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債和槓桿效益，可以使貨幣管理機構有個很強大的工具。quanSHU.cc
銀行的利率也是一個很強大的武器，這樣榜樣的力量，足矣可以部分解決屯錢導致的危機。
比如，皇家贊助的簡單農具和肥料的科研項目，取得了初步的成就。然後朝廷通過司農寺，把幾種結構簡單的，可以用人力或者畜力驅動的播種機，割草機等的農具，免息貸款或者補貼價格出售給農民。
由於海外殖民地的開墾，以及更多水利設施的修建，能夠耕種的土地變多了。如果還是使用原始農具，農民能夠耕種的土地是有限的。而且體力成為限制農民生產力的主要因素。
身體強壯的人，能賺更多的錢；婦女和體弱者，則會遠遠不如。如果某個地區的生產水平提高，這些收入偏低的人群就會迅速淪為貧困人口。
貧困也就算了，要是拖累了整體的經濟發展，李治可就不願意了。
這個援助落後地區農業發展的項目，到後世是一直存在的。執行機構除了聯合國，世界銀行等致力於人類發展的組織，還有比如比爾蓋茨，巴菲特基金會這些土豪。
比爾蓋茨每年有幾次全球科技挑戰大賽，主要的項目就是用於非洲低發展地區的，幫助落後地區的人民改善農業生產水平，逐步提高生活質量的工作。巴菲特的項目更多的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比如女性援助（不是援助交際啊），給她們醫療，教育和照顧小孩方面更多的幫助。在中國雖然這種項目比較少，但是如果是農業有關的高校，每年都會有一點經費來建設現代化的農業技術。
歷史上歐洲比中國有很多得天獨厚的優勢，比如離草原上的野蠻部落更遠，天氣和自然環境更加優越。在農業技術上也十分先進。歐洲的農業在查理曼（800ac）時就開始了輪作制。而中國在宋朝江南地區才形成穩定的稻麥輪作制度。
而近現代的歐洲則把農業技術提高到一個接近極限的地步。不僅對土壤的管理已經和現代相差無幾，更是在水土技術和機械化上敢想敢做。
如果說美國的農業有地形的天然優勢，靠尺度和功率取勝的話，德國萊茵河谷地區的葡萄園可以讓抱怨地形複雜的中國人無言以對。他們甚至能在接近40度的山腰坡地上進行機械化作業……這樣的坡地，失去水土後很容易形成泥石流和山體滑脫之類的災難。但是德國人生生的靠挖排水，護牆，加上葡萄籐和牧草的輪作制度，成熟安全的生產一百年。坐在萊茵河的遊船上觀看德國農民開著專門的大扭矩的拖拉機一行行的鋤草翻土或者收割葡萄的時候，看上去他們就是掛在山腰上，隨時會掉下來一樣。
正是近代中國在土地經濟上走了太多的彎路，李治不能讓這一幕再次發生——哪怕是在八字還沒一瞥的唐代。這個時候還不是土地短缺的時代。有眼光的比如德國的杜能，寫的《孤立國同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關係》，他假設了一個duli存在廣大土地上的城市，把土地的價值聯繫到與城市的供需上，很好的預言了將來的發展。而沒眼光的比如馬克思，則短視的把土地的價值牢牢的拴在糧食生產上。他顯然只是看到了德國，無論是地廣人稀的蘇聯，還是財大氣粗的美國，都根本不會形成這樣的經濟系統。他更沒有料到的是，所謂的地租和絕對地租的概念，在1950年代就已經過時。現在人種地誰還交租？政府都是反過來補貼的好嗎……土地論耕種已經基本上沒有價值，它的價值更多的是在商業和城市聯繫在一起。
不過，馬克思在資本積累上還是做出了一定貢獻。西方通過生產力或者是軍事力量上的不平等，從第三世界國家掠奪了大量的金銀，作為經濟騰飛的血液。因為當時的經濟系統是金本位，黃金直接制約了經濟系統的規模。但後來凱恩斯主義重新定義了貨幣和它的職能，才把經濟系統從原始貴金屬的制約上擺脫出來。
所以到現在看來，馬克思的所謂血腥積累，又他媽的不管用了！如果有一個健全的國債系統和中央銀行，利用經濟槓桿效應，政府可以借貸理論上無窮大的貨幣注入經濟系統，省略了打家劫舍搶黃金來發展經濟的原始行為。
近年來中國政府干的正是這樣的事情，一方面引進外資作為投資，一方面也是通過各種形式發行「廣義貨幣」來盤活經濟。兩會的報告上中國政府已經逐漸的成功的把政府收入和支出（當然包括了稅收水平）成功的拉到了發達國家大概6－70%的水平。只不過這服務和水平還是差的比較大就是了。
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錢，而是錢花不出去。所有的工程隊都在加班加點，巨大的基礎設施的缺口，不是砸錢就能解決的；而是要培養一個產業體系，才能承受這樣的「現金流」。如果李治現在要新建一個全國的高速路橋系統，即使他有錢，他也沒有足夠的工程隊，熟練工人，還有足夠的技術來對付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這麼險惡的一片山水。經過了十年的建設，能夠把政治環境和經濟系統打下發展的基礎，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不過，如果缺乏經濟系統，這樣的大好局面，完全可能就在不久的將來，毀於任何意外事件。比如草原上再次來的威脅，一旦長安受到危險，政局動盪，之前十年的努力恐怕就會一朝化為烏有。並不是這個朝廷中樞智能不足，而是民眾會再次相信，他們需要一個手腕強硬的皇帝，利用無上的權威和宏大的軍隊，才能保證這個帝國的安全，公民的身家性命才能得以延續。
所謂「若為ziyou故，兩者皆可拋」的口號，也就安全的時候喊一喊。國家再minzhu，也不如身家性命重要啊。歷史上從來沒見著前者打過後者。近年來的發展更是證實瞎鼓搗的前者一個好結果的都沒有。
可是，軍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經濟安全卻又是環環相剋的。一個軍事強硬的系統，一定會出現對政治中樞的威脅；一個威嚴冗余的政治，則需要大量的金錢來維繫。而如果要從國家中獲得大量的金錢，特別是在一個貨幣緊缺，技術落後的經濟系統中，則無異於殺雞取卵。而一旦任何一個環節出現了減退，那麼這樣的崩潰趨勢，在險惡的中世紀中變成越滾越大，無法阻止的雪球。不要說一個國家，朝廷會因此崩潰，甚至一個文明都會被完全摧毀。
所以，誰說當了個不昏庸的皇帝就可以高枕無憂的？李治每次想到這樣的困局，說不說都是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