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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二百八十六章 依法治國(上) 文 / 西南北無家

    朝堂。

    陸秀夫與朝廷的七位尚書重臣,趙與珞、王德、徐宗仁、陳宜中、趙樵、謝枋得、冉安國,包括代替楊亮節前來的御史台的夏士林,面對著「他們的陛下」,均默然不語。

    至於帝國那個狡詐的陛下,則在龍案前踱來踱去。

    某人就是坐不住。

    終於某人停了下來,看向了眾人,並打破了殿堂裡的沉悶。

    「老師,各位愛卿,您們能否告訴朕,我大宋究竟應以何種方式治理天下?」

    眾人一怔,隨即全看向了陸秀夫。

    我們說,行朝近來所關注的焦點,肯定是楊亮節一事。因為這是行朝上岸之後、甚至是自瓊州開始,首次出現的官員「逾規」,而且「逾規」之人還是國戚。

    事實上,老楊向外搗騰糧食的原因,朝臣們均心知肚明。

    蘇劉義都能清楚的事,他們更不可能不清楚。

    甚至就是楊亮節不會為此事丟官,同樣在許多人的預料當中。

    這是由於,老楊是「國舅」、「功臣」先不提,當初行朝在瓊州、流求實施糧食的榷賣榷買之政時,所訂立的條例中就沒有相關官員懲處的內容。

    出現此種情況的原因是,那時候就沒人想過朝廷的官員會去買賣糧食。

    跟隨行朝到海上的臣民,實際上多屬於「外來人口」,他們原先在瓊州、流求均無田產。後來有,是因為行朝施行了分地開荒的政策。並且當時除了一些家人,在陛下「以後會有更多更好的土地」忽悠下,朝臣們又沒分到。故此,朝廷官員手中不可能有多少私糧,也就沒有了私下裡從事糧食買賣的條件。

    趙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等瓊州官員在當地有田產,可他們在老趙的領頭下,早已把家裡的糧食都捐獻了出來。

    再加上當時「求存」的壓力,也沒幾個人有這樣的小心思。

    所以,朝廷所定的懲罰措施,主要針對的是一般百姓和商人。

    但楊亮節的這件事一出,在令人吃驚之餘,對有些人來說,無疑是對這個仍處於戰時狀態下的朝廷敲響了一次警鐘。至於另外一些人,他們看到的當然是「無情」。

    某人眼都不眨一下、輕描淡寫地就將曾經救過自己命「舅舅」的糧全給「收了」,這就足以顯露出其性情中潛藏著的某種「陰狠」。

    並且所有人都知道,以某人「陰險」、「狡詐」的性格,出了這麼大的事,他少不得事後還要借題發揮。

    雖然他從江南回來之後,一直沒有舉行朝會,可今日卻將朝廷的重臣全召集了來,所為何事,還用想嗎?

    帝國的重臣都是明白人,既然某人要來事,他們自然在沉默中等待。

    只不過某人一張口,議題又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所以他們全看向了陸秀夫。

    和某人最近、也最瞭解朝廷裡事情的,就是這個陸君實了,這話只能由他來回才合適。

    陸秀夫頓了一下,隨即回曰:「陛下,治理天下,自當應以仁、孝為本。」

    這的確是一句中規中矩、冠冕堂皇之言。

    但帝國陛下則不置可否。

    見仍沒人說話,陸秀夫只好接著言道:

    「陛下垂詢,想必對此已有所見,不知可否讓臣等一聞?」

    陸秀夫是瞭解他好學生的,這個狡詐之徒就從來不會無緣無故地發問,尤其是在這朝堂上。儘管他也不知道這個令人難以揣測之人真正所想,可就憑對其為人的瞭解、以及剛才問話,他實已於內心裡隱隱約約地猜到了點什麼。故此,他就來了個「拋磚引玉」。

    聽了他所言,帝國陛下笑了笑:「老師,諸位愛卿,治國以仁、孝為本,自然理所應當,但這只能算是宗旨。宗旨就還要將其落到實處,否則,就顯得空泛了點。」

    眾人的神情露出了慎重。

    此時他們都知道,真正的戲目要開場了。

    陸秀夫再度開口:

    「陛下灼見,臣等願聞其詳。」

    在眾目睽睽之下,帝國陛下淡淡地回曰:

    「朕認為,要想貫徹仁、孝為本的宗旨,治理好這個天下,朝廷就必須做到依法治國。」

    簡單吧?後世差不多已是人人耳熟能詳的概念了。

    但他的話音一落,眾人先是一怔,隨即神情大變。

    見他們如此,身為帝國陛下的東暗自歎了一口氣。他是能夠猜出此時的眾人在想什麼的。只不過無論是為了現實、還是將來,他又一次無法退縮。

    尤其是他還清楚,自己越是想在這時代發展商品經濟、乃至於將來使整個大宋達到所謂更高級的市場經濟,他就越是要施行真正意義上的依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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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兄弟們都知道,自有交換開始,人類就有了私利,在交換中再加上「錢」這個媒介,從此人類社會踏上了「商品經濟」的道路。

    市場本是交換的場所,當它的形式、內容、範圍等等不斷擴大,並深入到人類社會的各個角落之後,就從商品經濟又發展成了市場經濟。

    深化、發展商品經濟的確能推動社會的經濟發展,因為對私利的追求,個人有了更大、更持久的熱情和動力。

    這點亞當·斯密在他的「看不見的手」中講得最白、也最**裸。

    他在《國富論》中是這樣寫的:「個人所追求的,僅僅是他一己的安全和私利,但當他這樣做的時候,卻彷彿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幫助實現另外一個目標,儘管該目標並非是他的本意。追逐個人利益的結果,是他經常地增進了社會福利,其效果要比他真的想要增進社會的利益時更好。」

    亞當·斯密的這番話,不僅是後世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或「市場機制」的理論基礎,而且是十八世紀所謂「ziyou放任經濟時代」的政府信條。整個早期資本主義就是在這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但亞當·斯密這番話所表述的,實質上仍只是一個理想化的狀態。

    因為人類過往的行為早已表明,個人對「私利」的追求並不完全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甚至還有很大的衝突;不僅使整個社會「私yu」橫行,甚至還會導致社會的混亂。

    事實上,歐洲國家早期的資本主義歷程,早已為此做了註解,並且恰恰就是它們當時所表現出來的諸多弊端,成為某主義產生的重要社會原因。而某主義的出現,又直接導致了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二戰後的重大改革,甚至在這過程中還借鑒了一些某主義如國家干預經濟、以及社會福利政策等做法。

    後世共和國在二十世紀後期、二十一世紀初期的大變革中,社會上所暴露出來的許多問題,其實也與此有關。因為既然是搞市場經濟,儘管政府沒有公然宣揚追求個人的私利,但實質上就是在縱容、或鼓勵,世風當然要變。

    所以,發展「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固然有其「利」,同時也有先天性的、嚴重的、甚至是致命的「缺陷」。講白了,就是它的這個「利」、以及「缺陷」,都來自於一個「私」字上,不能光看到它的「利」,而不提其「弊」。

    說實話,兄弟我有時候真的不明白,這麼簡單的一個實質性問題,在討論社會上出現的種種弊端時,那些肯定看過經濟學書的「專家」、「教授」為什麼很少提。難道是他們沒仔細看書,亦或根本沒看懂?

    我們的先人早就說過:「凡事有其利,必有其弊。」

    並且於事實上,他們曾找到、或實踐了三種方法以對付「商品經濟」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法治」,即:「用其利,限其弊。」這個「限」,就是通過法律來「限制」其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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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已經改革了帝國的貨幣制度,又弄出了國債和銀行;既清理了土地,還初步整頓了稅收。那麼下一步,顯然他就是要在這個煌煌大宋朝全力發展商品經濟了。

    換句話說,他也是要鼓勵和縱容宋人追求更大的私利。那麼,為了限制由此而必然會出現的弊端,他就不能不於現在強化整個大宋守規矩、**制的觀念、以及相關的執行力度。

    客觀地講,自東到了這個時代、登上「大位」之後,他的確還是非常注重「法制」的,這自然是由於他作為後世之人所擁有的觀念。

    憑他所具有的見識,楊亮節一事的出現,根本不出他的意料之外。這是由於,從行朝在瓊州求存,到復國江南,有些人的想法必然會出現某種變化。而且他還知道,他已經、或即將面對的到底是那些人。

    在這個狡詐之徒的內心裡,這件事的出現,也不過就是他做某些事的一個契機。

    但是,他在這時代提出「依法治國」,肯定會再度捅了馬蜂窩。因為在中國古代講「法治」,眼前這些飽讀詩書的夫子必然會想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法家」。而「法家」又是與「暴秦」、以及「焚書坑儒」聯繫在一起的,甚至在有些儒生的眼中,它都可以算是「儒家」的死敵。

    更重要的是,他前面還**裸地弄了類似於秦代的「軍功授田」。您說讓朝中的這些夫子們會怎麼聯想?

    兄弟我也開始踏入了深水區啊。

    東淡淡地看著面前的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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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章本來應屬於《規矩》系列,但考慮到內容很多,所以又單獨拿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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