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勝連忙用力把滅火筒向樓梯下擲去，而後和我們一道向天台跑去，樓下「嘩」的一聲又亂成一片，從叫罵聲可知，這幫黑白無常又被滅火筒擲中幾個。
天台的門已被宋安打開，梁健慈扶著保家率先到達天台，我們一個個跟著上去，這下形勢就比剛才好很多了，因為天台開闊，我們可以幾個人把守著，而樓下的樓梯一次最多就兩三個人擠著衝上來，我們只要守在天台門口附近，他們在樓梯上就施展不開，而我們也不用擔心他們剁腳的招數。
看到天台有幾攤用報紙墊著的綠豆子，應該是樓下居民拿到天台上曬太陽防蟲子的，還沒收回家，梁健慈靈機一動，叫過宋安一起，拉起報紙四角，把綠豆拖到天台門口，傾倒在樓梯上。
剛倒完，幾個白臉人首先衝上來，一腳踩在台階的綠豆子上，不用說，「啪啪啪」地一個個滑倒，其中一個沒有準備，跌倒時一口啃在台階上，當即滿口鮮血，還吐出兩隻門牙——白人的臉，黑人的腳，血紅的口，還有漏風的嘴，既可笑，又恐怖。
下面的人揮著刀陸續衝上來，一場大戰看來不可避免。
突然，遠處傳來警笛聲，聽起來由遠而近，在夜空中尤其刺耳。
「皇氣逼來，撇！」又是大痣在發號施令。當即，混混們後隊作前隊，迅速向樓下衝去，跑得比剛才衝上來的時候要快得多，瞬間吵雜聲就消失樓下。
這時，我們才回過神來，查看躺在地上的保家。
保家的傷勢比想像中的還要嚴重，流了很多血，整條褲子都濕漉漉，很可能被捅到大動脈，幸好梁健慈的包紮比較專業，用布條死死地紮住大腿，不讓血往下流，並把保家平躺，右腿架在水泥台上，這樣保家的血才沒有大量流失。但即便是這樣，保家還是面色蒼白，意識模糊。
大伙正要商量如何把保家送到醫院，樓下卻響起了一陣腳步聲，不一會四個警察就衝了上來，一個還舉著槍指向我們：「都別動，舉起手來！」
另外幾個過來給我們戴上了手銬，還好，傷員和女士免銬。
拿槍的儼然就是幹部，邊收槍邊看了看躺在地上的保家，「這四個給我帶走。小趙，你留下，這裡有傷員，叫白車，這個女的和傷員交你了。」
「放心吧，王所長。」
我還想說幾句，但那個王所長大手一揮，另外幾個警察就把大勝、保國、宋安和我四個人往樓梯口推去。
沿著樓梯向下走，一會兒是滿地踩扁的綠豆粒，一會兒是滿牆滿地的白泡沫，一會兒又是一地的煤泥漿，簡直像發生過二次大戰一樣，一片狼籍。
很小心地走到樓下，警察押送我們走出街口，登上台破舊的警車，風馳電掣地離去，還給我們警笛開路的待遇。
到了派出所，我們被關起來，足足兩個多小時後，才有警察拉開門，把我們四人逐一帶出去問話。
我們都老老實實地把我們從飯店出來後怎樣遇到這幫歹徒，怎樣逃跑，怎樣退到了民居的天台上，最後那幫歹徒又是怎樣一哄而散的所有細節都說了，尤其突出的重點是：我們是受害者。
做完筆錄，王所長微笑著義正嚴詞地說道：「同志，你們說的我不是不相信，但最重要的是證據，要有證人，你們說的歹徒我們一個也沒看到，但是，所有證物都在，那些煤呀綠豆呀，都是人民的私有財產，滅火筒是公有財產，是用來維護公共安全的，現在都讓你們給破壞了，你們這樣是擾亂社會秩序，知道麼？」
「但我們才是受害者呀，差點連命都沒了……」
宋安才辯了兩句，卻被王所長打斷了，他有點生氣了，「同志，覺悟提高一點行不？都什麼時候了？凌晨三點了！我們人民警察還有很多事要幹，社會還要我們來維持穩定！」說罷，像努力平息了怒氣，他才繼續道，「按章程來說，你們是要按擾亂社會秩序，破壞、侵佔公私財物來處理的，念你們是初犯，罰個款算了，嗯，加上在醫院為你們的朋友墊支的藥費，總共一千五百元，快打電話叫家人、朋友來交錢吧，交了錢就可以離開，小張，這裡的事情留你來辦。我去資料室備備案，沒事不要找我。」說完，撇下我們走出門去。
我正要起來留住他論理，那個叫小張的警察一手壓在我的胳膊上喊道：「同志，老實點，不要胡來！快想想誰可以幫你們送錢來才是正著，否則就等著蹲大牢吧你。」
想不到「四人幫」一倒，改革開放才剛開始，這裡的警察就那麼黑，一心只想著創收。一千五百大元呀，不是個小數目，當時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才六七十元。
我們四個面面相覷，大勝說他手頭上最多只有五百，再借也借不到千五呀，找老闆要問題不大，但他剛去了外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我們另外三個更是一窮二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