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已近一甲子，人們談到**，已經不是當年高高在上的神，功過皆是三七分
人們認為都是在他的領導下，gcd擺脫了gmd的圍剿，在八年時間裡協助gmd趕跑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了新中國並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但是，1966年，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他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因受**、**兩個反革命集團操縱而變得特別狂暴，大大出了他的預計和他的控制，以致延續十年之久，使中國許多方面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所以，人們對他的評價多是毀譽參半。
相反的是，鄧小平同志領導的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對於當時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都不能成功，從八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初，中國也受到了衝擊，卻安然度過，人們都盛讚他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但是人們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前蘇聯東歐沒有搞中國式的大躍進，沒有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遠比中國更早放棄階級鬥爭而轉向了經濟建設，特別是蘇聯的工業化、現代化的程度、哪一樣不比中國高得多？他們的農村人口比中國少得多，他們的廠長經理的教育程度和基本素質當然都比中國當時高得多；他們也遠比當時的中國政治上更開放，為什麼他們的經濟改革搞不下去，憑什麼最落後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反而取得了比較大的成功？也許你會說這是鄧小平的偉大之處。
但是鄧小平政策的高明之處在那，卻沒有幾個人可以從根源上說的出來，大多數都是一些所謂的御用文人陳詞濫調，不知所謂。難道是兩國國情不同的緣故！在此，或許我們可以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闡述這個問題——**的前瞻性破壞。
現在很多人拍馬屁都會提到一個詞——高瞻遠矚，而不論是與非，好似錯誤從來都不該生！而我如果說文化大革命以及大躍進是英明的決策的話，那麼肯定會有很多人站出來批評我，聲討我。但是，我相信，沒有一個會人計較我的正確與否、會先試著聽一下我的理由，這便是中國的國情與人性了。
但我還是要給大家分析一下，做出一個理性的抉擇：在蘇聯體制下，中央計劃經濟以外幾乎就沒有經濟，因此蘇聯東歐的經濟改革完全取決於國營企業改革，如果國營企業改革無法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就必然失敗。但國營企業的改革事實是最困難的，因為涉及無數利益關係以及無數工人的福利。這基本注定了這套方式的必然失敗或者困難重重。
而在建國初期中國的技術專家極少（陳雲曾說**從國民黨那裡接收的技術知識分子一共只有二萬人），而gcd自己當時的統治基礎則是最廣大的工農聯盟。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是應該主要依靠少數的技術專家走蘇聯道路，還是依靠大多數當時沒有文化不懂技術的普通民眾繼續走中國式的延安道路，這就是新中國建國初期面臨的基本選擇。實際上，從1956年開始，**就已經懷疑蘇聯這套中央計劃經濟體制，開始思考如何擺脫蘇聯式計劃經濟體制，這便是『大躍進』的由來了，再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摧殘，毛終於實際上把中國正在建立的中央計劃經濟基本摧毀掉了。而鄧小平的成功之處也在於此：鄧小平主政以後的中國經濟改革，在整個八十年代過程中常被稱為「讓權放利」，即把權力和權利讓給地方和企業。不過人們應該記得，當時中國很多人都反覆強調，「讓權放利」的主體應該是企業，而不是地方。即許多人的思考方式和蘇聯東歐一樣，鄧小平也是一樣，把所有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如何改造國有企業上，而認為把經濟主要讓地方搞不是經濟學的正道。差一點便走了蘇聯東歐的老路，但事實證明，當年**的失敗的「大躍進」在很多鄉村留下了當時的所謂「社隊企業」，這些社隊企業就是日後中國鄉鎮企業的基礎，佔了中國經濟的很大成分，它們如果成功也能代表中國的經濟改革成功，並不是因為中國的國企改革比蘇聯東歐更好，而實際上中國的國企改革現在也沒有搞得好，中國改革的成功完全是因為中國新的經濟是在地方上動起來的，尤其是由當時誰也看不起的鄉鎮企業所帶動的。即使是鄧小平本人也講過：鄉鎮企業的展和根本作用是誰也沒有想到過，中央也沒有想到過，完全是鄉鎮和農民自己搞起來的。這說明：鄧的成功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毛的『破壞性創造』上。正是由於**把相當大的財權和企業經營管理權下放給了地方，造成中國的許多縣都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在經濟上可以自行其是，因此中國經濟改革由於它並不依賴國營企業改革，而是主要由中央計劃以外的地方經濟展起來的。
鄧小平其實也是在九十年代蘇聯改革失敗解體後才真正認識到依靠中央經濟改革的脆弱性，而下定決心在1992年的著名「南巡」中徹底奠定了地方改革的重要性。鄧小平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大力展鄉鎮企業也是**地方分權化的延續。
其實**的兩大改造：文化大革命以及大躍進差點便成為了新中國又一個起點；只是碰上了三年自然災害，還有他放出的兩個棋子**——出了他的控制，而**也失於膚淺，沒有真正領會毛的思索，放棄了和他一起進行新中國道路探究的權利。
當然，毛也有錯誤，他沒有把幾千年以來歷代君王頭疼的吏治問題解決，他本來想徹底的通過文化大革命解決吏治的根源問題——吏的來源——士子（知識分子）階層，為此，他在1969年前後刻意提拔工農在中央委員會比例，以穩固gcd統治的群眾基礎。（事實證明：從政治上講，如果沒有草根政治，沒有群眾基礎，只有一大批高學歷高學位的人指手劃腳，那是無濟於事的。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所做的類似的改革很值得借鑒，他們改革的根本方向都是要政黨更有群眾代表性：硬性規定了黨代表中必須有多少黑人，多少女人，多少拉丁裔人等比例。中國今天過份強調學歷、學位、實際上是很片面性的做法，相對於**年代的做法有很大矯枉過正的嫌疑。）但是，他並沒有很好的整合出一個新的統治階層並作出行之有效的管理。相反，在他逝世之前，造成了極大的混亂，中國的文化傳統出現了斷裂，直到今天也沒有恢復過來，完全形成真正的民族文化脊樑。這才是他最大的失誤——並且不可饒恕，而且後世的領導人也沒有真正的從內心關注這個問題，相反，由於學術的政治化，中國的學術界再也沒有作出較大的貢獻，相反在外國反動勢力的排擠下節節敗退，再也沒有實現『兩彈一星』的輝煌。
相形之下，鄧小平只能說是改革開放的起人及引導者，而非總設計師。若把改革開放比做乾隆盛世的話，那麼毛作為雍正，他的名聲雖然不好，但是打下了一個絕好的基礎。
其實，開國君主們很少有不明智的，只是他們心中某一方面的執念太過於深厚，而**只能作為一個悲劇的角色出現，與王莽的經歷是何等的類似。兩個改革者都是一樣的生不逢時，出師未捷，未盡全功，徒讓後來人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