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苦守「危壤」，不如施之於民
自三月份初開始，大清皇帝聽政的地方又仿照康熙年間的舊制改到了乾清門，同治皇帝先搬居住地點，再搬辦公地點，所有人都在猜測接下來該換什麼了，但是一連半個月朝廷方面都沒什麼動靜。眾人的警惕心才剛剛放下，一份「罪己詔」卻在紫禁城內橫空出世，中央的內閣，軍機處，各部各院各衙門自主學習最高指示，地方上的則是各省各府各縣層層向下貫徹，甚至是田間地頭的都要各地方官員指定專人誦讀之，務必要把皇帝的懺悔滲透到帝國的每一個邊邊角角。
「罪己詔」由皇上親自列提綱，軍機處略作補充，然後交給翰林院那些飽讀詩書的文人墨客們加以改進潤色。同治朝不比前面幾代衣食無憂，物質充裕，這裡賠一點，那裡送一點，國庫裡基本上沒什麼閒錢，能集資弄個康熙詞典，四庫全書什麼的給讀書人修著玩兒玩兒，找點事業追求，添點兒生活樂趣，而翰林們本身就是多愁善感的文化人，哪受得了飽食終日卻碌碌無為眼見是垂垂老矣更難有作為的精神折磨，這回上頭好不容易給派了個差事，一時間想來老齡化嚴重，平均年齡一直保持在半百以上的翰林院竟處處洋溢著青春的朝氣，人人都更相慶賀，躍躍欲試，勢要抓住這個「青春的尾巴」好好表現一把，但同治皇帝卻一點也不給這些當世的文豪才子們一展風采的機會，特地下達聖諭，明確指出此詔書嚴禁堆砌辭藻，故弄玄虛，羅列典故，更不能有推諉狡辯之詞，簡而言之就是要比劉玄德的眼淚看著還誠懇，要比白居易的《賣炭翁》還聽著通俗易懂，要知道這從繁入簡難，翰林院裡的「玉堂仙」們陽春白雪慣了一下子要他們搞通俗文學，任誰也一下子轉不過來這個彎兒，偏偏皇帝這回還審查得特別嚴格，一點兒不滿意就發回去重新再寫，反反覆覆地折騰了十來天，眼見著翰林們的驕傲基本上被一遍遍的返工打擊殆盡，皇帝才算是把他們的勞動成果接收。
於是乎這篇包含著翰林院心血的「罪己詔」一經傳達立刻起到了比幾十年前流行的《石頭記》更加顯著的催淚效果，還沒滲透到基層就已經把試閱之的各級官員給感動得涕淚橫流，立刻燃起肝腦塗地，報效朝廷的滿腔熱血，一改文質彬彬的文人雅士做派，二話不說就擼起袖子，全力以赴著手進行宣傳，老百姓們更是沒想到自己這輩子也有接聖旨的機會，加以受到知縣老爺的激動情緒和天子的「罪己詔」之言辭所構成的視覺與聽覺的雙重衝擊更是對皇帝感恩戴德猶如親生父母，其所傳讀之處是農者耕而忘食，婦人織而廢寢，各地鄉紳自發組織修繕水利工程，能者出其智，貧者出其力，富者出其財皆欲以豐年以酬陛下之聖眷。
同治這邊也並沒閒著，趁熱打鐵，「罪己詔」的餘溫未散，皇帝後腳已經開始打他年號的主意，和他的智囊團思來想去一致覺得畢竟是慈禧太后欽定的「意義深遠」之年號，現在堂而皇之將其替換，恐打草驚蛇，徒增聖母皇太后猜忌，換是換不得，不過可以在定義方面做一點微調，現在西方國家不是都在講什麼天賦人權，講什麼自主自由嗎？我泱泱中華亦有以民為本之傳統，所有這「同治」已經不能再僅僅是與眾臣同治天下，而應該是與民同治天下。
這一系列的舉動儼然是年輕的皇帝在向天下臣民通報著這樣的信息——朕要洗心革面，匡扶正統。
按照大清國的政府各部門的職能而言，要說對皇帝的態度轉變感覺最明顯的第一位當屬皇城裡的太監，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位於隆宗門的辦理軍機處。
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是大清國最高行政機關，雖然在咸豐過世之後一度出現過要讓位於後起之秀——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的態勢，但隨著恭親王奕訢的失勢，這態勢最終沒成事實，直到此時即同治十三年，軍機處這個眾政府部門中「一哥」的形象始終未有要減半分光輝的意思。
當然軍機處相對於大清朝的國家機器而言還算是個很年輕的官署，其設立於雍正年間，在此之前，國家的最高職能部門一是皇帝，第二位名義上雖然是具有滿族特色的「議政王大臣會議」但通常能把皇位坐穩的都明白自家兄弟在特定環境下或許用得著，但是絕對信不著，所以大清集團實質上的「二當家」則是沿襲明制的「內閣」，雙方合作百來年，雖然時不時有點小摩擦但總體來說也是比較愉快，其二者一起引導的大清帝國也是蒸蒸日上，滿漢和睦，四海安泰，萬國臣服，儼然是一個無冕的世界之王，誰也看不出「內閣」的穩固地位會有被其它機關取代的一天，更確切一點說，應該是在「內閣制」已經延續了四百餘年的清朝中期的社會整體觀念中，「朝廷中的最有發言權的機構是內閣，」和「國家必然要有一個君主」一樣成為一個天經地義的道理。
更何況，內閣所展示的形象比皇帝還堅固，且不論內閣裡面那些鐵骨錚錚，口若懸河，以進言被貶為榮，以勸諫被斬為無憾的士大夫們常常讓君主啞口無言，備受掣肘，前朝把嘉靖折磨得神神叨叨，成天就指望著得道升天脫離苦海，萬曆更是心灰意冷就知道鼓弄他那幾個木板用繁重的體力勞動逃避現實，掰指頭算算，這內閣制實行了四百來年，別說龍椅上的「朱顏」變了十好幾張，就是皇姓也已經換了一茬兒，唯有這內閣毅然不倒，當真可謂是「流水的天子，鐵打的內閣。」
下層的老百姓乃至於朝中的文武百官，皇親國戚所思考的充其量只是內閣中的大臣們得勢或者不得勢，從來沒人考慮過甚至是不會想到要考慮「內閣」這個機構本身的升值或是貶值。
但雍正七年對於內閣而言，無異於1929年之於美國華爾街的紐約證券交易所，內閣大學士們先是發現自己的同事裡那些」謹密之士」居然集體曠班，無故缺席，更奇怪的是一向對官員考勤很是重視的雍正竟然對此視若無睹，表現出漠不關心之態，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幾天,一眾大學士們經過多方打聽後方才知道，這些人竟都被調到了皇帝新設立的一處名為「軍機房」的官署，於是乎整個內閣都在琢磨這個在養心殿旁邊那個芝麻綠豆大點兒的地方設立的新官衙到底是幹什麼使的，直到發現自己手頭的工作越來越少，也越來越沒有挑戰性，關於軍機房的解釋文件才秘密地在全國範圍內有選擇性地公佈，說是朝廷用兵西北恐有緊急戰況難以及時相告聖上，再者則是用兵西北實乃機密，而內閣至於太和門外，給皇帝呈奏折業手續繁複，難保其間會不會出什麼岔子，洩露了朝廷的機密，故日後關於西北戰事的軍務都交由軍機房，直接與皇帝交涉解決，無需再經過內閣。
其實要說戰況多緊急倒也不見得，至少這也算是去有計劃地打別人，而不是毫無準備地被人先打上一悶棍才回擊，說啥那也肯定緊急不過康熙時候的三藩之亂。要說怕洩露機密，這大清朝建立百餘年，更機密的事內閣也不是沒有參合過，但是，畢竟戰場上的事兒都是瞬息萬變，皇上說是十萬火急，那就只能當十萬火急，誰也不敢說這軍情早報晚報都無傷大雅。
起初，內閣大學士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內閣已經開始淪落為被上帝遺忘的角落。在他們看來這個「軍機房」不過是針對西北戰事的臨時性產物，就像編修明史要找一些專業性人才聚在一起一樣，事情辦完自然就要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但是事情接下來的發展明顯是告訴了他們如意算盤打錯了時候，居安思危方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雍正這廂用軍機房這個臨時部門用得十分順手，眼看著帝國西北從愁雲慘淡變成霞光萬丈，一片祥和，也絲毫沒有給軍機房張羅散伙飯的意思，到了雍正十年，乾脆大手一揮把「軍機房」的牌坊改成了「辦理軍機處」，正式把這個「臨時工」提拔為政府常設的正規部門，使之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委以機密重任。
至此，差不多算得上是徹底宣告「內閣」這位「兩朝元老」在持續四百餘年如20世紀頭二三十年的紐約股市一樣一路看漲後，已經徹底崩盤，餘下的「舊山河」只能處理些例行事務，再無緣國家核心機密，未能蟬聯桂冠，淪為朝中的「第二小提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