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隨章侃第四十四章改字先生
（演義第四十四回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
本回演義周瑜再度出場，也是從這章開始，周瑜與諸葛亮的鬥智鬥勇展開了，這也是在赤壁大戰與赤壁之後孫劉兩家關係的大背景之下展開的兩人轉。這段時期演義著重是描寫周瑜與諸葛亮的對手戲，相比之下，曹操等人則成了配角，周瑜孔明言談之中將八十萬曹軍視為無物，讀者看到的更多的是周瑜與諸葛亮在智謀上的較量。當然，周瑜屢屢失敗，反使「既生瑜，何生亮」牢牢的記在眾人心中。
不過這也就是僅就演義而言罷了，正如我們在前文所言的，周瑜只是作者為了塑造諸葛亮神機妙算的又一個犧牲品罷了。正史中並無諸葛亮在赤壁一戰表現的記載，而在赤壁之後諸葛亮主要負責荊南數郡的政務，為劉備調配後勤軍需，他與周瑜並無衝突的記載。反倒是在演義中諸葛亮的另一位主要犧牲品劉備在正史中不乏被周瑜視為勁敵，想除去之。也就是說，演義中的孔明角色在正史中很大部分是由劉備扮演的。
周瑜在孫權執政起始到周瑜死亡這段時間在東吳政權中扮演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所謂的「外事不決問周瑜」並不能完全體現周瑜的地位，關於周瑜的地位，我們以後再另外敘述之，本章要說的是諸葛亮在引用曹操那詩的一字之改。
我們人類溝通是以語言文字為媒介，但是語言文字又是一個相當不可靠的媒介，一旦其中有一點差錯，就會表達出截然相反的意思。演義中諸葛亮為了激怒周瑜，將曹操《銅雀台賦》中「攬二橋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改為「攬二喬於東南兮，樂朝夕之與共。」這改了一字，這意思便就變了，引起了周瑜的憤怒。而清朝野史盛傳雍正奪位便是說他將康熙遺詔中的「傳位十四皇子」改為「傳位於四皇子」，這一字之改，便將皇位奪了過去。
當然，這一個演義，一個野史，我們都信不得，我們還是看正史。正史上到是有一個國外的著名例子，鐵血宰相俾斯麥謀求與法國的戰爭，苦於得不到機會，正好西班牙國王去世，俾斯麥設法活動，讓西班牙邀請普魯士國王的堂兄利奧波德親王去當西班牙國王，以便激怒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界，但是普魯士國王對法國的威脅退讓，表示不支持堂兄，在法國人再度逼迫普魯士國王做出保證後，普王拒絕了，但是卻又表示可以從長計議，並寫了一封電報說明自己的態度，電報的內容相當溫和，但是在俾斯麥手中電文發生了變動，俾斯麥沒有改一個字，沒有加一個字，只是塗抹了一些內容，原本溫和的「從長計議」變成了帶有挑釁性的「國王陛下不再有任何事情通知大使」。這個改動的電文公開在報紙上發表，引起了法國人的憤怒，從而開始了普法戰爭。
政治過於嚴肅，我們還是看看笑話，古代不少關於改錯字的笑話，比如我們都知道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便是出自一則笑話。說的是宋代一州官田登忌諱別人說自己的名字，進而連諧音字也不能說，如「燈」便不能說，不能寫，於是衙門內便將「燈」說成「火」，這「點燈」便是「放火」，到了元宵節，現在元宵氣氛越來越淡，但是古代元宵乃是大節日，是全城都要點燈結綵的，於是衙門按規矩貼出一張告示，自然還是要避田老爺的忌諱，這告示上就寫：「本州依例放火三日。」於是便有了這「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笑話來。
這是中國古代對自己姓名的忌諱，古人對自己的姓巴不得天天放在嘴邊，生怕別人不知，但是對於名就很忌諱了，之前有一章就說過，古人之所以取字便是因為名不能讓人隨便稱呼的關係。比如對皇帝名諱，古代假如行文遇到有皇帝的名字，就要用其他字代替，所以我們有時讀古代原文會覺得讀到一段不通或者有別字，那很可能就是遇到了當時皇帝的名字，如唐太宗李世民，這「世」「民」兩字都是很常用的，那也要避開名諱啊，於是遇到「世」就用「系」「代」字代替，而「民」就用「人」字代替。在我們知道古代有一個戶部，但是其實原來叫民部，就是因為避唐太宗的名諱就改成戶部，沿用至今，另外觀音原本叫觀世音，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不過李世民的名諱實在是太普遍了，後來乾脆下令，只要不是連用「世民」兩字的，也不用避諱了。
不過這種避諱也不用太過在意，除了寫書的時候注意一下，誰會每天注意那些字和皇帝的名字是否相干，所以在唐太宗的時候，這「民」字也是天天被人叫著，太宗自己也叫自己名字呢。何況後代一些皇帝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還乾脆自己造些字出來，那就更不用擔心了。
再說一則笑話，前段時間流行說三國中的某某為女人，其實這不希奇，早在古代我們的老祖宗便這樣做了，唐代一為叫李可及的優人，也就是演員，他一次表演說儒，道，佛的創始人孔子，老子，如來都是女人。為什麼呢？他用了三家的經典來作證，但是都歪用了，如《金剛經》中說「敷坐而坐」，他便說是「父坐兒坐」，父親坐了兒子再允許坐，要不是如來是女人，怎麼會這樣家教呢。再說《道德經》中說「吾有大患，為吾有身」，這「有身」就是懷孕的意思，他便說老子不是女人，為何害怕懷孕呢。《論語》中說「我待賈者也！」，他讀作「我待嫁著也！」假如孔子不是女人，那為什麼要待嫁呢。一番歪解，贏得當時在場的皇帝大笑，賞賜豐厚。
李可及是歪解了三家的經典，但是實際上各家典籍也是與原來的本意大大不同了，這就是要拜自古以來的各家註釋解說的緣故，而且時不時還冒出來真假經書的事。道佛和基督等宗教就不用說了，雖然都有各自的經典，但是對於經典甚至某個事件的解讀不同，很容易便分成多個教派，基督教有天主教，基督新教，東正教的區別，其中下面還分很多小教派。伊斯蘭教遜尼派和什葉派只要是關心中東局勢的人也知道，佛教更是複雜，大乘小乘，漢傳藏傳南傳，就連信奉禪宗這一系都有無數的派別。再說道教吧，我們在第一章便說到了，這道教是東漢才起源，就在這末年張角的太平道和張魯的五斗米道便不算同一家的了。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多的教派，關鍵一點便是對於經典的不同解讀，歷史上無數的能人志士們都做過這改字先生，將那些經典著作改成為自己所用東西，便就拿儒家來說吧，一般認為最能體現孔子思想的是《論語》，但是《論語》一書不是孔子所寫，而是他的學生對他平時言論的整理，（有說孔子收集整理《詩經》，為《易經》做注，寫《春秋》的說法，但是四書五經中的四書都非孔子所寫）這其中是否遺漏，學生對孔子的想法是否理解透徹先不說了。就說日後對四書五經的註釋就有很大分歧，很多儒家學者因為看法不同而分庭抗禮，其中不乏歪曲其書者，就拿西漢董仲舒來說，他是當時的集儒家之大成者，被認為是儒家大師，奠定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但是他所說的「天人感應」和孔子的「敬鬼神而遠之」便是衝突的。兩漢時期，因為對經書的分歧，還產生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的分歧，兩漢經學發達，出現了東漢末年鄭玄這樣的大師，（演義中說劉備拜鄭玄為師）他們所依賴的便是對經典的解讀，之後唐宋再興的新儒學，南宋朱熹完成的程朱理學，王陽明的心學，莫不是建立在這些儒家經典的解讀，不過的讀法就有不同的概念，換句話說，這些大師們都做著或多或少的改字先生。
怎麼改呢？在下才疏學淺，對這方面也沒做過太過的鑽研，就隨便舉個例子吧，深了我也說不出來。我們知道有一句話很出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論語》中孔子說的，但是問題是古代是沒有標點符號的，現在的標點符號都是後人加上的，大都是通過多年的閱讀習慣，但是問題這些閱讀習慣又是和前人的自己的想法有關。比如這句話就可以讀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一來就成了孔子不想讓大家知之，有愚弄人民的意思，但是我們換種讀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概念就完全不同，成了有教育民眾的意思。或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是一種讀法，假如將標點放在其他地方，還會有更多的讀法，也就有更多的解釋。而且假如放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又會有其他的解釋出來，這還是僅僅一句而已。由此，我們可知，古代這些學者還當真不會閒著沒事可幹的。
自然，儒家大師都是小打小鬧，畢竟終究還是要做學問的，不敢太過亂改。所以都沒康有為做的徹底，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乾脆做了一個《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這樣的文章出來，將整個儒家學說的基礎都改了，還成就了康聖人的美譽。不過在現在看來，這位康聖人的政治熱情比學術能力高漲了許多，他的改動更多的是為政治服務，政治意味太重，不會在儒學上留下太大的痕跡。
政治和學問還都是太嚴肅了，我們還是說文學吧，文學家才是真正的改字高手，而其中以詩詞最甚，賈島為「推」「敲」兩字巧遇韓愈，王安石改十幾字再定下「春風又綠江南岸」這般的佳句，都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何不知這妙手乃是詩人斟酌推敲，字鍛句煉才得出來的。甚至有詩人為詩嘔血的。畢竟如李白這般的天才少，大多數人還是要如杜甫一般苦思煉句，白居易這般改易才能成作的，只是即便如此，能如杜甫白居易這般成就的也是鳳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了。
若要真做改字先生，還是這最後一種更好些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