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的水情對於中樞諸公而言，還算不上什麼一等一的大事。進入癸卯年（1903年），大事一件接一件，直有令人目不暇接之感。濟陽決口似乎就算不上什麼特別重要的大事了。朝廷在接到山東省的報告後，只是發了道上諭，表彰卓有勞績的威勝軍右翼官兵，賞銀一萬兩以示褒獎。對於山東地方及駐山東北洋軍，上諭連提都沒有提。
朝廷的事情確實多且煩。
如果講這兩年的主要特點，無疑是新政唱著主角。從前年冬算起，不到兩年的時間裡，朝廷迅猛地奔跑——新政的力度遠遠超過了戊戌年康梁的那些主張。
新政的主要主要方面有三個：第一是提倡和獎勵私人資本辦工業；第二是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第三是改革軍制，建立一支足以抵抗外侮的強軍。
提倡和獎勵私人資本辦工業，做的最好的是江浙和魯南。據統計，資本總額在一萬元的民營企業，1895~1900年僅為104家，資本總額2300餘萬元。從1901年起，民營資本迅速增加，以魯南為代表，在短短兩年內，開辦的實業超過了70家，竟然形成了資本總額上千萬的實業集團，不能不令人側目。江浙的經濟實力本來就很強，以狀元郎張謇的大生紗廠為例，自1901年，廠子也進入了飛速發展的時期，實力增加了數倍。而陝西、四川、兩廣、兩湖的私營企業都在飛速發展中。目前還沒有詳盡的數據，但據估計，兩年來，私人資本在工業領域至少增長了兩倍有餘。
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更是成績斐然。袁世凱創辦山東及直隸大學堂，張之洞創辦兩湖大學堂，四川總督奎俊創辦四川大學堂——各地的督撫們憋著勁兒地辦新式學堂成了一種時尚，好像一省之內不辦一所新式學堂就丟份子似的。
而這些新式學堂的課程設置，是千百年來只知聖賢典籍的國人聞所未聞的：物理學，化學、力學、植物學、農學、工程學、數學、地理學等等。看看京師大學堂的課程設計吧：政治總義，大清會典要義，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國家財政學，各國行政機關學，各國土地民物統計學，警察監獄學，各國近世外交史，各國理財學術史，教育學，交涉法，法律學原理，各國政治史，各國憲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國刑法總論……
當局注意到了與世界的接軌，卻沒有想到當學生們接觸到這些知識後，會產生何種後果。
國內的教育如此，派遣學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後，朝廷鼓勵遊學，著名總督，清流領袖張之洞都將兒子自費送到了美國，連《紐約時報》都做了報道。國內一時間出現了留學熱，以留學日本最為常見。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有一種令中國人癡迷的清新空氣，留學生以為看到了新世界，連梁啟超都撰文說，「戊戌亡命日本時，親見一新邦之興起，如呼吸凌晨之曉風，腦清身爽……」瞧瞧吧，保皇黨的領袖在日本是何種感覺？
新式教育辦的轟轟烈烈，幾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詞。但清廷沒想到的是新式教育從思想上和組織上給自己找了掘墓人。學chao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在官僚們看來，那幫學生火氣太大，昔日的師道尊嚴被摧毀了，學生們變得桀驁難馴。南洋公學數百學生因為一件小事竟然集體退學，那件事不過是教習禁止學生閱讀報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輿論的開放也是新政的標誌之一。兩年來，各地的報刊如同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讓大清國的知識分子們不知所措。閱讀報紙成為極時髦的舉動，無論官方還是民間，似乎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百姓只要肯讀報紙，民智即可開啟。
報紙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門，由鼓吹旅遊的，還有公開徵婚的。這些都不算，更多的報紙涉足了政治，對大清朝充滿了批評，比如鼓勵剪髮易服的，簡直就是造反嘛。
《蘇報》案的審理，為清廷敲響了警鐘，讓清廷意識到了報紙的威力。當一些別有用心的知識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個用武的平台——媒體後，作用之大簡直出乎清廷的最壞考慮。
新式大學堂的設立，報紙的興起還算是精神領域的東西，物質領域的變化也蠻大。有線電報的普及，溝通了中樞與各省的聯繫。使得重要的消息馬上便可以傳過來。而各種奇技淫巧的東西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帶給人們生活方便的同時也改變著人們的思維，即使是守舊勢力最為強大的京師，來自魯南兩大實業集團的新鮮玩意兒——從服裝到交通工具，從西藥到電燈，強力衝擊著京師的生活。
最後一點就是軍制改革了。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為敏感的東西。
慈禧對於軍制改革持慎重的態度，特別是她最為倚重信任的榮祿病重之後，這項工作事實上進展很慢。
但局勢的變化卻由不得慈禧持重。
問題來自東北。按照協議，借拳匪之亂佔領東北全境的俄軍第二期撤軍期滿，應當撤出奉天北部及吉林全省了。但賴在東北不願意走的老毛子借口日本人在朝鮮一側放火燒林，援引「無他國牽制」的條款拒絕撤軍。俄國駐華代辦普蘭森向清政府提出七條照會，要求東北境內不得開商埠，各國不得設領事，清廷不能滿足，俄軍就不會撤離。
清廷自然不能答應俄國人蠻橫無理的要求，即使清廷想屈服，英、ri、德等國也不會答應。所以，俄國人就死皮賴臉地賴在東北不走，他們算是看清了，僅靠清廷的那點武力，拿自己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俄國人獨霸東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也昭示著李鴻章當初以俄制夷的外交路線徹底失敗。事實證明，近五十年來，大清朝對外吃虧最大的不是日本人，更不是英法，而是自己的北部鄰居。如果老毛子賴著不走，祖宗的陵寢之地該如何自處？割讓整個東北給俄國嗎？
1903年上半年，朝廷外交上最大的難題就是東北。由此引發了政治和軍事兩方面的深刻變化。
先說政治。東北因為地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與關內的治理有著很大的不同。不設督撫而是靠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將軍管理的。文治不修也就罷了，武備鬆弛到難以忍受的程度。東北地處國防一線，滿清所謂的國防武力，別說對付入侵的俄軍，便是滿地的鬍子也沒什麼好辦法了。這種情況下，提出在東北改革祖制，設立督撫的呼聲ri高，其出發點是先理民政，後辦軍事。將東北的財賦打理順當了，整頓武備就有了條件。
袁世凱指使自己的老朋友徐世昌上書朝廷，指出保衛我大清龍興之地，非得足食強兵不可。而施行新政是唯一的途徑。久歷官場的徐世昌當然沒忘藉機大拍了一氣慈禧的馬屁，將皇太后主導的新政成績大大地誇讚了一番。徐世昌列舉了關內辦新政的成績，認為東北土地肥沃，物產豐饒，只要用心去做，一定可以做出成績來。所以，徐世昌提出了在關外實施新政的一攬子計劃，儼然以主政關外的面貌出現。
可徐世昌的折子被留中，慈禧未置可否。
初夏，纏綿病榻的榮祿終於去世。滿洲權貴又少了一位頂樑柱。榮祿的去世是一個信號，標誌著中樞老一代政治家的凋零。袁世凱等新生代政治勢力徹底走上前台，成為了滿清中樞最具活力的力量。
徐世昌盯住了關外，建議朝廷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的主張立即傳遍朝廷。其改革官制的建議遭到盛京將軍趙爾巽等舊派官僚的反對——怕分權出去。吵吵嚷嚷了幾個月，終經慈禧聖裁，決意在東北改革官制了。最高當局做出了決策，下面開始為增設的督撫崗位鬥爭。位子就那麼幾個，各派都盯的死死的，都想藉機擴大自己的勢力。山東的水患比起這件事來就微不足道了。
七月，醞釀已久的商部成立，以滿清貴族載振為尚書，工礦業額鐵路均歸該部。重農輕商數千年的中國終於懂得了商業的重要性了，但以農業為基礎的傳統文化，遂行崩解，這卻是朝廷未曾想到的。
東北局勢危急，也給力主改革軍制統一編練陸軍的袁世凱以最好的借口。袁世凱上奏慈禧，分析了國防形勢，認為最為緊要的是西北和東北。邊防吃緊，現有兵力卻嚴重不敷分配，於是附帶拿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全國範圍內編練新軍的計劃，總數竟高達三十六個鎮（師），認為如將三十六鎮編成，國防無虞矣。
編練三十六鎮新式陸軍對於當下的滿清朝廷而言不啻是天方夜譚。儘管袁世凱那個雄心勃勃的建軍計劃打動了慈禧。錢從哪兒來，軍官從哪兒來？都不是一句話的事。袁世凱立即拿出分步實施的意見，第一期先建六鎮陸軍，以拱衛京畿。這個方案就比較靠譜了。於是，大家又盯住了北洋六鎮，都想在其中分一杯羹。
慈禧很重視新軍的編練工作。其中的核心是滿族武裝的建立。兩年前組建威勝軍是榮祿的主意，目的在於打造一支絕對忠於朝廷的新軍。先期編組右翼是無奈之舉，既為酬功，也為牽制一家獨大的武衛右軍。所以榮祿才建議將威勝軍右翼派回山東。
等辛丑條約簽訂，聯軍逐步撤出京師，威勝軍左翼的編組也就提上了議事日程。按照慈禧與榮祿商定的計劃，威勝軍左翼完全招募旗丁，是一支純粹的滿洲武裝。但寄予無限希望的旗人武裝的組建卻不順利，由於榮祿的病重，這支部隊直到去年秋天才算編組完成，戰鬥力就不要提了。好在袁世凱乖巧，知道太后的心病，出面組建了四個營的「京旗常備軍」，這樣旗人的武裝超過了十個營，看上去有點意思了。在袁世凱的方案中，將第一鎮的番號留給了旗兵，以示對國朝武裝的尊重。
實際要爭奪的，是剩餘的五個鎮。其中最為核心的，就是威勝軍右翼的問題，是將其拆散打入別的鎮台，還是以其為核心單獨組建一個鎮台？這個問題，成為了1903年夏秋最讓朝廷關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