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4年三月至九月間，大西洋或者印度洋上某個風平浪靜的深夜，在中國碰了釘子的英國大使馬嘎爾尼痛定思痛，總結原因，終於把自己從這次失敗交涉的責任中摘了出去，萬千感慨隨風側畔而過後，終於提起筆在自己的日記本上寫下了這一段被後世引為經典，在各個版本的關於這一時期著作中出鏡率高達九成的，對18世紀末期中國的評判：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舊不堪的舊船，只是幸運地有了幾位謹慎的船長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間沒有沉沒。它那巨大的軀殼使周圍的鄰國見了害怕。假如來了個無能之輩掌舵，那船上的紀律與安全就都完了。」
當年馬嘎爾尼來華並不像清政府當局所認為的那樣單單是來給天朝上國的九五之尊拜個壽，送幾件怪模怪樣的在乾隆皇帝和列為大臣眼中真正稱得上是薄禮的貢品，順便提幾個符合其蠻夷身份的無理要求這麼簡單。
看看他的行程就不難發現，早在其進京參拜這個國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經沿著大清漫長曲折的海岸線仔仔細細地走了一遭，對這個被當時的歐洲人所狂熱崇拜著的東方神秘而富庶的國度進行了在當時來說比較深入的考察，對中國的沿海軍事以及風土人情都進行了較為客觀的瞭解和評判，其「破船理論」更是在半個世紀之後即中國開始淪為所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慘劇之時流傳甚廣，甚至曾在一段時間內被奉為至理名言。
但沈哲對這段話卻有另外的想法，馬嘎爾尼對於中國這艘「殘破的**」觸礁之後的預言固然被事實證明沒有大問題，只是「中華帝國」這艘「殘破不堪」的「舊船」之所以沒有「沉沒」在沈哲看來似乎和他的掌舵人的賢明智慧與否沒有太大的關係。
只要稍微設想一下情況就可以十分明朗化，如果馬嘎爾尼在1793年從英格蘭帶來的不是盛滿西方先進器物的商船，而是不遜於半個世紀以後直逼大清沿海脆弱防線的堅船利炮，縱使乾隆皇帝的氣魄勝於道光和咸豐千倍萬倍，可以讓八旗、綠營乃至於全國百姓得到強大的精神支柱，並釋放出無與倫比的鬥爭熱情，前仆後繼，奮力抗敵，以死報國。
但是精神的力量再強大，到了和科學的力量相抗衡的時候，還是必然會顯現出了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本質。
雖然在沈哲從前的那個時代，太平洋彼岸某個吃穿不愁，喜歡把人的行為性格用公式表示計算的國家有研究結果顯示，人的潛力一旦被某些特定環境全面激發，產生的動力無法預計以至於超出人本身身體承受的極限的幾倍，更有形象的具體說明表示人類甚至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逃脫一隻老虎的追捕。
不過老虎雖然是猛獸，畢竟也是血肉之軀，說到底和人一樣都是由蛋白質和核糖酸等有機物構造而成的生命體，既然是生命體其運動就必然受到各個方面的干擾，就上述人和老虎的例子而言，兩個生命體的原動力就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干擾因素——對於人而言，放慢腳步，就等於會被老虎抓住，被抓住就基本上等同於沒命，所以人的行為雖然是以奔跑為表現形式但其本質實際上是保命，但是老虎就不同了，跑慢點對其不過就是抓不著這個獵物，少吃一頓他死不了，甚至一個人的份量對於一直成年虎而言不過就是塞牙縫兒的零嘴兒而已，試問，這個世界上會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對買零食這一行為付諸拚命的熱情呢？答案自然是否定。
從另一個方面講，科學家雖然提出了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在速度上戰勝老虎，但是沒有任何一位科學家提出在全面激發出潛力的同等條件下在速度上可以超越汽車及一系列以工業革命後的能源為動力的交通工具，而眾所周知，就算有再大的精神力量，其能夠達到的程度只有像黃繼光那樣用自己的**堵槍口，像邱少雲那樣烈火焚身毅然不動，他們的精神可以讓他們支配他們的**，但不能因此改變他們皮膚組織的密度，也沒法讓他們在大火和子彈下還能生還。
因此，就算是乾隆皇帝擁有鎮守京城甚至是御駕親征的氣魄和膽識，其結果也不會比1840和1860年所看到的結果好多少。
而從另一個方面講，就算是這個掌舵人昏庸無能，那取代他的人也必然不會是其它船上上來的人，而極有可能是最底層的那些搖船槳的那些個勞苦大眾，他們不會認為這個船有多破多舊，在他們的意識裡，這條船就應該如此，而他們作為新任掌舵人的任務，無疑是讓這艘船繼續逆歷史潮流而行，其結果也很明朗，如果沒有外來的驚濤駭浪或是別的船隻撞擊，不管掌舵的人強悍還是懦弱，這艘船仍然會繼續航行下去，這的確是一個國家的病態，但這個病態卻難以以個人病症具體化，因為其治療方法不是以外用藥物抑制，而是在保留病態的中心的同時，自動將壞死部位進行更新，整個船上最高權力的新陳代謝秉承了中國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特色——自給自足。
更何況，如果馬嘎爾尼在京城多逗留些時日，跟他口中的「中華帝國」的公務員們交流交流國際經驗和心得，很快就能發現，這艘**的掌舵者雖然是名義上說一不二的最高決策人，但是在更多的情況下他並沒有一言堂的權力，或者可以說是不敢一言堂，因為他的水手們可以像馬嘎爾尼看到的那樣卑躬屈膝，以至於被這位異國使者認為是毫無尊嚴，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自主選擇給不給他們的「船長」面子——在兩邊護航的可以義正言辭地表示「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艙內辦事的也可以毫不客氣地據「禮」力爭，以視死如歸的精神，前仆後繼的狀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這些「水手」們管得越寬，甚至連「船長」早飯吃了幾粒米，從臥室到辦公室應該走幾步，都上升到了國家大事的範疇，要討論決定，而且一旦決定出來，作為「船長」還必須照著執行。
要是「船長」愣是不執行，甚至為了耳根子清靜把這些倒霉的「水手」給扔到海裡喂鯊魚，當然原則上說也沒什麼不行，但是縱觀「中華帝國」這條大船幾千年延傳下來的「航海日誌」可以發現，能做出這樣「壯舉」的人實在不多，而且這樣做的人一般都沒什麼好下場。英明神武如唐太宗為了不被魏征批評也只能活活悶死自己的獵鷹，好不容易下定決心要結果了這個愛挑刺兒的，可半路上又殺出了一個千古第一賢德的長孫皇后，硬是把這事給化解了。
最初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以文官治國，是為了控制武人的野心，防止黃袍加身的陳橋兵變發生在他的後代子孫身上，出於社會責任考慮也是預防五代十國，各鎮割據的歷史重演。武官的確是一個難以對付的群體難以對付的群體，稍有點不順心立馬鬧出點事端來讓上面也不順心，沒腦子的揭竿而起，佔個山頭為王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禮，有些智商的會借助地理優勢拉幫結派甚至禮通外國，伺機而動，歷朝歷代雖然也採取了一些諸如使其家眷留守京師的做法來牽制武官的行動，但這不過就是皇帝自欺欺人的把戲，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真要有心造反的，誰還能在乎自己的家室妻兒，朝廷要是把他的老婆孩子殺了，他就更加有繼續作亂的理由——上頭不義，休怪他不仁。
相比之下，將手無縛雞之力，又只熱衷於動口而恥於動手的文官階層充當這個國家的頂樑柱，其安全性能的確提高了許多，但是當皇帝的未必就會覺得這樣有多舒服，諸多歷史教訓告訴我們這個團體只能被使用不能被征服，這些人辦事不是受制於皇帝的個人魅力更加不是受制於對朝廷的感恩戴德，而是遵從著孔子、孟子的禮數尊卑，你皇帝遵從孔孟之道，他們挺你，為你出生入死，肝腦塗地眼皮都不帶動一下，要是碰上個與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他們就會開始對你實行圍攻政策，當然他們不會造反，因為孔孟告訴他們要忠君愛國，但是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特有的辦法，比方說無孔不入的禁言戰略，只要你不聾，大概是受不了一天十二個時辰不同的聲音重複著同樣的話。
而比武官或是藩王的造反更勝一籌的是，這些人往往可以在道義上佔有主動權，中國自古講究的是「禮法」——禮為先，然後才輪到律法的事，作為國家的最高統治者，皇帝在中國的整個封建社會時期對中國的律法自然可以擁有最終解釋權，但是「禮」就不一樣了，這不是哪朝哪代定下來的，而是以西周宗法制度和禮教為藍本，由孔子、孟子、荀子等多位「高級技工」加以改造升級最終成型的，其最終的解釋權自然自能歸於儒學經典，若要把這個權力下放到個人的話，日理萬機的天子肯定是與這項權利無緣，而從小就熟背四書五經，立志成為「儒學經典明珠點讀機」的文官集團的成員們卻絕對當之無愧。
所以，無論是在後世人的眼中還是當時天下百姓的眼中，文官集團所代表的就是絕對的真理和正義，而皇帝作為一個個體，他可以一人之力和一個人相抗爭，甚至可以和國家機器相抗爭，但若要和公理相抗爭，的確也是力不從心。
因此，自秦始皇一統六國首先給「中華帝國」這艘**的船長套上「皇帝」的名頭以來,這艘船上的船長或獨當一面或共同執政，林林總總有一百二十幾號人，這些人裡面，有很多人戰勝過外敵和心懷鬼胎的藩王，有很多人摧毀過宦官集團，也有很多人有效操縱了豪族門閥和外戚，但是卻無一人可以戰勝或者操控文官集團，甚至都不能表現出自己對這些人有任何不滿情緒，被訓了還要去親自去低頭認錯，把人家給哄好了。
若是不想這麼做那肯定免不了從此要被扣上一個昏庸的帽子在史書裡被大書特書，這還不要緊，畢竟史書是留給後人看的，碰到前朝「正德船長」那樣以娛樂至死為人生宗旨，生性豁達點的，懂得及時行樂的「船長」不會把這後人評說當一回事，但「天子失道」一事，後人能懂得的道理，天下百姓也能懂得，和天子血脈相連，但沒能得到寶座的哥哥弟弟，和前朝的皇室後裔更是能敏銳地嗅出這其中的機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帝國哪個邊邊角角的頭一炮一打，天下就不知道有多少城頭要變換大王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