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九日，李世民親自率兵趕赴鴨綠江前線。說不擔心是假的，他最疼愛也是最小的兒子李治親自率軍，繞過兩道封鎖線，在三十萬大軍的威脅下突襲平壤，讓他十分擔心。他在烏骨城一夜沒睡，又等不到消息，心中十分焦急。如果一切順利，此刻平壤應該已經攻陷。但是水上交通受限於船速，而陸上又不通，他乾脆趕赴前線，希望通過敵人的動向來推測平壤的局勢。可是高麗軍並沒有什麼異動。
六月十九日深夜，張亮派遣的信使終於從南浦趕回，帶來了振奮人心的好消息：「淵蓋蘇文伏誅，平壤已降！」
李世民非常高興，立即下令犒賞三軍，設立受降的高台。六月二十日，鴨綠江對岸的高麗軍營大亂，一群群士兵四散而去，不復有組織。而中軍帳內派出一襲人馬，渡江而來，來人正是原烏骨城守將高突勃一行，他正是高麗軍義州部的將領。他來到唐軍軍門前，頭縛白布，丟盔卸甲，像高延壽一樣跪著前行，高呼：「高麗軍高突勃率部來降！」
唐軍回以山呼海嘯的口號：「吾皇萬歲，大唐必勝！」
六月二十一日，李世民命令高麗軍義州部還剩下的五萬降兵放下武器，然後將自己的本陣六萬軍隊進駐義州。六月二十二日，李治完成了對平壤勢力的肅清，派長孫無忌留守，自己和李道宗率領五千騎兵前往高麗軍博川部，該處將領得知淵蓋蘇文被殺，便立刻潛逃而去，只剩下七萬多軍隊，李治解除了他們的武裝，令他們各回各家，各找各媽。
六月二十三日，李世民車駕經博川與李治回合，前往平壤。自此唐麗戰爭結束，以高氏高麗的覆滅而告終。比歷史上的覆滅高麗要提前了23年。
順便說一句，公元660年，蘇定方滅百濟，便是一次水陸協同作戰，他率軍十萬，從山東威海成山出發，東南行360公里水路，在白江口，今韓國錦江江口擊敗百濟聯軍。663年，在百濟復國運動中，唐軍和新羅聯軍再次在此擊敗百濟和日本聯軍，徹底控制了這一地區。當時僅僅百濟就有七十六萬戶。可見更加強大的新羅和高麗的人口，也不會下於此數。以當時唐朝不到四百萬戶的人口，對抗高麗和百濟兩國超過一百五十萬的人口，實在不是一場輕鬆的戰役。
而在白江口之戰以前，日本的國號還是倭國，天皇還沒有施行律令制。當時的天皇是齊明天皇，是一個兩次擔任天皇的女人。而飛鳥時代的日本，及其落後原始，甚至連貨幣推廣不開。尤其扯淡的是，竟然還能組織聯軍來和百濟攻擊唐朝！
解決了高麗以後，朝鮮半島上的勢力仍然還有百濟，都城在白江上的熊津，以及新羅，都城在金城。其實雖然新羅與唐朝交好，但並非是仰慕中國，只是為了消滅百濟和高麗，統一朝鮮半島而已。對於少數民族和邊境民族的統治，自唐朝以來的羈縻政策，其實是開了很不好的頭，日後滅亡中土政權的遊牧民族，都是早年羈縻，任其發展的結果。
但是此時國事仍然是李世民做主，李治估計他早已厭戰，收服高麗侵佔的漢四郡之後，這位皇帝的野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因此他並不會趁勝追擊，繼續統一朝鮮半島，而且他也知道，山高路遠，無法對當地形成有效的統治，多費力氣並不值得。
李世民來到平壤，先接受了高麗國王高寶藏王的受降，然後處死了淵蓋蘇文一族。然後檢閱了高麗四十二個州，一百個縣的土地，一共大概有八十萬戶居民。李世民在平壤設立了安東都護府，封高寶藏為安東王，當然他只是名義上的國王，實際權力則設立安東都護府來行使，封丘孝忠為安東都督。
朝鮮半島上的局勢暫時穩定了，與歷史上不同的情況是，百濟尚沒有被滅，新羅和百濟的戰爭仍然將繼續，日本仍然會在將來插上一手——唐朝的策略是：坐山觀虎鬥，等到你內附！
安東都護府則開始逐步的掌握當地的行政權力，促進民族和文化的交流融合。第一，則是修建從營州到平壤的驛道，新設二十個驛站，並且修建南浦和義州港；第二則是設安東軍兩萬人，逐步收回原高麗北部的國內城，扶余城等殘餘勢力，維護邊境的穩定。
如何收服邊境的少數民族呢？我們可以參考一下後世現代政治環境下的多民族國家的情況。南斯拉夫，前蘇聯和印度就是很好的對比。
在這裡，筆者引用一下秦暉教授在《多民族國家的多元與認同之道》文中的觀點，並試圖用這個理論解釋一下為什麼中國曾經的許多屬國，比如東北少數民族，突厥部落，渤海國，占城，西域都護府，吐蕃等國家，雖然被多次征服，但是仍然最後不僅沒有融入到漢文明，融入到封建王朝，反而在之後甚至會對中原文明反戈一擊呢？
此文中提到，南斯拉夫和印度，相似之處，都是聯邦制國家，民族，宗教乃至黨派的構成都極其複雜，在國際關係上，都是尼赫魯和鐵托都是信奉不結盟主義的。不同的是什麼呢？鐵托搞得，是列寧式的聯邦，他不允許政治上的多樣性，反而鼓勵民族上的多樣性；前南斯拉夫境內，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信仰，他都鼓勵其族群和思想的獨立性，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穆斯林族，並且維護他們思想意識形態的獨立性。在我看來，這種手段，是一種「統治手段」，他所關心的是中央集權的政治，經濟和權力統治，而不是思想認同。日後這八個共和國帶著他們各自的思想，信仰分裂為現在四分五裂的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塞爾維亞，波斯黑山，蒙特內格羅和馬其頓，科索沃也很快就要獨立了。
而尼赫魯搞的則是憲政式的聯邦，他允許政治上的多樣性，對民族，宗教的多樣性談不上限制，但也絕對不算鼓勵。英吉拉甘地解除錫克教護教武裝的一幕，仍然歷歷在目。她後來雖然被錫克教的教徒所刺殺，但是她用生命的代價，堅持保障了印度聯邦的穩定，稱她為印度國母並不為過。但另一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國的分裂和戰爭則表明，儘管實行了憲政民主，在某些方面的多元化和分歧，仍然是不可彌補的。
印度的複雜程度比南斯拉夫更嚴重，因為南斯拉夫好歹都是斯拉夫人，有一個塞爾維亞族作為主體，而印度從及多王朝以來，一千多年都沒有本土居民建立的統一王朝。所以，從來有印度教，但是沒有印度國之說。而境內的印地語和烏爾都語，其實也是一種語言，只是後者用的是阿拉伯文字標記的。說印地語和烏爾都語的人是可以互相交談的，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其實說的就是一種語言。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形成，付出了一百多萬人的生命的代價。可以說當時印度的民族衝突才是非常嚴重的，但是後來則越來越淡。如果說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是出於當時的冷戰形勢而建立的話，那冷戰形勢結束之後，為什麼南斯拉夫和平結盟但最後分崩離析，而印度血腥建國但最後越來越強呢？
以東西孟加拉邦為例，印巴分治的時候，兩個國家都有非常強的獨立意識，最後東孟加拉獨立為現在的孟加拉聯邦，而西孟加拉執政黨印共馬偏偏是一個非常反對民族主義的黨，他在今日的印度，除了在三個偏遠邦以外的影響都非常小，但是總部仍然不屈不撓的設在德裡，而且儘管印共馬的選民和黨員都是以孟加拉人為主，可歷任的總書記從來沒有讓孟加拉人擔任過。他們的理想是將印共馬的思想傳播到整個印度。
按照秦暉教授的觀點，印度的經驗表明了，國家存在的基礎，乃是憲政認同，或者說整個國家體系的認同，尤為重要的是經濟系統的認同，並不局限於民族，宗教和左右，也不應該是軍事力量維繫。
比如，朝鮮半島三國的國策，雖然記載不多，但從四世紀就將佛教定位國教可以推測，此時的三國，很可能也施行了魏晉時的授田制。此時的日本處於飛鳥時代，其中一個重要的進步，就是學習了貞觀年的租調庸制度，廢除原始氏族時代沿襲而下的田產和農民都屬於氏族的古制，將土地改為公田和公產，並且徵收實物地租。
中晚唐時期，公田和公產制度在唐朝破產，不得已改兩稅法，徵收貨幣地租。經濟基礎和土地政策的破產，才是唐朝衰落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