賦稅分別押解入朝廷建立的各大糧倉，貨幣賦稅收入國庫。其中的百分之五進入內庫，以為皇家用度。
除此之外，任何一個王朝中興或者建立的時候都會施行的抑制兼併措施，李儼卻並沒有實行，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有鼓勵的傾向。雖然對於中國的古代王朝來說，土地兼併嚴重，將會動搖一個王朝的根基，但那前提條件是這個王朝並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力發展。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就需要大量的閒散社會勞動力加入。而男耕女織的傳統生活方式卻阻礙了社會勞動力的流動。土地兼併卻正好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所以如果一個王朝的工商業發達的話，土地兼併並不會造成太大的社會動盪。比如說兩宋時期，土地兼併十分嚴重，但是繁榮的商業和工業，讓宋朝仍然延續了幾百年的統治，甚至如果沒有外族入侵，很可能還會繼續延續下去。
現在大唐的情況，農業生產尚且不足，當然不是大力發展工商業的時候。所以現階段李儼的政策更接近於傳統的政策，給流民和破產的農民分配土地，鼓勵農業生產。但他的種種政策，卻已經為日後的工商業發展開始悄悄佈局，留下了後手。等到農業生產恢復之後，李儼就會引發這些後手，讓土地大量兼併的同時，削減從事農業生產能夠得到的利益，將那些地主、財主的注意力吸引到工商業上來。這樣一來，新的中國社會格局就將會形成了。而中國或許就能擺脫的那種輪迴怪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