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故事的發生在北宋徽宗的政和八年（ac1118），正是在這一年的秋天，北宋的一個使團從位於山東半島末端的登州出海，越過渤海海峽，前往遼東企圖與新興的金國建立聯盟以夾攻遼國，恢復燕雲十六州。史書上記載，這支小小的使團一共包括七名將校，八十名士兵，其中官職最高的是武義大夫馬政，武義大夫是宋代的武臣階官名，宋代武臣一共分為五十三階，而武義大夫是第三十階，從七品。也就是說使團內並沒有文官，只有一位中低級軍官擔任使節。如果考慮當時的慣例，一般來說被派去執行這種危險任務的官員都會被突擊提拔幾級作為獎勵，很可能這位名叫馬政的武官原本的階級就更低了。而且這個使團以買馬為名，沒有攜帶任何政府文書，僅僅口傳詔意。由此可以推測，這個使團的性質是試探性的、非正式的，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就是這個小小的使團，卻揭開了十二世紀初北中國乃至整個東北亞地區大時代的序幕。
現在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政和五年的春天（ac1115），在宋帝國的北疆，與鄰國大遼的和平關係已經持續了百餘年，其間雖然不無波折，但從總體上看，自檀淵之盟以來的百餘年，遼宋兩國基本保持了和睦平等的關係，雙方互通使節，通使慇勤，遼國邊境發生饑荒時，宋也派人賑濟，宋真宗駕崩，遼聖宗集藩漢大臣舉哀，當然其中不無當時與後世儒生的粉飾，但也有相當部分的真實。
這種情況在古代歷史上是極其罕見的，除非有一個更為強大的第三者存在，一般來說相鄰兩國之間的關係都是冷淡甚至滿懷敵意的，某一方的災禍對於另外一方來說就是進攻乃至併吞對方的大好機會。當然這並不是說遼宋兩國的統治者道德高尚到了不願意用戰爭來達到己方目的的意思，而是在宋開國時兩國間的幾次交鋒中，雙方都意識到兩者的實力處於一種微妙的均衡狀態，宋方無力從遼方手中奪回燕雲十六州，遼方也無力大軍南下拿下汴京。在這種情況下，進行一場以毀滅對方為目的的無限戰爭對於任何一方都是愚蠢的，這種微妙的平衡才是和平的真正原因。但是在政和五年,這個平衡被打破了。
政和五年三月二日，設置在宋遼邊境雄州的河北沿邊安撫司接到遼光祿卿李良嗣的一封密信，密信的接收人是當時北宋的重臣——太尉兼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童貫。在密信中，李良嗣透露了女真建國的消息，並指出遼國傾亡指日可待，表達了自己投誠北宋的願望。
在經過緊急的商議之後，北宋知雄州和詵派人將李良嗣接應到宋邊境，並秘密將其護送到汴京童貫家中，很快李良嗣就得到了童貫的信任。不久之後，童貫推薦李良嗣面見徽宗，在會面中，李良嗣指出遼政無道，金兵日強，若是宋毫無動作，燕京必然為金人佔領，建議北宋立即與金聯合攻遼，奪回燕雲十六州。宋徽宗大喜，將之在朝中付之討論，這不啻於是一勺被投入滾油之中的涼水。
可能是因為後來的靖康事變，導致東京淪陷、二帝北狩的緣故，南宋的士大夫對簽訂海上之盟，聯金滅遼這一策略的態度是一邊倒的激烈批評，認為正是這一短視的政策導致北宋滅亡。其批評的理由大概如下：本朝與遼國已經有百年盟約，作為禮儀之邦，不能見利忘義背棄百年盟約；其二北宋現有的軍事與經濟狀況不足以完成完成奪回燕雲的重大任務；還有就是對同盟女真人表示懷疑，認為這個新興的野蠻民族攻擊性更強，與其和他們聯盟不如與已經和睦百年的遼國做鄰居。就連這位遼國的逃人——李良嗣在《宋史》裡也被打入了奸臣之列。
這三條聽起來很有道理，北宋滅亡的事實也彷彿印證了這點，但歷史是如此的複雜，並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係倒推。如果我們對當時的歷史加以更深的瞭解，就會發現以上三條都是站不住腳的。首先，任何兩個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條約都是無法自己保證自己的，假如沒有強有力的第三方保證，那麼唯一能夠確保條約能夠執行的就是雙方的實力對比保持平衡，在金國起事之後，宋遼之間在河北邊境的軍事實力對比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自然這條約也就無法繼續存在下去了，換了遼國易地而處，只怕也會撕毀條約大舉進攻。其二，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李良嗣對遼金戰爭的結果判斷是大體正確的，金幾乎是獨自擊敗並消滅了遼國（宋軍在整個滅遼戰爭中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除非宋與遼聯合抗金（我懷疑加上北宋的援兵遼依然打不過金，而燕雲十六州的存在就使得遼宋之間的合作必然是矛盾重重的，很難形成合力，只要金表示對於關內的幽州沒有野心，宋與遼就無法達成真正的同盟。），那麼遼的滅亡就是既定事實，既然如此，那麼宋企圖置身事外獨善其身的想法就是不現實的。在這個過程中爭取對自己最為有利的結果，先與金聯盟，奪取燕雲十六州，使之成為能夠保護己方腹心之地的屏障就是最理智的選擇。如果一定要說反戰派說對了什麼的話，那就是他們本能的認識到金的強大和凶悍與己方的虛弱；北宋當時的軍事和經濟狀況要完成以上任務有著巨大的風險。如果說的更直接一點，那就是當時北宋的中樞機構已經腐朽到無力汲取帝國所擁有龐大的人力物力，將其組織成強大的軍事力量保衛自己的地步。不幸的是，他們的擔心是正確的。
假如可以打一個比方的話，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北宋就好像一輛龐大而又老朽的破車，在一條崎嶇的山路上艱難的爬行，隨時都可能掉下萬丈深淵。而車上的人們卻全然不知道自身所處境地的危險，繼續飲酒作樂、勾心鬥角，而少數幾個看清了危險處境想要竭力挽救的人卻被從駕駛座的位置上扯開，最後大車終於墜入無底深淵，落得個車毀人亡、萬劫不復的下場。這是一個巨大的悲劇，華夏古典文明在達到前人重未能達到的頂峰後，突然跌落到黑暗的深淵，雖然後人們竭力從那個深淵裡爬了出來，但再也沒有能夠重新達到這個高度。
為什麼這一切會發生呢？億萬人經過數千年戰勝了無數困難才產生這樣絢爛的文明，而少數幾個人的愚蠢和貪婪就能將其毀滅了，有時候在閱讀北宋末年的史料的時候有一種非常荒謬的感覺，這麼多人的命運居然就只掌握在這麼少的幾個人手中，而這幾個人居然完全不把這當回事，以一種可以說非常輕佻的態度對待著如此巨大的權力，只把這當成是窮奢極欲的工具。這場決定帝國命運的戰爭在他們看來不過是謀取自己私利的大好機會，他們的腦子裡考慮的不是如何贏得勝利，而是如何讓私利最大化，甚至連天子本人也是如此。這樣一來失敗就沒有什麼讓人驚訝的了，坐在御座上的那個人都不把祖宗留給自己的基業當一回事，那旁人能做的只有當山河破碎之時，從頭收拾舊河山而已。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引用《史記匈奴列傳》一段話：「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當？」
首先解釋一下，這段話是一個叫做中行說的宦官說的，此人是漢文帝時的人，本來是漢宮裡的一位宦官，漢文帝將宗室女與匈奴和親，讓這位中行說作侍從同去，中行說很不高興，就說如果你讓我去匈奴，肯定會對大漢有巨大的危害。漢文帝沒當回事，還是強行派去了。結果中行說到了匈奴之後，就當了單于的謀臣，為匈奴出了很多主意，對漢朝的危害很大，可以說是「漢奸」的鼻祖了吧，上面這段話就是他對漢朝使臣對話的一部分，我將全部對話翻譯成白話文，大意如下：
漢使說：「匈奴不尊重老人，好食物和衣服都是給年輕人吃用！」
中行反駁說：「漢人如果青壯年要出征，臨出發前他們的父母難道不會把最好的食物和衣服給兒子們嗎？」
漢使回答：「是的！」
中行說：「「匈奴人都明白戰爭是重要的事，那些年老體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把那些肥美的食品給壯健的人吃喝，大概這是為了保衛自己，這樣，父親兒子才能長久地相互保護，怎麼可以說匈奴人輕視老年人呢？」
漢朝使者說：「匈奴人父子竟然同在一個氈房睡覺。父親死後，兒子竟以後母做妻子。兄弟死後，活著的兄弟把死者的妻子都娶做自己的妻子。沒有帽子和衣帶等服飾，缺少朝廷禮節。」
中行說：「匈奴的風俗，人人吃牲畜的肉，喝它們的乳汁，用它們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隨著時序的推移而轉換地點。所以他們在急迫之時，就人人練習騎馬射箭的本領，在時勢寬鬆的時候，人們都歡樂無事，他們受到的約束很少，容易做到。君臣關係簡單，一個國家的政治事務，就像一個人的身體一樣，父子和兄弟死了，活著的娶他們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這是懼怕種族的消失。所以匈奴雖然倫常混亂，但卻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孫。如今中國人雖然佯裝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親屬關係卻越來越疏遠，而且相互殘殺，甚至竟改朝易姓，都是由於這類緣故造成的。況且禮義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間產生怨恨，而且極力修造宮室房屋，必然使民力耗盡。努力耕田種桑而求得衣食滿足，修築城郭以保衛自己，所以百姓在急迫時不去練習攻戰本領，在寬鬆時卻又被勞作搞得很疲憊。唉！生活在土石房屋裡的漢人啊，姑且不要多說話，喋喋不休，竊竊私語，戴上帽子，難道還有什麼了不起嗎？」
相信絕大部分讀者們看到這段文字的時候，都會很驚訝，在我國的史書裡很少能看到類似的文字，因為這完全是從一個野蠻人的立場上對文明社會一種**裸的否定。在中行看來，漢人中的士大夫雖然自詡禮儀之邦，但那不過是一種虛偽，他們與親屬關係疏遠，相互矛盾重重。上位者殘忍的壓迫著人民，迫使他們耕種田地來繳納稅收、承擔沉重的勞役來修築宮室房屋，使得人民困苦不堪，無力保護自己，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己的私利，這種所謂的文明和禮儀又比匈奴人的「野蠻」高明到哪裡去呢？到了最後，中行說大聲呵斥著漢朝使者，威脅說「你不要廢話，只要輸送給匈奴的繒絮米櫱一定要使其數量足，質量好就行了，如果不齊全、粗劣，那麼等到莊稼成熟時，匈奴就要騎著馬奔馳踐踏你們成熟待收的莊稼。」
這種威脅宋朝的士大夫們一定不會陌生，他們從遼人、西夏人還有金人的口中應該聽到過很多遍。千百年之後的我們在讀到這一段文字，在感到屈辱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這中行說所說的相當一部分是事實。北宋末年時中華民族那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古代文明對於我們的祖先從某種意義上已經是一種沉重的負擔了，無論是那優雅的宋詞、精美的工藝品、深邃的哲學、閑雅的士大夫、繪畫、瓷器、自由的市井、繁榮的商業，一切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現的，如果要我對這個城市下一個更加嚴格的定義，那就是東京汴梁，如果我們認認真真的去深入到北宋繁榮的文化裡去，就會發現所有的一切都是圍繞著汴梁，為這座偉大的城市服務的。為了讓這座城市裡的人們過上這塊土地上從未有過的生活，整個帝國都要向其輸血，被弄得精疲力竭，以至於根本無力保護自己。在後世的我們高聲稱頌北宋從未有過的先進財稅制度的時候，也請不要忘記這同時意味著對底層農民從未有過的刻骨盤剝。歷史就是這樣，他永遠只會記載著那些能夠書寫歷史的人們想要讓後世的我們看到的東西，至於那些沉默的大多數，只會無聲的被掩蓋在歷史的塵埃之中。
現在讓我們把時鐘調回到靖康二年（1127年），金軍已經第二次包圍了東京汴梁，這座夢幻般的城市已經岌岌可危。歷史上記載，這座城市的總人口最繁盛時不下百萬，城牆高厚，城內有天下最精巧的工匠，儲備著可以裝備數十萬大軍的武器。可是到了這個時候，甚至連守衛城牆的士兵都不夠了。讀到這裡的時候，我想做一個簡單的算術題，哪怕現在只剩下五十萬人，按照一戶五人抽一丁來計算，就立刻能得到十萬壯丁，就算不能出去打野戰，守衛城牆還是足夠了，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宋軍。而金軍總兵力也就不過十五萬，按照古代攻城至少要超過守軍一倍來計算，金軍統帥考慮的不應該是怎麼攻下東京城而是應該怎麼樣退回黃河去。迦太基在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之後，還能夠憑借城內剩餘物質製造出來的武器抵抗了羅馬人三年的圍攻，最後才因為糧絕而破城，而金軍東路軍統帥完顏宗望是在1126年的12月10日抵達東京城下，第二年的1月9日便破城，一共花了不到一個月時間。
就這樣，汴梁城被攻破了，兩個皇帝和三千多名趙氏皇族、**妃嬪與貴卿、朝臣等被虜往金國，他們中的很多人都忍受了殘酷的虐待之後死去，後世的很多人為他們的悲慘遭遇留下了同情的眼淚。但請不要忘記，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正是因為他們的愚蠢和貪婪，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他們浪費了無數人的忠誠和勇敢，毀滅了這個國家，並且把千千萬萬無辜的人們也拖進了死亡的深淵，難道他們落得這個下場是不應該的嗎？
於是就有了這本書，毫無疑問，書中的主角，要抵抗野蠻人的入侵，保衛自己的親人和鄉土，但這並不意味著同時也要保護這些騎在千百萬善良的人頭上，吸吮著他們的鮮血，把滅頂之災帶到他們頭頂上的傢伙們。是的，這些人穿著漂亮的衣服，會寫優美的詩詞雅馴的文章，掌握著書寫歷史的權力，但毒蛇就是毒蛇，哪怕他的外表再怎麼斑斕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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