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錢的問題
嚴格說來，共和國與伊朗都沒有將對方當成真正的盟友。
前面介紹過，因為某些極端政策，所以直到中東戰爭前，共和國與伊朗的關係都不冷不熱。在伊朗戰爭之後，伊朗一度投靠俄羅斯，希望借此機會向共和國施壓，而共和國採取的對策是大力支持敘利亞與伊拉克，並且在埃及進行戰略佈局。可以說，共和國通過阿拉伯國家進軍中東地區，與伊朗有很大的關係。
中東戰爭之後，伊朗政局發生了微妙變化，共和國與伊朗的關係也因此受到影響。
因為伊朗軍隊在戰爭中的表現不算糟糕，特別是在戰爭初期，伊朗陸軍的幾個主力師表現得非常突出，所以在戰爭還沒有結束，也就是停戰談判剛開始的時候，伊朗國內的兩大政治勢力就在軍隊中展開了角逐。
誰都知道，這場角逐的結果將決定伊朗的未來。
法國費加羅報在2042年初發表了一篇評論，詳細闡述了伊朗的政治局勢，以及總統內賈德與最高精神領袖哈什所進行的政治鬥爭將對伊朗產生的影響。按照該報的分析，如果內賈德勝出，伊朗很有可能在20到30年內，通過一系列的改革，逐步轉變成一個政教分離的世俗伊斯蘭國家。如果哈什勝出，伊朗將再次跌入輪迴，至少等待半個世紀，才有可能等來第二個內賈德那樣的政治領袖。
毋庸置疑，歐洲的新聞媒體都希望伊朗成為世俗伊斯蘭國家。
雖然伊朗不再可能發展核武器，承諾銷毀所有射程超過1500千米的彈道導彈，保證不再為極端主義組織提供庇護與支持，但是所有歐洲人都知道，如果伊朗再度走上極端主義道路，首先受到威脅的就是歐洲。美國遠在地球另外一邊，擁有獨一無二的地緣優勢，伊朗再厲害，也很難對美國構成威脅。共和國在亞洲大陸的另外一端，與伊朗隔著好幾個國家，而且還有個印度洋，加上巴基斯坦是共和國的鐵桿盟友，所以共和國也不大需要擔心來自伊朗的威脅。歐洲就沒有這麼幸運了，隨著土耳其衰落、希臘倒戈，在歐洲大陸與伊朗之間已經沒有任何障礙。雖然歐盟成員國均能得到法國提供的戰略保護傘，而且歐盟擁有一支不算差的軍事力量，以伊朗的實力，根本不可能挑戰歐洲列強，但是只要伊朗走上歧途，肯定會給歐洲帶來很大的麻煩。
當然，更值得關注的是共和國的態度。
不管怎麼說，共和國即將取代美國，成為中東地區的霸主，而共和國絕對不會忽略伊朗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問題就在這裡，共和國並沒有像歐洲新聞媒體想像的那樣，堅定不移的支持內賈德。
實際上，共和國甚至沒有表示到底是支持內賈德、還是支持哈什。
可以說，共和國的態度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很多人看來，共和國在伊朗政治局勢上的曖昧態度根本無法理解。要知道，如果伊朗走上極端主義道路，不但共和國推行的中東政策會受到影響，就連共和國的本土安全也會受到威脅。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共和國與伊朗的關係不溫不火，甚至在伊朗核問題上站在了美國那邊，就是因為共和國對伊朗在暗中支持極端宗教組織與極端民族組織感到非常惱火。按常理來說，為了自身的利益，共和國應該設法改造伊朗，讓伊朗成為一個世俗的伊斯蘭國家。事實上，中東戰爭爆發前，共和國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內賈德能夠成為伊朗總統，並且向哈什叫板，就與共和國的支持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隨著中東戰爭結束，共和國沒有理由放棄努力。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只要共和國提供支持，哪怕只是口頭上的支持，內賈德也能輕易擊敗哈什，成為伊朗的最高領導人。
問題是，共和國沒有這麼做。
那麼，共和國為什麼沒有在這個關鍵時刻支持內賈德呢？
原因並不複雜，只是歐洲的新聞媒體不肯接受。以當時的情況來看，共和國當局有三點理由不插手伊朗內政。
一是共和國在伊朗的投資並不大。雖然共和國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但是經過王元慶的努力，共和國的政治結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在民營經濟完全取代了國營經濟之後，民族企業家、民營資本家、民間金融家獲得了巨大的影響力，開始左右共和國的對外政策。嚴格說來，中東戰爭與共和國的利益集團有很大關係。別的不說，在戰爭組織策劃階段，三堅集團董事長藺慕勳就出了很多力。問題是，在整個中東地區，伊朗一直不是共和國資本家的主要投資目的地。中東戰爭爆發前，共和國在中東12國（伊朗、阿曼、也門、阿聯酋、卡塔爾、巴林、沙特、科威特、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與以色列）的投資中，伊朗所佔的份額不到7%，連平均水平都沒達到。更重要的是，共和國資本家在伊朗的投資均得到了實物擔保、或者共和國政府的擔保，另外不管伊朗政權怎麼變，只要沒有投入美國懷抱，就不可能拿投資來要挾共和國。也就是說，在對待伊朗的政策上，就算共和國的部分利益集團有利益訴求，也不會強烈到對共和國對外決策產生影響，也就不大可能讓共和國當局由此重視伊朗。
二是伊朗的基本政策與共和國的中東政策背道而馳。不管伊朗會不會成為了一個世俗的伊斯蘭國家，只要伊朗當局的終極目標沒有變化，即伊朗的發展目的就是為了成為中東的地區性強國，那麼共和國的中東政策就不會偏向伊朗，甚至得在必要的時候排斥伊朗。要知道，在絕大部分阿拉伯國家、特別是那些與美國關係的阿拉伯國家，比如沙特、科威特與阿聯酋看來，伊朗是遠遠超過了以色列的現實威脅。也就是說，如果共和國在中東政策上傾向於支持伊朗，等於疏遠了這些阿拉伯國家，也就不可能通過阿拉伯世界來改變中東格局，最終控制中東地區。雖然來自以色列的威脅還沒有消除，但是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矛盾已經顯現了出來。比如在土耳其戰爭經費的分配問題上，伊朗始終主張應該與伊拉克承擔相同的份額，而不是按照兩國的貢獻來承擔責任，結果不但讓伊拉克當局非常惱火，還讓絕大部分伊拉克人把伊朗當成了不可靠的鄰居。
三是伊朗複雜的政治局勢讓共和國當局望而卻步。雖然在很多人看來，共和國是最有可能控制伊朗的國家，一些西方新聞媒體甚至認為，只要共和國當局願意，就能利用軍情局掌握的絕密資料讓伊朗俯首稱臣。不可否認，軍情局確實掌握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不然中東戰爭期間，伊朗軍隊也不會盡些竭力的配合共和**隊，但是落實到實際問題上，除非共和國打算顛覆伊朗政權，成立一個新政權，不然共和國當局沒有任何理由用陰謀手段來控制伊朗。事實上，除了對付一些小國之外，在對付伊朗這樣的中等國家時，別說共和國不會鋌而走險，美國也不可能用陰謀手段來達到目的。原因非常簡單，推翻伊朗政府算不了什麼，可是要征服數千萬伊朗民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要知道，21世紀初，美國就在人口僅為伊朗三分之一的伊拉克栽了大跟頭。如此一來，在是否插手伊朗內政的問題上，共和國當局肯定會再三思量，而不是積極採取行動。換句話說，只要伊朗沒有對共和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或者說沒有重要到一定要完全聽從共和國的指揮，那麼共和國不沒有必要干預伊朗內政。
由此可見，其中任何一條理由都足以讓共和國當局置身事外。
事實上，這些都是大道理，而不是可以擺上檯面的理由。
在2042年11月，也就是內賈德險遭刺殺前大約1個月，共和國當局在「戰爭經費」與「庫爾德人安置辦法」上率先向伊朗發難，為後面不介入伊朗內部鬥爭做了鋪墊，並且最終成為了共和國疏遠伊朗的重要理由。
「戰爭經費」與「庫爾德人安置辦法」既是兩個現實問題，又是兩個關鍵問題。
2041年底，共和國當局就公佈了2041年8月3日第一次宣佈停火之前的戰爭開支，總費用超過了50萬億元，其中按照國際慣例、需要與盟國分攤的戰爭費用為17萬億。次年年初，共和國當局就以外交照會的方式，向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提供了「戰爭經費分攤辦法意向書」，並且在2042年2月初在共和國首都舉行了第一次四國外長、財長與防長（國防部長）聯合會議，商討戰爭經費的分攤辦法。
按照共和國當局發佈的「意向書」，在17萬億由盟國共同承擔的戰爭開支中，共和國承擔51%，另外49%由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根據在戰爭中所做的貢獻與戰爭損失分頭承擔，其中伊朗承擔21%、伊拉克承擔16%、敘利亞承擔12%。
可以說，這個分擔比例是比較合適的。在大規模作戰期間，敘利亞遭受的損失最為慘重，所以承擔的戰爭費用最低。伊朗也沒有對此提出異議，只是認為伊拉克承擔的戰爭費用太少，應該與伊朗均等，既各承擔18.5%。毫無疑問，伊拉克不可能接受伊朗提出的分配方法。
四國部長會議進行了好幾輪，直到2042年8月，四國外長才在北京達成具體協議，共和國承擔54%、伊朗承擔19%、伊拉克承擔17%、敘利亞承擔10%。隨後共和國就與伊拉克簽署了一份單方面協議，即在2050年之前，以政府擔保的方式，向伊拉克提供2000億元的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就是說，共和國當局以變相的方式，為伊拉克提供了相當於戰爭開支1%的投資，以此彌補了伊拉克的損失。
對於共和國的做法，伊朗當局非常不滿，在2042年9月初向共和國提出抗議。伊朗當局的抗議不但不會收到任何效果，反而給了共和國對付伊朗的理由。受種種因素影響，2042年10月底，伊朗當局以拒絕支付戰爭經費來要挾共和國。在伊朗還沒有澄清為什麼暫緩支付戰爭開支之前，共和國就採取行動，以伊朗當局違反四國部長會議達成的結果為由，要求伊朗當局立即公開道歉，不然共和國將凍結伊朗的所有在華資產。
可以說，這是一項非常嚴厲的制裁措施。要知道，伊朗的海外資產中，至少有六成在共和國。更重要的是，伊朗高官在海外的個人資產中，超過八成在共和國。雖然共和國當局還沒有宣佈凍結伊朗公民的在華資產，但是隨著局勢發展下去，最終肯定會威脅到伊朗政府中的高級官員。
相對而言，「庫爾德人安置辦法」只是一個引申出來的問題。
與「戰爭經費」一樣，「庫爾德人安置辦法」的主要問題就是資金分配。
2042年3月，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完成了庫爾德人人口統計，其中伊朗的庫爾德人大約有450萬、伊拉克的庫爾德人超過了600萬、敘利亞則有大約100萬。與此同時，共和國的一家民營調查機構也按照與軍情局簽訂的秘密合同，對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庫爾德人進行了一次大範圍問卷調查，在受訪的5萬多名庫爾德人中，大約15%願意無條件遷往土耳其南部的軍事佔領區，還有大約60%願意有條件的遷往軍事佔領區，而這些人提出的條件中，又以財產處理與生活安置為主，即能夠得到多少遷移補償。
針對這一情況，共和國在2042年6月向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當局提出了向願意遷移的庫爾德人提供安置補償的意見書，其中就提到，共和國願意為每個到軍事佔領區內安家的庫爾德人提供50000到75000元不等的安置費用。因為在此之前，共和國當局已經承諾為佔領區內的每個庫爾德人補償同等金額的安置費用，所以這項政策並不特殊。問題是，共和國當局在意見書中還提到，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是當事國，也是直接受益國，應該為遷移的庫爾德人提供更多的安置補償。共和國當局也不是不體諒3個盟國的處境，在意見書中明確提到，共和國可以通過貿易補償、技術轉讓、基礎投資、人才培訓等等方式來補償3個國家在安置庫爾德人問題上遭受的損失，並且保證在戰爭結束之後，向3個盟國開放軍事佔領區的經濟市場。
總的來說，共和國是真心想辦好這件事情。
以當時的情況，如果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的75%的庫爾德人遷往軍事佔領區，共和國就得在800萬庫爾德人身上花掉大約5000億元。雖然對經濟總量已經突破300萬億、年稅收高達50萬億的共和國來說，5000億元算不上壓力，但是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如果按照共和國的提議，以同等的方式為800萬庫爾德人提供安置補償，那就是個問題，而且是個非常大的問題。
由此可見，錢才是最大的問題。
當然，比起「戰爭經費」，這點錢就算不了什麼了。
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因為內賈德過於注重國家利益，或者說，想借此機會洗劫那些控制著國家財富的政府高官，並且利用打擊**來對付哈什，所以由「戰爭經費」帶來的眾多問題中，伊朗與共和國關係倒退還是其次的，伊朗的政治動盪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甚至可以說，內賈德在2042年底險遭刺殺，就是因為他在國內政治鬥爭上玩得過火，迫使伊朗的既得利益集團不得不拚命反擊。換個角度看，伊朗國內證據的這種亂象，讓共和國當局更加不敢對伊朗抱太大的希望。
內賈德遇刺，終於引爆了伊朗政壇下的炸藥桶。
必須承認，文明進步的力量是任何宗教勢力都阻擋不了的。
在2042年12月23日（內賈德在這一天被人行刺，直接原因是伊朗在停戰談判上做出了讓步）到2043年1月7日的15天中，伊朗的政治地震既在國際社會的意料之中，又讓眾多國際形勢觀察家倍感意外，因為在15天發生了3次軍事政變之後，笑到最後的不是最高精神領袖哈什，而是命大福大的內賈德。
在評論這15天中在伊朗境內發生的事情時，眾多西方新聞媒體都用了一句話：文明的力量戰勝了宗教的力量。
雖然沒有哪家西方新聞媒體重點提到伊朗政治劇變中，共和國因素起到的作用，但是誰也不應該忽視數十年來，共和國在文化交往上對伊朗產生的影響，特別是對那些在政治地震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伊朗軍人產生的潛移默化的影響！