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展了規模空前的「華北—8o2」軍事演習，演習的課目是方面軍防禦戰爭演習。()參加演習的部隊有陸軍的軍、師、團、營，空軍航空兵大隊和空降團，連同保障部隊共114ooo餘人，動用坦克、裝甲車1327輛，各種火炮1541門，各種飛機475架，各種汽車1o6o6輛。是中**隊歷史上投入兵力、兵器最多的一次。
整場演習從9月14日開始，18日結束。先後演練了4個課題：模擬「藍軍」坦克師進攻；空降與反空降；堅固陣地防禦；戰爭反突擊。作為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軍隊建設在根本方向上撥亂反正全局性重大成果的展現，在演習的第四階段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幾乎全部親自蒞臨現場。
一時間山地急造軍路上的車隊蜿蜒進入視野。7oo多輛來賓保障車，通過各路口調整哨的時間精準到秒。到了參觀台，再次分流入場。所謂參觀台，那是一座不小的山。通過劈山削嶺的巨大土方工程，可供這一天3.2萬人的觀看和近千台車輛的進出道路及停車位。
這次出行號稱「中南海大搬家」。豈止北京，省、市、自治區，及至地級的黨政軍領導，應到的大體都到了。軍隊系統，只留一名副總長在京值班。說這是百年難見的高層集會，一點不誇張。而安全保衛工作更成為了各方面的眾重之重。四個演習場的四座參觀台，分別由四個野戰軍負責派部隊施工。同時第一招待所也同時粉飾一新。
據說在修建在招待所的同時還生一件小插曲，當時北京軍區的司令員在現場考察之時，現了一個巨大的安全隱患。就在第一招待所一號樓的幾十米相對的牆外，有一家地方上的兩層樓飯店挺拔而立，能夠窺視招待所的院內大部和整座一號樓。在不擾民的原則之下，讓飯店中止營業的事情自然是不能作的。但是中**隊自然有中**隊的辦法
當年22層的北京飯店拔地而起，中南海一覽無餘，周恩來總理靈機一動，蓋一座樓擋住。當然後蓋的樓同樣可以俯視，不過這座新樓由警衛中南海的8341部隊居住，一舉兩得。當時北京軍區也就依樣畫葫蘆，同樣在第一招待所的前面建了一座新樓。
而北京軍區方面固然是認真至極，中央警衛團的工作則可以說是滴水不漏。當時警衛部隊所提出的口號就是：「把中央長的住地當作中南海，把參觀台、閱兵場當作**。」對四個演習點，一個閱兵場，十七個接待住地，六條主要線路以及國防工程點、專機、專列停靠點、晚會場所等都採取了嚴密的保衛措施，主要的警衛地段、房間一個一個看，路線一段一段查，哨位一個一個擺。供水、供電、消防和防空設施都經過仔細檢查，準備了應急方案。
但問題偏偏就出在了最為關鍵的最高領導人住地，作為張北地區的「小中南海」，這裡的警衛工作異常的嚴格，所有人、車都必須持有特別通行證。自來水水質報關，食品檢驗，封堵地下暖氣通道。甚至防止吊燈墜落，地面打滑，電源安全。工作細化到幾乎是杞人憂天的地步。但是百密一疏的情況還是出現了。
野戰軍醫院的一位女護士，因為對院領導的某些工作安排的不滿，竟直闖「小中南海」。她的裝束沒什麼特別，綠軍裝、無簷帽，紅五星，紅袖章，絲襪之下的黑色高跟鞋，衣兜裡揣了件東西就直奔第一招待所。按照常例招待所門口崗哨林立，無論是北京來的保健人員還是長的子女都要接受檢查。但是這個女孩卻宛如一個高傲的公主，挺胸抬頭，目不旁視。從大門正中氣宇軒昂的傲然直入，哨兵們待她走近，立正行執槍禮，她理都不理，在肅然起敬的目光下將值班軍官和哨兵的第一道警戒線甩在身後。
接下來的故事幾乎猶如神話，在這個女孩子盛氣凌人，一臉要作的表情之下，怯陣的反倒是8341部隊的哨兵，招待所大院內的幾道崗哨也被迎刃而解，這個女孩子直接來到了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居住的3號樓前，才從自己的衣兜裡掏出一件東西，「這封信請交給主席。」
事後從中央警衛團到野戰軍方面的檢討材料可以用堆積如山來形容。有人把這一意外事件歸咎於疏忽大意，畢竟當時社會上進行了兩次嚴打鬥爭，社會治安和交通秩序都已大為好轉。第一接待所附近又沒有閒散人員活動，在大軍雲集的演兵場上，中央警衛團雖然將核心區域視為了「小中南海」，但是畢竟思想上仍不免有鬆懈之處。
也有人將那個女孩可以穿越層層警戒線歸結於「女兵效應」。在當時的中國，年輕的女孩子穿上一身橄欖綠便擁有著無上的特權。**年代，有同一個宿舍的幾個女兵開展過「百日蹭車無事故活動。」就是坐共交車不買票，還不被抓住，限期為一百天，她們倒不缺錢，只是尋求那種犯規的刺激。結果她們在無意間利用了那個特殊年代的社會心理縫隙：女兵最要面子，還能不買票？於是那一百天她們是唱著歌走過來的。
無獨有偶，8o年代有個地方女青年，想到老山前線玩玩，弄了身女裝就去了，雖然沒有任何的證件，但是前線部隊還是熱情接待，因為軍裝就是證明。她逛遍了前線，然後流著淚告別了指戰員們，軍車直接送她返回了昆明，她沒有造成任何的危害，但是卻得到了造成危害所需要的一切條件。
的確在普通民眾的眼中，那個時代的女兵屬於一個特殊的階層。但是林太平卻覺得8341部隊畢竟是直屬中央領導，大部分的哨兵都早已練就了一雙「火眼金睛」，普通的小護士又怎麼可能逃出他們閱人無數的雙眼呢！那麼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後來被查出叫吳莉亞的女孩子自身一定擁有著一種獨特的氣質和修養，使得她在哨兵的面前真的便猶如一個不可侵犯的公主。
事後吳莉亞所在的野戰醫院領導堅持要給這個「無組織、無紀律」的小護士以最為嚴厲的處分。但是此時她的信救了她。這封寫給黨中央主席的信的大意是，女孩的父親曾是老紅軍，在戰爭年代與黨中央主席是戰友，因此冒昧的想要請黨中央主席幫個忙，使得她能夠順利的突破野戰醫院領導的阻撓，去已經考取的軍醫大學進修。
這份信雖然寫的語氣平和，但是潛台詞裡除了包含對自己父親機遇的唏噓，曾經的中央紅軍幹部，今天卻無權無勢，她不能不求助於黨中央主席之外，更包含了對醫院領導處事不公的無聲控訴。也正因為如此當這份信轉回到她所在的野戰軍司令部之時，醫院方面的處分意見也幾乎同時上報給了軍長。
從後來林太平所瞭解的情況來看，當時該野戰醫院的領導堅持不放吳莉亞去軍醫大學的原因並非是醫院方面所說是因為這個女孩子是一線的業務骨幹，野戰醫院方面愛惜她的才幹云云，而是因為院領導的兒子看上了這個女孩，相關領導便以上軍醫大學的問題為籌碼要挾吳莉亞與他的兒子結婚。
8o年代對於中國的年輕男女來說是一個躁動的年代，隨著國門的徐徐打開，長期被壓抑的人類本能如井噴般的瘋狂釋放出來，而權力又是最好的**。因此依靠著自己老子的一身傷疤而在社會上亂搞男女關係的**並在少數。要不是黨和國家根據「亂世用重典」的古訓全面開展嚴打運動，林太平真的不敢相信社會風氣會糜爛的何等的程度，而如果沒有流氓罪最高可判死刑的先例，估計吳莉亞所面對的也可能不僅僅只是要挾而已。
但是這位野戰醫院的領導卻顯示是個官場老手，他只緊緊抓住一點大演習不比平時，私闖警戒線是通了天的政治錯誤—甚至是政治事故、政治案件，而是否允許她去上大學充其量不過是個工作問題。當然這樣的嚴肅態度其實說到底不過是姿態而已，包庇政治錯誤無疑是更大的政治錯誤，如果處分女兵還不能平息軍長乃至中央領導的怒氣，那麼野戰醫院方面再自請處分。而如果軍長不予追究，那麼醫院方面自然也就順水推舟，把責任推個一乾二淨。
不過處分與否，其實野戰軍方面也必須看這一事件的另一個當事人—黨中央主席對這封信的態度了。結果領導人在信上簡單批示如下：確與其父相識，但已多年未有聯繫，這種事情還是以部隊的意見為主。雖然含蓄和客氣，但是野戰軍方面卻不難解讀出其中的意思。
先女孩的父親與黨中央主席的戰友關係屬實，這一點無疑是最重要的，而以部隊的意見為主，也就是說自然還有一個為輔的意見，那麼是什麼意見為輔的呢？順應信的意見，至少是不反對這個女孩去上大學吧！話說到這個份上，野戰軍方面難道還真的不該面子，以自己的意見為主嗎？對一個女孩子來說是天大的事情其實在野戰軍方面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因此吳莉亞順利的離開了野戰醫院去大學進修去了。
不過去哪所大學這裡面卻也不無玄機。部隊相關人員在軍醫大學進修完成之後，理論上都必須歸建，也就是三年之後，女孩還要回到野戰軍。而那樣的話對於野戰醫院的相關領導來說不僅顏面全無，此後更會齷齪不斷。而吳莉亞竟然有黨中央主席戰友之女這層關係，野戰軍方面更不能不為她考慮前程。因此野戰軍領導便改變了其最初的報考初衷，直接將她送入了當時中國唯一一所重點醫科學校—北京醫學院。這樣安排一方面是北京醫學院的相關設施條件畢竟比軍醫大學要好，另一方面也為吳莉亞畢業之後的工作安排留有了空間。
不過事後出於政治上的警惕和好奇心理，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和林太平所在的總參謀部都對吳莉亞的家庭背景進行了一番秘密調查。其結果多少令林太平感到有些蒼涼。女孩的父親在3o年代初便是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團級幹部，但是在隨後席捲整個蘇區的肅反運動之中，被指認為「ab」團成員。
相比於很多被屈打成招的同僚相比，吳莉亞的父親表現出了一個**人應有的高尚品質。除了拒絕承認強加在自己頭上的罪名之外，更拒絕去構陷其他人。而從林太平事後調閱的記錄之中，他便看到了當時審訊人員曾有意將矛頭指向包括今天的黨中央主席在內的很多幹部。但是卻被吳莉亞的父親一一堅決的予以了否認。
儘管吳莉亞的父親最終沒有在現實面前屈服，但是在1934年開始的長征中卻被留在了中央蘇區打游擊。在無比艱難的環境之下，這個帶著遍體鱗傷的男人最終堅持到了解放戰爭的勝利，但是卻沒有得到名譽上的恢復。但是他卻沒有去申訴命運的不公，而是以一個普通人的身份繼續著自己的生活，並在妻子早喪的情況下，獨力將女兒撫養成*人。
對於吳莉亞和她的父親，林太平抱有深深的敬佩，但是在今天這一的事件之中，他卻不能不懷疑已經改稱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主席離奇的失蹤背後，是否隱藏著一個早有預謀的巨大網絡。
「最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領袖的生命安全，我們可以死但是不可以錯。」在陰暗的下水道裡，一個無比莊嚴的聲音在許正陽的腦海裡迴響著。那是他受命加入中央警衛師第一天師長對他們的訓誡。可剛才那電光火石般的激烈交火之中，他沒有象戰友們那樣選擇從容的面對死亡，而是選擇了後退。因為他清楚的知道自己「不可以錯」。
這是一次計劃之外的出行，對於一個早已在政治上早已死亡的老戰友之女邀請自己參加其畢業典禮的來信，絕大多數政治家都會作出同樣的反應—請自己的秘書以自己的名義寫一封回信，告訴對方雖然自己有心前往，但是由於工作繁忙、日理萬機，實在分身乏術。希望對方能夠諒解，隨後再擺出長輩的架子，教育對方應該以自己的所學報效祖國，投身到建設四個現代化的時代洪流之中。如果再周到一點，也無非是請自己的秘書親自把信送去，也算是仁至義盡了。
但是向來親民愛民的總書記卻選擇了親自前往，對於這一次出行，中央警衛局方面並沒有提出太多的異議，畢竟行動範圍在北京市內，何況北醫大距離中南海又不遠。因此儘管出於對領導人的安全考慮。按照慣例，中央警衛局依舊派出由中央警衛團第七大隊—幹部隊第三分隊擔任總書記的隨身警衛。
中央領導人的出國訪問或基層單位調查，保衛工作一般情況下分為三層，最外圍是當地的的公安民警或駐軍。而在領導人活動的小區域內是當地的特種警衛部隊—在國內是省公安廳直屬中隊或省武警部隊負責，在國外則當然是由當地的特警部隊來警衛。而始終跟隨並保衛領導安全的第三層則是中央警衛局第七大隊的警衛人員。
但是總書記自上任以來為了能與群眾直接交流，聽到群眾的真實聲音，歷來都主張輕車簡從，特別反對出行時前呼後擁，戒備森嚴，搞成浩浩蕩蕩的車隊。為此他不知對身邊工作人員了多少脾氣：你們幹嘛要把我搞成這個樣子呢？這是給我幫倒忙嘛！你們知不知道，讓我脫離群眾那才是真正的危險！為了避免這種狀況，總書記甚至率先提倡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裡有時候佈置好的地方他也不去了，臨時決定去某個沒有準備的鄉鎮村寨考察。他還經常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你們要設法努力瞭解基層的真實情況。
而總書記一次次要求盡量縮小影響，這也為保衛工作出了不小的難題。根據要求國家領導人出行，中央警衛局需要身邊從一百五十米至三千多米的範圍內的建立多層警戒線。而自6o年代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之後，中央警衛局更曾詳細分析了肯尼迪總統遇害的整個過程。因此特別加強了道路橋樑，主要建築物和制高點等的警戒工作，並在主要建築物和制高點配備阻擊手。
而這一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早在總書記出行身著便衣的中央警衛團成員便入住學府林立的北京海澱區學院路，用三天時間熟悉附近周邊環境，同時第七大隊設計了兩條從中南海到達北京醫科大學的路線並沿途的部署警衛工作。而在執行任務的前一天晚上，許正陽和他的戰友們也根據便衣警衛工作的性質、任務，準備化裝的衣服、換小型的自衛手槍。
中央警衛團所裝備的輕武器可以說是代表著中**工最高水平的。因**影響，本來準備裝備公安幹警和軍隊中的中、高級軍官使用的64式手槍直到198o年才正式生產定型大量列裝。但事實上早在7o年代初中央警衛團便已經開始接受這款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種警用手槍了。
不過和其他部隊人手一槍相比，中央警衛團的槍支配備相對寬余。除了64式手槍之外，每一名幹部隊的成員還擁有一支屬於自己的54式手槍。畢竟54式手槍曾先後在多次邊境自衛反擊戰中經受實戰檢驗，以其較大的威力、較遠的射程和較高的精度備受廣大指戰員喜愛。根據任務的不同，中央警衛團也會對警衛人員所配備的槍械進行選擇。
不過這種不祥的預感很快便被沖淡了，畢竟這是一次很短距離之內的保衛工作，而品學兼優的北京醫科大學的師生之中隱藏「反革命破壞分子」的幾率也少之有少，即便有人暴起難。許正陽也堅信即便是赤手空拳自己也可以制服對手。多年在隊裡散打比賽的成績讓他有這一份自信。何況在每一輛警衛車輛的後尾箱裡還放著即便是總參直屬特種部隊都還沒有列裝的新型武器。
整個保衛工作可以說是波瀾不驚。總書記意外的出現在北京醫科大學畢業典禮的現場，立即引來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除了向對自己出邀請的吳雅莉順利完成學業表示祝賀之外。總書記還對所有即將走上工作崗位的同學們作了包含殷切期望的演講。短短的一個半小時之後，許正陽和他的戰友們便已經順利的踏上了返回中南海的歸途。而幾乎沒有人會想到這最後的3o分鐘車程竟然會成為他們的不歸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