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吉思汗曾經厲兵秣馬的草原之上，一座現代化的城市正燈火通明的矗立在地平線之上。今天它用來紀念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蘇赫巴托爾的新名字早已流傳於世，已經沒有多少蒙古人還記得這座「紅色英雄之城」（蒙古語「烏蘭巴托」）昔日曾是清帝國所冊封的蒙古喇嘛教領—哲布尊丹巴活佛的「聖殿」（蒙古語「庫倫」意為：草場、大寺廟）。
儘管自清末以來無論是手拿著念珠的蒙古王公貴族還是依靠著蘇聯的騎槍和馬刀崛起的蒙古人民革命黨都竭力想要擺脫中國對自身的影響，甚至不惜斷絕蒙古牧民百年以來所依賴的由山西晉商所建立的商道，使整個國家陷於商品荒之中。但是無論是這座蒙古最為現代化的城市還是貫穿其間連通整個國家的鐵路，最終還是依靠著與之山水相連的中國人的勤勞和智慧。
雖然今天伴隨著中蘇關係的決裂而中蒙之間已經幾乎沒有了任何的往來。但是在新中國成立直到6o年代，中蒙關係展的還是比較順利的。從1956年到1965年，中國政府曾向蒙古提供了3筆總價值4.6億盧布的經濟援助。而由於蒙古地廣人稀，蘇聯當時又忙於自己國內的戰後重建，中國政府在6o年代還無條件的向蒙古派遣了1.8萬名專家和援建工人。正是這些工人修建了從蘇聯邊境城市恰克圖一直延伸到中蒙邊境的扎門烏德—二連浩特的「蒙古大鐵路」。
作為西伯利亞大鐵路在蒙古境內的延伸，這條鐵路在蒙古境內依舊以軍用戰備為標準—採用單線、152o毫米的蘇制寬軌距。並一度延伸到中國境內，直到7o年代才轉變為復線准軌距。儘管出自中國築路工人之手。但是中國每年仍需要按里程數向蒙古支付貨物過境費。而在進入烏蘭巴托之前，這條鐵路在那賴哈附近的汗山山脈中繞來繞去，曾在這條鐵路線上行駛的中國列車員曾笑稱這是為了湊組7oo公里的里程數。但是只有少數蒙古人民共和國的軍政要員才知道在清帝國的史料中被稱為「秀峙其中」的汗山究竟隱藏著什麼秘密。
應該說脫胎於沙俄帝國的紅色蘇聯對於蒙古有著一份極為複雜的感情。這可以追溯到7個多世紀之前，當時一支從東方帶著劍與火而來的軍隊席捲了喀山、基輔等1o余座今天在蘇聯的版圖上依舊宛如明星般閃爍的城市。據說當時莫斯科便有著「多如螞蟻和蝗蟲的居民」，他們試圖憑藉著城市周圍「以致連一頭蛇都不能穿過」的森林去抵擋那些上帝之鞭。但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是，蒙古大軍抵達之後，迅從四面八方修築了足夠三四輛大車並排而行的道路，然後架起投石機，僅用5天時間就攻陷了莫斯科城，殺死了包括被公認為全羅斯勢力最強的王公—弗拉基米爾在內的絕大多數居民。
接下來的漫長歲月裡，俄羅斯人經歷了其歷史之上最為漫長的黑夜。與蒙古人的統治相比，瑞典、波蘭、拿破倫乃至希特勒對俄羅斯的征服都短暫的猶如白駒過隙。從那時候起，成吉思汗、術赤、拔都以及他們子孫的名字宛如屈辱的烙印一般刻在絕大多數俄羅斯的心中。而事實上如果不是突厥系蒙古人—帖木兒的崛起，蒙古人在俄羅斯的統治可能將會延續更長的時間。因為就在拔都過世後的一百多年之後，他的後裔—脫脫迷失還曾鎮壓過莫斯科地區的俄羅斯人起義。
因此當彼得大帝和他的後來者們將沙俄帝國的疆域推進到草原帝國的中心之時。他們第一時間所想到的自然是永遠的將蒙古置於俄羅斯人的統治之下，不令其再度崛起。在這個大方針之下，莫斯科有步驟的在蒙古扶植自己的代理人，用滅絕蒙古文字、宗教、社會體系的方法逐漸將其納入俄羅斯的文化圈。當然這一切的背後全都不可能依靠強大武力的後盾。
憑心而論在鐵路和機槍的面前，長於弓馬騎射的蒙古人已經失去了在2o世紀縱橫馳騁的基礎，而出於和莫斯科相類似的目的。由清政府在蒙古所推行的黃教文化更是閹割了蒙古人驍勇好戰的天性和人口基礎。但是這也促成了莫斯科對蒙古新的隱憂。因為在遼闊的草原之上，無力自保的蒙古將會成為其他亞洲勢力借之威脅帝國腹地—西伯利亞的最佳跳板。因此莫斯科必須在蒙古的邊境之上豎立起自己的盾牌。
蘇聯軍隊從1921年協助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等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先驅建國開始便駐守在這片茫茫大漠之上，正是那些「紅色哥薩克」的存在，才令不過千餘人的蒙古人民軍擊敗了當時已經駐守在蒙古境內的中華民**隊以及盤踞庫倫的白俄匪軍。而後來被尊為紅色戰神的朱可夫也正是在這裡，用哈拉哈河畔對日本關東軍的勝利，第一次實踐了自己裝甲兵作戰思想，並獲得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在俄羅斯人的字典裡不惜用鮮血來保衛的東西，自然不可能在談判桌上失去。這也就注定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之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可能用所謂道義來說服斯大林，讓他拱手將蒙古送還。也只有蔣介石這般天真或者說無恥的政治家，才會在後來如喪考妣在**民黨中央會議上宣稱自己是上了斯大林的當，正式廢除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關於允許外蒙古通過全民投票「獨立」的換文，以試圖在地圖上收回主權。
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蒙古在蘇聯國防上的地位曾一度被削弱。但是伴隨著中蘇之間的最終決裂，中蒙邊境也再度成為了蘇聯軍隊的前線。從6o年代開始蘇聯軍隊在蒙古的駐軍迅回升，第39集團軍在蒙古境內展開，駐守於烏蘭巴托的駐蒙蘇軍司令部統一指揮著包括近衛第第第149摩托化步兵師在內的近7萬蘇聯地面部隊。但是這一切卻僅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數百年的黃教文化曾使得蒙古地區和西藏一樣，大量脫離生產的喇嘛不僅令蒙古的牧民遠離了「南下牧馬」的掠奪式生產方式。更大大限制了這個民族人口的展。因此即便莫斯科授意烏蘭巴托方面一再擴軍，鼎盛時代蒙古陸軍也僅能維持不過5萬人的軍事力量。即便動員所有的預備役人員，蒙古人民軍也無力湊出2o萬軍隊，這樣的軍事力量放在非洲或者中東地區或許還能稱得上是「一支大軍」。但是面對著陸軍總數冠於全球的中國人，這點兵力卻只能是無足重輕的存在了。
因此在阿爾巴特軍區所制定的一系列中蘇交兵的預案之中，蒙古人民軍都從來沒有被委以過重任。和哈拉哈河戰役（日本方面稱之為諾門罕戰役）時一樣，蒙古人民軍在未來可能爆的戰爭之中頂多以一個蒙古主權的象徵出現在戰場之上，從事清掃清掃戰場之類的工作。當然僅以一個集團軍的兵力想要去壓制中國陸軍「海浪般的攻勢」也是不現實的事情。因此蘇聯陸軍畢竟具備在戰爭爆之前短時間內迅從西伯利亞乃至歐洲方面向蒙古增兵的能力。
僅從地圖上看，這便是一個無比困難的任務。畢竟龐大的地面部隊的展開，不僅代表著兵員和武器裝備，更意味著龐大的後勤補給和相關基礎設置的建立。這一切如果都依靠一條鐵路線在戰時運輸到戰場之上無疑是瘋狂的。因此從中蘇全面對峙的6o年代開始，蘇聯軍隊便開始著手在整個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構築前進基地和戰略物資倉庫。而位於那賴哈附近的汗山山脈便是這一系列戰略基石的其中一環。
根據蘇聯軍方的計劃，蒙古建設部隊從6o年代末開始便在汗山山脈依托山勢修建規模龐大的工事群，這些地下堡壘最初的作用是：如果中**隊先制人向蒙古起突然襲擊，在駐蒙蘇軍和蒙古人民軍接戰不利的情況，被迫放棄包括都烏蘭巴托在內的大片國土之時，仍可以依托汗山山脈阻擊中**隊繼續向北挺進威脅西伯利亞。
而隨著美國在越南戰場泥足深陷，蘇聯在全球範圍之內由守轉攻，汗山山脈這道「最後的防線」也逐漸變成了蘇聯在蒙古地區攻勢部署的起點。數以百計的空軍機場、陸軍基地、導彈射陣地在整個7o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在蒙古草原之上被建立了起來，起初這些軍事設置還主要集中於蒙古都烏蘭巴托和與滿洲裡交接的喬巴山一線，後來逐漸開始向南延伸。到8o年代初，蘇聯軍隊已經在蒙古與中國直接接壤的南戈壁省和東戈壁省修建了野戰機場，從這裡即便是蘇聯空軍以及落伍了的蘇—17型戰鬥轟炸機都足以將北京納入攻擊範圍。
而在1982年，莫斯科方面突然宣佈將「認真考慮中國政府所提出的從蒙古撤軍的建議」，這貌似是在響應中國政府所提出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三撤軍前提」（蘇聯軍隊從蒙古和阿富汗撤軍，越南從柬埔寨撤軍）。不過蘇聯政府卻以保證「未來蒙古有足夠能力自衛」為理由加緊向蒙古輸出戰略物資和國防工業。在蒙古第三大城市，靠近蘇蒙邊境的達爾汗，在莫斯科的全力支援之下，蒙古政府開始大規模的修建坦克大修廠和飛機檢修廠。而更為恐怖的是，在汗山山脈等地的戰略物資倉庫裡，蘇聯軍隊開始儲備空前數量的軍用物資。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所獲取的情報，截止1984年1月1日，蒙古境內蘇聯軍隊已經儲備有滿足7個合成集團軍3個月作戰需要的彈藥和油料。
顯然這根本不是什麼和平的誠意，而是一場「減灶增兵」的騙局。而真正圖窮匕現的是，1984年3月份，莫斯科方面宣佈將在本年度的8月份在蒙古境內舉行一場代號為「勃柳赫爾—84」蘇蒙聯合軍事演習。雖然蘇蒙兩軍每年均舉行以中國為假想敵的聯合演習，但是這一次的規模之大卻非比尋常。
雖然根據蘇聯官方的說法「將有15萬蘇聯軍隊進入蒙古，以測試在蘇聯軍隊撤出蒙古之後，該國出現緊急事態時兩國的應變能力」。但是從當年的3月份到7月初，蘇聯軍隊卻總計向蒙古增派了4個合成集團軍的兵力，而駐蒙蘇聯空軍所擁有的戰鬥機數量更從原來的26o余架陡然增加到16oo余架。如此龐大的兵力集結顯然不僅僅只是為了一次演習那麼簡單。
而隨著從北京城內傳來的第一聲爆炸開始，所有的謎底便得以全部揭開。在蘇聯空降兵在北京上空躍出機艙的同時，沿著中蒙邊境一線部署的蘇聯陸軍也係數進入臨戰狀態，滾滾的裝甲洪流將洶湧而下，沿著當年成吉思汗的子孫和駒、犬們的路線，南進扣關，直搗燕幽。
1984年7月28日星期六，蒙古烏蘭巴托時間19點15分（同北京時間）。蒙古人民共和國東戈壁省的草原之上曾經照耀大地的浩月和星光此刻都在佈置在野戰機場四周的強力照明系統的映照之下黯然失色。一架架野戰迷彩塗裝的蘇聯前線航空兵的戰機正整體的停放著，地勤人員忙碌的進行著出擊前的整備工作。他們之中大多數人的晚餐只是就著涼咖啡啃了幾口黑麵包而已。
和他們相比，在雖然簡陋的野戰機場整備室內包括魯茨科伊上校在內的蘇聯空軍飛行員們是相對幸運的，在出擊之前他們每人都領到一份熱食甚至還有一小杯伏特加—和全世界空軍飛行前禁止飲酒的習慣相背的是蘇聯空軍在上飛機前喝上一杯當作是鼓舞士氣的最佳方式。
魯茨科伊上校是在三個月之前離開阿富汗戰場來到蒙古的，雖然在出之前沒有人告訴他，此行的目的地究竟是什麼，但是已經在阿富汗的山區裡和當地游擊隊纏鬥了大半年的他卻還是敏銳的預感到自己並沒有遠離戰爭，而是在奔赴下一個更為殘酷的煉獄。
抵達烏蘭巴托之時，魯茨科伊上校曾一度驚詫於這座城市的寧靜。雖然集中著蒙古全國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但是在這片蒙古族牧民世代居住的城市裡卻遠沒有蘇聯城市那種現代化交通的喧囂、廢氣等現代化進程中可怕的副產品。即便是在政府宮外的蘇赫巴托爾廣場之上，也經常看見蒙古人坐在矮小而壯實的蒙古馬上悠閒的騎行著。夜晚剛剛降臨，燈火闌珊的街道上就呈現出令人舒暢的寂靜。
但是隨著越來越多的蘇聯軍人抵達，這座城市迅失去了往昔的安寧。雖然龐大的野戰部隊並沒有直接進駐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都，但是僅僅是蒙古方面軍群司令部的建立，其所屬各部門便足以將烏蘭巴托變成一座大軍營。在短暫的休整之後，魯茨科伊上校奉命搭乘軍列南下。此時蒙古國內的所有鐵路、公路等已經進入軍管狀態。月台之上除了荷槍實彈的蒙古人民軍士兵之外，只有那些穿著黑色風衣的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員在警惕的注意著一切。
穿過城南的山區，軍列奔馳在廣袤的戈壁草原上，魯茨科伊上校的目光所到之處除了一片草原初夏所特有的生機勃勃之外，他注意看到鐵路兩旁的各種類型軍事基地都顯得格外繁忙，氣氛異常的緊張。火車先抵達的是距離烏蘭巴托直線距離不過五十公里的大型後勤基地。這裡已經看不到過去無事閒逛和在午間進行足球賽的陸軍士兵，代之的是進進出出的載重車輛。離後勤基地不遠的一片幾十個橫臥的戰備油罐群，不僅用鐵絲網圍了起來，還少見地加上了崗哨，顯然已經都加滿了油。
魯茨科伊上校還在懵懂之際便被驅趕下車，在兵站的月台之上他注意到一批和他同樣不知所措的陸軍官兵正在等待上車，而從他們佩戴於右胸之上的近衛軍胸章之上，魯茨科伊上校看到了一支本應部署在歐洲的精銳—駐守於基輔軍區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近衛第6坦克集團軍。
這無疑是一場面前混亂但又有條無紊的大規模兵力調動。在蘇聯軍隊自衛國戰爭以來便一再被現實所證明的跨戰區機動能力之下數以萬計的蘇聯軍人和武器裝備從各條戰線向中蒙邊境加集結。在後勤基地短暫逗留之後，魯茨科伊上校和其他空軍飛行員被接上軍用卡車，在漫天的沙塵之中抵達了距離烏蘭巴托1oo公里左右的巴彥機場，在那裡從蘇聯各軍區調來的軍用飛機已經開始進行緊張的調試。
跑道上不斷有戰鷹起降，空中一個個攻擊編隊掠過，所有的一切已經出了日常的訓練飛行的範疇。而拉出機庫停在滑行道旁的一排米格—29型殲擊機，都脫掉了機罩，在太陽照耀下閃爍著亮珵珵的光芒。僅從這些嶄新米格殲擊機的外型之上，魯茨科伊上校便可以看出它們和那些傳統的「機場圍牆」之間存在的差異。
這些米格—29型殲擊機與它的前輩相比，它的雷達天線罩的外形有所改變，有著新一代的前視紅外裝置、外型新穎的座艙蓋，修正垂尾後緣外形、機翼翼展和副翼面積都增大了，垂尾前緣的延伸段也被重新設計。但是最大的不同還是那微微隆起的機背，那裡面容納著新增的機體油箱和曳光－箔條干擾彈射裝置。這是米格—29型戰鬥的最新改進型—米格—29m，其巨大的改變使得米格設計局甚至想重新將其編號為米格—33。
這無疑又是一件蘇聯所特用的「政治局武器」。在蘇聯空軍的內部關於米格—29m型戰機的笑話已經流傳了相當一段時間了。據說就在米高揚—格列維奇實驗設計局的拳頭產品—米格—29a型在1982年開始批量生產之際，接任過世的勃列日涅夫同志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柯爾莫哥洛夫突然找到了米格—29設計小組的領導人—別裡亞科夫。柯爾莫哥洛夫總書記宣稱：米格—29的雷達、航電系統均以落後於蘇聯空軍的需求，其23o千米作戰半徑更無法為未來蘇聯空軍的遠程打擊集群提供護航。
二戰期間畢業於莫斯科航空學院，早在1951年就獲得了國家級獎勵，在6o年代便主持過米格—23型殲擊機設計工作的別裡亞科夫起初將柯爾莫哥洛夫總書記當成了一個對航空知識一無所知的門外漢，他大言不慚的回答說假如只攜帶中距和近距空空導彈各兩枚的話，米格—29的作戰半徑幾乎可以擴大兩倍甚至三倍。但是這樣的回答卻遭到了柯爾莫哥洛夫總書記的猛烈駁斥。
這位曾長期擔任克格勃主席甚至威脅說如果米高揚—格列維奇實驗設計局不能在一年之內拿出改進方案的話，他不僅會將所有的國防預算拿來支持蘇霍伊設計局的產品，讓米高揚—格列維奇實驗設計局「一架殲擊機的定單都拿不到」。更會將包括別理亞科夫本人在內的整個設計小組投入監獄，讓他們「像衛國戰爭時的前輩那樣在飢餓和皮鞭下工作」。最終在最高領導人所施加的強大壓力之下，別裡亞科夫和他的設計小組在不到6個月之內便拿出了全新設計的米格—29m的圖紙，並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生產出了樣機並完成了試飛。
當然蘇聯空軍內部還流傳著一個多少有些荒唐的說法—有一位別理亞科夫的副手曾在一次醉酒之後，無意間透露說米格—29m的很多設計並非出自別理亞科夫之手，而是柯爾莫哥洛夫總書記親自授意。此後很快此人便從人們的視線中宛如人間蒸一般的消失了。當然在蘇聯這樣的集權國家裡，領導人為了樹立自己的權威，蘇共中央總書記「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無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舉一動永遠正確」的神話並不鮮見。因此這個說法大多數時候都被聽者一笑置之。
但是有一點卻是肯定的，自柯爾莫哥洛夫上台以來，蘇聯的軍工產品進入了一個空間繁盛的「黃金時代」。長期以來，蘇聯的武器裝備總在質量上落後於美國的同期產品。這一方面固然是蘇聯軍隊以「數量壓倒對手」的建軍思想使然，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歸功於各大設計局之間的明爭暗鬥。
到了8o年代各大武器設計局的領導人大多是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在他們的眼中無論是：兩個世界最終決戰的威脅還是解放全人類的偉大理想都是那麼的遙遠。他們只要循規蹈矩的根據蘇聯總參謀部提出的需求拿出自己還說得過去的產品就可以了。畢竟各大設計局在軍隊和政治局內部都早有自己的支持者，即便產品不是那麼完美，投入生產、列裝部隊往往還是可以水到渠成的。
當時各大設計局之間偶爾也會存在著西方世界早已形成慣例的「競標」情況，但是只要上下疏通，關係過硬，最終拔得頭籌也並非難事。而一些全新的技術更是會被總設計師有意雪藏，只到同類技術在西方的武器裝備中全面的投入使用。他們才會拿出來對自己的產品進行小修小補，以彰現自己的「與時俱進」。而蘇聯軍隊則需要一再的採購才能保持與西方武器裝備的基本同步。
但是這種私心在柯爾莫哥洛夫總書記的高壓之下被打得潰不成軍。誰都知道這位前克格勃主席的手段，他曾夥同自己的助手—安德羅波夫建立了全蘇聯精神病院網絡，以此收容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精神病」患者。當然比其在精神病院裡慢慢變瘋更可怕的是，被流放到全蘇聯最寒冷的雅庫斯特去，按照柯爾莫哥洛夫的說法這可以「讓他們頭腦冷靜冷靜」。因出版《古拉格群島》而名聲在外的索爾仁尼琴放逐到蘇聯北部的上揚斯克（全俄羅斯最冷的地方之一，也是沙皇政治犯的流放地），而當時總理柯西金建議是把這個作家驅逐出境，趕到法國去就可以了。
因此誠惶誠恐的蘇聯軍工專家們在1984年之間複製了二戰前期的蘇聯軍事工業的奇跡。不過略有不同的是為蘇聯設計了1oo多種飛機圖波列夫及其他蘇聯航空科學界的同僚們是在代號為「中央設計局第29號」的特別監獄裡工作，而別裡亞科夫他們則是為了逃避自己心靈裡的那所監獄而不得不全力奮鬥著。在1983年之前，包括蘇—27、蘇—27ib、米格—29m、圖—16o等一系列新型軍用飛機已經開始列裝蘇聯空軍，它們趕上了那場決定全人類命運的決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