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當時的一分區鋤奸委員會在楊司令主持下開會做出決定,放出被關押審查的楊浩。並將這一決定上報到晉察冀軍區鋤奸部。這個小子在背後對新上任的鋤奸科長楊德才(老科長羅文坊,剛調到冀中軍區任鋤奸部部長)說:「科長,這個人不能放。他記性極好,又會玩槍,他將來找上門來報復咱們怎麼辦?」
沒想到差不點被隔離審查又槍斃的主沒有背叛八路軍,鋤奸科自己倒出了叛徒了。
抗戰不是天天打仗殺鬼子就一下子過去八年的,八年的時間裡無數發生的故事大部分都淹沒在歷史的長河裡了,咱們把故事再回到1939年秋冬季的雁宿崖、黃土嶺戰鬥。那一次戰鬥的最後關頭,八路軍為加速全殲鬼子,在楊司令的大聲吆喝下,最後發動了肉搏戰進攻。楊浩揮舞著大刀衝了上去,砍向鬼子。
當時連高度近視眼的作家魏巍,從未參加過近戰肉搏,都端著步槍大喊著衝了上去。因為當時確實已經到了最後的關頭,每一個人都退縮不得。打的疲憊不堪的鬼子又餓又累,已經沒有了還手的能力,只能做垂死的抵抗。高糧在那次戰鬥中負傷,被抬了下來,傷癒後到了戰線劇社,再沒有回到三團。
將近十年後,楊浩在華北步兵學校三查三整的「自查」收尾會上談起這次戰鬥,說那時他的心裡跟明鏡似的。有許多戰鬥,說「勇敢」,那只是一方面,人們往好了說的那一方面。其實有時候人們奮勇衝鋒殺敵,完全是由各方面的因素所決定的。或者說,是由特定的人、特定的環境所決定的。
那時剛恢復自由不久的楊浩,因「日本特務嫌疑」曾被關押審查,受到嚴刑拷問。他當時最急於要做的,就是要在戰鬥中洗刷清自己。摘掉「特嫌」的帽子。而且在那時,他不知道在背後誰是鋤奸科的「兼職」幹事,暗中監視著他。
一看他畏縮不前,能夠當場執行「戰場紀律」槍斃了他。那時候任何一個排長、連長、指導員的手中都有這個權限。所以明知前進是死、後退也是死,不如前進死,還落一個清白的名聲。
更何況,前進未必是死。死與活的可能各佔一半。既然如此,與其死在自己人手裡,還不如死在戰場上,死得其所。想到這裡。他揮舞著大刀就衝上去了。當然戰場表現比魏巍那個真正的書獃子要勇猛的多。
據說。雁宿崖、黃土嶺戰鬥結束。將楊浩從一分區三團「外放」到平西根據地,參加挺進軍開辦的《挺進報》。調動的主要原因,平西挺進軍挺進報需要辦報的人才,需要他棄槍拿筆。這只是原因之一。
而據說真正的原因,就是一分區有人忌諱楊浩會記仇,怕有一天楊浩提著槍找上門來報復,所以將楊浩遠遠調離開一分區地盤。以後楊浩奉調回來,又要他棄筆拿槍,留在司令部系統,說明對他的防範心減小了。
好在由於當時駐地條件的限制,一個村子只能駐得下一個機構,司令部與政治部很少駐在一起。他們兩個機構的幹部不常見面。否則被毒打者和打人者經常見面,那將是一件很尷尬的事情。
李青川還說:「你記得前些天,敵工科長劉原亮,突然帶著幾個政治部的幹部來找咱們嗎?問了一通李鐵石的情況,平時都跟誰常交往?跟誰的關係最好?問他劉原亮什麼原因?他還支支吾吾的不說實話。看來。當時把咱倆都當成嫌疑人了。「
「他李鐵石跑了,跑就跑了唄,有什麼可保密的?一分區跑的人多了,還在乎一個小參謀李鐵石?剛才我氣鼓鼓的去找劉原亮,你小子拿我當可疑分子,老子要跟你算帳。結果劉原亮不在,碰上偵察股長韋統泰,那個山東人。」
「他跟我說,那次劉原亮來調查,是楊司令的吩咐,要查明兩件事,一是李鐵石几個分區機關幹部叛變,是不是這裡有敵人的特務組織策反的?二是李鐵石有沒有帶走什麼文件?調查的結果令人放心。李鐵石他們是受不了這個苦才跑掉的,跟我們並沒有血海深仇。楊司令當時說:跑就跑吧。強留客,留出仇,不如不留客。我們現在太窮了,留不住這樣的人。狗都不嫌家貧。他們連狗都不如。由他們去吧。」
接著跑掉的是分區機要科的電台台長劉長生,又一個經過長徵得到組織上極度信任的紅軍幹部,而且掌握著許多一分區最機密的消息。
他是在大約立夏時候悄悄跑的,正是新糧還沒有下來,一分區由於斷糧,每人每天四兩黑豆玉米核糊糊,幸好野菜樹葉都下來了。他跟李鐵石他們結伴跑不一樣,他是自己一個人悄悄溜走的,臨走時還帶走了全晉察冀軍區的電台密碼和聯絡呼號。
他也到了易縣縣城,投奔了趙玉昆。一分區所屬的各團也不時傳來消息,某個團的某個幹部或戰士悄悄跑了。有的是不辭而別,跑回自己家去了;還有的跑到了敵人那裡,叛變投敵當了漢奸。那時候,幾頓飽飯就可以引誘一個人叛變投敵,分區開始提倡「貧賤不能移」的氣節教育。
那個時候,一分區機關糧站,專門負責保管分區各部隊軍糧的地方,一個姓李的司務長因飢餓難忍,利用職務之便,貪污了五斤小米被查了出來。
五斤小米,一聽就知道,無非是飢餓得久了,饞糧食吃,自己給自己「改善」了一下。司務長被抓住後,悔恨交集,根據晉察冀軍區下達的「貪污五斤小米以上要被槍決」的指示,司務長自己要求執行槍斃。楊司令是「慈將」,考慮再三,終於網開一面,沒有槍斃司務長,從寬處理。
為了搞活經濟,增加收入,一分區號召幹部們進行「生產自救」,每個幹部都要根據自己的特長選擇生產任務。分區機關各部門分別建起了自己的捲煙廠、中藥店、白鐵鋪、油漆店。造紙廠、織布廠。
李青川、楊浩的身體一直都還可以,還是沾光在吃食上,比別人要好一些。這時沾了常下部隊的光。抗戰年間,分區機關的幹部出門在外,也是要帶自己的糧票的,但這是吃地方上老鄉家或村政府的飯時才付。
到了部隊,尤其比較靈活的各地方支隊、縣大隊、游擊隊,都能混一頓飽飯吃。因為這些地方部隊有自己不同於主力八路軍的糧食及肉菜來源。你到人家那裡去,指導人家訓練部隊,人家管你頓粗茶淡飯吃飽。也是人之常情。
楊浩還有一個有利的因素能為自己調劑生活。就是靠寫文章來賺點稿費。抗戰年間的晉察冀。根據地的報刊雜誌為了保證自己的稿件來源,對那些經常性的作者實行稿費制度。
稿酬雖不多,有時就是幾元錢,有時連錢都沒有。就是幾方聯郵票。從一元、二元、四元、五元到最大面值的二十元郵票,被挺進報編輯部用來付給作者充當稿酬。是不是曾經在挺進報編輯部幹過的緣故?總之,那時候為挺進報寫稿沒斷過稿費。
那個年月在晉察冀根據地,郵票也可以充作邊區票當貨幣使用。楊浩用自己的這些稿費,從老百姓那裡買了一群雞仔,大約有十幾、二十來只,作為自己的「生產自救」任務報了上去。隨著時間的發展,雞仔一天天長大,也開始一隻隻失蹤。
到了最後。只剩下了最後的一隻雞,養在了楊浩、李振軍合住的那間房子裡。當然,這隻雞最後也難逃被偷吃掉的厄運。1942年底,原冀中十分區的幹部合併到一分區來的時候,這最後一隻雞也被半饑半飽的十分區的人給偷走吃掉了。
幾十年後。那個曾經偷雞的小青年爬到了基地軍政委一級的幹部,但每當老幹部坐在一起的時候,他還是會津津樂道的談起偷雞吃的往事來。
楊浩清楚記得,楊司令在機關幹部生產自救會上特地宣佈:「年底,部隊每個生產組都要完成生產任務。完不成任務的,允許另想辦法。」
這個「另想辦法」十分重要。楊浩跟李青川一個生產組,這個訓練科生產組原本是養雞。結果都養成了他人的腹中之食,氣得李青川當街跳著腳罵。楊浩準備用稿費相抵,可包括李青川在內的大傢伙反對。
後來找到了解決的辦法。那時作戰科、偵察科、鋤奸科、敵工科幾個部門合夥,由司令部那個便衣偵察班帶領,與地方游擊隊合作,到敵占區割電話線和其它敵人的軍用品,用來變賣或換東西代替。
楊浩找到他的好朋友,當時在三團偵察連當指導員兼武工隊隊長的王棟,從敵占區搞東西來交上生產任務(什麼東西記不清了)。把李青川高興得哈哈大笑:「這不是像水泊梁山一樣了嗎?咱也都做上無本生意了。」
1944年初晉察冀整風,1948年初「三查三整」,楊浩被提意見最多的,是「在同志中缺乏是非原則,搞吃吃喝喝的朋友關係」。在楊浩老父親的筆記本上,常寫著「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楊浩從小離家,一直是受這個古往今來的名言來維持的。所以,他的錢包就是朋友的錢包。沾光的是他身邊幾乎所有的人。
48年,華北步兵學校搞「三查三整」,運動收尾,鄭旭煜最後總結時為楊浩說了好話:「楊浩是從一分區過來的,我對他很瞭解。他有許多缺點,比如黨性不強,組織性不強等等。但他也有許多的長處,主要的一條就是不自私,從不吃獨食。在最困難的時候,即使身上有最後一點吃的,他也能拿出來和其他人分享。」
當然那時也有人不同意鄭旭煜的這個說法。有人在當面和背後說楊浩的壞話,說楊浩「與人分享」這是大少爺習氣,「只有柴大官人那樣的富家出身的子弟才會有的怪毛病」,楊浩從小沒吃過苦,挨過餓:「餓上他幾年,讓他受窮,到那時,再看他還充什麼大方不大方?」
在一分區,有時,遇到老鄉家殺豬,楊浩的身上又有幾個錢的稿費收入,於是一些人會慫恿他,到殺豬的老鄉家裡。他們錢少,買不起許多肉,就買它一些價錢便宜很多的豬下水回來。然後找一個大鍋或鐵皮桶煮它一熟。等煮好後,招呼身邊的朋友熟人都聚過來,見者有份,大家都來改善一頓。連房東一家人也跟著沾點光。那時能有一頓肉吃,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大家都像過節一樣高興。
楊浩的這個喜歡請客的習慣,一直持續到解放以後。進京城了,新中國建立,但那時還是實行的供給制,幹部們都窮吧吧的,手裡頭沒幾個閒錢。每逢楊浩拿到稿費,有什麼好吃的了,不管是烤鴨、紅燒肉或是什麼,哪怕就是個現在看來最普通不過的豬油蔥花餅,當年卻是非常稀罕之物,他還是沿用老的習慣,總要招呼:快打電話,問問xxx、xxx、xxx他們吃不吃?要是吃,都過來吃……
楊浩的新婚妻子聽了好笑:「你好好看看,你們都不是單身漢了,那些人現在也都一個個結婚成家了。你打電話要人家過來,人家的老婆怎麼辦?在家裡吃大灶?再說了,人家跑半個北京城就為了到你這裡吃頓好飯?缺了你人家就吃不上好吃的了?」
楊浩一聽有道理,這個從抗戰時期形成的習慣漸漸才淡漠了。在當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年代,可別小看了這幾角稿費,對改善生活不無小補。
大約在1958年,「華北軍區」改名為「北京軍區」的時候,楊司令為了搶救一分區史料,派北京軍區的幾個秀才魏巍、藺柳杞幾個人重返狼牙山地區,搜集抗戰素材。魏巍回來說,抗戰過去了十幾年,一分區司令部、政治部駐地的那些房東,早已忘記了自己的房客曾經有誰。唯獨楊浩住過的房東,還記得牢牢的,詢問:當年給我們家吃過幾次豬下水的大楊浩,在哪裡呢?
可見,沒有文化的老百姓,對「吃」的記憶是最真實的,也是最牢固的。
再多說一句。風水輪流轉。抗戰勝利的半個多世紀之後,就像一分區八路軍曾經賴以為生的野菜、粗糧、黑豆成為當今最佳的健康食品一樣,豬下水的價格也遠遠超過了豬肉的價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