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緒清的長遠戰略規劃裡，來的形勢是嚴峻的，不說身邊拚命發展的日本和虎視眈眈的俄國，就說要趕上已經遙遙領先的英、法、德、美，未來那兩次改變世界命運的大戰勢必是要抓住的。然而就像參加一場豪賭，要想從中收穫豐厚的回報，勢必要有雄厚的賭本。關緒清現在就如同擁有高超的賭技，卻沒有足夠的籌碼一樣，空自歎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好在他還只有十七歲，如果歷史沒變的話，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還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他還有大把機會去籌集賭本。而這些賭本中，國家的工業實力無疑是重中之重，小到槍炮彈藥的供應、軍衣糧食等物資的補給，大到重炮、軍艦的補充，軍隊從南到北、由東到西快速的調遣佈置都需要龐大的工業實力作後盾。
對於這一點，這個時代大多數人還沒有清晰的認識，這個時期規模較大的普法、普奧、克里米亞戰爭，往往都是由一兩場戰役就決定了戰爭的勝負，軍隊素質的高下成為了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標準。
然而縱觀兩次世界大戰，工業實力對戰爭的影響體現的淋漓盡致，如果不是國內密佈的鐵路交通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怎麼能在兵力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同時支持起對東西兩線地壓迫作戰，往往是一個師在香檳的賽納河畔剛剛完成一場防禦戰役。
三天以後又出現在烏克蘭的黑土地上，包圍了俄國近衛軍團的一個師；而士兵素質向來以怕死著稱的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中卻能擊垮公認士兵素質一流，且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日本，靠的就是他那龐大的工業實力，珍珠島一戰，美國太平洋艦隊幾乎全軍覆沒，但不出一年，美太平洋艦隊實力即恢復了舊觀，甚至超越了從前；珊瑚海海戰。日本損失了「鳳翔」號輕型航母，「翔鶴」號航母重傷，美國損失了「列剋星敦」號航母，「約克城」號航母重傷。
但是美**報上卻寫著「我們取得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勝利」，而美國總統羅斯福也認為。只要能夠以2：1的傷亡比例結束戰鬥，美國就是勝利的。因為美國地造船能力是日本的四倍以上。而另一個事實也應證這一觀點，珊瑚海海戰結束後，同樣是重傷失去作戰能力的兩艘航母。「翔鶴」號因為日本本土可以為大型航母提供修復的船台太少，結果未能參加隨後地中途島戰役，而約克城號幾乎在美國東海岸的任何大型船廠裡進行修復。結果回到港口僅用了七十二小時就完成了基本修復。並最終成為美軍在中途島戰役的一支奇兵。讓日本海軍遭遇了「決定性的敗仗」。
由此可以體現工業實力在一場大規模戰爭中起到地決定性作用，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那樣的世界大戰中一直保持不敗。即使兩個星期滅亡波蘭，三個月打敗法國的德意志第三帝國也做不到，最終大家還得比拚誰造地飛機、坦克多，誰建造軍艦、潛艇地速度快。
對於起步階段如何發展一個國家地重工業，關緒清曾結合各個國家的經驗以及後世地一些研究做過深入的思考。這裡面不乏快速而成功的例子，比如像十月革命後的蘇聯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關緒清從中總結出了三條非常寶貴的經驗，其一，是企業規模，十個零散分佈的小工廠，不如一個同等規模的集團，只有大規模的集團才具備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另外，大規模的工業集團往往成為一個行業技術、制度的標桿，帶動整個行業的發展，而比起零星建設，集中建設的大規模工業集團更加能夠提高人才利用的效率，避免惡性競爭導致的內耗和重複建設形成的浪費。大規模的工業集團往往是一個國家工業實力的集中體現，就像曾經有人說過，只要中國能打造成一個西門子、一個克虜伯，就實現了現代化。這話固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說出了這一個道理。
而第二條重要的經驗是國家政策。大型工業集團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都是通過一步一個腳印發展而來，除了資金、人才、技術的積累，海量的訂單也是其擴大規模的原動力。這就離不開兩大政策，一個是地區傾斜化政策，另一個是產業傾斜化政策；地區傾斜化政策很好理解，只需想一下後世鄧爺爺在南海畫下的那個圈，便可知一二，那就是典型的地區傾斜化政策，企業要發展就需要圈地擴大規模，需要便利的公路、鐵路交通條件，需要稅收、人才錄用等政策上的扶持。而產業傾斜化政策可以這樣理解，人力有時而窮，國家也是如此，不論是資金、技術還是人才的儲備，都是有一個限度，如果把他們平均分配在各個行業上，結果可能是所有行業都平平碌碌，一事無成，尤其像中國這種資金缺乏，教育條件落後，基礎條件薄弱，人才儲備水平低下的國家，只能「集中力量辦大事」，將資金、人才投入到一些具備發展優勢、擁有發展潛力的行業中去，在短時間內把這個行業做大做強。執行產業傾斜化政策最成功的例子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同樣是封閉落後，國內大量黃金被套取流失，資金、人才儲備比之當時的中國還遠遠不如，但日本人明顯懂得工業發展不在於多，而在於精，根據其島國多優良海灣的情況，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開始就集中力量發展造船行業。其國內幾乎所有工業地發展都是為造船工業服務的，而資金和人才也幾乎都投入到了這上面，使得日本的造船工業在短短二三十年時間從蒙昧狀態一下跨越到可以建造世界先進軍艦的水平；而之後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汽車工業帶動的第二次經濟飛躍，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電子工業帶動的第三次經濟飛躍都是日本始終貫徹產業傾斜化政策的結果。
第三條重要的經驗是經濟體制。這裡的經濟體制不是指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而是指企業和政府之間地關係。地區傾斜化和產業傾斜化也並非完全沒有弊病，以當年的蘇聯為例，因為十月革命後險惡的國際形勢，當時蘇聯政府把工業發展重心放在了以軍事工業為主的重工業領域，並因此取得了長足地進步。為後來在不利條件下擊敗強大的德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只是產業傾斜化政策的實施，勢必使得政府參與到企業地運營中，就其本身而言，實際是一種違背市場規律的行為。蘇聯的許多重工業企業在後期由於過分依賴政府對企業的扶持和領導，喪失了企業地獨立性和市場自主性，導致企業運營僵化，企業員工缺乏主動性。產品的研發與市場需要背道而馳，這就是由於經濟體質造成的。歷史已經證明，在政府強力干預下，忽視人才主動性、違背市場規律地國有型企業是難以成功地。歷史上許多有識之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像日本歷史上就是通過把官辦企業進行賤賣來解決這個問題地，三菱、三井等名震後世的財團就是這樣而來。私有資本地注入能給企業帶來更多的自主性和能動性，而商人逐利的本性也是企業始終跟隨市場規律的保證。
對於這三條經驗。關緒清是十分重視的。好在從一開始。他就秉承著貴精不貴多的標準。工部名下的十幾家官辦企業走的都是規模化、集團化發展的道路，不僅技術和人才在國內首屈一指。而且各自都相當具有特點，像江南製造生產的產品就以精細著稱，而且始終追逐國際先進的技術，而天津機器局就以粗獷、規模化、標準化的生產著稱，往往一個產品設計到了他們那裡，便會以最簡單、經濟的面貌呈現出來，以光緒十一年設計的鐵軌為例，江南製造局採用的是最好的螺紋鋼，並採用德式接技術，其質量幾乎和英、美所產的鐵軌不相上下，而天津機器局用的則是最便宜的鑄鋼，採用的是簡單的螺帽對接，同等長度，其成本不到江南製造局鐵軌的三分之一，而在正常地質氣候條件下，其使用壽命幾乎相差不了多少。其它的諸如福建船政局專攻造船、東北機器局專攻鍋爐蒸汽機等動力的研究、孫德勝專攻軍火冶金方面，都各自走出了自己的一條成功之路。
另外關緒清也效仿後世的日本，把大量的資金、人力投入到購入大量法國設備的造船業上。希望能在海軍這一領域領先世界。
而如何處理好技術更新和規模拓展之間的關係，維持一種良性的競爭，就需要處理好第三個問題，如何將這些深深打著官僚資本烙印的企業私有化，使他們真正回歸到市場規律中來，不再是某個官員陞遷的資歷。生產地產品也非不計成本，只是濫竽充數。這個問題才真正急需解決卻又難以解決的頑症，由於採取了後世國有企業改革的一些辦法，這個時期的官辦企業並不像歷史上那樣虛耗無度，天怒人怨，相反在兩次對外戰爭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關緒清清醒地知道這都是表面現象，或者可以說是治標不治本，這樣的「公有制」企業本身具有很多弊端。如企業容易受到行政干預，而非市場規律的支配；企業發展的持續性不足，容易產生一朝天子一朝臣，發展方向混亂的情況；企業員工容易產生積極性不足。靠情面說話，人浮於事的情況。站在關緒清所處地地位和角度，將這些企業私有化是唯一可行可靠的長遠之計。然而這勢必要觸動一批官僚的利益，尤其是在這些官辦企業身上傾注了許多精力的洋務派官員。他們地反彈勢必極其劇烈，這絕不是一句「君子不言利」可以壓得下去的。
就在關緒清準備大肆發展工業，積攢「賭本」的時候，一南一北都出了問題。北邊就不用多說了，俄國的頻繁騷擾已經讓關緒清大感頭疼。而南邊越南、越北兩省也接連出現小規模的暴亂。
北邊的俄國關緒清已經派了李鴻章去跟俄國人談判了，坦率的講關緒清此時心中自己都沒有底，如果俄國撕毀兩國最新劃分的邊界線，面對如狼似虎的沙俄還真沒有想好到底是打還是不打。畢竟英國在印度、馬來西亞的部隊對剛剛被劃入大清的緬甸還是窺視已久了的。
南邊的情況就要簡單很多，都是一些心懷故國。又不滿在新政府中失去地位地前越南官員所為，規模也不過是數十人、上百人在鄉村間的搶掠。在劉永福軟硬兼施的打壓下，現在越來越不成氣候，至於前越南國王在醇親王地嚴密監視下，倒是老實得很。
對於安南兩省，關緒清其實並不是十分擔心，一來這個地方，中國自古對其就有足夠地影響力，比之西藏蒙古更有過甚，到明朝初年，這裡還是中國地一個省，而安南也創下過連續六任宰相全部是來自中國的漢人，像祖籍福建地陳家就曾連續三朝擔任安南的宰相；二來從文化上講，越人沒有自己的文字，用的一直是漢字，北部許多越人和廣西、雲南境內的百姓根本就是同祖同源，許多人都會說漢話，而南部在法國人三十多年的殖民統治下，反抗力量都消磨得差不多了，百姓對故國的認同幾乎可以說是沒有。而且這片土地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其基本統治制度和國內幾乎如出一轍，都是採用的地方宗族制度，關緒清以這裡的漢人和地方宗族作為統治基礎，從他們中間選拔低級官員，從而牢牢地控制了那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