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中篡改的歷史[轉帖來自鐵血論壇]
hcxy2000關於轉貼前的話：
很遺憾，因為小說的原因，在書評裡已經有了關於國共兩黨在抗戰時期貢獻的爭論。作者的觀點很明確，在抗戰的人群裡，只有中國人，只有華夏兒女，沒有政黨之分！
要抗戰，必然需要自身的壯大，以*主席為首的『共產』黨人抓住了機遇，也就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請時刻記住，是歷史和人民選擇了『共產』黨人！
這篇文章是作者在鐵血論壇上看到的。裡面絕大部分觀點我是贊同的。這些觀點，可以全面回答目前為國民黨鳴冤的問題。
基於以上理由，請準備再發關於這個爭論內容的讀者注意，如果你的觀點已經在這個帖子裡被反駁了，那麼我將毫不猶豫地刪除你的書評。
再次說一遍，我是贊同的是這篇文章裡面的絕大部分觀點，而不是全部觀點。
本文來自鐵血論壇，感謝轉貼者安倚天
第十九集《中期抗戰》
1938年11月25日，軍委會蔣委員長在南嶽招開軍事會議，他從戰略與政略的觀點，把對日戰爭劃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始自盧溝橋、松滬、徐州、武漢會戰到岳陽淪陷為止。而把將要面對的戰事劃為第二階段。
蔣中正充滿信心的說：「第二期抗戰，就是我們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他在會中指出：日軍攻下武漢未能即刻發動對長沙與南昌攻勢的原因的時候說：「這不是他們的戰略上沒有算到這一著，事實上是力量已用盡由於這一事實可以證明敵人決不能消滅我們，而反證我們可以擊潰敵人的侵略。」
《論持久戰》*1938年5月26日
中日戰爭既然是持久戰，最後勝利又將是屬於中國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設想，這種持久戰，將具體地表現於三個階段之中。第一個階段，是敵之戰略進攻、我之戰略防禦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敵之戰略保守、我之準備反攻的時期。第三個階段，是我之戰略反攻、敵之戰略退卻的時期。三個階段的具體情況不能預斷，但依目前條件來看，戰爭趨勢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觀現實的行程將是異常豐富和曲折變化的，誰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戰爭的「流年」來；然而給戰爭趨勢描畫一個輪廓，卻為戰略指導所必需。
第一階段，現在還未完結這一階段我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陣地戰雖在此階段之第一期，由於國民黨軍事當局的主觀錯誤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從全階段看，仍然是輔助的
第二階段，可以名之曰戰略的相持階段。第一階段之末尾，由於敵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堅強抵抗，敵人將不得不決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偽政府的欺騙辦法據之為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著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著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此階段中我之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是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為三種地區：
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
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
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
這個階段的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大城市之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和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中國抗戰的三幕戲，這是第二幕。由於全體演員的努力，最精彩的結幕便能很好地演出來。
第三階段，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收復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這個階段，戰爭已不是戰略防禦，而將變為戰略反攻了，在現象上，並將表現為戰略進攻；已不是戰略內線，而將逐漸地變為戰略外線。直至打到鴨綠江邊，才算結束了這個戰爭。第三階段是持久戰的最後階段，所謂堅持戰爭到底，就是要走完這個階段的全程。這個階段我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
這樣看來，戰爭的長期性和隨之而來的殘酷性，是明顯的。敵人不能整個地吞併中國，但是能夠相當長期地佔領中國的許多地方。中國也不能迅速地驅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將依然是中國的。最後是敵敗我勝，但是必須經過一段艱難的路程。
*先生在1936年7月16日與美國記者斯諾先生的談話中指出:
我們的戰略方針，應該是使用我們的主力在很長的變動不定的戰線上作戰。中**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這並不是說要放棄一切重要的軍事地點，對於這些地點，只要有利，就應配置陣地戰。但是轉換全局的戰略方針，必然要是運動戰。陣地戰雖也必需，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的方針。在地理上，戰場這樣廣大，我們作最有效的運動戰，是可能的。
如果我們集中兵力在一個狹小的陣地上作消耗戰的抵抗，將使我軍失掉地理上和經濟組織上的有利條件，犯阿比西尼亞的錯誤。戰爭的前期，我們要避免一切大的決戰，要先用運動戰逐漸地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能俘虜許多的日本兵，奪取許多的武器彈藥來武裝自己；同時，爭取外國的援助，使中**隊的裝備逐漸加強起來。因此，中國能夠在戰爭的後期從事陣地戰，對於日本的佔領地進行陣地的攻擊。
日本在中國抗戰的長期消耗下，它的經濟行將崩潰；在無數戰爭的消磨中，它的士氣行將頹靡。中國方面，則抗戰的潛伏力一天一天地奔騰高漲，大批的革命民眾不斷地傾注到前線去，為自由而戰爭。所有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來，就使我們能夠對日本佔領地的堡壘和根據地，作最後的致命的攻擊，驅逐日本侵略軍出中國。
*先生在這裡將抗日戰爭分為三個階段：防禦、相持、反攻。
並指出：
第一階段應以大踏步的運動戰為主，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
這個戰略無疑是正確的。在1946——1947年以得到了驗證。可惜，**以他的素質，無力實行這樣的戰略。
第二階段的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先生說「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和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三階段才是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這個階段所採取的主要的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但是陣地戰將提到重要地位。
從戰爭階段性的劃分；每個階段的戰略原則、戰術指導；以及即將遇到的嚴重困難、問題都作出了高瞻遠矚的論斷。我們現在重讀一遍《論持久戰》，就會發現，歷史的發展在許多方面與*的在抗戰初期的論斷有驚人的相似。這就是偉人光輝的地方，相形之下，蔣先生的光輝則要暗淡得多。
在這裡，我們還應看到一點。*所強調的戰勝日本侵略的主要因素在於：「中國自己在前階段中準備著的和在本階段中繼續地生長著的力量」。他看到了勝利的因素在於中國自己，是能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戰勝日本侵略者。這與國民黨幾乎依賴外國力量，不相信中國能獨立取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兩國交戰，所牽涉的層面至深且廣。戰鬥的行為、現象，甚至階段性結果，都只能說是冰山的一角。那麼在水面下，那看不見的冰山，又隱藏了什麼呢？現在，我們不妨從幾個不同的層面，來看看國家在渡過初期抗戰後的處境。」
1。經濟的困境。國府失去了沿海城市區和海關，收入減少了大半。但支出卻大幅度增加了，首先是軍費，要維持1400萬人，其次是教育。
2。再來看外交。「我們再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中日戰爭在國際間絕非是一個單獨事件我們都不斷的努力著爭取國際友人的同情與奧援。但這些努力所得來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
「英國，更不用說了。民國29年，竟聽命日本，在我國海運港口盡失的狀況之下，封鎖了我對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緬公路，達三月之久。回想抗戰初期，我們為了爭取一點點時間，每每要付出數以萬條人命的代價。而現在，他們隨隨便便就把你卡死了，這種罔顧人命落井下石的絕事，只有高喊[人權]、[崇尚和平]的[先進]國家才做得出來。」
「由此可見，在那段時間內，政府在外交上的處境實非孤立所能形容，因為我們還受盡了國際上的無情打擊、戕害與扼殺。今天我們在此重提往事，無意去勾起什麼新仇舊恨。只是希望後人能夠記取這段歷史的教訓，體認國家積弱的悲哀。並看清現實國際社會互動的本質。我們該牢記的是︰本來，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沒有儒家所崇尚的[義]字的同義語。」
這段話可以說是鮮血凝成的經驗。
3。政治
「在如此惡劣的狀況之下，我們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內政一途了。」
4。軍事
第一戰區，河南部分。司令官衛立煌
第二戰區，山西、陝西部分。司令官閻錫山
第三戰區，蘇南、皖南、浙、閩。司令官顧祝同
第四戰區，兩廣。司令官張發奎
第五戰區，皖西、豫北、鄂南。司令官李宗仁
第八戰區，甘、寧、青、綏。司令官朱紹良
第九戰區，鄂南、湘、贛西。司令官薛岳
第十戰區，陝西部分。司令官蔣鼎文
蘇魯戰區，蘇北、山東部分。司令官於學忠
冀察戰區，河北部分及察哈爾邊區。司令官鹿鍾麟
這裡面隱瞞了第六戰區，第七戰區。
「在歷史中，本來就沒有獨立的事件，因為它是交錯接踵而來的。走入歷史的森林，對一個現象而言，假如我們不能全盤的、綜合的加以觀察與衡量，就可能是真像殘缺模糊，見樹不見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斷章取義，那麼整個歷史便會因而被扭曲。」
第二十集《風雲詭譎》
片中語︰因為，任何指數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潰則必然會有起色。置諸死地而未死，則顯然還有生機。這便是當時中國的處境。
這確實是當時中國的處境，若是小國，早就亡了。正是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日本吞不下，中國才有生機。
本片主要談了兩件大事︰長沙大火及汪精衛叛國
長沙大火。使兩千多市民在睡夢中被火焰吞滅。
長沙大火是國民黨焦土政策的犧牲品。
焦土政策的初宗是好的，但決不可濫用。防止物資資敵應是拆毀軍需物資及可資敵的戰略物資，需要放火燒居民的房屋、醫院麼？
防止物資資敵，有兩種戰略︰焦土抗戰和堅壁清野
國民黨在國統區實行焦土抗戰，不能不說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但當時確有許多人支持。花園口決堤後，數百萬民眾哀嚎遍野，仍不能自省，乃至長沙大火。令人歎息。
反觀『共產』黨在敵後控制區實行的是存糧於民、堅壁清野。發動民眾將棉花運進山，糧食埋於地。拆毀鐵路的軌道及枕木都抬走埋藏。這樣，使戰爭資源，日寇取不到，而又能安定民心，為我所用。
若當時，國民政府能疏散民眾到廣大鄉村，並發動民眾將銅鐵等器物等可能資敵財物埋藏起來，改用陶瓦之器；將糧食分散於民眾保管，並教以埋藏的技術。民眾為保護自己的財產必當盡心竭力，又何至於要焚城之舉？
焦土抗戰實乃雙刃劍，能給敵產生一時的困難。但對己方而言，造成大量的難民，破壞了生產力的恢復，其傷害卻是長遠的。
國民黨之所以要實行焦土抗戰，追其根本原因，實是不能充分相信民眾，不能發動民眾之故。國民黨雖高喊︰全民抗戰，卻又害怕民眾。實際卻是葉公好龍。
長沙大火的最高責任者，在大陸另有版本。
《長沙大火的真相》|com|bsp;蔣介石從武漢撤退後到達衡陽，於11月7日到達長沙。此時的長沙，已成為日寇沿粵漢路南下進攻的目標。蔣介石親自佈置長沙撤退一事，對湖南省主席張治中等人說︰「敵人來了，你們長沙怎麼辦？」
不等張治中回答，蔣介石又明確指示︰「還有什麼可思索的，都用火燒掉，我們不能住，也不能叫敵人來住。……不論糧食器材，凡不能帶走的東西都用火燒掉。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蔣介石離開長沙後，11月12日委員長侍從室主任林蔚打電話給張治中，傳達蔣介石關於在長沙實行「焦土政策」的決定。
不久，張治中又接到蔣介石發出限1小時到達的密電，電文是︰「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燬！望事前妥密準備，勿誤！」
根據蔣介石的指示，張治中佈置長沙警備司令豐悌、省保安處長徐權負責執行。張主席說得很明確︰「須在我軍自汩羅撤退後再下令開始行動。」而且還詳細佈置說，開始行動時，必須先發空襲警報，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緊急警報時，再開始行動。
因此，蔣介石在長沙實行「焦土政策」雖說方式不當，但明確指出是「長沙如失陷」時行動；張治中是說在往北70餘公里外的汩羅江防線被攻破、空襲警報、緊急警報時再行動。然而國民黨軍隊的紀律、法制觀念一向十分淡薄，具體執行者根本沒有認真理解蔣、張指示的具體時間要求。
酆悌之死，也另有一說。
上海大屠殺時，周恩來被酆悌部下所捕。然而酆悌及部下幾位團長都是黃埔畢業生，周恩來任過他們的老師。酆悌前去看望之時，發覺部下幾位團長面有驚慌，但他仍然裝作不知。同意由他們解押，以至放走周恩來。此事後來被戴笠密報蔣介石，因而蔣介石不再信任酆悌，由侍從室調任長沙警備司令。
而周恩來在長沙大火後，受國府所命，調查長沙大火真像。周恩來在報告中極力為酆悌開脫，並將原稿交張治中三酌。結果，周恩來開脫之為，適得其反，反促使蔣介石決心殺掉酆悌。而徐昆；文重孚則是冤枉為酆悌陪斬。
第二十一集《烽煙再起》
第二十二集《長沙會戰》
第二十三集《在北風中出擊》
民國28年底，全面總攻擊的發起。一方面是長沙之役擊退敵軍所帶來的信心，一方面也是成長於惡劣環境中的**將領充分瞭解敵我當今狀態的結果。
崑崙關戰役
但這一戰的意義卻是非同小可的，因為它是淞滬以來，我軍第一次在攻堅作戰中得到了勝利。
第二十四集《突出封鎖線》
第二十五集《火拚大江中游》
棗宜會戰。**37個師，日軍3個師團、2個支隊，約10萬人。軍事委員會指示：避開日軍進攻鋒芒，以小股部隊狙擊遲滯，並分向山地退避，而後截其後路以消滅敵人。
**以四個集團軍的兵力，包圍棗陽之敵。5月30日，日軍終於在重重包圍中，向南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在黃龍場和方家集，卻遇上張自忠的部隊。5月8日在新街接敵，9日北進峪山，11日圓部傾力圍攻，連戰五晝夜，直到16日，張將軍身中數彈，為國捐軀。74師也都在南瓜店附近的十里長山，為國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日第3師團還是13師團？）6月14日，宜昌陷落。
在大陸，對張自忠將軍的忠勇一直都有很高的評價。
在《血鑄中華》中關於這一役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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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共青團中央中國社科院
1940年5月1日，日軍第十三師團配戰車20餘輛、飛機40餘架，由鍾祥北進，向中國第三十三集團軍陣地攻擊。守軍利用地形與敵激戰。至8日，日軍先後攻佔長壽店、田家集、豐樂、張家集、新野。此時，第二十九集團軍向敵之側背猛擊，第四十一軍也堵擊日軍北進。在信陽方面，日軍第三師團、第四十師之一部擊退劉汝明第六十八軍及池峰城第三十軍各一部，攻陷明港、獅子橋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縣城，並向棗陽進發。第三十一、第二集團軍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軍分路向日軍側擊、尾追，8日收復唐河，9日收復新野。在隨縣方面，敵第三十九、第六師團之一旅待兩翼包圍完成，於5月4日開始向第十一集團軍陣地攻擊，先後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團軍主力轉移至棗陽附近。這時，唐縣正面之敵大舉進攻，並以戰車由兩翼包圍。此時棗襄公路被切斷，中**隊從棗陽突出包圍圈，留一七三師師長鍾毅持久抗敵，掩護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轉進。至8日，日軍攻佔隨陽店、吳家店，並衝入棗陽，與第一七三師激戰。該師寡不敵眾，且戰且退，節節抵抗。師長鍾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縣境壯烈殉國，而主力部隊卻安全撤出日軍大包圍圈轉入外線。5月10日，各路日軍會師唐白河畔。此時外翼部隊反將日軍左右兩翼壓迫於中央地區，將敵大部反包圍於襄東平原地區。第五戰區也轉入攻勢，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團軍與第九十二師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團軍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軍由西向東進攻，並以第九十四軍進出漢宜路，深入京山、皂市、應城、雲夢攻擊敵後方聯絡線，同時鄂東遊擊部隊第七軍佔領平漢路上的雞公山、李家寨與柳林車站各據點。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團軍克服棗陽。此役斃傷敵2.5萬人以上，繳獲炮60餘門，馬2000餘匹，戰車70餘輛，汽車400餘輛，及其他戰利品不計其數。其時，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為殲滅退卻之敵，親率總司令部特務營與七十四師主力，趕至南瓜店堵截，適敵大股轉回，反攻棗陽並反擊張自忠截擊部隊，張軍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傷亡殆盡，張亦重傷陣亡。17日，日軍再佔棗陽。第五戰區部隊撤向唐白河西岸，於新野、唐河地區集結。日軍重占棗陽後，於襄河東岸集中，擬進攻宜昌。此時由東北抽調第四師團接替襄河以東的防務，以第三、第三十九師團由襄陽、宜城分別渡河，6月上旬陷襄陽，繼占南漳。日軍第六、十三師團則在漢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與南下之敵會合，向中**隊進攻，連陷荊門、江陵，進迫宜昌。國民黨軍節節西退，潰不成軍，14日放棄宜昌，改取外線態勢，於宜昌、當陽、隨縣、棗陽以北地區佈防，監視敵人。這次會戰，日軍雖zhan有宜昌，然而始終沒有捕捉到中**隊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區對武漢的威脅。是役歷時近兩月，大小戰鬥500餘次。中**隊在會戰中達到了牽制和消耗敵人的目的。
第二十六集《重慶精神》
片中語：汪精衛出走的背景也許不單純，但對抗戰前途悲觀，顯然是其重要因素之一。老實說，當時作如是想的人絕不止汪精衛一個。因為，從科學的觀點來評估，我們實在算不出決勝的因子何在？！但是，這個因子卻實然的存在著。古人有道[時窮節乃見]，這裡的節，指的是一種氣節。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重慶精神]
片中語：面對這一連串的橫逆，一連串落井下石的打擊，國民政府作出了堅決的回應：1940年9月6日明令重慶為戰時陪都。
本片將[重慶精神]解釋成一種氣節，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並將這種精神作為中華民族決勝的因子。
不屈不撓確實是我們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但是在重慶蔣先生領導的國府是否真的體現了我們民族的這樣一種精神呢？
戰後從日本揭露出來的「桐工作計劃」（1939年11月）、「錢工作計劃」（1940年11月）無疑給了否定的回答，這兩個計劃都是在汪精衛剛投敵後發生的。同時也證實了當年**對國民黨政府降日的擔心，並非無根無蒂、空穴來風。
對應的**也宣傳「延安精神」。
什麼是延安精神？下面是**宣傳部門的說法：
延安精神的內涵十分豐富，是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延安時期所培育起來的以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中心內容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延安精神是延安時期『共產』黨人的一種精神風貌、思想品格、道德情操和優良作風，也是中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延安精神的內在本質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道德，其思想基礎是實事求是，其最鮮明的特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而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是延安精神的靈魂，始終貫穿於其中。
延安精神，是胸懷祖國，心想革命大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廉潔奉公，不為個人、家庭、親友或狹隘集團謀私利的精神；
延安精神，是與人民群眾甘苦與共、艱苦奮鬥、奮發圖強的精神。
在1937年11月27日*寫給其表兄文運昌的信中，鮮明概括地反映出延安的革命精神。信中指出：「惟有合群奮鬥，驅除日本帝國主義，才有生路。」我們這裡「上自總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為我們的黨專為國家民族勞苦民眾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人人平等，並無薪水。」（《*書信選集》，114頁）
延安精神最突出的就是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延安，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窯洞，穿的是粗布，物質生活可謂菲薄。然而，有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不少還是富家子弟，從豪華的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地，冒著生命危險，衝破層層封鎖線，投奔延安，一個根本原因就是延安有真理，有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有堅強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信念，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新型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總之，延安精神，是中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精神文明。
第二十七集《資源開發》
片中語：在許多民生物資之中，糧食仍然是最重要的。據估計，後方14個省份的稻米生產，在戰前佔全國總產量的65%，照講，戰時應該夠吃才對。但民國29年秋，重慶的米價卻飛漲了兩倍多，這一部分和當年欠收有關，但更大的原因是戰爭帶給民眾的不確定和不安全的心理影響，該賣的不賣，不該買的也買，於是[囤積應變]，使市場形成了嚴重的供不應求的失調現象。加上奸商哄抬物價，後方經濟的陣腳就更穩不住了。
29年，政府採納沈宗瀚的意見，實施[田賦徵實]辦法。同時對有餘糧的人，施行[給價徵購]
不知為什麼，本片沒有談抗戰時期的經濟「統制」政策。其實日本人對這個經濟「統制」政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因為它使得軍心不散，維持了軍隊的戰鬥力。
但我也注意到，國府就像一名蹩腳的武士，在揮舞「屠龍刀」殺敵的同時，也將自己身上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
我就來談一談，田賦征實。
何謂田賦征實？田賦（國家農業稅）原來是以貨幣形式徵收的，1940年，國府不願收自己發行的法幣，改以徵收農產品（實物）。
為何不收法幣？原來法幣貶值太快。以1937年法幣l元的購買力為例，1938年底時約等於戰前幣值6角，1939年底的僅值戰前幣值2角8分，到1940年底時降至8分左右，「自此逐降到1943年底只值半分，到日本投降前夕的1945年8月，已只合值戰前法幣五毫」。
在第十八集《烽火桃李劫》中，王作榮回憶到：畢業時，我的畢業證上注有欠政府多少錢，這筆錢我都還了。不過還時已經一文不值了。那麼，不值到什麼程度？假設：1937年1萬法幣可供3名大學生1天2餐吃一年，到了1945年，就只能供1人吃1餐飯了。
經濟「統制」、田賦征實其本意為防止物價飛漲，穩定供給。在抗戰時期，確實保障了軍隊、政府官吏的供給，起到了穩定軍心的作用。
凡糧價上漲，勢必刺激工薪上漲的壓力，工薪上漲就會帶動物價普遍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的惡性循環。然而國府並非用田賦征實平抑物價，反而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
1941年，每一元農業稅換征2石稻穀，1942年變為每元徵收4石稻穀。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流行的一首歌謠中就有：「市谷一石錢值萬，如何官價只二千」的歌詞。
1941年國民黨政府提出：「於征實之外，另行辦理定價讓購，每年參酌各省需要及當時糧價，分省核定徵購數量、標準及價格，給付一部分現金，一部分糧食庫券及儲蓄券於秋收後隨同田賦征實，一次徵收。各省縣級公糧，過去由縣自攤派者．亦規定限度，隨賦帶徵」。據糧食部的報告所說，是「近於攤派」。其付款方法是所謂「三七搭成」，即付給三成法幣，七成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並不能在市場上流通，換句話說，糧食庫券或法幣儲蓄券不能作為第二年的生產準備金。
一方面，超低價徵收，另一方面，剝奪第二年的生產準備金。如此一來，對農業生產的破壞性可想而知。
田賦征實、徵購、征借的「三征」政策，嚴重損害了農民的利益。三征政策實際上是對農民的掠奪政策，通過這種政策，國民政府從農民手中拿走了其收穫物的一半以上。其被奪走的不僅是農民全部的剩餘產品，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維持他們自身生存需要的必需品。如1942年，在田賦較重的四川，每畝收穫物的59．5%要被拿走；在湖南，被奪走的農產品占每畝產量的52．79％；雲南被拿走的農產品也佔到每畝的48％。通過三征，農村的糧食基本上被搜括殆盡。如此一來，雖然軍糧、公教人員等非農業人口的用糧得到了保證，但勞動農民卻要遭受忍饑挨餓的痛苦，絕大多數勞動農民只能以雜糧、野菜和草根樹皮為生，餓死人的事情已是司空見慣。
片中說，徵收是對家有餘糧的殷實戶所實行。果真如此嗎？當時大小地主都以政府增加田賦征實為借口，大肆向農民加租加押。1942年國民黨政府行政院曾通令各省說：「耕地租憑契約訂定繳納實物或改繳實物仍不敷完糧者，得請求增加地租」，如果有「爭議或佃戶抗不交租，得向司法機關起訴」。公開鼓動地主階級把錢租改為物租，並把賦稅的負擔轉嫁於從事實際生產的農民。（《中國近代經濟史》p501）
不合理的田賦征實和徵購額度，造成大量自耕農的破產，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同時由於餘糧不足，大量青壯年離開土地投軍（有糧吃），使得農業生產人口大幅減少。吃糧的人增加，種糧的人減少，勢必第二年又要加重征實和徵購額度。
為什麼我說：國府對通貨膨脹推波助瀾呢？國府以低價強購（統制政策的統購統銷），而以8倍以上的價格出售。加上農業生產力的衰退，使糧食更成了稀缺之物，由此帶動物價的飛漲。
當時，法幣是國家的統一貨幣。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同時對淪陷區（汪偽政權）的經濟產生重大殺傷力。當時，『共產』黨控制區為了保護邊區的經濟穩定，被迫發行邊幣。我們知道發行貨幣本是國家行為，邊幣的發行，促使『共產』黨開始考慮管理國家級政府所需的人材，並開始為之準備。
就個人來說，如果有兩種貨幣，一種天天貶值，而另一種穩定得多。顯然，人們願意接受穩定的貨幣。因此，邊幣在華北、山東等地大行其道。
我們來看一看，當時『共產』黨在它的控制區是如何穩定貨幣的，同樣也是從糧食入手。
為了鼓勵糧食生產。『共產』黨除了開荒、移民、修水利等經濟措施外，最主要的是實行減租減息。減租減息的具體辦法，在地租方面，一般都實行「二五」減租。不論公地私地，佃種地等，也不論是錢稅制、物租制、活租制和死租制(鐵板租)，一律照戰前租額減低25％，如群眾要多減時，也可以根據情況或三七、或四六減。減租減息政策從1937年8月正式提出，但受到了地主們的阻擾，他們企圖用自耕、出賣、分家等手段來威脅農民，或將租額提高，達到明減暗不減的目的。所以減租減息到了1942年才在各解放區普遍實行。
通過減租減息使農村階級關係和土地關係都發生了有利於廣大貧苦農民的變化。據太行區15個村的調查，減租減息後，地主和富農的經濟地位比之減租前顯著下降。地主zhan有土地的比例，從1942年前的23％降到1944年的3.6％，每戶平均zhan有的土地，由98.6畝降到42畝。貧雇農的經濟地位則顯著上升，平均每戶zhan有的土地數都有增長，許多上升到中農地位，使中農的戶數顯著增加，由1942年占農戶數的37.8％上升到1944年的55.2％，中農zhan有的土地則由1942年前的37％增到1944年的60％。（《中國近代經濟史》p542這裡的中農就是自耕農）
所以，當1946年，國民黨揮舞著「倚天劍」、「屠龍刀」向『共產』黨猛撲過來時，耀眼的鎧甲裡面裹的卻是一副瘦骨嶙嶙的身驅，他的肉差不多已被自己割光了。反觀『共產』黨，手中只有三節棍，但籐甲裡面卻是一幅壯實的身軀。所以，第一年，『共產』黨只能左閃右躲，第二年，國民黨氣喘噓噓，第三年，國民黨連招架之力都難以為繼了。
所以，雖然他們的名氣不如出生入死、效命疆場的軍人那麼響亮。甚至我們連究竟有多少[戰士]在經濟戰線上奮鬥都無法統計。但他們對整個民族的貢獻，卻將永誌於抗日戰爭的青史之中。
據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1934年前後出版的幾省農村調查記載，農村捐稅的名目各省都有幾百種。
又據天津《大公報》1932年統計，全國捐稅的名目有1756種。例如，不種鴉片的有懶惰捐，「大小便有糞溺捐．娶妻的有新婚捐，死人有棺材捐(福建)，掃地有垃圾捐，以及過路錢，交通稅，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特別是強迫人民種鴉片和重抽鴉片捐稅，對人民所進行的毒害和壓搾極為殘酷。各地軍閥爭相勒種鴉片。蔣介石為了奪取鴉片稅的收入，大肆叫嚷禁煙，實行鴉片專賣，又大規模武裝運銷鴉片謀取暴利，禁煙的結果，變成了無形的推廣種煙。據估計，1932年鴉片產區達17省，面積400萬畝．年產鴉片2億兩，捐稅在3.43億元以上。」其他捐稅的數量也都在不斷增長。
例如1928年特別是1931年後．地價和農產品的價格都在猛跌。而田賦的徵收數額卻在逐年增高。江蘇武進1925年至1932年七八年間就增加了一倍。田賦附加稅，袁世凱統治時還規定不得超過正稅30％，但1933年江蘇海門、如皋的田賦附加稅競超過正稅的二十五六倍……同時，有些地方還要進行預征。1935年四川的達縣、重慶、海南等縣均已征至1970——1981年。據統計，1930年至1933年蔣介石政府的稅收在除債款外的財政收入中達95％。在蔣介石中央政府的稅項收入中，關稅、鹽稅、統稅zhan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收入增長的很快，從1928年度的2．59億元，增加到1936年度的10．57億元。這三大稅源同樣被四大家族其及爪牙用來大飽私囊和發動內戰。
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1941年出版的《東南經濟》4月號中說：「從後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瀰漫了『暴發戶爭購田地』的氣氛。後方的農村固然不必舉例，凡關心報章的俯拾即是；就是前方的洞庭湖西岸的南縣、華容，買田都很起勁，甚至連經手交易收取佣金的人也有成為財主的，由此可以證明地權變動的激增。」
對國民黨統治區土地的加速集中，中國農民銀行的官員也曾披露說：自抗戰以來，「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完全暴露其惡性現象，……如糧食囤積，土地兼併，農民困苦，地價上漲，…加上戰時游資流入農村，兼併之風更盛，……賣地者，為受戰時經濟影響不能繼續經營之半自耕農、小自耕農、及坐吃山空的小地主，購地者為因糧價上漲大發國難財者、土劣、富商大賈與滿載而歸的軍人、政客及其他特權階級等，由是土地逐漸趨於集中。」
1944年廣東省地政局局長高信在中國地政學會座談會上承認；東江一帶5畝以下自耕農．在抗戰以來因生活高漲，無法維持，紛紛將土地抵押或出賣，去年(1943年)更拋棄土地逃荒，……現在廣東佔地萬畝的地主卻不在少數。又據廣西桂林農村的典型調查，1936至1946十年之間，有80％左右的其雇農出賣了土地，這些土地有63％賣給了新興地主和官僚，再據國民黨農產促進委員會1944年對川、桂等11省114個縣的調查，佃農半佃農的比重由1936年的57.7％，上升到1944年的62％。
還可以從中國農民銀行四川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1941年5月的調查報告和同年糧食部的施政報告得到說明。前一報告說：「萬縣一帶谷租比例，主九佃一者有之，主八佃二者有之，主七佃三者有之，四區多為主七佃三，大概以主八佃二較為普遍」。
糧食部的施政報告說：「農民終日辛苦所得，大部分要供給地主，這是最不公平的，就四川來說，成都附近一帶，因為都江堰水利，田土甚為肥沃，農民所納田租，最高的競達收穫量73％。其他各地大概要以60％歸地主。最近七八個月以來，因為糧價飛漲的結果，四川地主所得，比以前增加了10餘倍至20倍。……至農民方面，所得甚微，甚至有不夠生活的，其影響生產，實非淺鮮。」
農業生產陷入日益萎縮的境地。
關於資金問題。首先，中貧農的農業再生產資金大半被重租重稅所消耗。例如1945年4月13日的《雲南日報》社論指出昆明附近各縣的農民繳了租稅後的情況說：「近年來秋收後能夠有餘糧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過年後還能有存糧供—家3個月食用的，每村更不過數戶而已。在此期間，還有種種與時俱至的負擔源源而來，迫使農民將存糧出售。於是谷雨—至，連播種都成問題．更逞論日常供食用的米麥……農民自播種起至收穫前，因缺乏資本——主要是種種食糧和肥料——被迫忍痛將未來的收成以較現在為尤低的價格預賣給人」。沉重的租稅，加上生產成本的提高和高利貸的剝削，使農民更大量地喪失其農業再生產的資金，成為農業生產縮減的重要原因之一。
據1945年8月19日中央社報導：『除了部分兵役官員的敲詐和勒索以外，在每千名被征新兵中受虐待致死的竟達840人。」。結果，所有農村壯丁，以及—部分超過或不及役齡的農民全被弄的不能安居樂業。不僅應服兵役的，就是許多應當免去兵役的農民，也經常因為害怕沒有保障而逃避抓兵。他們或去城市，或入山林，暫時逃生。兵役和抓丁的結果，造成農民勞力的枯竭。據1941年中山大學農業繫在廣東連縣19個村的調查，所有離村的男子，有38.7％是出外當兵的。那19個村男子連老漢在內共1256人，離村的就達501人。僅一年中，離村成年男子即占總數39．9％。
抗日根據地的農業經濟政策
第一，開墾荒地，擴大耕地向積。由丁日寇的破壞和天災的侵襲，使解放區存在著很多荒地。如據晉西北1940年調查，耕地面積僅是戰前的84%。；又如1939年大水災，晉察冀邊區被毀良田不下17萬壩。而陝甘寧邊區在1937年以前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及水旱災荒，耕地面積縮小廠8431006畝，僅及全邊區可耕地4000萬畝的1／5強。因此，開墾荒地就成為解放區增加農業生產的一項十分重要的措施。
為了提高農民群眾開荒生產的積極性，各解放區民主政府頒布了鼓勵開荒的優待政策。如陝曾寧邊區《優待移難民墾荒條例》規定：「經移民、難民自力開墾或僱人開墾之公地，其土地所有權歸移民或難民，並由縣政府發給登記證．此項開墾之公地3年免收公糧，經開墾之私荒，依照地權條例，3年免納地租。3年後依照租佃條例辦理，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
又如晉綏邊區政府的《開荒條例》規定：「開墾生荒3年內免征公糧，5年內免交地租；開熟荒免征公糧1年．免交地租3年；開河灘地免征公糧5年，5年至20年免交地租。例如1942年3月和9月先後公佈的《淮北蘇皖邊區墾殖暫行條例》和《鹽阜區墾荒條例》，規定貧苦農民開墾公荒3年(淮北)或5年(鹽阜)免除賦稅。開私荒承墾人，3年不交地租有永佃權。各解放區開荒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在陝甘寧邊區，1937至1942年6年開荒約300萬畝，增產粗糧50萬石。1943年不包括機關部隊和秋開荒的開荒數為763276．8畝，1944年不包括機關部隊開荒數達1054720畝。」晉察冀邊區在抗戰8年中，共開生荒393819．9畝，墾熟荒848937．56畝，修灘352446．4畝，加修梯田、改良鹼地和平毀敵占溝牆．共在200萬畝以上。」
第二，興修農利，擴大農田灌溉面積。「水利是農業的命脈」。
邊區抗日民主政府規定：「由早地變成水澆地的增產部分，3年免交公糧。靖邊在1942年興修了5000畝水澆地。全邊區1942年新修水澆地27572畝。」在敵後解放區．為了鼓勵群眾興修水利，各抗日民主政府也頒布了水利政策，因此．雖然戰火連天，仍取得空前的成績。例如在晉察冀邊區在八年抗戰中鑿井22425眼，澆地125190畝，開新渠3961道，澆地727060畝；整舊渠2798道，澆地304146畝，再加上其他增挑桿蓄水汪等澆地110224畝，共澆地1265601畝。華中解放區的「水利建設成績卓著」。例如蘇北鹽阜區在1943年冬1944年春兩季5萬人開浚的木豐、潭洋、魯濱等8條河流，共長80里，平均寬3丈，深1.5丈，約23萬餘土方，受益田達14.5萬畝。
第三。農貸和各行各業的支援農業。為了扶植農業，在極端困難的戰爭年代裡，解放區的民主政府對農業生產進行了盡可能的支援，發放了大量的低利或無利的貸款貸糧。以發展農業生產和調劑農村金融。為使農貸發揮更大的作用。
《陝甘寧邊區農業貸款章程》中規定：在農業生產、農村副業生產、農業供銷和農田水利這4類農貸中以農業生產貸款為主，該貸款以勤勞貧苦農民為對象，農村副業貸款以具備生產條件的農戶為對像；供銷貸款一般以民辦合作社為對象，供給農村必需品和運銷剩餘農產品的周轉資金；農田水利貸款也要求經主管建設機關直接貸給生產的農民。不照章執行或轉作不正當用途者，分別輕重給以處罰。這些規定說明抗日民主政府的農貸是為了幫助解放區的農業和國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貸款的利率也低，長期年利1分，短期月利1厘，遇天災**等意外事變，還可請主管機關減少或豁免償還。在陝甘寧邊區從1942至1946年經由建設廳和邊區銀行發放的農貸達9.9億余萬元。在晉冀魯豫邊區從1940至1945年5年中發放農貸共達134826萬元。
第四，提高農業技術，獎勵生產和開展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運動。各解放區抗日民主政府頒布了各項具體的法令政策。獎勵開荒、獎勵興修水利、獎勵植棉、獎勵繁殖牲口、獎勵勞動英雄以及獎勵技術發明創造等等，又都召開了盛大的生產展覽會和勞動英雄大會。增加生產力要依靠技術和勞動，當時處在落後的農村，不能不多依靠勞動效率的加強和勞動群眾勞動積極性的增高。
第五，調劑勞動力。除了前面談到的勞動互助、各行各業和軍隊幫助等項辦法外，陝甘寧邊區和敵後解放區還採取了獎勵移民，動員婦女、動員「二流子」參加生產和生產放假等項有助於勞動力調劑的辦法。關於生產放假，*總結陝甘寧邊區的經驗指出：「邊區某些家境困難的黨政工作人員，應每年允許他們回家2次，每次若干天，從事家庭生產。邊區的小學、中學，農忙時必須停課，讓學生及本地教員回家幫助生產，這也是調劑勞動力之一法。
解放區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運動，是**中央和*堅持持久抗戰，爭取抗戰勝利的重要戰略性措施．它是在解放區物質條件極端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當時陝甘寧邊區和敵後各解放區都處於經濟落後的廣大農村。
*指出：「由於是農村，由於是經常被敵人摧殘的農村，由於是長期戰爭的農村，部隊和機關就必須生產。由於是分散的游擊戰爭，部隊和機關也可能生產。在我們陝甘寧邊區，則更由於部隊和機關的人數和邊區人口比較，所佔比例數太大，如果不自己生產，則勢將餓飯；如果取之於民太多，則人民負擔不起，人民也勢將餓飯。因此，我們決定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這種生產運動，是在當時「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八路軍新四軍這支打仗的軍隊「要當兩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產。……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麼，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
1943年陝甘寧邊區生產自給的總額達財政總支出的*％，取之於民的僅佔36％。1944年邊區直屬機關15個單位總收入占總開支的比例，平均占51.07％。中央直屬機關21個機關，生產共值小米56650.58石，占總開支77％，除自給外。尚節餘13236萬元(邊幣)。部隊的生產成績最好，是年自給生產共生產：細糧10萬石以上，除去自用部分外，交到糧食局的共86982石，其中部隊占63178石，邊區系統11982石，中直系統11456石。部隊中又以三五九旅成績最好，是年共生產細糧2萬石，除自食外，還向政府交納公糧，打破了「吃糧當兵」的舊傳統，樹立了自己動手，艱苦奮鬥的新風尚。
1943年11月29日，*在**中央招待陝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讚揚是年邊區部隊機關學校的生產自給說，「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18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白己辦。……我們的機關學校，今年也大進了一步、向政府領款只佔經費的一小部分，由自己生產解決的佔了絕大部分；去年還只自給蔬菜50％，今年就自給了100％；餵豬養羊大大增加了肉食；又開設了許多作坊生產日用品」。
敵後解放區的部隊機關生產運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例如：晉察冀的北嶽部隊，據1944年11月的不完全統計，經營的土地達61756畝．可收糧1．5萬大石以上。早熟作物，僅一、四兩個分區和個別機關統計，已收穫7．9萬斤以上。蔬菜5、6、7三個月共收300萬斤以上，其他副業、牧業等生產獲利截至7月半已達1899萬元個晉冀魯豫的太行部隊同年開荒88l72．43畝：太岳部隊開荒58052畝，產糧25409石，菜4031360斤。
各解放區，經過減租減息、互助合作，大大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力，農業生產在大生產運動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首先是耕地面積的擴大和糧食生產的大幅度增加。例如陝甘寧邊區，抗戰前耕地面積己縮小至843萬餘畝，到1945年又增至1521萬畝．增長了79．4％。「而且有大量早地改成水田，從1940年到1944年就從23558畝增至4．1萬餘畝。邊區的糧食產量1943年達到184萬餘擔，除當年總消耗162萬石外．可余20萬招。1944年更達200萬擔，不僅不再需要吃購進糧，而且有餘糧輸出。在敵後各解放區也都有不同樣度的增加。如晉察冀解放區，經抗戰8年的水利建設．新成水田和受益田達2137433畝，僅此一項估計每年增產糧食百萬石以上。晉綏和晉冀察冀的太行、太岳分別擴大耕地55、30和22.5萬畝，分別增產糧食16萬大石、30和11萬石。
j；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紐約：每週評論出版社1970年版)第61頁
太岳地區在抗戰的最後幾年個，從日占區和國民黨控制區收容了20萬難民，太行收容了40一50萬。貝爾登寫道：」河南國統區的100萬饑民，渡過黃河來到邊區(晉冀魯豫邊區)。據估計，原先十口之家者，其半數多已死在當地，活著的人結伴進入『共產』黨地區以謀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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